冷战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的新变化

一、冷战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的新变化

1.政治民主化浪潮汹涌

苏东剧变对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过去仿效前苏联建立一党制的国家的政局和政治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民主化再起波澜。

在非洲，从西非的贝宁到东非的莫桑比克，从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到南部非洲的赞比亚，在非洲大陆掀起了以多党民主为核心的政治风暴。仅1990年非洲就有21个国家宣布放弃一党制，改行多党制。在这种形势下，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在政治体制上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改革，基本上是朝着仿效西方宣扬的多党议会制方向发展。到1991年6月，非洲实行多党制的国家有30个，实行一党制的国家只剩下10余个。目前，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实行了多党制。在拉美，1994年，萨尔瓦多、巴拿马、哥伦比亚、墨西哥、巴西、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等国都是通过大选进行国家最高领导人更迭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海地到21世纪初的委内瑞拉，军事政变先后均告失败，政权都又重新回到了民选政府手里，军事统治在拉美地区已经没有市场。在亚洲，东亚、东南亚地区各国的民主化虽然带来了一定的社会动荡，但民主政治体制已经进入正常轨道；南亚和西亚地区的情况有些复杂，虽然个别国家发生了军事政变或者实行军人统治，但是，也都想方设法披上民主的外衣；在中亚，宗教色彩十分浓厚的伊朗也有了民主化的气息，政治不断走向开明；阿富汗经过“9·11”反恐战争后，建立起了民主政治体制，2004年举行总统大选，卡尔扎伊以55.4%的得票率获得阿富汗历史上首次总统直选的胜利。在原前苏联东欧地区，新独立出来的第三世界国家，更是坚定地走西方民主道路，多数国家的民主政体已经进入成熟期。各国政治发展正在出现新的特点：政治寡头被迫和平交权，体面下台，没有造成大的政治动荡；军人政权复辟的现象虽然时有发生，但受到内外极大的压力，往往难以持久；新的政治斗争多表现为和平的政党之争，议会之争；新政权一般实行温和的政治路线，团结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组成民族团结政府，变零和竞争为非零和竞争，打下了政治长治久安的基础；民选政府大都采取扩大政治参与和政治民主的改革措施，同时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客观上有利于国内政局的稳定。

冷战后的民主化潮流，是在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政治普遍“西化”的反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强力推广西方意识形态和民主价值观的结果。但是，民主化所带来的政治动荡新世纪仍然激烈。2001年，亚洲的印尼、菲律宾，南美的秘鲁、阿根廷等国接连发生政治危机，导致总统下台。2004年，乌克兰的总统选举因为怀疑选举舞弊而陷于混乱。

2.非社会主义化成为时尚

在前苏联东欧剧变的冲击和西方国家乘机施加压力的情况下，许多原来号称为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弦易辙，放弃社会主义，走民主化道路，或者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实践表明，大多数亚非拉国家选择的社会主义是经不起考验的。实际上，第三世界国家普遍不具备产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它们没有一支有一定数量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队伍，更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强有力的工人阶级政党。倡导社会主义的国家领导人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他们之中有一类根本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也根本不打算消除私有制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他们只是想把社会主义的某些思想与做法糅进他们的传统观念或宗教教义之中。另一类是由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所倡导，他们虽然表示赞成马克思主义学说，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缺乏深刻了解，他们大多不顾国情照抄照搬前苏联的旧模式，对经济和政治生活实行高度集中，经济上实行指令性计划、国有化和集体化，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对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结果与主观愿望相反，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到了本国人民的抵制和反对。因此，冷战后，邓小平在会见非洲某国领导人时曾明确指出，非洲不要急于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

3.伊斯兰复兴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冷战结束后，伊斯兰国家正从各方面加强联合与合作。政治上，加强协调行动，力求在涉及穆斯林国家利益的新老热点地区发挥作用；经济上，创建和扩大经济合作组织，正在向伊斯兰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1991年12月，伊斯兰会议组织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体化和伊斯兰共同市场，加强伊斯兰统一大家庭文化上的联系。前苏联解体后，中亚5国加入了伊斯兰世界的行列，进一步促进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国际舞台上显得更加活跃。在一些伊斯兰国家中，原教旨主义组织和政党有了较大的发展。如在阿尔及利亚有“伊斯兰社会主义运动”和“伊斯兰拯救阵线”，在埃及有“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集团”、“赎罪与迁徙组织”，在苏丹有“民族阵线”，在土耳其有“繁荣党”，在黎巴嫩有“真主党”，在科威特有“民众伊斯兰联盟”，在阿富汗有“伊斯兰协会”、“伊斯兰党”和“统一伊斯兰”，在中亚地区有“伊斯兰复兴党”等。某些国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通过合法的议会斗争掌握国家政权，使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受到了严峻考验。原教旨主义组织还出现了国际性联合。1991年4月，55个穆斯林组织的代表在苏丹首都喀土穆聚会，宣布成立阿拉伯和伊斯兰人民会议。这次会议被西方称为“国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大聚会”。1993年2月，在伊朗首都举行了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统一行动”会议。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斗争手段分为和平与暴力两种。前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合法斗争，以取得政权；后者则属于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称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常以暗杀、恐怖活动为主。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的恐怖活动，直接威胁着有关国家的政治稳定和人民生命安全。如埃及盲人教士拉赫曼曾三次被指控试图谋杀埃及总统和阴谋推翻政府。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者反西方不分青红皂白，绑架西方国家工作人员，枪杀游客，在世界各地制造恐怖事件，大伤无辜。如1993年美国纽约世贸中心爆炸案造成6人死亡，1 000多人受伤。1995年，巴黎市中心地铁爆炸案使6节车厢爆炸起火，4人死亡，62人受伤。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遭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击而引发爆炸的悲惨事件，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震动整个世界。美国认为，这一事件是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所为。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国家违背了历史发展方向。某些国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分子，为建立神权政权采取非法、地下、暴力的手段组织游行，煽动罢工，破坏公共设施，制造流血事件，恶化了国家的社会政治环境，给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对地区冲突的介入、渗透和干扰，使地区冲突雪上加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主张用“圣战”将以色列逐出阿拉伯半岛，反对“以土地换和平”解决中东问题。每当中东和谈取得进展时，它们就会制造事端，给步履艰难的中东和平进程增加麻烦，干扰中东和平进程。西方国家利用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制造“新干涉主义”的借口，不利于国家稳定和世界和平。

4.民族主义发生嬗变

冷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中，尤其是在反对“新干涉主义”的斗争中，民族主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冷战后，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主流仍然是积极的、进步的。

然而，冷战后部族冲突和民族分离主义严重危害着第三世界部分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民族统一。在非洲，部族冲突和互相残杀，是影响非洲国家政治稳定统一的巨大隐患。因为部族矛盾，冷战后出现的索马里和利比里亚的动乱，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分离曾经给这些国家和地区造成严重恶果。特别令人触目惊心的是，1994年卢旺达发生的震惊世界的部族屠杀，短短百日之内便有50多万人被杀，200多万难民流离失所。政治动荡使非洲产生严重的难民问题，现有难民560万，约占世界难民总数（1 400万）的42%。大湖地区的动荡导致蒙博托政权被推翻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局势稍趋平静，2001年，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卡比拉惨遭暗杀又激起新波澜。在亚欧地区，主要是民族分离主义猖獗。冷战结束后，由于原苏东地区民族主义的影响和冲击，在中南欧、高加索、中东、西亚、中亚，形成了一个民族主义异常活跃的地带，主要存在着两种民族主义势力。一种是以土耳其为中心的种族民族主义，表现为土耳其主义或泛突厥主义，它以突厥文化或血统关系为基础，极力向外扩展影响，成为影响这一地带政治的一股强大力量。另一种是以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伊斯兰教国家为代表的宗教民族主义，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北非的发展势头日盛。此外，第三世界民族分离主义波及也很广。在亚洲，冷战后阿富汗的部族冲突导致长期战乱，“塔里班”政权又使阿富汗成了恐怖主义的基地，引发了反恐的“阿富汗战争”；同时，民族分离主义者的恐怖活动和分离活动，也严重困扰着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等亚洲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统一。在欧洲，前南斯拉夫的民族分裂达到了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的顶峰，2002年，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宣告成立，南斯拉夫联盟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