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经济学的研究

1.1.2　我国区域经济学的研究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自然条件千差万别、资源禀赋各有千秋、社会经济水平差异明显的大国。这种客观现实构成了我国国民经济及其空间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如何从国情出发，合理组织经济的空间运动，就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课题之一，也成为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

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及其研究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建设内地为主的平衡发展阶段，二是改革开放后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下以发展沿海地区为主的梯度推移和非平衡发展阶段。这两个阶段的不同区域政策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

(一)改革开放前我国对生产力布局问题的研究

早在1956年，毛泽东同志就在《论十大关系》中把经济建设中的沿海与内地关系问题作为推进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十大关系之一，从最高决策层开始就已经十分重视并着手处理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的基本思想是均衡发展，相互兼顾。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体制是以中央高度集权、计划行政管理、排斥市场机制为特征。对国民经济空间层面上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生产力布局的理论和方法上，区域政策的取向以平衡布局协调发展为目标，追求和维护国家层面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区域利益主体没有独立性，区域内部产业结构配置以及不同区域间利益协调、产业分工格局均由中央政府统一安排，地方政府只是被动执行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环节，区域经济利益往往被忽视，或置于次要地位。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中，由于受前苏联生产力布局理论的影响，我国理论工作者对生产力布局问题的研究所考虑的主要原则包括:(1)均衡布局原则;(2)综合发展原则;(3)工业导向原则;(4)国防优先原则;(5)民族团结原则。尤其是在后来的“三线建设”中，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都成为建设的重点。

1964年初，毛泽东从战略地缘防守的角度，将全国划分三类地区。所谓“三线”

的范围，一般的概念是，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三道线。一线指位于沿海和边疆的前线地区;三线指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后方地区，共13个省区;二线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其中川、贵、云和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的腹地俗称“小三线”。根据当时中央军委的文件，从地理环境上划分的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这一地区位于我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较理想的战略后方。用今天的区域概念来说，三线地区实际就是除新疆、西藏和内蒙古之外的中国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

在1964～1980年连续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中国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上万的民工，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著名的如攀枝花钢铁集团，酒泉钢铁集团，金川有色冶金基地，西昌航天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等等。

这一时期区域平衡发展政策的积极效果是，初步改变了旧中国生产力布局的严重畸形状况，推进了内地的经济开发，增强了内地的自我发展能力。但区域平衡政策也产生了一些问题:第一，超越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在国民经济主要任务是发展而不是缩小空间差异时，过早提出和实施了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因而在整体上延缓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二，区域平衡发展的指导原则之一是为国防安全服务，而不是消除贫困，尤其在“三线”建设时期，这一原则被推向极致，造成巨大损失;第三，强调区域自成体系，导致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化，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结构，丧失了区域分工效益;第四，思想方法片面化、教条化，如强调生产关系决定论，忽视生产力对生产布局的作用，盲目模仿和照搬前苏联的有关理论和方法，把经典理论绝对化、教条化、无条件化，使区域经济研究陷入僵化、缺乏活力的境地，抑制了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二)改革开放后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

我国的区域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作为一门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受到人们的关注不过是近十几年的事，它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而兴起和成长的。目前区域经济发展日益成为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区域经济学研究也由此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其他地区和其他单位的发展。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并且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随后又指出我们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平均发展不可能，先有一部分地区好起来，再去帮助差的地区，那就比较容易了。”邓小平同志还设想了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扶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的贫富差距问题。”邓小平同志以高屋建瓴之势勾画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大政方针，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以沿海为龙头的全国经济的发展，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区域经济学的迅速形成。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体制开始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迈进，区域经济发展与研究的宏观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国家对宏观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转向间接调控，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第二，地方经济主体得到确立，其地位与作用逐步增强，由于财政、税收、计划、投资体制的深化改革和地方经济调控权的扩大，地方政府的责任、利益进一步强化;第三，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模式由速度型、粗放型向效益型和集约型转变，传统的“均衡”布局已不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代之以“效率”为目标的布局原则和政策导向;第四，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重点对沿海实行特殊优惠政策，结果使区位条件优越、经济基础雄厚的沿海地区得到了高速发展。

这一时期区域不平衡发展的梯度推移政策实施的结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使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心大规模东移，又一次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力布局;其次，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层次上出现了由80年代的沿海向内地的梯度推进格局，转变为90年代的全方位开放与发展的新局面;第三，投资主体多元化，布局机制复杂化，新的经济主体和利益分配机制开始形成;第四，新兴工业地区和经济增长极如长三角和珠三角成长迅速;第五，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迅猛发展;第六，引进外资和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国民经济总体水平和质量有了明显提高;第七，人民生活水平增长较快，翻两番目标已提前实现，国民经济近20年连续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区域经济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动因，它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份额明显提高，过去那种单一的产业经济增长机制被打破，代之以区域经济为主体的新的国民经济增长机制。

在取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和不容忽视的矛盾与问题。如区域经济不平衡程度不断加剧，区域差距进一步拉大，经济重心更加偏向东南沿海;扩权后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出现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严重阻碍了区域分工与协作关系的发展;由于缺乏明确的区域产业政策指导，区域分工不清，各地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缺乏规模经济，老工业基地相对萎缩，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区域倾斜政策与产业倾斜政策没能有机配合，导致产业结构失衡和生产布局不合理等等。

(三)关于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的评价及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为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同时也为区域经济的研究提供了用武之地。近3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推进，我国的区域经济研究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面。主要的成果可概括为三点。

1.对“均衡”与“非均衡”、“公平”与“效率”的反思

从实践结果看，过去那种片面的不顾环境条件的“均衡”布局原则，给我们带来了十分深刻的教训。生产力分散布局，既牺牲了总体利益，损失巨大，也难以实现公平目标，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从思想认识根源上看，过去那种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把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看做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使人们不能把握经济活动的真正规律，也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因而，改革的目标取向转为追求效率，打破“大锅饭”机制，建立市场调节机制。于是，改革开放伊始，传统的“均衡”思想和布局战略就受到质疑、挑战，并逐渐受到人们冷落，而“非均衡”发展的思想则得到重视和确立，我国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也因此形成并逐步得到强化。

“效率”与“公平”孰重孰轻、孰先孰后，不同发展时期会有不同的答案，但二者始终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开放扩大了我国经济理论界的视野，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开始不断被引入我国。根据短缺经济学原理和生产要素流动特性，在经济发展的起步时期，受资源短缺的约束，有限的生产要素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只能流向效率较高、区位条件较好的地区，区域的不平衡发展是国民经济整体有效增长的必要条件，因此必须执行“效率”优先原则。在经济发展中后期，有效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成长，实现区域平衡发展成为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经济增长和区域平衡目标是一致的，“公平”原则便跃居主要地位。

区域经济学积极地参与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及改革的实践，在回答并逐步解决现实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的同时，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有效地指导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

2.开展区域发展战略研究

在这方面，区域经济学积极引进国外的区域经济研究成果和经验，大大推进了我国区域经济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从而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新工具和新手段。

发展战略研究在层次上可分为宏观区域发展战略和地方发展战略研究;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可分为国土整治规划、区域开发开放规划、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等方面，以及一些专题性研究，如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研究、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区域市场发育研究等，这些研究以改革开放后新的视角、新的观念为出发点，集国内外最新理论之大成，推出了一批我国区域经济的研究成果，不仅在理论研究上，而且在参与经济建设的实践上，都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各种发展战略理论层出不穷，代表性的有经济区(带)划分、梯度开发、逆梯度开发、增长极开发、点轴开发、网络开发、圈层开发等理论。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与梯度开发推进理论、七个经济区(带)的划分与功能定位，都程度不同地应用了上述有关区域经济开发理论。同时也说明我国区域经济研究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巨大贡献。

不同区域或不同主题的发展战略，均是在国家总体战略目标下，以区域为实施单元，从整体上或从某个专题上，推进区域产业空间配置和区域分工合理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挥地区优势，从而推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

3.区域经济关系与调控体系的研究

随着中央部分权力的下放和分散，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利益主体地位和职能逐步形成并得到强化。尽管区域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在区域关系上却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重复建设、资源大战及贸易封锁愈演愈烈，产业结构趋同，区域分工不清;区域利益关系扭曲，区域差距逐步扩大。这些现象不仅不利于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直接影响了全国经济活动的有序平稳运行以及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因而引起理论界的普遍关注。许多学者深刻分析了上述区域关系不良现象产生的体制与政策方面的背景原因，提出了依靠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克服这些区域扭曲关系的政策措施(参见辛向阳:《大国诸侯: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之结》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5月第2版)。还有一些学者则探讨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指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主要指标和实现的条件等等。

中央部分权力的下放和分权导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大为削弱。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推进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欠缺又需要国家行政手段的弥补。这方面的研究在于必须合理地确定中央与地方的经济管理权限，建立起国民经济的两级调控体系，通过深化计划、投资、财政、税收等多种体制改革，完善经济和法律调控手段，明确两级调控主体的目标与责任，构建出区域经济管理科学的体制框架。

我国的区域经济学是在较短时间内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在许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从总体上看，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开拓性创新性研究不足，引进引用国外理论较多;应用性实用性研究不足，释义性规范性研究偏多;微观领域研究不足，宏观领域研究较多;定量研究不足，定性研究偏多。我国的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结构还停留在对策措施层面上，未能进入更深层次的领域，不能完全满足经济建设的客观需要。

经过对过去几十年间我国区域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反思，我国区域经济研究正朝着更加完善的方向迈进。不少学者已在尝试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探索这一年轻而富有希望的领域，主要的研究有: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动因和因素分析，区域经济体制改革，区域产业结构及演变分析，区域市场发育研究，区域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研究，区域关系与地方行为研究，区域政策与产业政策结合研究，区域开放研究，区域经济学与相关学科关系研究，以及区域经济学研究手段现代化定量化研究等等。

只有恰如其分、客观地分析和评价过去，才能真正找到区域经济学研究的当前立足点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在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把握区域经济的基本特征，吸收和借鉴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国外的区域经济理论和现代信息技术，我国的区域经济学研究一定会步入一个更高的层次。

区域经济学是一门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应用学科，这由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可以窥见一斑。根据2008年5月的一份资料，全国已经有103所高校设置了区域经济学硕士点，近30所高校开设了区域经济学博士点。另有三个学科重点建设单位(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和兰州大学)，有近百所大学的有关院系开设了区域经济学课程(参见吴殿廷:《区域经济学》序)。由此不难看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在我国必然将不断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