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创意指数研究

8.2.2　我国的创意指数研究

在我国，创意产业衡量指标建立得最早和最为完善的当属香港。上海对创意指数的设计紧随其后。

1.香港创意指数^[2]

香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中心于2004年参考了众多国际具有前沿性创意标准的衡量基准，尤其是创造性地吸纳了理查德·弗罗里达创立的“3Ts”模型及“欧洲创意指数”的精华，结合香港特区教育、科技等多方面的实际情况，拟定了“5C”为香港的创意指数模型，即“创意效益+ 4种资本”模型：创意效益、结构与制度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见图8.2）。

图8.2　“5C”模型图示

资料来源: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办公室课题组编著《C产业:创意经济的引擎》，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11月，P115

第一，创意效益。创意产出的不仅仅是以业绩指标（如GDP增值，贸易额等等）来衡量的经济效益，还产生了可以彼此分享和传达的创意成果。经济产出代表了创意经济的增长及其创造财富和就业的潜力，而其他的创意产出表现为社区创意活动的一般前景、生命力和活跃性。创意产出的这两个方面分别从经济和非经济成果角度描绘了社会创造力所达到的程度。

香港创意指数设计了一个数据框架，衡量创意的“经济贡献”、“经济领域的创意活动”和“非经济收益”等指标。在该框架中所选择的指标涵盖了以下广泛的领域：（1）创意产业的经济贡献；（2）创意产业的就业人数规模；（3）创意产业的交易额；（4）中小型企业的企业精神；（5）电子商务的经济贡献；（6）商业领域的创造能力；（7）与专利申请相关的创新活动；（8）创意部门和文化艺术领域的创新活动（非经济指标）。

第二，结构/制度资本。香港创意指数框架界定了六种社会条件——“法律制度”、“言论自由”、“国际上对文化发展的投入”、“信息和交流技术的基础建设”、“社会和文化基础架构”和“企业精神和金融结构”。这些条件为一个社会产生创意活动提供了背景条件，也决定着其他资本形式的使用和分配环境。

第三，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长久以来就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非常有效的因素。香港创意指数中的“人力资本”框架把文化发展和研究支出、发展和研究人员数量以及高学历人口数量作为表现社区创意投资和人力资本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此外，指数还另外增加了一些指标以反映“人力资本”的多个层面。其中之一是参加“终身学习”的工作人口的数量。这个指标提供了全新的尺度来衡量工作人口为持续发展技能所进行的投资。除了人口素质的指标，研究者还在框架中创造了一系列关于人口流动的指标。

总而言之，“人力资本”框架衡量了支持人力资本发展的两方面条件。首先，通过衡量文化发展研究支出、发展和研究人员数量、高学历人口数量和参加“终身学习”的工作人口数量，检验了一个社区是否能够为“知识银行”的发展提供适宜的环境。其次，人力资源和人口的流动性可以反映社会对于文化交流、技能和知识的传播以及新概念普及的支持程度。这些人力资本的发展要素也可以加强其他资本形式对创意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第四，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指的是包含特定地方人群的社会网络。1970年以来，各个国家对此都作了深入的研究。信任、互惠意识、信息化和社会网络间的合作都有助于形成集体福利意识、加强社会表达意识和增强社会参与性。这些也都能帮助私人或集体创意的发展。香港创意指数通过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形式等方面来衡量香港人的规范和价值观，尤其收集、建立了以下几方面的数据和指数：（1）概括性信任（Generalized Trust）；（2）制度性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3）互惠意识；（4）功效意识；（5）合作；（6）对少数民族的态度；（7）对新观念的支持度；（8）自我表达；（9）社会活动的参与度，包括志愿者工作、参与社会活动的障碍、俱乐部和组织成员以及社会人际接触强度等。

除了衡量人们的规范、价值观和他们的社会参与程度，“5C”模型中的“社会资本”还设定了“企业和个人的捐赠”以及“社会部门在社会福利上的支出”等指标，以评价一个地区社会资本的发展。这些指标不单单反映了社会资本发展可使用的资源的程度，还衡量了公共部门、企业和个人对于社会资本发展的支持度。

第五，文化资本。香港创意指数的研究利用了“文化资本”来反映更为具体的创意活动、日常文化以及艺术和创意的具体特点。这些创意活动通常表现为不同形式的艺术和表演，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通过数据与相关形式的结合，香港创意指数形成了参与艺术文化活动模式的标准和指数。此外，指数还特别衡量了香港人的一些价值观：关于创意活动的、学龄儿童创造能力的、艺术与文化在个人发展中的地位的，以及社会环境（包括工作环境、社区环境、政府条文）是否有益于文化和创造追求等等。

衡量文化资本的数据结构与社会资本的框架十分接近，它包括了一个社区文化资本的三个方面。首先，香港创意指数通过衡量文化领域中的公共支出和企业捐赠来检测公共部门、企业支持艺术和文化发展的资源；其次，因为目前尚无法掌握个人可处置的艺术和文化收入的情况，香港创意指数使用“家庭在选定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领域的支出”作为替代品，来反映社区在艺术和文化上的投资；而对于文化规范和价值的衡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创意的态度以及对艺术、艺术教育和人权保护方面的重视程度。一些关于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衡量是相辅相成的，比如“对于自我表达差异和变化的态度”是社会资本十分基本的指标，它同时也是衡量其他资本十分重要的元素。对文化参与程度的衡量覆盖了文化消费的很大层面，但这并不是经济的概念，而是对加入艺术和文化活动的方式的考量。

总之，香港创意指数涵盖了从法律体系、言论自由、国际惯例、社会和文化的基础结构到研发、教育、人力资本和规范与价值、文化参与等一系列涉及社会基础和公众利益的指标，不仅探讨了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同时也揭示了创意成长、制度与社会文化价值之间的关联。从这个意义而言，香港创意指数无疑为亚洲研究城市创意产业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较为科学全面的方法（分析）体系。

2.上海创意指数

上海于2006年参考欧美、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创意指数体系，结合上海特点，制定了《上海城市创意指数》，其中包括产业规模、科技研发、文化环境、人力资源、社会环境五大指标体系，是国内又一个具有综合性和可比性的创意产业指标体系。2007年经过重新修订的创意指数，更加关注科技发展对文化、经济活动的深刻影响，强调文化、技术和经济三者的深度融合。

第一，产业规模。该指标包括创意产业的增加值占全市增加值的比重和人均GDP两个分指标；第二，科技研发。科技研发是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科技研发水平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创新能力。该指标主要包括研究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值、高技术产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实现产值占GDP比值等六个分指标；第三，文化环境。文化环境是指一个有利于文化参与的环境，能够促使新思想的诞生，从而提高社会的创造力。该指标主要包括家庭文化消费占全部消费的百分比、公共图书馆每百万人拥有数、艺术表演场所每百万人拥有数、博物馆、纪念馆每百万人拥有数等九个分指标；第四，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的层次越高、流动性越强，将越有助于社会的文化交流、技术转移和知识的流通，以及新构思的产生。该指标主要包括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人均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等七个分指标；第五，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指一个城市是否拥有能够吸引、动员和维持创意的社会环境，对创意经济体系是非常重要的。该指标主要包括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社会安全指数、人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等九个分指标。

3.台湾创意指数

台湾是按照香港创意指数体系的基本构架，并根据自身与香港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应用台北市的具体数据（包括部分全台湾的数据）与香港创意指数的相关指标进行对比，设计出了台湾创意指数的基本范围。

与香港创意指数所不同的是，在经济效益指标经济层面的创意活动中，台湾只选取了专利方面的指标，舍弃了其他指标；在结构/制度资本指标中，台湾只选取了度量司法制度独立性的指标，舍弃了对“贪污的感觉”、“表达意见的自由”、“金融基础”、“企业管理的能力”等指标；在社会资本的指标选取上，台湾只选取了部分志工（志愿者）的指标作为社会参与指标，舍弃了合作和社区事务参与的指标；在文化资本的架构方面，台湾选取的指标与香港类似，但是比香港的指标更详细一些，在考察文化支出方面，台湾选取了行政当局在文化方面的支出、台北市市民的捐赠及转移支出，以及台北市市民在语言学习、音乐学习等方面的支出等多个指标。就总体而言，台湾创意指数可以认为是香港创意指数在台湾的一种应用。^[3]

4.北京创意指数

目前北京创意指数的总体框架和指标大致包括五个方面共五十项指标。五个方面是指文化创意产业规模、科技研发、人力资源、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北京创意指数的特点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在总体系框架不变的条件下，结合北京的特点，对指标中的个别要素作适当调整；第二方面，即在创意指数指标方面，尽量设置能充分反映北京特点的具体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