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是企业文化价值观的核心

任务二　信用是企业文化价值观的核心

经济发展、变迁、整合过程中，有一种朴素的社会机制在控制着，即英国希克斯（John Liks）所称的“习俗经济”。当社会进入到文明程度高级阶段时，“习俗经济”所起作用相对减小，超越政府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经济主体——企业，所需要的是建立规范、标准、制度化、一贯性的运行机制——信用网络，它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需要，与经济发展规模相伴发展。

操作指南

一、非信用的基本情况

（一）非信用的类型

信用已逐渐变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它是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无形资本，信用的崩溃已成为一场没有赢家的赌博。信用的缺失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是信用制度、信用道德和信用市场三位一体的缺失。因此非信用关系可归纳为以下五个类型。

一是非信用观念。非信用观念具体表现在不要“面子”。由于我国文化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甚至包括受这一文化影响的东亚诸国都是以“面子”作为人生价值标准，即一种以人情义理为纽带的义理社会。然而日本、韩国由于其他方面的种种因素，则超越了我国，在观念方面改变较快，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体系。而我们自己呢？却停留在此，若是丢了“面子”，相当于社会生存权被剥夺。在此基础上不但没有发展，而且目前还出现占用他人的钱财，债多不愁以赖账为目的，逃债、废债的现象。这就说明信用观念淡漠，这种行为腐蚀着市场经济秩序，影响经济发展，“蚕食”经济基础，危害上层建筑。

二是非商业信用。商业信用原本是社会再生产过程各环节之间直接发生经济联系的中介环节，是各企业之间经济往来的调节器，我国现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阶段，应该在商业信用方面表现良好。宋代徽商成功的重要原因就是讲诚实、重信用。然而，有人却把它看作一种发展的契机，突出反映在三角债问题方面。企业之间相互拖欠的原材料款额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长。不按期交货付款不是偶然之事，似乎是司空见惯之事，例如：中南最大的炼焦煤生产基地河南平顶山煤业集团连续五年成为利润总额行业十强企业，却被13.8亿元收不回来的货款所缠绕，直至陷入困境。普遍的企业拖欠最终形成了难解的恶性“债务链”。商业信用不但没有成为调节器，而且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使企业处于“死不得，活不得”的两难境地。

三是非银行信用。银行信用是信用关系的主体。应该是其他信用关系围绕主体发展较好。可事实恰恰相反，虽然国家颁布了有关银行信用、信托等几个法令，但没有收到良好效果，却出现了巨额银行贷款呆滞沉淀。具体表现：一是直接关系，企业欠银行。二是间接关系，企业欠政府，政府作担保，政府欠银行。个别情况下企业别无他法，厂牌变换，原班人马，机制未改，甩掉欠款，重新开业。最终形成银行是块唐僧肉，出现“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谁不吃”的“大家吃”局面。这些已成为金融业向企业化发展的阻碍因素，削弱抵御金融风险能力，甚至可以说成是潜在隐患。

四是非消费信用。社会生产的产品要在不同的生产环节消费。消费市场领域本应是生产者为寻求收益最大化，消费者按照自己的欲望消费。然而却出现了仿造、假冒伪劣，虚假广告误导消费者偏好。这不但损害了消费信用，而且也坑害生产者和消费者。更严重的是消费信用刚刚开始便又草草收兵。原本购车、买房等大宗商品的消费市场利用信用可以分期付款，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可是一些缺乏信用观念的人，支付首期付款，商品到手后，便逃之夭夭。如：石家庄某汽车销售公司有30%的购车人不能履约，最后，甚至有人既不还货款，又拒绝将车交回。好端端的信用消费在国外开展得红红火火，然而我们的信用消费却一夜成为历史。如此事实，凡有市场经济思想的人不能不为之忧虑。良性循环的信用消费已成为市场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是非政治信用。政治信用即是政治集团成员间诚实守信。非政治信用现象不但影响上级的决策，而且阻碍干部与干部、干部与群众关系良性发展，严重损害党与国家的形象，更不能忽视它对经济的腐蚀。

从以上经济信用关系类型分析，我们看到诸多症结，这些症结的存在，是历史与现实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二）非信用滋生条件

人类的交易行为从偶发性走向常规性之后，市场交易中信用关系开始逐步演化出各种制度和组织。由它导致人类文明演进的固化形式是融入到基本习俗和价值体系中的，而我国在某种程度上是缺少的。

第一，信用关系“缺课”。从史学的角度考察历代契约文书的发展，可发现，朝代与朝代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契约文书有所发展，尤其是隋唐后期借贷这一经济活动具体体现了马克思的信用理论，但一直没形成体系和规模，因此，契约文书可谓是信用关系的胚胎。从它的发展过程来看还始终处在自然经济阶段，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三个具有特征的经济运动形式而互相对立起来。”^[1]从经济的运动形式和过程的角度分析，这一经济的运动形式又缺乏持续性。故信用关系的发展“缺课”甚多，这就提示我们在信用关系应尽快“补课”。

第二，义理观为评价信用原则。社会成员间的人生价值标准是“面子”，它是人的生存方式。几千年来的儒家传统文化思想把信用这个经济关系给境界化，因而沿袭下来的信用约束机制十分薄弱，通常用“是非曲直，自有公理”这一公众舆论去裁决。这种信用关系的维护只符合封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目前以“义理”为原则的信用评价标准很难适应高效率的现代社会。

第三，信用缺乏法制化。历代封建王公大臣的债务只要有“德政令”等，便可以甩掉，堂堂正正地赖账。义理社会之所以这样冷酷，也是今天个人、企业、政府赖账的源泉。黄世仁和杨白劳之间的债务关系，通过非债权债务手段逼得杨白劳家破人亡。从王公大臣到黎民百姓债权债务关系，以“义理”为原则处理起来极为随意。因而可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它的发展都缺乏一种机制，更缺乏制度化。然而同我国相比，同是人类文明发源地的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法典”中规定了债务人欠债还钱，否则就沦为债务奴隶，后来演变为西方法律原则，这反映了契约社会的债权债务关系的严肃性和制度化。

第四，商业信用僵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人为地对商业信用采取了限制、禁止、取消的政策，理论上误解、教条地理解、机械地照搬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改革“经验”。1930年苏联《实施信用改革的法令》中明确宣布“取消赊销货物的制度，代之以唯一的银行信用”^[2]。我国理论界长期认为实行信用垄断，把一切信贷集中于国家银行，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确定的原则。因此，建立起“大一统”僵化的银行体制，商业信用发展不起来在当时实属必然，然而对于今天市场经济来说纯属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抑制商业信用发展。

第五，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在积淀文化传统中，讲究信用的事例虽不乏于史籍，但多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如《吕氏春秋》曰：“信之为功大矣……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风，风不信，其华不盛，华不盛，则果实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则长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谷不坚，谷不坚，则五种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刚，地不刚，则冻闭不开。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于人事。故君臣不信，则国政不安；父子不信，则家道不睦；兄弟不信，则其情不亲；朋友不信，则其交易断。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者，其唯信乎。”^[3]唐朝初年名宰相魏徵曾上疏曰：“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4]以上说法，其合理的一面是维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不合理的一面就是信用关系在历史上没有拓展和利用，使经济不能飞速发展。

非信用关系的蔓延必然导致信用危机，腐蚀着经济秩序，严重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威胁着国家经济的安全。

（三）非信用的危害

非信用的发展，必然造成市场失灵，使市场信号失真，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加剧，严重阻碍了资本的正常循环和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了市场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府失灵，主要危害有三个方面：

第一，增加交易成本，降低社会经济运行效率。这一点在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的金融危机中已经体现。《危机中的亚洲》一书作者菲利普·戴尔海斯在分析亚洲金融危机原因时指出：经济增长带来富裕，富裕带来自由化。金融部门还没有为自由化做好准备。贪婪、无能和任人唯亲构成了非常不好的信用文化，不遵守共同利益条件下限制不了风险。同时，他认为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外资的投入和不良的国内管理实现的。因此造成金融危机，使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低下。在金融宏观调控方面，邓小平曾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从理论的高度和事实这两个方面看，信用在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一定不能打折扣。

第二，增加国际贸易成本。如政府收购粮食不按时付款，给农民打白条子，政府不兑现招商引资中承诺的对外投资的优惠条件。特别是司法方面出现独特的现象，打赢了官司拿不回来钱，还要赔上诉讼费，执法也“打白条”，这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消极作用。非信用关系发展不但仅仅在这方面，就是在国际民间贸易上也不乏失去信用的人。一个在俄罗斯做民间生意的人，他刚到俄罗斯的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做生意时，在冬天零下30度的一天，他没有戴皮帽子，外出送货冻得实在难耐，此时一位好心人（俄国人）把帽子扣在他的头上，用手比划着第二天在此地还回，可是第二天，中国的生意人没有实现归还的承诺。他在国外践踏了信用关系，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

第三，增加政府管理成本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效应。从利用信用关系发展非信用关系角度出发的也大有人在，从而导致政府管理失灵，这一事例在俄罗斯群体中即可发现。1993年俄罗斯一位数学教授别列佐夫斯基与卡丹尼科夫一起创建“全球汽车联盟”。他们办展览，拍广告，通过媒体宣称已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达成协议，目的是博得民众的信用，进行集资，他们许诺将会得到“汽车”回报，居民们搭乘“致富快车”后，到1997年宣布搁置该项目，他们俩获得近亿美元的收入，这种做法，不但有辱人格、国格，实属利用信用关系发展非信用关系，增加政府管理难度，加剧社会的动荡。当前我国在政府方面非信用关系的发展也不可忽视，有人阳奉阴违，跑官、要官和骗官，贪污腐化严重，对下级和群众无信用可言。另外，国家统计局叶震指出：GDP数据偏高的现象，不但包含着一些主观原因，而且还包含党风不正、社会风气不正等原因，有些干部利用虚假数据获取政治地位和荣誉。初步统计，1999年全国共处理统计违法案件9100多件，其中虚假、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约占40%。^[5]统计数字这种假不彻底打，它会导致党和政府对经济大政方针的决策失误，后果不堪设想。

第四，直接破坏国家经济基石，威胁国家经济安全。假冒伪劣现象泛滥，商业信用受到很大影响。“三角债”拖欠已成为社会的怪胎。银行无法正常经营而陷入困境，应收专收的债务、逾期贷款、坏账等数额急剧上升，已超过安全警戒线。企业经济主体经营困难，正常经济活动受到极大干扰，已陷入恶性循环。

非信用关系的危害已警示要在信用制度、信用市场和信用道德上进行三位一体的建设。

二、信用的理性分析

（一）信用的界定

信用的界定可以是：市场经济主体之间运行链条在互动过程中相互约束关系的总体制衡机制。信用自身就赋有经济含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失信使阿罗·德布洼一般均衡理论描述的实物生产与交换的优美曲线不复存在，因而，一般均衡或任何博弈均衡的存在性证明，即使把条件降低到极限，集合所组成的“集合映射”的“连续性”便遭到破坏。^[6]因此，外国思想家中韦伯斯特说：“信用为现代商业制度中的重要气氛，其赐富于我们，实千百倍于全世界的宝藏。”^[7]这个百倍的宝藏是交易而至，而这种“事前费用”和“事后费用”是通过埃吉沃斯方盒（Edgeworth box）来实现的，中国人没有提出霍布斯提出的社会契约理念，因此，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被西方甩在经验发展的后面，通过人伦来实现市场经济建设一定会出现市场博弈均衡的震荡，“标”与“本”的信用问题并行，市场经济建设的成本加大，中国人朦胧中清醒了，把信用问题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要切实加强社会信用建设，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加快建设企业、中介机构和个人的信用档案，使有不良行为记录者付出代价，名誉扫地，直到绳之以法。^[8]这种“标”与“本”的兼治通过基础分析（fundamental analysis）和技术分析（technical analysis）可以得出建设信用主体的同时不能忽视这样几种关系，即事前交易关系、事后交易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这些关系汪丁丁是这样描述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可以用三种方式来建立。第一是依靠‘自我监督’，也就是道德约束、宗教的、内化的种种羞耻感。第二是依靠双向监督（reciprocity），即被‘坑’者可以同样有效地‘坑’那个‘坑’了他的人。第三是依靠第三方监督，例如法院、黑帮、宗族、上级组织等等。”^[9]在这个基础上应再加横向和纵向关系对比把它具体化后，或者说具体某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可以用台湾著名学者周大中的观点：“表示信用以现有的财物和货币，回复将来支付的一种承诺（present goods or money in turn for a promise to pay in the future）。以会计术语，就是贷方与借方的登录，也就是债权与债务的关系，一个所借出的可以是物资、证券、劳务或货币，将来承诺付还时，亦可采用同一形式。”^[10]那么把上述这个关系扩展到流通领域，马克思对此概括为：“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地说就是贷和借的运动，即货币或商品的只是条件的让渡的这种独特的形式的运动。”^[11]当前让渡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即从熟人社会经济向陌生人社会生活扩展，彼此失去行动预期判断，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国内市场向外延伸，社会化大规模生产在国与国之间相互向外延伸。这种发展趋势，需要全球化的规则与协调，遵守共同规则，维护信用秩序，推进生产、交换、分配过程顺利实现。因而，可界定信用为市场经济主体之间运行链条在互动过程中相互约束关系的总体制衡机制。信用的建立离不开居民、政府、企业、市场四个主体，用笛卡尔集合的思想表示，即可假设社会经济集合为I；信用机制为X；居民户为A；政府为B；企业为C；市场为D。I＝｛（A∩B）∪（B∩C）∪（C∩D）∪（A∩C）∪（A∩D）∪（B∩D）x∈A；x∈B；x∈C；x∈D｝。信用不仅仅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范畴，因为A、B、C、D存在于整个社会，而且还具有经济的哲学范畴、经济的社会学范畴。

（二）信用范畴

信用在经济学意义上的范畴不言而喻，另外还要从哲学意义、社会学意义的角度来研究具有经济意义的信用。首先从哲学角度出发，由于社会与人的活动具有内在的同一性，是一个具有自我组织、自我调节、自我更新和自我意识功能的整体性，社会这种整体性源于人的实践，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三重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意识的关系，这些关系又构成了基本的社会关系，即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即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从实践论出发，信用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而发展的，自然信用与社会具有同一性。信用最初是对社会人的行为规范，诚实守信是人群整合过程中人与人合作、交往时最低限度的约定。“如果群体成员间最低限度的合作与容忍是任何人类群体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那么，诚实信用的概念从这一必然性得以产生便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12]最低限度合作——诚实守信，它是建立在“熟悉”社会的基础上的，在15世纪至18世纪就有人对这个伦理时代直接信用进行过论述，布罗代尔指出：“最直接、最透明和监督得最好的交换形式，那里进行的主要是第一手交易，避免了欺骗。”^[13]

随着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诚实守信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的经济意义，因而从“手—手”、“眼—眼”的交换发展到有间接信用符号——货币。也就是当强权者的信用强大时，自身不具有价值的纸币便有了价值，魏克塞尔说过：“一切货币——包括金属货币——都是信用货币”。这是直接促使发生价值的力，总是在于流通工具收受者的信心，在于他相信借此能获得一定数量的商品。不过纸币大都只享有纯粹的地方信用，而金属或者至少是贵金属——则多少在国际规模上被接受。这就说明了信用与社会发展的同一性，社会发展主要是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是一个有机联系而构成的整体。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14]其中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血缘关系、伦理关系，等等。正是因为社会包括这些关系，信用的关系存在其中，因此它具有其哲学意义上的范畴，与其他关系是有机的、普遍的联系。也正是因为如此，普莱兹教授在研究个人信用时提出了这样的比例方案：“应予以40%的品德、30%的能力、30%资金。”^[15]此后德拉克在分析时意识到人自身生产不仅是生物遗传，同时又是“社会遗传”，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有机结合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因此他对企业研究时指出企业的信用要素为：管理、财务、经济要素、变迁。如下表6-1所示：

表6-1　企业的信用要素

（资料来源：Milton Drake：《How a banker evaluate a credit risk》，1955年版，第182页。）

在此基础上威尔士与爱德华则分为五类：“个人信用、商业信用、零销信用、银行信用、公共信用。”^[16]信用机制的范畴存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上各个环节的统一体，而结成的生产关系，这个关系寓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生产三者之中。构成社会关系的基本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其意识的关系，因而都内在地包含在实践中。社会实践在直接与间接社会行为的发展互动过程中。其次信用又具有社会学的范畴，它是由社会实践的双方直接到群体体系的信用集合行为。一方的社会行为触发另一方的社会行为，即产生“互动”，帕森斯把它表达为“期望的互辅性”（complmentarity of ex-pectation），在互动中“两个当事人期待着相互满足的社会资源的往来”被称为“社会交换”。^[17]交换的双方各自内化对方的行动，互动关系形成的“自我、他我关系”的自律，正像米德指出，是“to take the role of the other”^[18]的过程。与许多人接触中形成“自我与他我关系”复合体，经过综合与一般化的过程，向作为“一般化他人”的“一般社会”对自己的期望，内化为“社会规范”的方向发展，形成社会性的自我的人，这是在双方信用关系的方面，齐美尔在《群体社会学》进行群体分析中指出“二人关系”与“三人关系”，但在后来，这一关系之所以不能被家庭这一制度性群体所证实，难道不是由于人际关系的制度化、客观化、逻辑化这一超越二人关系的“某种东西”影响所致吗？因为这样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形成更高层次的功能性单位，能够持续进行一定程度的稳定的互动，表现出组织性的社会单位“群体”即是信用的群体。可以说，信用也脱离不了群体的五个必要条件：①共同的目标；②一定角色分工的组织性；③制约成员行动和关系的规范；④统一的感情；⑤互动的持续性。从此构成了互动信用群体的社会关系。松本润一郎把社会关系划分为：相互肯定关系；相互否定关系；上下关系。这些关系在斗争中提高社会稳定性、灵活性与整体性的功能。那么可以把它具体化至微观社会学上。我认为信用很符合青田和夫“行动的矩阵”论述：即复数的行动者（actor）表示为Ar，各种各样的情境（situation）表示为S，进行繁杂多样的行动（action）时，把Ar在S₁进行的行动表示为A₁₁，把在S₂的行动表示为A₂₁，把在S₃的行动表示为A₃₁，按同样的方法也把Ar₂进行的行动表示为A_12，A_22，A₃₂……“行动的矩阵”的体系（如图6-1）。

图6-1　行动的矩阵

故此，信用在经济、哲学、社会学范畴是普遍联系的，要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全过程中建立信用运行。

（三）信用运行模块

信用是伴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而社会发展主要是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在变迁过程中社会活动的基本方面，表现为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自身生产这三个基本方面，就是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它表现为双重关系，即“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9]。这个社会关系是物质生产过程的必然升华物。斯密曾指出：“所有人类社会中极为普遍的趋势，即交易、物物交换，以一种商品换取一种商品，这种交换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基础。”假设这种交换就两个人、两种商品，那么用无差异曲线可画出埃奇沃思盒契约曲线（Edgeworth Box Contract Curve），如图6-2。

图6-2

这条契约曲线上的信用，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中详细剖析过，但必须要注意，“沿着曲线，个人的偏好能形成这样一种情景，即仅当某人的状况恶化时，另一人的境遇才能变好”，“这种单个的交易活动，每次都是信用供给与需求在量与质上的相对抵消，达到均衡状态时，社会交易处于有序中”^[20]。信用就随着需求、供给的变化在动态中相对静止，可以扩展其如图6-3所示。

图6-3

但必须要注意：信用主体建设没有纰漏，而且全方位，全程序数据信息对称，刚性法律保障。该机制的扩展是全社会的“扩展秩序”或是人类合作秩序以“自然组织”的方式不断扩展的过程。 ^[21]无论其社会怎样扩展，都离不开四个主体，即居民户、政府（国家）、企业、市场。四个主体之间扩展秩序完善化、制度化，信用则有序有效运行，可用图6-4表示。

图6-4

综合上述分析得出结论：“人类交往不限于物品的交换，还可以扩展到服务和行为。”^[22]那么这种信用是在动态哲学过程中发展的，即均衡——不均衡——均衡，并形成一个网络体系，完成各种交易活动。高级阶段的信用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与专业化分工细致化的经济，高度的社会分工必然伴随着广泛而频繁的交换，交换的内容范围、手段、方式、交易风险的复杂性方面，客观上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信用在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信用网络建设基本原则

非信用不但有观念、传统文化方面的原因，而且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经济法制不健全、不完善，从而导致守信用不比不守信用强，不守信用不比守信用差，产生了不守信用的恶性经济循环怪圈。因此在可计算的信用和不可计算的信用建设上应遵循这样的原则。

原则一：用发展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信用理论，不能生搬硬套。马克思以资本主义信用为研究对象，是从生息资本现代形式——借贷资本开始的。他对借贷运动曾指出：“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地说就是借和贷的运动，即贷币或商品的只是有条件的让渡这种独特形式的运动。”^[23]由此，以信用关系为轴心所组成的经济便是信用经济。资本主义信用形成与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有着直接关系。因此从其信用内涵分析便可得出一个结论：以金融系统为强大的“输血站”，畅通“借贷”运动，促进企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用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结合我国转轨时期的实际情况研究如何形成良性信用关系体系，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原则二：转变信用观念。我们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应彻底改变以“义理”为原则，以“面子”为人生价值尺度的生存方式，这一原则不符合高效现代社会经济需要。提高社会信用意识，摒弃靠内省功夫维护个人信用，加强社会宣传和教育，使广大群众领悟信用的社会本质和价值，发展建立信用关系，形成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我国达到较高经济阶段。

原则三：建立个人信用评级机构。美国从1841年以来在纽约成立了第一家以律师作为市场通讯代理的信用调查机构——“商业调查所”（征信局）。我们应借鉴其对我们有益之处，吸取精华，建立起个人信用评级机构，使要征得信用的人有处可查。建立相关的个人破产制度，以防从事经济活动破产后改头换面，总之是使无信用、骗取信用的人无路可走。

原则四：建立对社会集团、企业等的信用评级机构。有这样一段话：“信用是文明时代之创造，其完善至上的表现仅属于那些最文明开化和管理良好的国家。信用是维持现代商业和社会生机的空气。信用在造福国家方面所起的作用，胜于世界上所有宝藏之千倍。”^[24]美国穆迪公司是以其为宗旨，对要取信用之企业提供参考指标，与它并列的还有标准普尔公司。这两个评级服务公司对美企业的投资、融资以及化解金融风险起到了一定作用。我们应在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的基础上，加强与穆迪·普尔的技术交流合作，结合国家经贸委和财政部出台的有关建立企业信用管理体系的意见的实施，建立一整套适合于我国国情的标准信用评级公司，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作用。

原则五：加快信用法制化进程。完善适应市场经济特点的经济法律、法规体系。用法律武器保护经济人，维护信用关系。对有支付能力不履行契约关系者，依法强制执行。营造讲信用的良好社会氛围和市场环境。

原则六：强化银行信用主体。建立与银行相配套的财政信用、税务信用、保险信用等信用关系。以香港特区为例把信用拓展到消费信贷、旅游度假、出国留学、筹备婚嫁、购房买车、添置家具、装修房屋、馈赠亲朋现金周转等方面。

基于上述全方位的分析，一些企业既是市场经济的建设者，又是破坏者。恩格斯曾抨击过：“主动态一眨眼变成了被动态。”这种“病毒”传递功能很强，选择反经济信用，按照信用范畴中信用要素表实施企业信用管理系统和评价系统。

【实例】

银广夏陷阱

2001年8月《财经》杂志的封面文章《银广夏陷阱》是银广夏事件的导火索。8月2日银广夏宣布紧急停牌。其后中国证监会调查组进驻天津广夏，开始调查银广夏的问题。9月6日证监会公布调查结果：银广夏通过伪造供销合同、伪造出口报关单、虚开增殖发票、伪造免税文件和金融票据等手段，虚构利润7.45亿元；同时还查明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及其签字注册会计师为银广夏出具了严重失实的审计报告。财政部也宣布取消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和相关人员的职业资格并将相关人员移交司法处理。9月10日银广夏复牌，连续走出15个跌停板，68亿元市值不翼而飞。银广夏事件不仅导致了中国股市一神话的破灭，同时也引发了投资者对中介机构的信任危机和对民事赔偿制度的讨论。

【即问即答】

信用缺失的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