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初级产品对外贸易中的物质流

7.5　中国初级产品对外贸易中的物质流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2004年底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她正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虽然现在中国的初级产品进口额仅占总进口额的20%，但总量巨大，增长迅猛，对全球有着巨大的影响。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布朗曾在《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中提出了对中国粮食自给问题的担忧(Brown，1995)，在当时引起了世界的震惊。加入WTO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更加紧密，中国通过贸易将会影响到全球的各个角落。那么，中国在全球初级产品贸易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中国与各大洲间的初级产品相互依赖关系如何?中国初级产品贸易结构发生过什么变化，现在如何，将来又会怎样发展?下面将通过分析中国1950—2001年初级产品对外贸易中的物质流，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旨在评价中国的初级产品对外贸易对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分析中国加入WTO后初级产品贸易将会受到的影响，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提供建议。

7.5.1　研究对象和数据选取

在生态经济学研究中，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即用货币来衡量自然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经常会犯错误。两个国家的贸易关系用货币衡量也许是平衡的，但是从物质流角度来看，也许存在着不对等贸易(Proops et al，1999)。而物质流作为一个重要的物理量指标，可以表明一个经济体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也可以区分一个国家的资源消费有多少是来源于国内的资源开采，有多少是来源于资源的国外进口。在本研究中，我们即是采用物质流来分析中国的初级产品对外贸易状况。

为了计算初级产品对外贸易中的物质流，很有必要先建立一个统一的分类系统。这里我们采用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的分法，初级产品包括:0类——食品及活动物，1类——饮料及烟类，2类——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3类——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4类——动植物油、脂及蜡。下文所讨论的初级产品仅包括0，2，3三类，1类和4类所占份额极小且数据不完整，未列入计算范围。

所有数据来源于1980—2002各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其中部分物品计量单位为头数、张数，这里均估算为重量单位。将1950—2001年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初级产品量按照贸易区域和产品类型分别进行归并。

7.5.2　分析结果

7.5.2.1　用货币流与物质流衡量贸易的差异

用货币值来衡量贸易活动是经济学的一种传统手段，这种分析可以揭示资本密集型的贸易结构，然而物质流分析却能够揭示资源密集型的贸易结构。两个国家或地区间的贸易关系用货币值来衡量也许是平衡的，可是在背后却隐藏着物质的不平衡流动(Proops et al，1999)。纯粹的经济学分析不能正确看待可持续发展问题(Rees＆Wackernagel，1999)，应该建立贸易的物质流核算体系，从物质流角度来评判和分析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图7-1和图7-2显示，用货币流和物质流来衡量国际贸易会产生很大偏差。如2001年中国和亚洲间的初级产品贸易，从货币流上看中国存在逆差，然而从物质流上看却是顺差，这表明用货币形式衡量贸易中的物资流会存在很大问题。在此例中主要是由于进出口贸易结构不同，进口产品的单位物质量价格较高。除此之外，在考虑时间序列时，由于货币的贬(升)值、产品国际价格的变动等也会使得用货币形式分析贸易物质流会产生不小的偏差。

图7-1　2001年中国与亚洲初级产品贸易中的进口额、出口额和贸易顺差额

图7-2　2001年中国与亚洲初级产品贸易中的进口量、出口量和贸易顺差量

7.5.2.2　中国初级产品进出口类型的变化(1950—2001)

从图7-3可以看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初级产品的进口量和出口量均在迅速增加，其中出口量增长了35倍，进口量增长了573倍，近10年来进口量要远远超过出口量。这些年来，中国初级产品对外贸易中存在两个明显的逆差期。第一个是1961—1966年，这正暗示了中国那一段天灾人祸的历史。1959年，中国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15个省发生春荒，其中河北、山东等5省严重缺粮。1960年底，随着灾情的日益严重和受灾范围的继续扩大，单靠国内省与省之间的粮食调拨已经不能完全解决粮食供给问题，于是中国首次开始从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1966年以后，随着粮食进口的不断减少和出口产品的增加，初级产品贸易从逆差重新变成顺差。另一个逆差时期是从1993年至今——中国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越来越多的初级产品尤其是燃料和矿产资源被大量进口。图7-4描绘出一条倒U型曲线(y=－0.59x²+ 8.62x－10.30，R²= 0.94)，反映了初级产品贸易平衡的改变。

图7-3　1950—2001年中国初级产品的出口量和进口量

图7-4　1980—2010年中国初级产品的贸易顺差量

中国的初级产品对外贸易在其他时期大部分为顺差。特别是1979—1992年存在一个稳定的顺差期。正如我们所知，中国从1979年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政府的注意力也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发展。这段时期为了赚取外汇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大量出口初级产品，仅煤炭一项就从1979年的4.63×10⁶ t增加到1992年的2.01×10⁷ t。通过大量进口工业制成品，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得到了巨大推动。

7.5.2.3　中国进出口产品结构变化(1980—2001)

近20年来，中国初级产品进出口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产品结构也在变化。从图7-5可以看出:在出口中，SITC2(非食用原料)占的比例很小，SITC0(食品)基本上在20%左右波动，仅在1991—1994年超过了30%，而SITC3(燃料)(主要是煤炭)是初级产品出口的主体。

图7-5　1980—2001年中国初级产品出口结构

图7-6表明，中国初级产品进口的结构在20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SITC0(食品)所占的比例由1980年的52.4%减少到2001年的9.7%。相反，SITC3(燃料)却增长了38倍，所占份额从1980年的8.4%增加到2001年的37.4%。SITC2(非食用原料)增加了10倍，所占份额在28.2%和64%之间，近10年来稳定在50%左右。

图7-6　1980—2001年中国初级产品进口结构

图7-7显示，从1980到1996年，中国的燃料贸易(SITC3)为明显的顺差，这是因为出口的煤要远远超过进口的原油量。接下来的4年，随着原油进口量的增加，进出口基本持平。2001年中国煤炭出口大幅增加，创下历史新纪录，这就再次形成了一次大的贸易物质顺差。这些年中，非食用原料(SITC2)始终处于逆差状态，并且差额在不断增大。食品(SITC0)则没有明显的单向变化趋势，交替出现少量的顺差和逆差。

图7-7　1980—2001年中国各类初级产品净进口量

7.5.2.4　中国同不同地区的初级产品贸易的比较

中国与各大洲间的初级产品贸易在结构上存在很大差异。就出口来说，非食用原料(SITC2)所占份额很小，在图7-8中甚至几乎显示不出来。出口结构大致可以分为2种类型:①非洲——食品、燃料型;②其余各洲——燃料型，出口的初级产品中燃料占80%以上。而进口结构相对较为复杂，如图7-9所示，大致可分为4种类型:①北美洲——食品型;②大洋洲、拉丁美洲——非食用原料型;③非洲——燃料、非食用原料型;④欧洲、亚洲——燃料型。

图7-8　2001年中国向各大洲出口初级产品情况(按产品)

图7-9　2001年中国从各大洲进口初级产品情况(按产品)

2001年的中国初级产品对外贸易从物质流来看存在逆差，图7-10显示，进口物质大部分来自亚洲(43%)、大洋洲(20%)、拉丁美洲(17%)和非洲(11%)，而出口主要是到亚洲(85%)和欧洲(8%)。从初级产品的物质流来看，中国与亚洲间有较大的贸易顺差，与欧洲基本达成平衡，与其余各洲存在逆差，差额最多的分别是大洋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

图7-10　2001年中国初级产品的进口量、出口量和顺差(按区域)

初级产品贸易用物质量衡量和用货币量衡量存在差异，表明进出口产品的单位物质量价格不同。如表7-1所示，就中国初级产品对外贸易总体而言，出口产品的平均价格为149美元/t，而进口产品的平均价格为128美元/t。将各洲分别来看，进出口间的差异会变得更大。出口价格由大到小依次为北美洲、大洋洲、非洲、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进口价格由大到小分别是北美洲、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其中，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比值最大的是大洋洲(3.3)，最小的是亚洲(0.6)。在中国和大洋洲、非洲、北美洲的贸易中，进口价格要低于出口价格，这表明即使存在货币流平衡，中国仍可以获得额外的物质流;而在中国同拉丁美洲、欧洲、亚洲的贸易中，进口价格要大于出口价格，这则表明在达到货币流平衡时，中国在物质流上仍会有损失。

表7-1　2001年中国初级产品进出口价格(美元/t)

一般而言，初级产品贸易中的大宗物品如谷物、大豆和原油的单位物质量价格较高，铁矿砂、煤的较低。表7-1中，贸易进出口价格的差别主要是来源于产品结构的不同，例如中国进口北美洲的大宗物品是大豆(209美元/t)、谷物(172美元/t)和纸浆(480美元/t)，进口大洋洲的主要是铁矿砂(24.8美元/t)，因此从进口产品单位重量价格来看，北美洲是大洋洲的近4倍。中国出口北美洲的大宗物品主要是焦炭(71美元/t)、原油(203美元/t)、成品油(257美元/t)、水产品(2286美元/t)和蔬菜(815美元/t)，出口拉丁美洲的大宗物品是煤(34美元/t)、焦炭(66美元/t)和谷物(148美元/t)，因此中国出口到北美洲产品的单位物质量价格是出口到拉丁美洲产品的近5倍。

7.5.2.5　中国初级产品对外贸易中的物质流向分析

图7-11表明，SITC0(食品)主要出口到亚洲(谷物、蔬菜、水产品)、欧洲(蔬菜、食用油籽)和非洲(谷物);SITC2(非食品原料)主要出口到亚洲(锯材)，而出口到欧洲的主要是原棉;SITC3(燃料)主要出口到亚洲(煤)和欧洲(煤、焦炭)。其中亚洲是中国初级产品的最主要出口地，在各个类别中均占到80%以上。

图7-11　2001年中国各类初级产品出口情况(按区域)

从图7-12可以看出，与出口相比，进口物品的地区来源更为复杂。SITC0(食品)主要从拉丁美洲(大豆、饲料用鱼粉)、北美洲(大豆、谷物)和亚洲(食用植物油、食糖、香蕉)进口，SITC2(非食品原料)主要从大洋洲(铁矿砂)、拉丁美洲(铁矿砂)、亚洲(铁矿砂)和非洲进口(铁矿砂);SITC3(燃料)主要从亚洲(原油)、非洲(原油)和欧洲(原油和成品油)进口。

图7-12　2001年中国各类初级产品进口情况(按区域)

7.5.3　讨论

7.5.3.1　生态非对等贸易

中国初级产品对外贸易的物质流研究表明，中国近几年来存在物质流的逆差(净进口)，从国外净进口了不少资源(特别是大洋洲、拉丁美洲和非洲)，中国在从其他国家获取生态资本。一般来说，用货币值来衡量贸易平衡并不能反映生态承载力或生态资本的交换情况。如果用物质流这个指标来评价国际贸易平衡，当进口量和出口量不相等的话，就意味着发生了生态不对等交换(Andersson＆Lindroth，2001)。当前，中国同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是“生态非对等”的，这使得我们今后要着重考虑下面两个问题:①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初级产品对于中国提高自身经济的竞争力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中国在走向“世界工厂”的道路上对于初级产品进口的依赖性会变得怎样?资源保障的风险有多大?②同那些国家进行的生态非对等贸易会不会给它们造成环境影响或损害其经济发展潜力?特别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那些资源丰富、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的发展中国家。

7.5.3.2　贸易库兹涅茨曲线

1980年以后，中国初级产品对外贸易的净出口量构成了一条倒U型曲线(参见图7-4)，这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初期主要依靠初级产品出口来积累资本;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初级产品的出口量逐渐增大到一个顶峰，这时候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的改变要求从国外进口初级产品来满足国内需求，且进口的数量近年来也在不断增加。这条曲线和“库兹涅茨曲线”十分相像，是不是可以被称为“贸易库兹涅茨曲线”呢?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初级阶段，工业基础落后，各种工业产品都不具有国际竞争力，出口初级产品只是当时的一种发展策略。中国虽然资源总量大，但人均值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不具备像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那样的资源禀赋优势，因此只好先依靠初级产品出口换取外汇，再从国外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自身制造业，提高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到了一定阶段后，国内的资源短缺成了制约发展的瓶颈，自身的工业产品也具有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于是中国靠出口制成品换来的外汇大量进口粮食、原料和燃料，走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的发展道路。这条曲线既表明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后贸易产品结构的变化，也反映了国家走向工业化过程中以进口推动出口的经典道路。

7.5.3.3　中国初级产品进出口的趋势

中国地质科学院发表的报告指出，除了煤之外，中国所有矿产资源都处于紧张状态，中国将在今后二三十年内面临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在内的各种资源短缺，增加对进口的依赖。到2020年，中国需要进口5×10⁸ t原油和1×10¹¹ m³天然气，分别占中国消费量的70%和50%。报告预计，今后20年，中国将短缺3×10⁹ t铁、5×10⁸ t铜和1×10⁸ t铝。中国也可能短缺目前还在出口的其他矿物，如钨和锌。为了满足国内需求，政府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来促进初级产品的进口，比如降低进口关税，在2002年，矿物的平均关税水平已经降到了6.9%。总体上而言，国际市场上矿产品供大于求，在今后的10～15年中价格仍将维持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这也刺激了国内企业到国外进口矿产品。中国近几年的基础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期，将会增大对原材料的需求。毫无疑问，中国今后肯定会加大对这些原材料的进口。

近年来，中国的GDP增长率超过9%。虽然政府已经在尽力开采国内的资源，但是还是赶不上快速增长的需求，尤其是石油，只能大量依靠进口。据估计，到2012年中国进口的石油量将会和国内自身的产量相当(EIA，2003)。中国近年来加工贸易发展迅猛，2002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021.7亿美元，几乎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一半。OEM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将使中国在今后成为世界工厂，而这需要更多的资源来支撑。因此，我们可以预见，今后中国将加大对初级产品尤其是燃料和矿物的进口。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中国政府实施了“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政策，在4年中已经减少了3.18×10⁶ hm²的可耕地。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对于粮食的需求量将越来越大。而现在的情况是，耕地数量不断减少，退化严重，2000年中国人均耕地仅为0.1 hm²，今后很难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近年来凸现出来的缺水问题更是制约了农作物产量的增加。随着今后工业用水和城市用水的大幅增加，农业用水将进一步受到挤占，农业用水的紧张状况将会进一步加剧。而进口粮食可以成为缓解当前水资源缺乏的一个有效措施(参见本书的虚拟水分析部分)。中国在生产劳动密集型园艺作物(蔬菜、水果、花卉等)和畜产品、水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生产大部分粮食作物的成本要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所以在农产品市场全球化的今天，实现粮食国内自给并不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今后中国肯定会进口更多的粮食。

7.5.3.4　中国初级产品进口策略的风险分析

(1)经济增长风险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资源、能源的对外依存度也在不断增大。2003年，我国原油、铁矿石、氧化铝的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35%、36%和47%，镍和天然橡胶的对外依存度更高达55%以上(伞锋、祝宝良，2004)。2004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均有较大幅度提高，对外贸易增势强劲，利用外资保持较高水平，但同时也出现了投资需求膨胀过快，煤、电、油、运全面紧张，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问题。今后中国钢铁、铝、铜、石油等资源需求增加量还需要通过进口加以解决，国际市场波动对中国企业生产成本及进口总额的影响越来越大。

(2)石油进口风险

2003年，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原油消费国。尽管目前中国是世界主要产油大国之一，但受资源条件限制，在经过数十年的开采后，国内的大型油田都已不同程度地进入衰竭期。与此同时，国内石油消费增长加快，自1993年后，供需缺口越拉越大。2003年，中国石油净进口量达到9.7×10⁷ t，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36.4%;2004年更是达到1.2×10⁸ t。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汽车工业、高速公路的高速发展，交通运输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还将增大，另外，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发展道路、外向型制造业经济的兴起和重工业化的发展苗头，都决定了持续增长的石油需求。中国石油的对外依赖度在2015年之前可能超过50%。石油的高对外依赖度不仅造成了高额的能源贸易赤字，而且也加大了因国际油价上涨给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的风险。一般来说，当一国的石油进口超过5×10⁷ t时，国际市场的行情变化就会影响这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运行。当进口量超过1×10⁸ t以后，就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供应安全。我国现在已经处于这个历史转型时期(周大地、朱兴珊，2002)。

从目前中国原油进口的来源看，处于前3位的进口国都是中东国家(沙特阿拉伯、伊朗、阿曼)，而从非洲(苏丹、安哥拉等)进口的原油也占到了进口总量的22.3%，预计未来几年，中国从中东及非洲地区进口石油的比例将继续保持较高水平。而中东、非洲地区正是目前局势动荡的主要地区，局部冲突持续不断。而且这些传统石油市场，已基本被国际垄断资本瓜分殆尽，中国在这些地区近期也很难有所突破。

即使我国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到了所需要的石油，其运输安全也是一个大问题。我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南缘，与世界石油主产区在交通上要经过一些狭窄的海道或海峡。无论从中东还是非洲进口原油，主要采用海路运输，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绕过印度南端的科摩林角，穿过保克海峡，特别是要经过狭窄而海运繁忙的马六甲海峡，若要到达长江以北还要穿过台湾海峡。一路上，每个地区都存在不安全因素，甚至是战火的威胁。

世界石油资源分布和消费的不平衡，决定了国家间围绕石油将进行激烈的竞争。首先，美国的全球战略对中国的石油供应产生威胁。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加强了对里海和中东地区石油资源的争夺，向潜在的对手施加压力。第二，中亚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而且又是中国的近邻，但美国通过控股及参股等形式，竭力插手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油气投资项目，力图控制中国油气供应的中亚源头。第三，日本、美国、韩国通过各种手段对中俄输油管道项目施加影响，阻挠中俄能源合作的顺利进行(祝小兵，2004)。

2004年以来，国际油价一路飙升，原油进口持续增长，不仅增加了国家外汇支出，而且增加了炼油加工及运输成本，加速了物价上涨，波及工业、农业以及人民生活，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安全。保障石油安全将成为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石油的大量进口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如何通过政治、外交、军事等手段来加以保障。煤变油技术、节能技术、宏观调控可以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程度上减轻对石油进口的依赖，但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3)食品和生态安全

随着转基因植物在全世界种植面积的扩大，中国进口粮食中的转基因产品比例也越来越高。以大豆为例，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也是转基因大豆的最大进口国。2001年，中国进口的大豆中转基因大豆占了72%。而我们现有的知识还不足以评价转基因生物的利益与风险，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对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后代的影响。转基因大豆具有多种抗菌素抗性筛选标记基因，可能使人体内及周围生物获得抗菌素抗性，或者进入其他动植物的染色体，造成难以预见的后果。抗除草剂基因的转移可能产生超级杂草，转基因作物也能产生表型畸形，自身可能变为杂草。转基因大豆在运输、转移、处理过程中容易与非转基因大豆混杂而发生基因逃逸。我国是大豆的原产地和多样性集中地，有6 000多种野生大豆品种，占全球90%以上。转基因大豆的基因逃逸可能会造成基因污染，对我国的野生大豆生物多样性和种质资源产生毁灭性灾难(夏友富，2003)。

中国对待转基因生物的态度非常宽容，也极力推崇转基因生物技术，试图在转基因水稻上有所作为。2004年底，中国农业部在北京召开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等问题。农业部将很可能按此颁发商业化种植的安全证明书，将转基因水稻推出市场，中国将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至今，被批准进行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用作动物饲料(如大豆和玉米)、纺织原料(如棉花)或是加工食品中的原料，都不是人类的主粮。而转基因水稻则涉及中国和全世界最重要的主粮，因此其安全性更令人关注。国外的生物技术公司早已跃跃欲试，只等中国开放转基因水稻种植的大门，从而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水稻品种推向中国。而由此引发的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问题，并不在这些商业公司的考虑范畴之内。

此外，在进口家畜、水果、蔬菜等农产品时也带来了生物入侵的风险(L9vei，1997; Everett，2000)，这对中国的动植物检疫部门提出了新的挑战。一般来说，外来物种可以通过3种途径成功入侵:一是引入用于农林牧副渔生产、生态环境改造与恢复、景观美化、观赏等目的的物种，而后成为入侵种，即有目的地引进;二是随着贸易、运输、旅游等活动而传入的物种，即无意识地引进;三是靠自身的传播扩散能力或借助于自然力量而传入，即自然入侵(万方浩等，2002)。国际贸易是导致生物入侵的主要因素之一。假高粱是20世纪70—80年代从美洲进口的粮食中传入我国;1999年7月，我国海关从日美等国进口的机电、家电等使用的木质包装上59次查获号称“松树癌症”的松材线虫; 2000年我国多次从美国、日本等国进口物的木质包装材料中发现大量松材线虫和从莫桑比克红檀木中截获双棘长蠹(夏友富，2001)。松突圆蚧隐藏在进口的杉材中潜入我国，先是在广东沿海，随后扩散至华南、华东并向北蔓延，其所到之处，松树连片枯萎死亡，到20世纪90年代初，蔓延达7.2×10⁵ hm²。原产美国的湿地松粉蚧于1988年随进口的一批松树穗条传入我国，至1996年，已损害松林2.7×10⁵ hm²。20世纪70年代，美国白蛾潜伏在交通工具中进入我国，给辽、鲁、冀、陕、津等省市带来了巨大损失(周启梁，200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初级产品的进口依赖对国家安全存在很大隐患，在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生态和经济风险，应该慎重对待。

7.5.3.5　中国初级产品进口对全球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成为初级产品净进口国，1998年，初级产品贸易逆差还只有23.5亿美元，2000年以后，便连续3年维持200亿美元左右的高水平。现在中国已经是铜矿、锰矿砂等多种资源产品的最大进口国。仅就铜而言，据国际铜业协会(ICA)统计，近10年中国精铜消费量平均增长率高达世界铜消费平均增长率的2.4倍，2002年中国首次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铜消费国，当年全球铜消耗量达到1.52×10⁷ t，中国铜消费量达到2.5×10⁶ t，占全球铜消耗量的17%。冻鱼、谷物、大豆、木材等21类资源产品进口额，2001年达到了195.6亿美元，2002年为214.2亿美元，增长约9.5%。如今中国政府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今后将加大对粮食、燃料、矿石原料等的进口，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的环境破坏和生态恶化，然而对其他国家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我国初级产品进口量的剧增，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国际价格的上涨。一些国际机构认为，1995—2003年以来的传统大宗商品的国际价格上涨是由中国带动的。尤其是2003年10月份以来，我国能源、原材料进口量剧增，有些商品进口成倍甚至几倍增长，使得国际主要能源、原材料价格普遍大幅攀升，特别是原油、钢材、有色金属、天然橡胶、聚氯乙烯、木材、棉花、小麦、大豆等涨幅最大。目前，国际期货市场的大部分期货合约价格都已创出历史新高，铁矿石、石油等价格也升到13年来的最高点(李欣欣，2004)。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或者资源丰富，或者农业生产力高，它们以较为可持续的方式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贸易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较小。而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工业经济基础薄弱，主要靠出口初级产品获取国际收支平衡。其中一部分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土地生产力高、具有特殊的气候条件，因此出口初级产品符合它们的资源禀赋优势，可是盲目开发而未顾及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对于另外一些国家而言，出口初级产品乃是为了偿还外债，维持自己国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这些国家注重眼前利益，对矿业、林业采取了不合理的开发方式，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以林业为例，森林更新的成本并未体现在市场价格中，追求短期利益的结果是用不可持续的方式去开发这些森林，这将引起水土流失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产生各种环境和社会成本。随着中国初级产品进口的增加和同发展中国家贸易关系的加强，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初级产品要特别考虑是否会影响到贸易国的生态环境。

7.5.4　不足和需改进之处

本研究只考虑了初级产品对外贸易中的直接物质流，并未考虑到生产过程中隐含的物质流。初级产品有不同的“生态包袱”——即在生产、使用、循环和处置过程中需要的物质量的总和(Schmidt-Bleek，1992)。从生态足迹的观点来看，不同产品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Hubacek和Giljum(2003)尝试利用物理投入-产出法分析了欧盟国际贸易中的土地占用，但是这个结果不能和用传统生态足迹法计算出的结果直接作比较。要想清楚地了解贸易中的物质流，必须考虑不同物品的影响因子进行权衡，这样才能更好地反映贸易对一个国家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贸易与可持续发展间的真实关系。

7.5.5　研究结论

我们分析了1950—2001年中国初级产品对外贸易中的物质流，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初级产品净出口表现出一条倒U型曲线。从贸易结构的角度来看，中国完成了经济转型，进入资源海外扩张时期。中国物质流的逆差表明，中国在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生态资本。1980—2001年，中国初级产品进出口量增长很大，而且产品结构也在变化。燃料(主要是煤炭)一直是初级产品出口的主体，进口则从以粮食为主转变成以燃料为主;这段时期中国净进口非食用原料，净出口燃料。中国同六大洲之间的贸易结构是不同的，主要从亚洲、大洋洲、拉丁美洲和非洲进口初级产品，而出口主要面向亚洲和欧洲。初级产品的净进口主要来自大洋洲、非洲和拉丁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