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

在中国对外贸易统计中，1931年前后，各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变化较大。1931年前，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第一位，美国占第二位，曾长期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居于垄断优势的英国退居第三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武装占领了中国东北，此后，占中国对外贸易1/3的东北地区不再列入中国对外贸易统计之中。1932年，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跃居第一位，日本退居第二位(不包括对东北的贸易和对华北的走私)，英国仍占第三位。与此同时，德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英、日、美三国控制中国对外贸易的局面。20世纪20年代以前，英、日、美三国合占中国对外贸易80%以上的份额，此后，由于德国的竞争，英、日、美三国所占比重逐步下降，到1931年，三国及香港占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比重降至65.8%和64%，1936年进一步下降到49.5%和65.2%。中国的对外贸易成为主要与日、美、英、德四国的贸易。

(一)日本

事实上，这一时期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始终是日本。1931年以前，日本对华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3左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下降，1931年，日本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分别为20.4%和29.1%，到1935年则下降到15.1%和14.2%。但这一统计中，既不包括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也不包括日本对华大规模的走私贸易。实际上，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几乎为其所垄断，1931年前，日本占东北进口贸易的55%～65%，出口贸易的35%～60%。到1936年东北地区进口贸易额为6 440 0万元，其中来自日本的即达53 500万元，占总额的83%，东北出口贸易的59%也是与日本的贸易。

此外，由于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后，进口税率不断提高，使走私贸易有了暴利可图。于是，日本以其占领的中国东北为基地开展大规模的对华北走私活动。这一活动不仅旨在侵害中国经济利益，而且日本力图将其作为华北“隶属于帝国势力之下”的政治手段。日本还以武力干扰中国海关的缉私工作，庇护日商的走私活动。特别是在1935年以后，日本迫使中国海关人员退出长城各关，中国门户洞开，日人对华走私更加猖獗。据海关总税务署档案记载，“日、韩私贩竟在山海关地方往来如织，大肆活动。或公然违反中国政府禁令，私运银元出境;后明目张胆，私将应税洋货络绎运入，靡不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嗣且将私运范围竭力扩大，几视作正业经营”^[59]。走私商品种类繁多，人造丝、砂糖、卷烟纸、军火、煤油、疋头、颜料、铁丝、自行车零件、橡胶制品、电池、水果等各类商品无所不包。走私规模巨大，据估计，1936年日本对华北走私规模高达2亿元。^[60]大规模的走私活动一方面使中国关税收入大受损失，损害了中国的财政基础，据估计，由于华北走私的影响，国民政府的关税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1932年的59.8%下降到1935年的47.3%，1936年进一步跌至33.3%。另一方面，走私货物充斥市场对中国民族工商业造成沉重的打击，如上海的橡胶业，原来产品畅销全国，受走私进口的影响，现“只能销至江浙及长江一带，其他各地均为日货侵据，故而维持者甚多”^[61]。造纸业也有类似情形，“沪上纸商俱感走私货夺其销路之苦，存货一时无法脱手。如果走私无法阻止，正当纸商势将无法营业”;“上海机器造纸工业各厂产品均系通过纸商外销的，纸商业营业不振，各厂自亦受到不利影响”。^[62]

(二)美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实力大增，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迅速增大。1931年前，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已占据重要地位。“九一八事变”后，美国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关系日益密切，使美国在华势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同时处于经济萧条中的美国，竭力向中国倾销其过剩的物资，向国民政府提供贷款是美国大肆推销其农产品的重要手段。如1931年以赈济中国水灾为名的“救灾美麦借款”，中国自美借款921.2万美元，用于购买美国小麦45万吨。1933年的“棉麦大借款”，美国提供给中国1710万美元的贷款，规定其中80%用于购买美国棉花，其余20%购买美国小麦与面粉，这样，美国大量过剩农产品被倾销到中国。与此同时，大量适应美国工业发展需要的中国重要农矿原料性产品被运往美国。通过政府干预，中美贸易获得迅速发展，美国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1931年美国在中国进口贸易中的比重即达到22.7%，超过日本(21.5%)，到1934年美国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比重达17.6%，从而也超过了日本(15.8%)。到1935年美国占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比重分别达18.9%和23.7%，1936年进一步上升至19.6%和26.4%。

中国自美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生活消费品，如煤油、纸张、木材、汽油、烟草、粮食等。也有一部分生产资料的进口，其中主要是棉花、各种机器、车辆、五金制品等。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均为农矿类初级产品，依次为桐油、植物油、金属矿石、生丝、猪鬃、兽皮、肠衣、蛋及蛋制品等。在1931—1936年间，自美进口或对美出口的大宗商品绝大部分占中国该类商品进出口的50%以上。如棉麦进口占中国棉麦进口的50%～70%、煤油占50%、烟草占95%以上、马口铁占50%、摄影器材占50%;中国猪鬃、桐油对美出口占此两项商品出口的40%～60%，蛋及蛋制品占60%。

除对中国关内贸易外，美国还利用其优势商品开展对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东北地区的贸易，美国出口到东北地区的商品主要是汽油、煤油、铜及棉花等，它们分别占东北同类商品进口额的41.7%、52.6%、24.2%和15.7%。

(三)英国

这一时期英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传统优势逐渐丧失，到1930年，整个英帝国占中国对外贸易份额的33.84%，其中英国本土仅占7.69%。英国对华贸易的中心——香港与内地的贸易规模连续下降，1930年所占比重仅16.93%，且其产品的来源和去向已不限于英国，日、美已经占有较大比重。在对中国各地区贸易中，英国仅在华南尚保持着独霸的地位，在北方各地其势力受到了其他列强的排挤。中国自英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棉制品、呢绒、金属制品、机械和化工产品，这些产品在中国市场上遭遇到中国本土产品及来自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的激烈竞争，英国产品既无绝对优势，也缺乏比较优势，在竞争中不断失败，其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不得不日益让位于其他国家。

(四)德国

20世纪20年代以前，中德贸易规模尚微乎其微，到1919年德国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均不到0.05%。但从2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中国以政府力量开始国民经济建设、不断的国内战争及抵御日本侵华战争的需要，德国的重工业品及军工产品在中国获得广阔市场。通过向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对华提供政府贷款等方式德国迅速扩大了对华贸易规模，中德贸易迅速发展。到1935年，德国对华贸易规模仅次于英国，居第四位，其中对华出口已超过英国，占中国进口贸易的比重达11.2%(英国为10.6%)。1936年，德国对华进出口总额便一举超过英国，达到1 894 1.2万元，跃升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其中中国自德国进口占进口总额的15.7%，出口占5.5%。德国对华出口商品主要是科学仪器、铁路器材、机器设备、钢铁制品、化学品及各种军工产品等。中国对德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农牧矿产品，如花生、猪鬃、兽皮、金属矿石等。

(五)东南亚

本时期南亚的印度、东南亚的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地区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上升较快，到1935年，他们合占中国进口贸易的21.3%，出口贸易的9.1%。

【注释】

[1]Douglas A.Irwin，Peddling Protectionism Peddling Protectionism:Smoot-Hawley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Smoot-Hawley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p.4.

[2]姚曾荫:《国际贸易概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9页。

[3]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2页。

[4]根据周伯棣编:《白银问题与中国货币政策》，中华书局(上海)，1936年版，第8～9页计算。

[5]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3页。

[6]郑会欣:《〈中美白银协定〉述评》，见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81页。

[7]桑润生:《简明近代金融史》，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9]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3页。

[10]Charles P.Kingleberger，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233.

[11]实业部档案四二二①1799卷，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藏。

[12]巫宝三:《中国国民收入》上册，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17页。

[13]郑友揆:《1840—1948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14]国民政府外交部编:《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之经过》下册，商务印书馆，1939。

[15]《申报》1928年9月8日，11月7日。转引自郭庠林、张力英著:《近代市场经济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

[16]《海关十年报告·税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7]《财政与商业》，上海1931年7月22日。

[18]郑友揆《1840—1948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84～85页。

[19]郑友揆:《1840—1948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82页。

[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1页。

[21]《大公报》1934年7月8日，转引自郭庠林、张力英著:《近代市场经济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2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5～76页。

[23]［美］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41页。

[2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

[25]［美］杨格:《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

[26]徐雪寒:《中国关税的两重性》，载于中国经济情报社编:《中国经济论文集》第2集，生活书店，1935年版，第235页。

[27]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0、106页。

[28]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705～706页。

[29]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缉第一编，财政经济(5)，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

[30]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财政部档案，三(2)2390(1)。

[31]《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二卷，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413页。

[32]孙科:《建设大纲草案及其说明》，见论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22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1年版，第367页。

[33]《民国日报》1928年11月11日。

[34]《翁文灏论经济建设》，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

[35]马寅初:《中国之新金融政策》，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38页。

[36]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十八.719卷。

[37]《国闻周报》第5卷，第28期。

[38]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二卷，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3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87页。

[40]曹均伟:《近代中国与利用外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143页。

[41]张嘉璈:《中国铁道建设》，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21页。

[42]转引自张富强:“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尝试”，载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8辑，第206页。

[43]以1913年价格指数为100，1931年中国市场批发物价指数为190，到1935年降至150。参见刘佛丁等:《中国近代市场发育与经济增长》，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6页。

[44]转引自陆仰渊:《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338页。

[45]谭熙鸿:《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1927—1937)》上编，第二章，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99页。

[46]郑友揆:《1840—1948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

[47]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对外贸易》(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

[48]樊卫国:“近代上海的市场特点与口岸经济的形成”，载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

[49]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的版，第298页。

[50]中国特有产品，系自油桐果实中榨取，有毒。用于制造油漆、油墨、油布等防水、防腐材料。

[51]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对外贸易》(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310页。

[52]陈伯庄、黄荫莱编:《中国海关铁路主要商品流通概况》上册，交通大学研究所，1937年版，第404～405页。

[53]以上关于银价、汇率的相关问题，参考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1页。

[54]转引自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51页。

[55]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50页。

[5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第五辑，第一编，第75页。

[57]雷麦:《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9年，69页。

[58]徐新吾、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190页;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1页。

[5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六七九，229卷。

[60]姚贤镐:《1934—1937年日本对华北走私政策》，载于《社会科学杂志》1948年第1期。

[6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35页。

[62]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