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能

在能源消费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和出口贸易也尤为引人关注。按工业能耗上限计算，2001—2005年我国工业出口产品载能占到当年工业能耗总量的15％，按下限计算则占到10％左右（张宏等，2007）。中国高耗能产品的出口带来了一系列能源及环境方面的问题（杨宏伟、张敏思，2007），加大了节能减排的压力。近年来中国急速增长的能源消费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恐慌，而对“世界工厂”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进行评估是正确看待中国能耗问题的一个关键。由于常规的能源统计并不考虑隐含在贸易产品中的隐含能（产品生产中消耗的能源），不能真实反映一个国家总的能源消耗 (Schaeffer & SA, 1996)，而要想准确进行国家的能源核算必须进行校正，将消耗在出口产品中的那部分扣除，同时加上包含在进口产品中的那些能源。换句话说，就是要考虑进出口产品中的隐含能，来核算一个国家境内直接消耗的能源 (Wackernagel et al, 1999)。近年来，围绕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能（也有虚拟能、体现能、内含能、内涵能等类似概念）已经开展了不少研究。但是由于这些研究基于不同的时间段，采用了不同的计算方法，因此得出的研究结果和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

很多研究都表明，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存在隐含能的净出口。周志田和杨多贵（2006）的研究表明，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高能耗低附加值的工业品，而进口的产品主要是低能耗高附加值产品和原材料，从而导致中国存在巨大的隐含能净出口。净出口的这部分隐含能通过贸易被外国消费和利用，却计入了中国一次能源的消费总量。他们计算出我国2002年和2003年对外贸易中的隐含能净出口量分别为1.88亿吨标准煤和2.47亿吨标准煤，认为我国隐含能净出口量的快速增长是导致我国近年来能源消费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的直接原因。中国加入WTO以后，在当前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作用下，正在加速成为“世界工厂”，而出口导向型的贸易结构和经济结构则决定了我国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粗放型扩张和以外延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我国能源消费的超常规增长。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一项研究也表明，2006年中国通过外贸进出口产品净输出的隐含能占到国内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1/4（WWF中国SNAPP项目组，2007）。

陈迎和潘家华（2008）基于中国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历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能源数据和联合国国际贸易的统计数据，应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中国2002年外贸进出口产品的隐含能进行了定量研究，并在不考虑部门之间结构性变化的条件下，对2001—2006年的变化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在巨额外贸顺差的同时存在巨大的“能源逆差”；纺织服装、仪器仪表和电气机械是中国出口隐含能的主要部门；美国和日本是中国“能源逆差”的主要受益国；中国“能源逆差”随外贸顺差的增长而不断扩大。

陈红敏（2009）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计算了1997—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能。研究发现，这些年我国隐含能的出口和进口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出口隐含能在1997—2002年较为稳定，基本保持在4亿吨标准煤上下。1997—2001年的年均出口隐含能增长率为3％。随着中国加入WTO后贸易额的迅速增长，我国隐含能的出口也迅速上升，2006年的出口隐含能达到了近14亿吨标准煤。2001—2006年的出口隐含能年平均增长率为28％。我国进口隐含能的增速则平稳而迅速。利用台湾技术系数计算的结果显示，我国隐含能进口从1997年的0.63亿吨增加到2006年的4.07亿吨标准煤，年均增长率为23％。因此总的来说，在1997—2006年我国是隐含能的净出口国，且净出口的规模越来越大。

有一些研究表明，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能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流向，有些年份为净流出，有些年份为净流入。齐晔等 (2008a) 在考虑隐含能和进出口能源产品的情况下，按我国的能耗效率对进出口产品进行了较为保守的估计，结果发现：1997—2006年，我国的能源进出口基本持平，其中1999—2005年是一个微弱的能源净进口国，而1997年、1998年和2006年是能源净出口国；如果按照日本的能耗效率对进口产品进行调整后，则发现中国是一个更大的能源净出口国，每年能源净出口量在1亿—5亿吨标准煤之间，其中1997—2002年我国能源净出口量占当年能源消费总量的10％左右，之后该数字迅速增长，2006年达到了18.8％。可见我国进口的能源（包括进口产品中的隐含能）又以出口产品的形式输出到了国外。从能源净消费的角度来看，我国并没有多消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能源。虽然我国近年来能源产品进口增加较快，但我国快速增长的净出口使这些能源又隐含在产品中离开了中国。

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表明，中国通过对外贸易在净进口隐含能。如马涛（2007）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的工业产出数据、贸易数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的部门能源消耗数据以及1997年的全国投入产出表，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能。结果表明，中国1994—2001年的贸易结构是有利于国内的能源保护的。出口产品的能源密度要小于进口产品的能源密度。近几年，中国虽然存在贸易顺差，但实际上净进口了隐含能。隐含能的进口量和真实能源的进口量具有相同的数量级，对于国内能源需求的供给效应不容忽视。该研究由于采用中国的能效数据来计算进口产品中的隐含能，因此高估了进口的隐含能的实际数量。Li等（2007）的研究发现，中国从2000年以后是从国外净进口隐含能。得出这个结论可能是因为采用了比较老的1997年的投入产出表，而且假设了能源效率恒定不变，并且对于进口产品的隐含能采取了替代法进行计算，即高估了进口的能源。王娜等（2007）的研究表明，1997年我国出口产品中的隐含能为3.71亿吨标准煤，进口产品中的隐含能为3.90亿吨标准煤，比出口多1967.72万吨标准煤。贸易商品中流入和流出的隐含能分别占全国同期总能耗的28.25％和26.83％。从能源消耗角度看，1997年我国是一个净进口国，且进口单位产值的商品中包含的能耗量比出口单位产值商品中包含的能耗量多27％左右。李坤望和孙玮（2008）通过编制混合型能源投入产出表，测算了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能源含量，同时将能源作为商品和要素投入，研究了其跨国界输入输出情况。研究发现，普通非能源商品贸易中隐含的能源输入输出量远高于能源产品的直接贸易量。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非能源品进口中的能源含量基本每年都高于出口中的能源含量，即我国非能源品贸易自1986年开始净输入能源。刘强等（2008）运用全生命周期评价的方法对中国46种主要出口产品的载能量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产品在出口过程中带走了约13.4％的国内一次能源消耗。曹俊文（2009）利用投入产出方法，对我国1996—2005年工业产品对外贸易中的能源间接进出口量进行了计算，发现这些年都是在净进口隐含能，但是净进口量在不断减少。

以上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可能是由于对隐含能采用了不同的定义和计算方式。计算隐含能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将隐含能定义为生产产品实际消耗的能源，它取决于生产条件、技术和水平以及能源利用效率等。另一种方法是从消费者的角度而不是生产者的角度，将隐含能定义为在产品的消费地生产该产品所需要的能源量。经济结构和技术水平的不同会导致同类产品在不同国家生产的单位能耗不同，而要计算出每类进口产品在出口国的实际能耗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很多研究都是采用第二种方法，将进口产品的能源密度等同于国内生产该产品单位产值所消耗的能源 (Battjes et al, 1998)。这种定义方法有它的好处，它可以计算出中国通过进口产品而不是自己生产，能够节省多少能源，这种结果对于中国的能源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由于不知道生产这些产品实际所消耗的能源，也就不能判断中国的进口贸易对国外能源产生了多少依赖，中国通过进口贸易转移了多少二氧化碳排放。这些问题只有采用第一种方法才能解决，而这需要大量的前期研究和国际合作，也是当前隐含能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当前有些研究尽管采取了第一种计算思路，但只是采用某个参照国的能效数据来计算中国的所有进口产品，这会给结果带来较大误差。但不管怎么说，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能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对所谓的“中国能源威胁论”和“中国气候威胁论”有更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