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新经济史革命及其方法论的相关评述
新经济史革命发轫于美国，之后广布世界。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新经济史研究方法也传入中国。一批学者相继发表评述文章，比如何顺果发表了《从“苦难时代”一书看美国“历史计量学派”》(《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期)，何培忠摘译了芝井敬思的《现代历史学与数量方法》(《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陈春声发表了《统计分析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学术研究》，1985年第3期)，彭泽益发表了《中国经济史计量研究的基础》(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史论文集》)等。对这种新方法，有的持欢迎态度，有的则比较审慎。持欢迎的学者对新经济史给予了较高评价，持审慎态度的学者则强调“史无定法”，主张切莫局限于某一单一方法。比如刘佛丁说:“这种新方法的运用，开辟了许多过去无法进行研究的新学术领域，并可以检验以往历史研究中那些未经计量的定性判断，使那些符合或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得到证实，而把那些错误的结论加以纠正，提出科学的新见解。”(6)张宇燕认为:“福格尔的整个推理过程——即假定、模型和对原始统计数据的修正——毫无例外地均可被检验，也恰是从这一意义上看，福格尔作为一位经济史学家，至少在我看来，其成就与其说是以某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为历史赋予了新的意义，倒不如说是为我们思考历史、评价社会进程提供了一种思路或方法。”(7)持审慎态度的学者较多，以陈振汉、吴承明为代表。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史学者虽然认可新经济史研究方法，但不主张把其作为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中国的经济史学者认为，经济史研究需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需要把经济学理论尝试着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去，但不能把经济史研究变成经济学理论的推导和经济学模式的演绎。经济史学科应该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应该立足于史学。经济史要凭材料说话，经济史资料的收集整理是第一位的工作。
一、陈振汉: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是失败的
在《西方经济史学与中国经济史研究》一文中，陈振汉对福格尔和计量学派的方法进行了评述。他批判了福格尔的“反事实度量法”，指出“反事实度量法”只是根据一些简单理论假设的逻辑推理，不是研究历史的方法。福格尔正因为只是根据经济学理论而不是从历史实际出发来研究铁路问题，所以福格尔的考虑是不周全的。在他看来，“铁路的间接经济作用要比直接作用(国民产值的增加)重要得多和复杂得多，不能用简单的新古典经济学概念来予以分析”(8)。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和概念来分析和描述奴隶制经济并且把当时种植场棉花生产的赢利完全归功于奴隶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归功于奴隶主和奴隶双方的优越资本主义本质。陈振汉认为这是完全按照经济学理论的要求，把原始历史资料割裂开来加工处理之后再行利用，并且忽略了社会伦理道德等多种因素，该书是一部完全脱离了原来社会历史面目的历史学。因此，陈振汉认为，以福格尔为代表的计量学派在60—70年代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计量学方法研究经济史是失败的。借助于为《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译本写序，陈振汉表明了自己对历史计量学派方法的总体态度:“在史学观点和方法上，历史计量学派的主要特点是: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对不同社会历史上的经济成败及其缘由作数量的分析研究。他们认为经济史研究不止是搜集、考订、分析史料和叙述史实，更重要的是要能解释史实，说明其中彼此的相互关系。”(9)
对于《西方世界的兴起》，陈振汉一方面肯定了诺思说明西方世界兴起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种分析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特色。他认为，诺思和托马斯“他们只是就历史事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明显相互关系立论，而不是要探索历史发展动力或事物之间的前后因果决定性关系。”(10)对于《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他也同样认为这是分析经济史的框架。也就是说，诺思的这两本著作本身都不是历史，而是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史学理论。“它们的特点是把传统经济史家根据经济学理论而建立的经济内外部因素的界限拆除，把有些如同所有权、国家组织和意识形态等过去属于法学、政治学或文化社会学领域的问题，一律纳入经济史学的范围，用经济学理论，即便不是新古典派理论，也是根据理性选择、交易成本等基本经济原则推导而得的经济学理论，而不是法学或政治学理论来做解释，所以两书只能说是经济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的经济史理论。诺思1981年的书甚至可以说是一套新经济史观，一套用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历史的历史理论。”(11)
在评述了新经济史革命及其方法论之后，陈振汉提出了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看法。在《我国历史上国民经济的发达和落后及其原因》(1987)小引中，陈振汉强调“经济史是经济科学的一个分支，但它是跨学科的，是介于历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学科，可以说它的本质或主体是历史。经济史所担负的科学任务主要是一种历史学的任务，它自然同时是一门历史科学。史学不同于理论学科，它要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说明事物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因果关系(也就是规律)，也可以是一种彼此间的相互关系，互为因果关系。经济史要称得起是科学，那就不只是描述具体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要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事实，要解释其中的关系，从而使人们获得经验教训”(12)。在明确了经济史学的任务之后，他提出:经济史的研究不能述而不作，不能没有自己对于历史事件的看法，不能没有史论;经济史的研究要有数量概念;要有比较研究(13)。他在《西方经济史学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我们的经济史研究是历史学研究;我们应与社会史学家密切合作;可以运用数量分析的采用数量分析，但不是唯有数量分析。
对数量分析，陈振汉一方面强调，一方面也指出辩证看待的重要性。他指出:“经济史不同于政治史、思想史和历史人物传记。要说明经济上的演变发展，必须有一个数量的概念。没有一个数量的概念，所作的判断就很可能是不确切的。”(14)但过分强调数量分析和计量方法的应用，会让研究者忽视经济史研究中的“历史研究”成分，因此陈振汉在《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中表露了对数量分析的辩证态度。在《西方经济史学与中国经济史研究》一文中谈到数量分析和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时，他认为经济史的研究目的，是用历史事实，特别是政教文物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社会风俗和日常生活习惯等方面变化的史实来看是否对生产技术和国民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因此在这些历史因素中，有的显然无法彼此区别，因而对之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数量分析;有的在很长时期里停滞不前，它们的社会经济影响但凭经济观察就能了然无遗，无需什么数量分析。总之他强调了经济事件只能在某种社会环境中发生，所以数量分析不能背离时代历史进行。他还重视经济史学中的比较研究，认为“不经过比较，概念就不容易明确，论断就不容易符合实际。比较包括同一地区不同时间的比较和同一时间不同空间(不同国家、地区)的比较。只有通过比较研究，对问题的认识才能够准确中肯”(15)。
总体来说，陈振汉是不太赞成新经济史研究方法的，他认为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是失败的。由于过多地专注于经济因素，忽略了其他因素，新经济史学家得出的结论也很难说正确。陈振汉认为，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以借鉴新经济史研究的定量方法，但一定要有辨证的认识。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应该以历史方法为主。
二、吴承明:新经济史方法论的良窳
20世纪80—90年代，吴承明在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上有很多研究。吴承明赞扬严中平重倡“四新”之举(16)。他认为研究经济史应根据不同对象和史料条件，采取不同方法;方法论有新老学派之分，但没有高下、优劣之别。他主张:文献学、考据学、历史唯心主义、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地区经济和周期论、社会学以及系统论等都是经济史研究的方法。对于计量学派中所运用的“反事实度量法”，他认为福格尔在发表《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后之所以批评踵至，在于“铁路的社会文化效益不能进入其所设模型”。同样，从《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一书得出结论: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农业的效益高于北方自由劳动者的农业，经济增长率也高于北方，也缘于“自由平等人权价值不能进入史学家的模型”。如果这些因素不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那么，“何足以言历史?”(17)
吴承明认为，诺思的经济史理论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短期经济现象，把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制度安排都视为已知的、既定的或外生变量，不予考虑;这是非历史的。诺思改变这种观点，把它们都纳入经济史研究范围，完全正确。他提出以制度安排为核心，研究各时期的结构变革和经济组织的有效性，并审定其实际绩效，这是经济史方法论上的一大启发，但在应用上不可胶柱。在诺思的具体经济史、特别是古代史的著述中，经常可见人口和移民、战争、技术以至黑死病等非制度因素的重大作用，而他的著作也命名为“结构与变革”而非“制度与变革”。再则，制度变革，如希克斯《经济史理论》所说，常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在国家理论上，吴承明以为不宜把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作为利益交易关系，这只能解释部分经济现象。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诺思的观点就更加狭隘。总之，吴承明认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制度变迁等概念可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但应注意具体的研究对象与资料。
吴承明认为经济史研究必须有历史学的修养和经济学的基础。对于经济学，他认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18)。“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19)吴承明提出经济史研究不能只讲“纯经济的”现象，应该有整体视野，比如他认为经济史学家应有历史学修养，应能从自然条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诸方面，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研究经济发展与演变。因此，历史主义的方法论有价值。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他从六个方面对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梳理。一、进一步肯定了实证方法的基本性。他说:“实证主义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不可须臾或离。”(20)尽管“对历史的认识有相对性(卡尔)、时代性(克罗齐)、思想主观性(柯林武德)”，但探求历史真实、对认识不清楚的实践不断重新认识还是经济史研究的第一要务。对历史模式论、逻辑实证主义、决定论和目的论的研究法，他均不赞同。二、进一步强调了经济学理论只是一种方法，经济史是源、经济学是流。“经济史研究的东西，包括体制、制度、社会结构、文化思想以致习俗惯例，远比经济学广泛，而且是活生生的。”(21)经济史为经济学提供材料，拓宽视野。三、关于结构主义和整体史观。他认为，整体史观是必要的，但对中国的经济史研究来说，“分工合作，先专后宏”才是入手的办法。布罗代尔的结构主义也可资借鉴。三个层次中，布罗代尔本人注重长时段的结构史，中时段的动态史。而吴承明认为，事件史对于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也作用很大。而且，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以史带论”或者“论从史出”的叙述笔法很高明。四、关于经济计量学方法。他主张:“凡能计量者，应尽可能做定量分析。盖定性分析只给人以概念，要结合定量分析才具体化，并改正概念的偏差。”(22)。然而，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明中叶以前不适用计量，因为古代文献不准确，记载不连续。此后可以用，但资料必须可靠。而且，要注意:不同时代的度量衡可能不同，数据资料不能直接运用。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述略》，就是使用了系统论述与计量分析结合的方法。另外，经济计量学方法不适于研究生产关系，因为其只见量变不见质变，可用于检验定性分析，但不宜建立新理论。经济史研究不能单凭计量学方法做出结论。五、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他认为:“历史是复杂的、多元的和多因素的，不能把制度安排作为唯一的原因。”六、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社会和文化属于经济史研究中的非经济因素，但若要对经济发展路径有很好的理解，这两个方面应纳入研究视域。吴承明认为经济发展——制度变迁——社会变迁，在最高层次上都要受文化思想的制衡。
总之，吴承明对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有着深刻的理解，指出了这种方法的优缺点。在他看来，计量方法、制度分析等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都不是万能的，都有一定局限性。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要多层次、多角度、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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