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新的天命

当古代中国的“革命”一词被等同于欧洲的大变革（revolution）概念时，中国人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视角转换。〔1〕人们发现，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根据可以不再是天意与一个新王朝之间的连接。转型并不必然来自暴力行动，比如战争、叛乱或侵略，以此推翻一个颓败王朝或建立一个新王朝。它们可以和平地脱胎于诸如经济的发展、科学和技术的创新、新颖的观念，以及引发思维模式转变的大胆的制度改革。但因为“革命”就其“革去天命”的含义而言，在3000多年正统王朝历史中的用法，都是为了政治合法化的目的，所以现代用这个词去试图涵括更宽泛的变革因素时，就产生了歧义。

在中国历史当中，“天命”的观念指的是天赋予那些统治天下者的使命。这种观念来自商朝奠基者灭掉夏朝的时候。这次革命不仅是得到天的保佑的正当行为，而且是一个持续了长达400多年时间的胜利。接下来“天命”又被应用到周的奠基者对商的取代，这是一个更为成功的权力占有，它持续了差不多800年的时间，尽管，实际上周的天子软弱无能，而且在周朝后期40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都在历史视野之外。

从那以后，“革命”就被用来描述朝廷的成功更替，至于这个朝代持续多长时间或者其成就如何，并不重要。早期的历史学家用“天命”“天授”和“上天明命”之类的词语将新的统治者与正当性联系起来，于是“革命”就成为一个惯例性的甚至是技术性的术语，用来描述王朝的变化。〔2〕当人们用“革命”来翻译欧洲的大变革概念时，这个词语获得了新生，成为人们卸下自己过去一切负担的标志。这一图景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得到广泛接受，表明人们期待发生一种能使中国文明免遭遗忘的变化。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邓小平提出改革和对外开放之后，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历史现象。虽然没有人能够在书写中国现代历史时回避这个词语，但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会用它来形容过去30年的发展。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革命”与暴力的使用和旧秩序的崩塌的关联之紧密，远比欧洲的大变革概念所表达的更甚。人们可以使用大变革的概念论证说，1978年之后数十年的经济改革确实在中国制造了一场观念上的、生活方式上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上的巨大变革。但是“革命”这个词语还保留着与暴力变革之间令人记忆犹新的关联，因而并不适宜描述邓小平及其后继者们所希望看到的改变。因此他们有理由避免使用这个词而选择了“改革”一词。这是一个重大的选择，因为就在不久以前，对那些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的人们来说，改革还令人深恶痛绝。

从“革命”既意味着改变天命又意味着现代大变革观念之时开始，它就被用来形容那场动员起千千万万人推翻清王朝并决定建立现代国家的运动的特征。在辛亥革命或1911年革命——让中华民国成立起来的革命——100周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各主要城市、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海外的中国人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在此之前两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庆祝了它60周年的诞辰。前者是一种政治革命，产生了一个不同类型的国家，而后者则标志着几十年内战所锻造出的社会革命的顶点，它是对第一次革命所发动起来的运动的完成。1912年建立起来的民国是全新的，它太异类了，以至于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清楚他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宪法变了，但是也几乎没有人明白宪法是用来干什么的。人们看到，大量的军阀和其他参与者在一系列的内战中耗尽了他们的资源。而且，这个国家整个处在外国压力和侵略的阴影之下，不得不为新秩序的建立苦熬多年。

直接的变化是非常重大的。令在日本和海外各地的青年中国学生感到震惊的是，大变革的观念给民族主义的强大观念增加了另外一个维度。新的政治组织如兴中会、保皇会、同盟会和帝国宪政会，从传统的“会”转向了“党”——儒家精英一直回避的一个词。将“革命”与“党”结合起来所产生的革命党，因1912年之后的成功而备受尊敬。

“革命”和大变革都跟暴力的使用有关联。这种联系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一直持续并在毛泽东那里得到拓展，乃至延伸到1949年之后直至1976年他去世，从而形成了一个长达差不多90年的暴力的纪元。在这一纪元的顶峰，暴力演变成一场两大主力，即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全面内战。但是，没有人会预料到暴力仍会持续。20世纪60—7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的名义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一些领导人也被打倒了。〔3〕

革命的道路使现代中国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它在中国更长期的历史中处于何种位置。革命是如何与几千年的暴力和统治——塑造了过去的中国并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中国文明——相关联的？把孙中山取代旧王朝统治叫做“革命”，将意味着与中国的过去没有断裂。于是大部分中国人便没有什么顾虑，即便他们并不真正明白革命用怎样一种国家形式取代了君主专制。最终，他们也不知道，将帝制国家重新命名为中华民国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与真正地“革去天命”从而终结统治中国长达2000年的制度相比，并不重要。

一旦“革命”获得更宽泛的含义，将各种各样革新性的变化都囊括其中，中国思想家和学者们便打开了视野，直面挑战中国传统社会各方面的运动。这包括为了避免这个国家遭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式命运，进行整个民族的再造，并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于是历史学家们开始重构中国历史中某些部分的图景，不仅强调其当代变化，而且将20世纪的大事件往前追溯，与整个中国的过去连接起来。〔4〕

那么，“革命”与现代大变革的趋同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它是否将中国历史放置到了一个更广阔的——所有中国人都能理解的、可以帮助他们与世界其他部分发生联系的——视角当中了呢？

当人们把“革命者”一词用到孙中山身上时，他成了中国第一个可以被称作职业革命家的人。他对“革命”一词的接受，不仅因为他认为他的行动是正确的，而且因为他在国外接受的教育为他引入了欧美关于现代治理的观念，包括民族主义和共和原则的观念。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来自境外的中国平民试图组织一场世界范围的运动以夺取天命。孙中山还把自己和欧美大革命的领导者作比较，从而用大变革的观念来鼓舞他的旧式的秘密结社组织。这样，当武昌起义使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建立起来时，他便可以正当地宣布“革命”与大变革之间的类比是合理的。

1925年，孙中山临死前告诫他的追随者说“革命尚未成功”，并敦促他们继续奋斗。他这里所说的“革命”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仅仅指还没有赢得天命？还是除那以外他所认为这个国家需要进行的更为根本的改变？到那时为止，民国挺过了至少两次复辟帝制的企图。显然，仅仅宣告共和还不够。袁世凯作为总统，他自己发起了第一次复辟。这次复辟失败后一年，又发生了另一次更可怜的复辟帝制的未遂企图。孙中山看到他的政党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因此告诫人们还需要继续奋斗。只是没有人会预料到，50年后当蒋介石在台湾去世时，这一使命仍然没有完成。〔5〕

孙中山的临别遗言被人们反复引述了几十年，因为国民党领导人相信，为了完成任务，这个国家必须完成孙中山的三个目标——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即三民主义。〔6〕他的追随者们接受了他的敦促，作为对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他们推翻国民党及之后的20年里，也是如此。对他们来说，只有当中国共产党取得最后的胜利时，革命才算完成。

简言之，1911年革命只是个开始。它所宣告的共和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初步变化，还需要几十年时间的奋斗才能真正完成任务。1928年国民党的胜利几乎完全被日本的入侵所抵消；而1949年的毛泽东并不满足于一场只是代表政权改变的“革命”。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仍然只是通过战场上的胜利而得到的权力转移，每一个中国人都懂得这一点。天命由此得到传递，现在轮到中国共产党来确认这一合法性是名正言顺和经得起考验的。不过，对毛泽东来说，1949年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在整个进程中，每一次胜利都是向下一步的迈进，而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梦想还要走许多步。革命的目的并不只是简单地得到国家的主权。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受到了苏联革命的启发，因为对于后者来说，历史的目的，是让那些代表工农，为建立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人们，取代现存的精英阶级。

胜利者拥有选择。他们可以通过致力于社会主义变革的新的领导班子来维护国家稳定，也可以强调受苏联启发的一些国际目标。对于革命的真正意义，党的领导人并没有达成一致认识。毛泽东看到他的政党的大多数成员更愿意巩固国家复苏、重新设计一元化制度和享受胜利果实。他也看到来自过去政权的东西根深蒂固。虽然暴力而残酷的运动清除了农村中的地主和城市中其他的剥削阶级，尤其是那些曾与帝国主义敌人合作过的人，但是国家机器和官僚机构中的既得利益者仍然受到保护，而旧的统治习惯仍然残存。尤其是在战争中和战后都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受过更良好教育的爱国者，他们期待的是一种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所设想的不同的发展。

重建的确带来了快速的工业化；新政权也将经济从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可怕的通货膨胀中拯救出来，并且作出决定性的努力，确保中国的主权遍及清朝时所拥有的整个领土。不过，毛泽东坚持革命尚未成功，这看来是对孙中山遗言的响应。他呼吁通过“不断革命”来消灭所有旧时代的残余，因为他认为历史的残余是过时的并且阻碍了发展的道路。

在中国，从对“革命”的一成不变的观点，到对大变革的粗糙的解释，再回到对历史中的剧烈变革之复杂性的一种更为微妙的理解，我们可以把这几种思潮和四个人联系起来，即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分别代表了四种不同的革命目标，尽管他们都力图将传统中国历史与现代世界历史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当孙中山将“革命”和大变革等同起来并同时使用两种含义时，他使这两个词模糊化了。在说革命尚未成功时，他是否意指他的政党还没有当权而中国也还没有统一的事实？或者他想到中国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或者他在思考，像法国和俄国大革命那样的自由、平等和民权的社会秩序仍然远未达到？他的倾向性自始至终都不够清晰，国民党中的继承者也因对党的最终目标的不同认识而产生了分裂。

蒋介石是一介武夫，他在1928年后取得了对政府的实际控制权。他宣称要做一个爱国者，要实现孙中山的民族理想。但是他的军人背景和手段被证明是一种政治负担。在与中国共产党和各军阀进行的长期内战中，他既不能统一国民党也不能统一这个国家。此外，事实证明，挽救中国于日本侵略的任务，对他的政党来说是致命的。虽然中国确实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挺过了这场战争，但是战场上的胜利对他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即。〔7〕

至于毛泽东，他的抱负是帝国荣耀与流行的救世主义的某种独特混合。在此之上还加上了一些欧洲意识形态，对此，即便是他最亲密的战友也难以领会。但是，为共产党赢得胜利的并不是他的未来主义眼光，战场上的胜利来自大胆的谋略、外部的干预以及他的对手国民党的错误等诸方面的传统结合，这其实与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政权更迭并没有太大区别。〔8〕后来，毛泽东进一步发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结果是如此的可怕，以至于邓小平不得不抛弃毛泽东的超级政党和超级民族目标，而使党回到更为基础的层面。

邓小平是为革命而奋斗的这些人中的第四个，而他领导的恢复元气的中国共产党，已不再谈论革命。〔9〕这个党宣布革命已经成功，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个统一的民族的繁荣富强。实质上，这一革命成功后的目标被邓小平重新表述出来，目的是要达成类似于60年前孙中山所怀抱的理想〔10〕。他们要创造一个统一的和独立自主的民族，拥有代表天意的广泛支持。一旦达到这个目标，国家就会繁荣兴旺，国泰民安。不过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承诺已经超出了孙中山所倡导的“民生”。他认为资本主义是迈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必经阶段。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念并没有削弱，尽管他在与毛泽东共事的那些年遭受了无数的个人打击。

简言之，借由这四个人的抱负，革命和大变革都可以用来描述取代清王朝的民族起义，也可以用来描述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致力于实现受到外国启发的理想。这两个词语已经非常成功地融入中国人的意识当中，以至于中国历史都需要重写，从而将变革的现代观念反过来去应用于、去解释乃至去评判从古到今某些戏剧性的、暴力式的或转型性的变化。中国的历史学家不再局限于“革命”的原初含义，他们可以自由地决定哪些事件和运动可被称为革命。

在对清朝历史的书写中可以找到比较极端的事例。20世纪20年代编成的《清史稿》被斥为低劣和错误的，一部分原因是它墨守儒家的陈规。现在人们视清朝为一个被大革命推翻的王朝，而这场变革完全不同于1644年满族人推翻明朝的“革命”。不过，对许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来说，建立起太平天国（1851—1864）的那场起义，虽然被所谓的“基督”迷信所误导，却代表了最初的现代进步力量，因而值得被视为变革。〔11〕当然，抛弃《清史稿》是一回事，就怎样正确地书写一部新的清代史达成一致意见，则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我们还在等待清王朝结束后差不多100年时间里积累的大量工作的完成，而观察作者们会如何使用“革命”一词来描述朝代更迭以及清王朝时期发生的各种起义，也很有意思。〔12〕

这样一个词语，既然它既可以描述1911年革命，又可以描述后来整个世纪发生的无数变化，它就不会像许多历史学家曾表述过的那样狭隘。对这个词语的保守用法中带有一种假设，即至少从秦汉时期开始的2000多年时间里，中国这个国家都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但是，加深这种误解的却是中国古代经典和典籍的高度修辞化——在后来的朝代历史中被不断复述。它们把某些基本观点和制度的连续性，同整体上的政治停滞的图景混淆了起来，由此塑造了一个不变的中国的形象。

实际上，不变的中国是对中国历史的严重误读。官方历史学家以一种反映儒家模范秩序的主流话语来描述每一个朝代周期，正是此种误读的始作俑者。〔13〕这里我想强调一下在东汉灭亡之后历史学家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即如何确定魏蜀吴三国的合法性，还有，如北魏及其后继者之类的部族征服者王朝怎么能与晋朝（包括西晋和东晋）结盟。例如，北方拓跋突厥王朝是坚定的佛教徒，另一种帝国血统本来可以取代汉人话语。在持续大约150年的动乱之后，在公元6世纪后半期，服务于北魏的魏收选择了用儒家话语将当时的变化合理化。他依照班固的《汉书》的历史编撰方式，编撰了《魏书》。这样一来，就使北方朝廷拥有了合法性。

最终，天命问题在几十年后得到了解决，隋朝和唐朝的奠基者在中国北方通过重新收复南方而统一了中国。唐朝时期，人们为长期分裂时期的几个短小的朝代编撰了新的“正史”，以便让隋唐统治者拥有与380年前汉朝所拥有的天命的连续性。魏收的作品在当时被斥为拙劣之作，然而它毕竟曾经被视为官方文本，因而它实际上为后来所有的官方历史提供了以朝代为历史写作模板的连续性。当政的朝廷是来自汉族还是北方部族，已经变得不再重要。〔14〕从那以后，这一写作模板成为合法化的另一个手段。

第二个资源来自西方。自从西方思想家首次读到耶稣会会士关于中国明代晚期和清代早期的报告，他们便震惊于这个帝国的文化持久性和稳定性。他们得出结论，中国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制度变化或学术创新。人们描述的既落伍而又沾沾自喜的明朝后半叶，也许可以证实这一点。但是，对于后来的清朝，这却是一种误解。显然，人们不太了解最初几个满族皇帝所带来的政治体系上的有力变革。结果，18世纪欧洲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纷纷强调中国的恒常不变特征，而这样的图景深深地影响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论述。〔15〕最后，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自己，引用马列主义理论来批判整个中国传统已经过时，并注定代表着“亚细亚生产模式”。这当然有助于他们拥护这样一种理想，即应该继续进行深刻的社会政治革命直至完全终结所有剥削阶级的统治，从而让人类到达共产主义的历史阶段。

在这第二个来源的帮助下产生了一种理想主义的图景，不过这一图景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已经被抛弃了。第一个来源在官方儒家历史学家那里得以维系，然而确实需要加以处理。秦、汉、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朝代所接收的天命都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在所有这些朝代和一系列短命王朝——他们在官方历史中声称拥有新的天命——之间还存在着更大的区别。〔16〕比较而言，某些长命的朝代所取得的转变甚至可以与中国历史中的革命性变化和重大转变相比。这些转变的发生不是通过朝代的更替，而是就在一个朝代当中。〔17〕另外还有一些不稳定时期，虽然与朝代变化没有关联，但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都开始发生变化。当社会不同阶级中的活跃群体试图从权力结构之内或之外获得权力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就发生了。〔18〕

历史的证据表明，当“革命”一词被应用于一个朝代的开启时，并不意指重大的变化必然发生。那么，为什么今天这个词如此成功地内化为大变革——一种与极富戏剧性和深刻转变相关联的现象——的同义词了？

这里有两点很重要。第一，这个词对中国历史的书写意味着什么；第二，它现在是如何深入现代国家的本质之中的。中国历史学家已经提出，仅一次变革不足以在20世纪让中国实现大转身，而且变革也分不同的类型。不管怎样，人们应该相信彻底的变革只能是逐步获得的。中国的每一个变革领导人都知道政治变革是危险的政治行为，其后果不堪设想。当人们认为变革不可避免时，这当中就已经预设了他们对过去态度的转变。用“革命”来代表天意或王朝初创者的愿望，这已经不再令人满意。而作为变革，它提升了这个概念，代表着人们对可见的更美好生活的向往。于是，对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变得更加带有目的性。中国人不再满足于从历史中学习道德的、循环的、万古不变的教诲。他们现在已经有了可靠的新标准，来衡量历史会把他们带到何处，以及会在何处带领他们。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过一些重写中国历史的尝试，人们试图寻找可将变革的现代观念应用到中国历史中去的时代和场合。在民国的历史学家中，这种改变是有节制的。“革命”的原有含义受到尊重；他们将它运用到孙中山身上，把他视为国父，孙中山提倡明智而重大的变化，的确很像某些王朝的初创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在毛泽东的鼓舞下，变得更加具体。他们认为秦始皇的功绩是革命性（revolutionary）的，并用变革的观念来检验所有运动，这些运动都指向权力精英，提供相对于正统地位的激进选项。有些人更进一步，用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检验每一个历史时期中的这样一些运动。〔19〕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家已经表明，他们在从2000年的朝代循环论转向线性目的论时没有丝毫困难，后者吸收了欧洲的进步观念。他们中还有一些人甚至用循环论和线性论两种话语重新回去检视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所有历史变化。他们处理每个朝代的起起落落，同时也分析涵盖几个朝代的更大趋势，例如唐宋（包括五代时期）的政治与思想转变、宋元明的经济发展以及明清治理结构中的大规模变化。

既然以线性论为基础的“变革”可以与以循环论为基础的“革命”互换，其他历史现象也可以被调整来适应传统和现代两种话语。这种能力使得中国人可以灵活而富有创造性地看待他们通往建设现代国家的道路。有迹象表明，在今天的中国存在不止一种治理结构，因为它不愿遵循任何一种单一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这源自改变天命的方式仍是一个有效的概念，而变革的目标却总是未完成的。更具体地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力量的形成深深地根植于毛泽东—列宁主义遗产，因而战场上的胜利确认了“革命”的传统，而经济的适应和妥协则是通过引进资本主义体系来服务于混合的现代国家。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没有学习任何模式，而是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20〕除了某些明显的失误，这个国家的治理结构已经能够让大规模的经济改革以其特有的方式进行。现在，大规模的社会和文化变化已经被纳入未来经济和政治策略的考量当中。当然，也出现了越来越多无法仅仅通过财富和权力来解决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改革已经证明中国不再需要复制他人的模式，而且看上去也不像任何他国那样行事。于是，当中国人思考发展和未来变化的方向时，他们有可能诉诸他们自己所拥有的各种不同的遗产，寻求他们所需要的观念和制度。

对中国人来说，直接的遗产包括邓小平自己确立起来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告诫党的领导人要有意识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世界经济的开放上，掌握管理方法，采用先进技术以适应中国的迫切需要。不过在可能的范围内，党的领导人也必须保持其治理结构。到目前为止，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些，不过现在许多人都认为中国需要一种新的眼光。第二方面的遗产源自毛泽东和变革带来的苦果。中国人历经内战、外来入侵、超级大国的威胁以及剧烈的自我更新后，从中汲取了各种教训。所有这些内忧外患使中国得以产生出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久经考验的政治体系。中国共产党也在发生改变，目的是为了更加自强和自立，以完成建设一个统一富强的中国的使命。尽管最初受到西欧马克思主义和东欧列宁主义的影响，毛泽东思想的创新在必要的时候仍然是可以借用的资源。

第三方面的遗产可以追溯到孙中山，他代表了中国人意识中现代性的第一波。他留给后人的一整套观念当然不尽完美，但他既开明地敦促中国人向外面的世界学习，同时又肯定基本的中国价值观。孙中山对民族主义的吁求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他对民主理念的尊重，以及将农民大众从几千年的被忽略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愿望。他们从英美吸取理念，但是直到现在，这些理念还都没有在中国的土壤中生根。进而有了第四种不太明显的政治文化遗产。现在许多吁求政治改革的人都转向前现代文本以寻求灵感，因为他们认为“摸着石头过河”已经不够了，中国共产党的结构太僵化，民族主义的口号可能很危险。虽然对圣人智慧的转向还是一种站不住脚的演练，但是近来大量的旧观念重新浮出水面的现象，的确不同寻常。这包括对以人为本的呼吁，对社会和谐的探求，对老人、家庭和核心传统价值观的尊重，以及公共领域中以德为本的行政作风。

后革命的目标（post-geming goal），即让中国成为一个发展的、稳定的和得到广泛认可的国家和民族，看起来无可置疑。很多精明的头脑都在思考各种各样达到这一目标的思想和方法。他们能达成的唯一一个共识是，不论中国变成什么样，它都会是与众不同的，因为它的历史一直都是如此。中国不能也不会照搬别的国家或民族的模式。但是对于怎样找到一条变革之后的发展道路，人们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大部分中国人承认，中国不受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生事件影响的空间很小。

正是在这一语境中，我们看到，后变革时代的中国面对两种人之间的冲突，一种人对改变他们手中掌控着的东西感到不安，一种人对引进有影响的新观念迫不及待。基于上述对中国的民族心智共同发挥影响的四种主要遗产，可以说中国人实际上拥有可资利用的丰富的资源。那么，这是这个国家可以长治久安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条件吗？抑或这只是一个暂时阶段，直至下一代领导人能够决定哪一种改革最适合中国？或者它是否会演变成一种不确定的政治结构，其中各个目标不同的利益集团会将政府领导人引向瘫痪状态？

中国历史表明，这个国家为适应外来的新的挑战已经历经多次调整。最好的例子，像公元4世纪在拓跋－突厥军队的威胁之下所作的调整，元朝时期在伟大的蒙古世界性帝国的统治下进行的调整，以及在长达267年的满－蒙－汉结构中所作的调整。每一次调整都是艰难而痛苦的。但是汉唐人的主体每一次都挺了过来，并为下一个时代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结构。每过1000年，中国就要在新的需要跟儒家基本思想和制度之间作出一些妥协。那么，这是否也是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仍然期望的呢？在一个迅急而富有渗透性的沟通将跨越所有界限并触及每一个人心灵的时代中，这样一个目标现实吗？

毛泽东去世后，可以说革命终于结束了，邓小平留下来完成收尾工作。邓小平为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的巨大转变创造了条件，因而他终结了一个世纪的对变革的期待。作为变革的“革命”一词现在已经被泛化，以至于这个词与其传统根源之间的联系都需要重建厘定。但是一旦没有了“继续革命”的口号以及改朝换代的仪式，以统一、富强和繁荣为目的的天命观念就可以很恰当地与变革的现代目标相媲美。今天，“革命”一词可以意指长期的变化，如产业和科学的变革，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变化：从社会、经济的变革到几乎所有发生转变的事物。这样一些变化的动力有时可能伴随着剧烈乃至暴力的行动，但这与中国历史记录也是一致的。

中国人认识到，有许多种“革命”可以与变革相对等，而且到今天也还是如此。虽然表面上随革命而来的是朝代的更替，这个概念却总是带着对道义和法律上的合理性的期待。换言之，它并不局限于权力的转移或仅仅是政权的变化。它与一种新的统治天命的联系，预设了一种责任，创造为顺利完成天命所必需的变化。这样，就像“变革”这个词一样，革命的概念其实也是一个复合概念。对现在来说重要的是，中国历史已经证明，通过一个世纪与列强和近邻打交道的经历，“革命”和“变革”已经被整合到了中国的现代政治文化当中。而这只会让中国人更容易在世界历史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