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与新的革命战略基地的艰难抉择

一、新的革命战略基地在长征途中逐步确立

新的革命战略基地的选择是有一个过程的。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到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已推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腹地,兴国、宁都、石城相继失守,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

1934年10月10日分别从江西瑞金、于都和福建长汀、宁化出发,向西突围转移,开始了长征。当时的计划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然后实行战略反攻。为此,在长征之初,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采取了逃跑主义的作战方针,从而直接导致中央红军遭受严重损失,仅湘江一役就牺牲了近四万人。当部队突破了敌人湘江封锁线后数量已经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按照既定方针继续向湘西行进,仍准备与红二、六军团会师。12月11日,红军攻占了位于湘桂边界的通道县城。与此同时,蒋介石已经完全掌握了中央红军的行军方向及战略意图,并相应调整了军事部署,把五路“追剿”军(“追剿”军总司令为何键)改组为两个兵团,第一兵团司令为刘建绪,第二兵团司令为薛岳,调动其中部分兵力全力尾追红军,而主力部队却急调至黔阳、洪江一带排兵布阵,企图全歼中央红军于北上湘西途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如果依然按原计划继续向北行进,必会陷入敌人的口袋阵中,并同时与数倍于我的敌人鏖战,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根据战局的变化适时调整战略计划已势在必行,可博古、李德等人却罔顾严峻的形势,仍坚持要继续执行原定计划。而此时的毛泽东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力主部队迅速改变行军方向,转道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这样既可以摆脱敌人,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息,又可以争取军事主动,打上几个胜仗以鼓舞士气。他的这个主张得到了军委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红军自通道城改变了进军方向,折向了贵州,并于12月15日占领了黎平。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并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议》,《决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得出了应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为新根据地的结论。

根据黎平会议的精神,12月19日,中央军委电令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积极活动,策应中央红军西进。20日,中央红军分左右两个纵队西进,并与12月下旬抵达贵州瓮安县猴场附近。次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猴场召开,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应立足于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随后向川南一带继续发展的中心任务。

可见,中央红军自长征开始到抵达遵义地区为止,党中央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先是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师,逐渐转变为到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也曾有过争论。1943年11月27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黎平会议决定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猴场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强渡乌江,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在这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彻底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中央历时四年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此次会议还集中讨论了中央红军今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决定,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是北渡长江,到川西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当时中央之所以作出这种改变,主要原因是:第一,客观环境使然,遵义虽为黔北重镇,但周边地区土地贫瘠、人烟稀少,再加上没有经过大革命的洗礼群众基础较差,红军想在这里扎下根来,发展壮大是件很困难的事情。第二,敌情发生了急剧变化。就在中央红军在遵义休整期间,蒋介石为了不给红军以喘息之机快速调集了附近省份各路军阀,连同“中央军”共40余万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中央红军包围,企图阻止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或红二、六军团会师,然后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中央红军只有3万余人,并且没有根据地作依托。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要在黔北地区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第三,入川更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川蜀自古以来就是富裕之乡,物产丰富,人口密集,四川各路军阀内部矛盾重重,再加上红四方面军已经在四川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并且力量还在不断壮大中,可以配合中央红军开辟新的局面。基于以上的原因,中共中央放弃了原定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毅然决定北渡长江,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5年1月20日,红军总司令部制定并发布了《渡江的作战计划》,《计划》明确指出,如“沿江为敌所阻,我野战军应做好渡金沙江的准备,从叙州上游渡河”。据此,中央红军分三路向土城、赤水方向挺进,1月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准备北渡长江。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以后,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四川军阀刘湘为阻止中央红军渡江入川,集中主力严密封锁长江,国民党中央军和滇、黔、湘等省军阀部队蜂拥而至,对中央红军形成了一个大的环形包围圈,渡江计划已万难实施。有鉴于此,2月中旬中革军委在四川双沙镇召开了重要军事会议,并发表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拟定了二渡赤水作战计划。

随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发动遵义战役,歼灭和击溃敌军两个师又8个团,共计600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3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提出了“赤化全贵州”的口号。《告全党同志书》说:“我们当前的中心口号是:打大胜仗来赤化全贵州!全党同志一致动员起来团结在党中央与军委的周围……争取当前战役更伟大的胜利,中央主力红军的胜利,将不仅赤化全贵州,且将配合红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的胜利,赤化整个云贵川三省以至湖南地域的广大地区!”^[1]为了寻求主动,3月中旬,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河,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重兵沿江布防。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红军突然由川南回师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迅速南下渡过乌江,把几十万敌军甩在乌江以北。4月初,红军前锋逼近贵阳。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忙调兵“保驾”。4月8日,中央红军一举突破敌军封锁线,向云南急进,渡过北盘江,于4月下旬逼近昆明。这时,昆明及其周围敌人兵力空虚,龙云急调兵守昆明,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敌军的防御力量,为中央红军提供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条件。4月29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2]。至此,中共中央又重新恢复了遵义会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随后,5月9日,中央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跳出了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圈。接着,又渡过大渡河,翻过夹金山,6月中旬到达四川西部的懋功地区,与来自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益严重,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时刻。1935年5月,日本借口中国破坏《塘沽协定》,向中国提出了种种无理要求,并由日本国内及中国东北调集重兵入关进行武力威胁,声言如中国政府不满足日方的种种要求,日本将会采取“自由行动”。在日本人的武力胁迫下,国民党政府妥协让步,并派出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方代表进行密谈。于6月9日与日本政府达成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何梅协定》公之于世后,一石激起千重浪,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怒,同时也点燃了民众的爱国热情,社会各界强烈要求国民党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另一方面,中央红军到达川西地区后,发现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人烟稀少,深山穷谷,给养困难,只适宜小部队活动,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北上,并提出了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是,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不同意这一战略方针,主张红军西进,占领青海、新疆,或南下川康建立“川康政府”,实现所谓“川康计划”。

从红军长远发展计,从内部团结计,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的召开是为了统一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议正确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强调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和党对红军的领导,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明确提出北上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战略方针。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6月29日,为了贯彻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央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前进。左路军以林彪为司令、彭德怀为副司令,率16个团向卓克基、壤口、噶曲河前进。中路军以徐向前为司令,率10个团经马塘、墨洼向蟥胜关前进。右路军以陈昌浩为司令,率12个团经黑水、芦花,向松潘前进。另派一部分部队在岷江东岸、懋功、两河口等地钳制敌人。中央军委及总司令部随中路军前进。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在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虽表示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但是会后又提出与中央决定完全相反的南下主张,并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同时,他还歪曲事实真相,制造谣言,诋毁中央路线,攻击中央领导人,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由于张国焘的阻挠,贻误了战机,使松潘战役计划无法实现。为了推动张国焘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举行会议,会议经过反复磋商讨论,最终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对当时全国政治形势的特点进行了集中阐释,充分肯定了两河口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强调:当前一、四方面军所肩负的历史任务是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决议还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维护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由周恩来担任;陈昌浩任总政治部主任。8月上旬,中共中央及军委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编,分左、右两路同时北上。右路军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叶剑英任政委、参谋长。左路军以朱德为总指挥,张国焘、刘伯承任政委、参谋长。左、右两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北上。中共中央及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在沙窝会议之后,张国焘仍坚持其错误,提出要红军西出阿坝,渡黄河,入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区。为此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儿盖举行军事会议,着重讨论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为了实现北上方针,“我们的主力应迅速攻占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区,并以此地区为基点,向东进击,以便取得陕甘地区,使之成为中国革命运动持续发展之根据地”。作出这种决定的根据是:第一,在政治上,我们有可能在短时期内将陕甘宁边区与游击区打通,连成一片苏区,从而迅速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这就能够迅速地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3]。第二,这个地区的敌军分作几个系统,士气不振;敌军远离其军事战略及政治军事之中心地区,这些都便于我们各个击破敌人。第三,这里群众条件较好,并且广大农民已经在进行着反捐税争土地的斗争和游击运动,这对我们扩大红军是有利的。第四,“这个区域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区域,能够保证我们现有及继续扩大之部队的物质供给的需要”^[4]。《补充决定》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指出“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5]。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已经知道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在陕甘一带活动,并准备与其相互配合创造陕甘根据地,作为全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但是,此时中央还未明确提出去陕北的问题。

毛儿盖会议以后,红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共同北上。8月底,党中央率右路军跨过草地,到达巴西、班佑地区,歼灭胡宗南部一个师,打开了通向甘南的门户。左路军通过草地到达阿坝地区后,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但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指示,把左路军全部拉回天全、芦山等地并另立中央。他还给右路军政委陈昌浩发密电:“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裹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和红一、三军立即北上。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行,并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决定:红军继续北上,首先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一个根据地,休整部队,壮大红军,然后进取陕甘广大区域。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红一、三军继续北上,突破甘肃南部的天险——腊子口,翻过岷山,到达了岷县南部的哈达铺。在这里,根据俄界会议的相关决定,对红一、三军和军委直属队进行了改编,并将其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王稼祥、林彪、叶剑英任政治部主任、副司令员、参谋长,下辖三个纵队。此时,毛泽东从国民党的报纸上了解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9月22日,他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9月23日,陕甘支队继续向北挺进,并于27日到达甘肃通渭县榜罗镇。在这里,党中央进一步了解了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随即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红军到达陕北苏区后的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会议还提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共要将保卫苏区的斗争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把反帝与土地革命联系起来,因此要加强白区、白军的工作。

由上可见,中国革命新的战略基地的选择,是党中央在长征的过程中,经过艰苦的探索逐步选定的。这个战略基地,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中国革命走向新高潮的出发点。

二、革命大本营在西北的奠基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确定了把立足点放在陕北的战略方针之后,为了这一方针的实现,为了把陕北建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整编红军,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

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之后,在这里进行了短期休整。10月底,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陕甘支队经保安东进,于11月初在甘泉境内与红十五军团领导人程子华会面。随后,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在东村一带胜利会师。

红十五军团是由原鄂豫皖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合编而成。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留下一部分兵力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重建为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斗争,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后在敌人重兵“围剿”下受到严重损失。1934年11月,根据中央指示,红二十五军2900余人在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等的率领下,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经过艰苦转战,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陕北延川县与陕北红军会师,组成红十五军团,同时任命徐海东、程子华为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军团下辖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第八十一师,共7000余人。红十五军团的建成,对于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迎接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35年11月,红十五军团与陕甘支队会师。

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当时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是实际上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聂洪钧、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原陕甘支队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第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

此后,陕北红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35年12月30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红军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参谋长唐延杰;二十九军军长肖劲光,政委甘渭汉,副军长谢嵩。1936年1月中旬,红一军团以第一团、第十三团为基础,加上新建的第三团,重建第一师。陈赓任师长,杨成武任政委,杨得志任副师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2月,红十五军团组建了第七十三师。3月,又组建了红三十军,宋时轮任军长,阎红彦任政治委员。红军的发展,为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二)粉碎国民党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

1935年7月,中央红军还在长征途中,蒋介石就开始调集部队,部署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蒋介石调集了10万人,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企图彻底摧毁陕北革命根据地。

此时,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已连成一片。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心乘敌人未完成“围剿”部署之际,集中主力,先打击比较孤立的晋绥军。8月中旬,红军在吴堡地区歼敌4个连。接着又在绥德地区歼灭敌人援军一个团20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迫使敌晋军主力撤回黄河以东。

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根据地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红军的力量得到了增强。10月,红十五军团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以一部兵力包围甘泉,主力则在劳山地区设伏,包围了由延安增援甘泉的东北军第一一〇师,并将其歼灭,俘敌2000余人,击毙其师长何立中。接着主力红军南下,于10月25日对榆林桥守敌东北军第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和六二一团第二营发起进攻,将其歼灭,俘团长高福元。劳山、榆林桥两次战斗的胜利,沉重打击了东北军的士气。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之后,敌人又发动了一次新的进攻。11月10日,东北军第一〇九师进至直罗镇,红军乘夜将其包围。经过激烈战斗,全歼该师。接着,红军又在张家湾地区歼灭敌军一个团,其余的敌军仓皇撤退。此役共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三)纠正陕北根据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经过多年艰苦战斗创建的。1934年夏,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先后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军事“围剿”,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1935年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长征到达陕甘苏区时,这里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下,一些党的领导者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错误地将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苏区县以上和红二十六军连以上的一大批领导人抓了起来,在根据地的党和红军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削弱了根据地党和军队的战斗力。在敌人的进攻下,陕甘革命根据地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中共中央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了解到这一严重情况,认为这里的肃反有问题,决定成立董必武等五人委员会负责此事,并派王首道赶赴瓦窑堡,接管了被“左”倾冒险主义分子控制的保卫局,制止了事态的发展。经过调查研究,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释放了被捕的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并从组织上解除了“左”倾领导人的职务,使陕甘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

(四)进行东征和西征,扩大革命根据地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强迫蒋介石政府同其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唆使汉奸发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内蒙自治政府”,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1月13日,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随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谴责日本的侵略罪行,主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定实行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在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红一方面军的任务,则是“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6]。同时,中央红军与陕甘红军会师后,虽然打了几个胜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但仍处于敌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并且,陕北地瘠人稀,出产不丰,红军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要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在军事上必须打出去。因此,中共中央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渡黄河东征。东征的战略方针是:1.巩固地发展和扩大抗日根据地;2.大量消灭阻拦我抗日的敌军,扩大红军;3.力求推动全国抗日运动,准备与日帝作战。

1936年2月20日夜,红军开始渡河。红一军团从陕西省吴堡以南沟口渡河,渡河后占领了山西省中阳留誉镇;红十五军团从陕西省清涧河口强渡,渡河后迅速占领了山西省义牒和石楼。至23日,红一方面军占领了包括三交镇、留誉镇、义牒镇、塘马镇在内的黄河东岸横宽50余千米、纵深35千米的地区,站稳了脚跟。随后红军进一步展开了攻势。

阎锡山急忙调兵向红军进攻,同时请求蒋介石派兵增援。从3月上旬至4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了10个师的兵力增援阎锡山,同时急令陕西的东北军、西北军向北进攻,企图彻底消灭红军和摧毁陕北革命根据地。红军为顾全抗日大局,保存国防实力,实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于5月5日全部回师河西,并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东征战役历时75天,共消灭敌人约7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炮20余门。红军扩充新兵8000人,筹款30余万元,并在山西20多个县做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这次战役迫使阎锡山将其在陕北的部队撤回山西,有利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刘志丹4月份在率红二十八军进攻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牺牲。

东征回师以后,中共中央决定进行西征。西征的战略目的是:打破蒋介石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攻,向西北进攻,消灭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扩大红军影响,扩大革命根据地,巩固抗日后方;打通和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的联系,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争取团结东北军及一切抗日武装,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向北打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接受援助,以实现对日作战。

1936年5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命令,决定组成红军西方野战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方野战军组成左、中、右三路军:左路军由红一军团组成(左权为代军团长,聂荣臻为政委),右路军由红十五军团组成(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中路军由红二十八军(宋时轮为军长,宋任穷为政委)、红八十一师(贺晋年为师长,张达志为政委)及骑兵团组成。

5月19日至20日,西方野战军开始西征。西征开始以后,经过激烈战斗,解放了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中部、宁夏南部的大片地区,使陕北革命根据地横跨陕、甘、宁三省区,面积扩大1倍以上,红军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都得到了发展,并且征集到大量的资财,为三大主力会师,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开展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战工作,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党中央就把统一战线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

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从各个方面开展了统一战线的工作,特别注重对张学良部东北军和杨虎城部西北军的统战工作,把建立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作为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重要环节。

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一方面,他们和蒋介石有矛盾,对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政策不满;另一方面,他们奉蒋介石之命与红军作战,接连吃了几个大败仗,实力受到削弱,担心继续与红军作战,会使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对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政策产生了怀疑;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对他们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他们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中共争取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是通过派共产党员到东北军中开展工作;优待和教育俘虏;致书张学良和东北军将士;与东北军会谈等多种渠道进行的。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20人联名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赞扬了东北军官兵的爱国热情,表示愿意和东北军联合起来共赴国难。2月下旬,中共中央派李克农赴洛川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代表王以哲等会谈,并达成口头协议:互不侵犯、一致抗日、恢复红白两区通商等。3月4日,李克农与张学良会谈。张学良表示赞同王以哲与红军达成的协议,并期望全面合作。4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统一领导争取东北军的工作。4月9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李克农到肤施(延安)与张学良、王以哲举行会谈。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赞成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赞成红军集中河北抗日;对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表示欢迎。后来,双方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改善,中共又派红军参谋长叶剑英等去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整训部队。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杨虎城也进行了统战工作。从1935年12月到1936年夏,中共中央先后派汪锋、张文彬,中共北方局派王世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等人到杨虎城处,与其商谈联合抗日的问题。双方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联合抗日等项问题达成协议。

中国共产党还在张学良、杨虎城之间开展工作,促进了他们互相间的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形成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大联合。

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促进了蒋介石南京政府走向抗日,促进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其次,分化了敌人的阵营,增加了革命阵营的力量,这对于稳定陕北的局势,巩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年第3期)

【注释】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8页。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9页。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44页。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45页。

[6]《六大以来》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