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理论的评述

9.2.2　对“3T”理论的评述

基于“3T”理论的描述，可以认为“3T”理论强调人力资本在推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重大作用。为什么有些城市能够持续稳定发展，而有些城市却逐渐走向衰退？在全球创意产业时代，有哪些因素可以促进城市的成长？对于这些问题，城市利便论的支持者认为城市发展的推动力在于人力资本的积累。

简·雅各布1969年出版的《城市的经济》一书，挑战了企业和资本的集中会促进城市经济发展这一主流经济学论点。她认为，城市发展的原动力是地理上邻近的多种多样的产业共存与人力资源的集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证明了人力资本的集中能提高地方的生产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假说，并称此效果为“雅各布效果”。人力资本的集中是企业和投资接踵而来的必要条件。企业选择某个城市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该地区的市场和供给网络，更重要的是希望从当地受过良好教育、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中获得生产力的提高。理查德·弗罗里达的创意阶层论发展了雅各布等人的观点，认为在创意产业时代，创意阶层才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当然，“3T”理论除了强调人力资源在创意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外，还吸收了新经济社会学等理论精华，特别强调包容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且是建立在新经济内生增长理论基础上，声称找到了保证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发动机。

2008年初，英国学者尼克·克利夫顿（Nick Clifton）发表在《Swedish Society for Anthropology and Geography》上的《The Creative Class in UK：An Initial Analysis》一文对弗罗里达的概念进一步深化，将“创意阶层”的概念细分为创意核心人才和创意职业者。前者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建筑师、设计师、学术界与教育界人士；后者指的是与创意核心人才相关的职业人，比如经理人，财经界、法律界人士。基于这一分类方法，克利夫顿发现，2001年英国的创意阶层就已占劳动力人口的37.3%，高于同期美国的30%。在创意产业发达地区，创意阶层所占劳动力比例高达64.9%，而在创意产业落后地区，创意阶层仅占当地劳动力人口的24.1%。不过克利夫顿也发现，在特定的创意城市，创意阶层中的创意核心人才、创意职业人才、波希米亚^[2]比例分配与创意阶层总规模并没有多少关联。

以下，我们就克利夫顿的观点与弗罗里达作一比较。

1.创意阶层居住指数

克利夫顿提出了“创意阶层居住指数”的概念，认为城市人口规模与密度对创意产业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在英国创意阶层居住指数前十城市中，有六个是人口规模居前的城市。人口规模居前几位的城市中，创意阶层居住的伦敦是英国的创意产业中心。整个大伦敦区也有很大的差别，伦敦核心城区创意阶层居住指数高居第一，而伦敦东区和东北区仅位列第二十九位。数据同时显示，并非所有的城市创意阶层居住指数都同该地区的人口规模成正比。伯明翰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个案，其中心区人口达100万，在英国排名第十三位，但创意阶层居住指数仅位列第五十四。通过对城市人口密度与创意阶层居住指数相关度的进一步调查表明，二者之间的相关度却只有令人吃惊的0.1，这说明城市人口的规模和密度并不是最终导致创意阶层居住指数升高的关键因素。

2.创意阶层和城市品质

弗罗里达认为，创意阶层具有高度流动性，并且完全取决于城市的某些品质。加拿大的学者也发现北美那些创意阶层趋之若鹜的城市多是开放度、包容度和多样化高的地区，这些城市休闲和文化接触机会较多。根据弗罗里达的观点，一个开放的环境对于创意阶层来说，其独特的技能能够为当地人所接纳。同样地，另外一个我们可以采用的包容度指标就是波希米亚指数。波希米亚群体的文化信仰、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常常异于主流群体，因此，对城市的包容度要求甚高，借此来衡量一个城市环境的包容度再适合不过了。除此之外，弗罗里达还指出了城市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性以及失业率（社会紧密度）问题。

通过对人口多样性指标的分析发现，伦敦地区总体名列第一，其中伦敦东区更是郡级地区之首。作为英国最大的南亚次大陆移民聚居地的莱切斯特市是伦敦以外多样化程度最高的城市。相反，格温特郡山谷地区是差异化最低的地区。

文化接触机会指数在不同城市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伦敦西区由于拥有大量的高级博物馆和画廊，其文化接触指数非常高，多少让人不解的是紧随其后的却是黑泽市，这也说明其他一些非相关因素起了作用。黑泽市集聚了大量的酒吧和娱乐设施，尽管看起来属于“低”层次文化，但无疑也增加了创意阶层接触当地文化的机会。最低的指标则同样归属于格温特郡山谷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指标最高的当属伦敦西区、诺丁汉和莱切斯特。对比显示，多样化指标和波希米亚指数均与创意阶层居住指数呈正相关。这说明英国创意阶层喜欢居住在波希米亚指数较高和文化多样化的城市，其中波希米亚指数对创意阶层居住指数的影响最为突出。弗罗里达提出的开放度指标看来是一个过分简单化的宽容度测量指标，或许可以采用外来工作者受教育程度这个更加具体的指标来测量社区开放度。

对英国创意阶层居住指数的分析可以印证弗罗里达及其同事在北美地区所作的分析，即城市包容度和创意阶层居住指数之间密切相关。在文化接触指标方面，创意阶层集聚与文化休闲产品供给方面也存在着正相关，这与弗罗里达的分析相吻合。

弗罗里达提出的公共产品供给和社会紧密度（失业率）的概念相当抽象，很难在实践中操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产品供给指标可以通过城市的就业水平来测量，但是，失业率则是社会排斥度的一种体现。公共产品供给指标的积极作用仅在创意核心群体上能够得到很好的证明。失业指标对创意阶层居住指数的作用完全是负面的，也就是说，高失业率的地区是无法集聚创意人才的。

总的来说，从城市品质指标角度看，英国创意阶层分布情况同北美的分布模式非常相似。城市的包容度、多样化程度、波希米亚指数越高，失业比率越低，文化接触机会越多，其集聚创意阶层的能力就越强。

3.创意阶层与经济繁荣和技术指标

在英国，用来衡量经济繁荣程度的两个指标，是城市人口增长和就业率提升。数据显示，这两个指标同创意阶层居住指数完全呈正比关系。在创意阶层整体和创意职业人群方面，创意阶层居住指数与人口增长之间表现为较强的正比例关系，但对创意核心来说则体现比较弱的正相关。总体来说，保持人口和就业增长的城市容易集聚创意阶层。这恰恰能够印证弗罗里达的“工作随人”的假设，也就是说，创意阶层的出现本身就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在技术主导的领域里，高技术员工的保有量与创意阶层之间也是较明显的正比例关系，这种关系对总体创意阶层特别是创意职业人群有更强烈的指向性，而对创意核心人群来说相对较弱。这也佐证了弗罗里达“3T”原理中技术的重要性。同时说明在那些就业率高、技术密布型商业企业多的城市里，创意阶层容易集聚。弗罗里达的团队也在北美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另外，从创意职业人群的角度来看，城市新企业的出现比率与创意阶层集聚也呈正比例关系。英国的这种状况更深入地阐释了弗罗里达的新公司的出现与创意阶层集聚的关系理论。

通过对英国创意阶层分布的定量考察，我们发现，弗罗里达的创意阶层理论在英国创意产业实践活动中几乎都得到了印证。^[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