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芦巡盐御史制的发展

一、长芦巡盐御史^[65]制的发展

（一）概况

巡盐御史之差派。顺治元年（1644年），始差御史巡盐^[66]；十年，停差，盐政事宜责之都转运盐使司运使^[67]；十二年，因盐课岁多逋欠，特复^[68]；康熙十一年（1672年），再次停差，由直隶巡抚督理^[69]；次年，以巡抚事务本已殷繁，势难兼理盐务，复差巡盐^[70]；此后，巡盐御史未再停差。直至咸丰十年（1860年），裁撤长芦巡盐御史，盐务统归直隶总督管理，长芦巡盐御史制宣告结束^[71]。

巡盐御史的额数设置。顺治初，设长芦巡盐御史一员；康熙七年至十年，每年差满、汉官各一员；十年，因满、汉巡盐御史并无分办事务，复令止差一员，不拘满、汉^[72]。

巡盐御史随带笔帖式制。康熙七年，准允巡盐御史各随带翻译满、汉文笔帖式一员；十六年，裁去笔帖式，惟不习汉文满御史许带一员；雍正元年（1723年），不习汉文满御史所带笔帖式亦裁^[73]。

巡盐御史之选任。巡盐御史或“由特旨简放，或由都察院奏差，均各带原衔品级”^[74]。顺治时，选用各部主事及中书舍人、行人、评事、博士等官，以监察御史衔巡按^[75]。康熙七年，令嗣后不必专差御史，于六部郎中、员外郎及御史中拣选贤能官员充任，俱授御史衔^[76]。八年，仍专差御史，停遣部郎^[77]。四十年，特差给事中^[78]。四十一年，仍用御史^[79]。雍正以后，多由内务府官员简充，仍带御史衔^[80]。

巡盐御史之任期。顺治八年，都察院题定为一年一次更差^[81]，然而，在后代实际官员任命过程中，并不拘泥此制，时有连任现象。如雍正间，莽鹄立（字卓然，满洲镶黄旗人）元年、二年、三年连任；乾隆间，三保（满洲正黄旗人）五年、六年、七年连任，伊拉齐（满洲正黄旗人）八年、九年、十年、十一年连任，高诚（满洲人）二十八年任，至三十三年均留任，西宁（满洲镶黄旗人）由三十五年连任至四十五年，长达十年^[82]。巡盐御史连任者，一般均为在职期间表现卓异，深得皇帝信任。巡盐御史一年更差，虽有助于避免与地方官、盐商的交结违纪，但亦有弊端，对此，明代李梦阳已有精辟论述：“岁一遣御史，初至，于法多不甚解，聪察多纷更，恬静多避嫌，及少得次第，已复更代矣，窃未见其可也”^[83]。因此，优秀巡盐御史的连任，对盐业不无裨益。

清初，长芦巡盐御史照例驻于北京宣武门外。按时出巡，巡毕即回京，“有事则进衙门料理”^[84]，无事则“退居私室”^[85]。康熙七年（1668年），巡盐御史孟戈尔代（辽东人）与李棠（字召林，广西临桂人，康熙三年进士）认为如此恐生弊端；又天津为“盐务总汇之地”^[86]，驻于京城鞭长莫及。因此，“轸商灶之艰难，念吏弊之丛蠹”，奏请改驻天津，以便于“整饬厘剔之”、“朝夕经纪之”^[87]。从其议。由是，长芦巡盐御史遂改驻天津。

（二）辖理范围及职掌

清代，由于芦盐销地的增多，长芦巡盐御史所辖范围较明代有所扩大。其具体包括：长芦、山东^[88]两盐产区，以及食长芦盐之直隶顺天府、保定府、永平府、遵化州、易州、河间府、天津府、正定府、冀州、赵州、深州、定州、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宣化府、河南开封府、彰德府、卫辉府、许州并所属之临颍、郾城、长葛三县，陈州府、怀庆府、南阳府舞阳一县，食山东盐之山东、江南徐、宿二州并丰、沛、萧、砀四县^[89]。

巡盐御史的职掌与明代相类，亦可分为盐业与非盐业两部分。盐业职掌主要有三方面：1.监督管理长芦、山东盐业的生产和销售，督催引课，如敕文所曰：“察照户部所定运司、分司、场灶官丁、亭户照例统理。该管各府、州、县额引照旧督销。凡边商、内商正课、余盐引数目，俱属尔征核”^[90]。2.监管、举劾所属及相关官员：“该管衙门官吏、胥役宜严加约束，使恪遵法纪，无致作弊生事，扰害商民。不得委官察盘，借名访恶，取赎科赃。该衙门公费、犒赏等项，通行减省，苏商灶之积困，裕国课之本源。仍博采利弊，斟酌损益”，“所属行盐司、道、府、州、县官员有怠玩溺职，贪取侵课，凡干涉盐政，应尔完结者即行完结，应参奏者具疏参奏”^[91]。3.辑防私盐：对于“江海盐徒，私贩公劫”者，严行卫所、有司缉捕，“防杜乱萌”^[92]。

需要说明的是，盐区内所有盐务并非均由巡盐御史一人决策，部分事务须会同督抚商议处理。“凡关盐务之事，督抚应会同该御史酌量料理等语，部覆定例遵行已久”^[93]。此举诚然出于寻求盐业政策更为合理化的目的，但也出现一些弊端。即“督抚偏袒百姓，巡盐御史偏袒商人”^[94]，如督抚与御史“和好，即长盐价以致病民；如不相和好，即不巡缉私盐以致累商”^[95]。

非盐业职掌方面。1.兼理天津关税务。雍正十一年（1733年），直隶总督李卫疏称：天津关税务原归巡抚衙门负责监收，或委道员、厅员办理。但由于天津为南北要冲，河海总汇，商旅络绎，故水陆口岸必分头巡查方可，加之“在关丁役多历年积蠹，勾通长随，盘踞包揽，朦官漏税，掯商虐民”，管关者必须不时察访。而长芦巡盐御史驻扎天津，“见闻既切，朦蔽难施”，并且有“两河道同在一城，彼此咨询利弊，更可洞悉”，因此请将天津钞关移归“盐政鄂礼管理”^[96]。至乾隆元年（1736年），天津关税务正式交与长芦巡盐御史管理，并成为定制。

2.监办天津转漕事务。如乾隆三十七年，令嗣后每年漕船入北运河起剥货物时，由长芦巡盐御史派委妥员一人前往该处，会同直隶委员一同监办。如直隶委员有偏徇漕船之处，即令盐政参奏，若盐政委员有借端滋扰之处，亦令直隶总督参奏^[97]。

3.上达、与闻地方事务。清制虽规定“各省盐政、关差、织造固不可干预地方公务”^[98]，但是由于巡盐御史系“钦差御史”^[99]，故“不独鹾政利弊，兼有举劾地方官员，并察拿恶棍之责”^[100]，如“遇新异案件，及有关紧要者，即应就所闻见据实奏闻”，且当“随时附折入奏”，不得“视非职所当言”，而“概行缄默”^[101]。

至清中期，巡盐御史于天津地方事务不仅上达、与闻，而且多有参与，且集中表现在对天津蝗灾的预防和处理，及天津水患的治理和赈济两方面。前者如乾隆十七年六月，长芦巡盐御史兼天津总兵吉庆（满洲镶黄旗人）上奏：天津、河间二属，蝗蝻滋生，请亲赴州县，督令有司扑捕。获得允准，并令“极力督捕”，如果不尽心竭力，“致遗孽复生”，则惟其是问^[102]。后者如乾隆五十九年夏，天津等地遭遇水灾，“盐政冒雨乘船往来查勘，甚为出力”，并“筹办疏消积水，就其地势高下，开挖沟槽，逐层宣泄，并捐赀多造水车，戽水归河，俾积水全行消涸”。由于其“办理实属妥协，殊堪嘉奖。运使嵇承志前已降旨加恩，赏给按察使衔，巡盐御史征瑞亦著赏给奉宸院卿衔，并赏给荷包等物以示奖励”^[103]。

蝗灾、水患均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巡盐御史理当奏闻，但其亲身参与处理，原因盖有二：第一，兼职使其负有地方之责。如上文所举亲身治蝗的吉庆，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任命其兼任天津镇总兵^[104]。而天津总兵官一职属镇守总兵，与地方事务多有关联。其后，即便巡盐御史不再兼职，但沿于成例，仍对蝗灾进行奏报和处理；第二，皇帝的指派。如乾隆五十九年，景州等地因滏河涨漫，流注境内，以致低洼村庄多被淹浸，因巡盐御史“征瑞查办天津地方抚恤事宜不日当可完竣”，遂令其“带同天津道丁溎蓥即驰赴故城、景州、并河间府一带，亲加履勘。如被水村庄民居、庐舍或有冲塌，即行按例，一律加两倍赏给修费，其有应须赈恤者亦即行详查，妥速办理”^[105]。

而皇帝指令巡盐御史参与地方事务的初衷当有三点：其一，视便而行，就近差派，以迅速解决突发事件；其二，盐务衙门存有盐课，可调动作为救援资金，不仅免却拨银之烦，而且可以使救助更加及时；其三，令朝臣、部门间相互监督，巡盐御史“于地方事务无所庸其回护，且经朕降旨询问，伊更不敢捏饰干咎，所奏自系实情”^[106]。但巡盐御史参与地方事务终属“暂行代办”，地方事务的处理仍为方面官员不可推卸的职责，不可因盐政官员的参与而观望推诿^[107]。

职掌之外，长芦巡盐御史仍被临时委以特殊事务。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五月，以长芦巡盐御史“征瑞驻扎天津，距海口较近”，又“系内务府人员，于供应外藩差使较为熟悉”，且“盐政职系钦差”，遂任命其接待来华英国使团，“所有料理英吉利贡船一事，著专交与征瑞承办”^[108]。

（三）督理与考核

清代，巡盐御史制度日臻完善，各种规定详明。如巡盐御史之回避。顺治十五年（1658年），规定巡盐不再差原籍，并已经巡按过地方俱应回避^[109]。又如巡盐御史之就任与出巡。康熙十二年（1673年），令巡盐御史就任，家人不许额外多带；到任之后亦不许诸人妄行出入衙署。凡有过往亲朋、官长往来交际，概行停止；至出巡，必单骑就道，不许私带家人巡盐^[110]。再如与商人交往。“商人系伊统辖，凡属官事干涉，只应于公所传唤。其行走酬答，则于形迹未便”，如果“彼此交结，必重治其罪”^[111]。

巡盐御史受督抚监督。如康熙三十八年十二月，规定巡盐御史事竣即行复命，如有“沿途骚扰、绕道妄行，或公务已毕、仍逗留地方借端生事，或将所带笔帖式、拨什库等、私自遣往他处”等行为，著令督抚监督纠劾^[112]。

巡盐御史的考满年限为一年。康熙六年，规定遇闰之年，连闰在任，十三月算一年，差满考核^[113]。

顺治八年（1651年）三月，令巡盐御史建立档册，自出都及入境，一应条陈、举劾、勘报等事，按日登记，以凭考核^[114]。其考核亦以盐课为重要标准。如顺治八年，覆准巡盐御史盐课欠不及一分者罚俸一年，欠一分以上者降俸二级，欠二分以上者降职一级，欠三分以上者降职二级，皆留任；欠四分以上者降三级，欠五分以上者降四级，欠六分以上者降五级，皆调用；欠七分以上者革职^[115]。康熈三年、十四年，先后重申此制^[116]。又如顺治十八年，上谕：盐课钱粮关系军国急需，内外大小官员、势豪之家多有贸易贩盐，倚势不纳课银，巡视盐课官员有不畏势力、不徇情面，尽心催征者，即能多得课银，其畏势徇情者即致课银亏欠。以后管盐各官多得课银者，著以称职从优议叙；其畏势徇情课额亏欠者，以溺职从重治罪。其官员贸易、倚势漏课等情弊，该管官务须严加稽察参奏，本、主并行重处，巡盐等官如仍前徇隐，定行一并从重治罪不饶。再如康熙十六年，吏部覆准：巡盐御史如有不病商民，查出盐务隐匿情弊，多得课银，以济国赋者，从优议叙。

（四）随从人役

巡盐御史之额设随从人役为五十五人，其中经制书吏五名、经制承差十二名、本房一名、门子二名、皂隶十名、伞扇夫二名、轿夫八名、军牢四名、夜役四名、铺兵二名、听差一名、灯笼夫二名、鞭子手二名^[117]。

但其实际数额往往不止于此^[118]。如嘉庆八年（1803年），玉庆（满洲镶蓝旗人）被任命为长芦巡盐御史后，其亲友推荐之长随^[119]多达一百余人。嘉庆帝得知后，并令其选择“尚小心、诚朴，并知有根底者”，酌留一二十人，以供使令，其余“概行驱逐，毋许收留”^[120]。由此大体可见其时随从人役超编的状况。

（五）薪俸

顺治四年，议定巡盐御史岁支薪银三十六两，蔬菜、烛炭银一百八十两，心红纸张银三百六十两，均由其所属在京衙门内支领。康熙七年（1668年）九月，令满、汉御史每月给公费银四两，支粳米半斛，跟随人役各四名，每名月支粟米半斛；笔帖式每员月支公费银二两，粳米半斛，跟随人役各二名，每名月支粟米半斛。所支银两从盐课内拨给，米移谘巡抚，于该地方衙门仓内支领。十四年，裁减薪俸，其中，心红纸张银裁半，公费银全裁，粳、粟米只给发御史及四名跟随人役，每年共支粳米三石，粟米十二石。十七年，全裁心红纸张银，并停止发放粳、粟米^[121]。

巡盐御史额支养廉银二万两。后节次拨减：雍正六年（1728年），奏拨岁修天津水师营城堡银三百两（由天津县请领）；乾隆十四年（1749年），奉裁归公解交内务府银五千两；乾隆三十六年，奏明节省办公银一万一千七百两，实岁支养廉银三千两^[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