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芦都转运盐使司的日益成熟和完备

二、长芦都转运盐使司^[123]的日益成熟和完备

（一）机构设置及职掌

清初，长芦运司的机构设置一如明制^[124]。后随盐业形势的转变，清政府对其进行了调整。如添设蓟永分司，由青州分司析出部分盐场归其辖理；又如盐场盐课司继续减少，从二十场减为十六场，再减为十场，最终仅余八场（见附表1“明清长芦盐场沿革表”）。

运司官员设有长芦都转运盐使司管盐法道运使^[125]一人。其佐有：天津分司运同一人，沧州分司运判一人^[126]，蓟永分司运判一人。其属有：经历司经历、知事各一人；广积库大使一人；小直沽批验所、长芦批验所各大使一人；盐课司大使十人，后随裁场更为八人^[127]。官员品秩与明代大致相同，惟有各大使品秩提高。雍正六年，因各大使俱系未入流，职分卑微，不足以弹压商灶，遂改定为正八品^[128]。此外，清代添加长芦运司试用人员学习行走，以一年为期，期满后按名分班需次题补实缺，其未补实缺之前，听候巡盐御史、盐运司运使等官员随时差委^[129]。

运使统理长芦所属盐场及芦盐所行之一百七十五州、县、营、卫盐务，并听命于巡盐御史及兼理盐政之督抚。运使的具体职掌通过乾隆三十年四月所颁敕文可约略看出。其文曰：“兹以盐赋国计攸关，亟须清理，命尔以道臣体统行事。务要约束衙门官吏胥役，俾恪遵法纪，无致作弊生事，扰害商民。监司本源既正，方可表率僚属，用循职业。尔宜招集商人，征核正课、应行引目，务立简明则例，以示绥怀，仍严察场灶户丁，稽核派销斤引，饬捕役以缉私盐，省虚费以速征纳，剔侵蠹以疏积壅。察照近日户部复议盐政逐款举行。凡行盐地方、该管州县悉听管理，所属各官如有贪污溺职、纵役侵渔，应审问者先行审问，应劾奏者呈报巡盐御史劾奏。敕中开载未尽事宜，有应斟酌损益，裕国便商者，呈报巡盐御史商榷妥当，具奏施行”^[130]。整理归纳，主要有三：一，约束、举劾下属及所辖官员、衙役；二，催督盐课，抚恤盐商、灶户；三，缉私。除盐务外，长芦运司还间或承办其他任务。如康熙十八年十月，“因铜少以致钱贵”，令长芦等处盐运司措办铜务，招商买铜解送^[131]。

经历司经历掌领解京部河工饷课，兼管京盐张湾引目循环单照，运使、运同事务无分大小，多委其办理。知事职掌与经历略同，管理京盐张湾循环单照，稽查天津公口岸之囤积转贩情弊，按月折报。广积库专贮正、杂项盐课，凡场大使征解、商人按引输纳银两，悉入库。库大使掌平兑、收放各项饷课，经管印信、锁钥，钱粮按月报盐政查核。

（1）机构移驻

长芦都转运盐使司移驻天津的时间史载不一，较为混乱。如（嘉庆）《长芦盐法志》一书，即自相矛盾，前后不同卷目记载有异。其他诸如方志、盐法志等史籍各持己说。因史籍记载不一，现代论著在谈及此问题时亦说法各异，有的甚至将此与巡盐御史移驻天津的时间相混淆。就笔者之所见，关于长芦都转运盐使司移驻天津的时间，说法有三，分别为：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十四年（1685年）。

首先，康熙十二年说。此说只见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总七十八辑）《天津老城忆旧》一文中，其言：“长芦盐运使司衙门，也称盐道衙门，原设沧州，康熙十二年移天津，在钟鼓楼大街东”^[132]。

其次，持康熙十六年说之史籍有七。（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五，“公署”中记载：“长芦盐运使司衙署，向在沧州新城内西南隅，临南熏门，左倚察院，右接运判衙署。康熙十六年，因商人告运居北所者众，督催引课道远非便，遂移至天津，赁民房以居”；（乾隆）《天津县志》卷七，“城池公署志”与（乾隆）《天津府志》卷七，“城池公署志·公署”记载相同，均为：“长芦盐运使司公署，向在沧州新城内西南隅，临南薰门，左倚察院，右接运判署。康熙十六年，因告运商人居北者众，运司隶沧州，未便督催引课，遂移至天津，赁民房以居”；（乾隆）《沧州志》卷二，“建置·公署”记载：“长芦运使署，在州治西南迎薰门内。康熙十六年，运使移署天津。久废”；（嘉庆）《长芦盐法志》卷十九“营建”与卷二十“图识·盐运使司公署图识”分别记载为：“长芦盐运使司衙署向在沧州新城内西南隅，临南熏门，左倚察院，右接运判衙署。康熙十六年，因商人告运居北所者众，督催引课道远非便，遂移至天津，赁民房以居”；“自康熙十六年，因商人多隶北所，天津督催引课为便，遂移驻天津，僦民房以居”；（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三十二，“盐法”部分记为：“其都转盐运使，自明至国朝原驻沧州，因即州治本宋长芦镇为名。康熙十六年，移驻天津”；（民国）《天津县新志》卷十七之一，“职官一·右驻城官”记载为：“康熙十六年，长芦盐运使司盐运使、经历、知事、广积库大使，自沧州同移天津。”引用此种说法之现代著述如《天津通鉴》、《天津古代城市发展史》。

再次，康熙二十四年说。（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四十五，“户部·盐法”中记载：“长芦都转运盐使司管盐法道，运使专理（原驻沧州，康熙二十四年移驻天津）”；（嘉庆）《长芦盐法志》卷十三，“职官上·官制”中记载：“长芦都转盐运使司管盐法道，运使专理。康熙二十四年移驻天津”；（民国）《盐法通志》卷十五，“职官三·官制三”中称：“清初，定长芦都转运盐使司管盐法道。原驻沧州，康熙二十四年移驻天津”。现代相关论著采引此说者颇多，论文如：孟庆斌《长芦盐业史述略》、徐景星《长芦盐务与天津盐商》、叶秀云《清代长芦盐运使司及其所属机构》；著作方面如：《天津简史》、《天津古史寻绎》，并且二者亦均将长芦巡盐御史移驻天津时间记为康熙十六年，当是张冠李戴之误。

上述三种说法中，第一种说法出现较晚，缺乏史源，且为孤证，可以断定为误记。其余两种说法时间相差跨度大，达八年之久，且均有一定史籍相佐证。然而，（嘉庆）《长芦盐法志》卷十五“奏疏”部分所收巡盐御史刘安国（沈阳人，荫生）一疏可为此谜题解开答案。康熙十八年，巡盐御史刘安国上疏题请复设沧州分司。其疏文内称：“沧州分司向系运判之印，无分司字样，原与运司一同驻扎沧州。今自沧州城垣坍坏以来，运司岁征四十余万引课，钱粮关系綦重，至今运司见驻天津，惟存运判独驻沧州”。刘安国为当时之巡盐御史，对长芦盐务应有相对详细了解，而运司移驻又属大事，其不可能不知情，故其疏文所称当为确实。由此，长芦都转运盐使司之移驻天津当在康熙十六年。此外，排除史籍记载之前后传抄、转载因素，十六年说最早出现于（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而二十四年说则最早出现于（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较早及为数较多的历史记载的支持，此为十六年说的又一证明。

然而，始著于“康熙十九年之七月，成于二十一年之四月”的（康熙）《畿辅通志》卷八“公署”部分记载：“长芦盐运使司（在河间府沧州）”，似乎表明至早在康熙十九年，长芦都转运盐使司尚未移驻天津。但事实并非如此。康熙十六年，运司虽移驻天津，但公署尚未筹建，只是赁民房以居。至二十七年，运使任玑及商人共捐银买天津城内鼓楼东街民人班铎之宅，进行改建，方有公署。因而康熙二十七年之前，称运司公署在河间府沧州，亦不算错。

长芦运司移驻天津后，其所属内部机构经历司、广积库亦随之移驻天津。至此，除沧州分司外，长芦盐业的中高层管理机构全部移驻天津。

长芦盐业管理机构机构相继移驻天津的原因盖有如下几点：第一，天津盐业自身的发展。由于明末清初天津盐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大规模推广改煎为晒，生产效率提高，产量增多（参考本书第三章），尤以“芦台产盐最盛，天津长芦岁销部引居三之一”^[133]。

第二，天津地理位置优越，位于运河沿岸，众水归流，又临渤海，地当冲要，便捷的交通与由此带来的低廉运费为芦盐转运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天津渐成芦盐转运中心（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

第三，天津一带私盐问题颇重。由于私盐对盐业系统的正常运行及社会稳定有重要影响，并直接关乎国课征收，因而统治者尤为重视。天津地处海滨，逼近场灶，私煎私贩者多（参见本书第五章）。

第四，沧州分司所属地方盐业的衰颓。其衰颓的重要表现即盐课司锐减，由最初设置之十二场至雍正十年（1732年）仅剩二场。由于南场运道阻塞，盐运多由陆路，“脚价视盐价不啻三倍，故中引商人皆愿领价告买补于北场。灶丁煎盐，弃置不用”^[134]，严重挫伤了灶丁的生产积极性，致使灶丁纷纷改从他业，惟剩“一二近河者仍其旧业，余皆改事农商，纳折色于运司，以给商人矣”^[135]。

管理机构的移驻适应了长芦盐业发展的新局势，对提出、制定相对更为合理的举措大有裨益；并且移驻使得盐官可以兼管更多的事务，提高效率，如巡盐御史移驻后兼管天津关税务，青州分司移驻后兼管征收盐坨地租等。此外，对天津盐业以及天津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也均产生一定影响。

其影响主要通过两方面实施：一为机构设置本身带来的效应；一为机构人员，即盐业官员的作用。

就机构设置而言。例如，诸多盐业管理机构同驻天津，使得盐商省却了奔波异地办盐纳课之烦累，从而吸引了众多芦商汇聚天津。众商为行盐之便，于运使驻地附近建立通纲商人公所，大大提高了盐业系统的运作效率。再如，盐业管理机构的驻扎，使得“盐属官吏遂环拱近列津城，而商之输课、挽运亦无不栉比而居也”^[136]，盐业官员、芦商齐聚天津，其随从人役、仆从家口亦追随而至，加之官员、芦商的辐射作用，文人墨客相继而来，天津人口逐渐增多。人口增多，消费亦多，且官员、芦商的消费水平与平民百姓不可同日而语，从而丰富了天津的消费层次，拉动了天津的经济发展。此外，通过沧州在机构驻扎前后的变化，亦可从侧面认识机构驻扎对于城市经济的影响。“当长芦运使驻节之时，鹾商群集于此，文绣膏粱，纷华奢丽，商业繁荣，非他处所及”^[137]，然而自康熙十六年（1677年），长芦运司移驻天津后，已渐不如前，及至咸丰三年后，“仕宦散居各乡治，城之经商者顿形冷落矣”^[138]。

驻津盐业官员对天津城市发展的影响亦不可忽视。如雍正三年，天津升直隶州即为巡盐御史莽鹄立所题请。其他诸如天津城市建设、文教事业、慈善事业等方面，驻津盐业官员均有一定贡献。因后文有详细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2）青州分司的变迁

雍正十年，由于青州分司所辖济民、芦台、越支、石碑、归化五场远距分司驻地数百里，道路窎远，运同艰于亲往掣挚，不能随时查验，所以，为防范私盐起见，经巡盐御史鄂礼（满洲正蓝旗人）奏准，移天津府盐捕通判驻五场适中之越支场，专司盐务，如秤掣商盐，巡查盐坨，约束场员及灶户等，并给蓟永掣挚通判关防^[139]。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运使秦鑅（字礼堂，江苏金匮人，举人）以蓟永掣摰通判既属盐官，而核转仍归青州分司，在运同仍不免鞭长莫及，而在该通判亦徒有约束之名而无督率之责，遂请将之改为蓟永分司通判，将附近之越支、济民、石碑、归化四场一切滩坨、灶课等事俱归其管理。次年，改蓟永掣挚通判为蓟永分司运判，驻越支场^[140]。蓟永分司的设立，使得青州分司所领盐场减少，所辖范围缩小。

乾隆四十六年，巡盐御史伊龄阿（满洲镶黄旗人）奏称：青州分司驻扎天津，却名为青州，无所取义，又山东本有青州，易于含混。鉴于青州分司所辖四场俱在天津境内，宜将之改名为天津分司，以昭信守。遂从其议，改青州分司为天津分司，换给印信关防^[141]。

天津分司辖兴国、富国、丰财、芦台四场。其职掌与明代大体相似，如承催灶课；验商人告运支单、引目，并转发相应盐场；给发商人船票，令赴场支盐等。康熙元年（1662年），又令其负责收征天津东门外盐坨地租及白盐场地租。

道光十二年（1832年），裁撤沧州分司，其相应事务归天津分司运同兼管。于是，天津分司移驻沧州^[142]。

（3）小直沽批验所

清代，小直沽盐引批验所大使掌验引目截角，缴验支单，称掣天津坨盐，承办皇船坞，经征皇盐厂地租银两，并启闭官坨，时其出入。

（4）盐课司

清代，天津盐场盐课司继续减少。康熙十八年，厚财场并入兴国场。道光十一年，裁富国场大使，丁课归由天津、静海、武清、宝坻、沧州、南皮、盐山、庆云、青县、乐陵、宁津、宁河十二州县兼管^[143]。十二年，裁兴国场盐课司大使，丁课归由丰财场兼管^[144]。由是，天津仅剩丰财、芦台二盐场盐课司。

盐课司驻地多有变动，且多无固定衙署。如：兴国场盐课司初在静海县咸水沽，有公署，后被水，移天津县高家庄，赁居天津民房，无定署；富国场盐课司初在静海县咸水沽，后移驻天津，无公署，赁居民房；芦台场盐课司公署旧在宁河县芦台镇，后移宁河县寨上庄。惟丰财场盐课司驻天津县葛沽未变。

盐课司大使的职掌与明代基本相同，负责一场之政令。而需要加以关注的是，由于盐场与地方纵横交错，灶户与民户杂居，盐场官员与地方官员难免出现权力交叠。为避免官员之间的冲突或推诿，因而就一些案件的处理，清代对盐课司大使与地方官的职责有明确划分。

初，凡商灶有事关盐法者，如催征、折价，稽查火伏、亭场、草荡，缉私等争讼事件，令场大使就近处理，自行完结。惟命盗、赌博、奸拐、匪窃、斗殴、打降、私宰、私铸以及海洋商渔、透漏米盐一应案件，及民灶互控之案，俱归地方官查办，场官不得干预。后来场灶多有赌博、奸匪、斗殴等事，但因地方官距场辽远，不能及时处理，以致作奸犯科酿成大案。于是，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二月，经两淮盐政吉庆条奏，刑部议准，令嗣后此类案件准盐场大使先行申禁约束，一有干犯，立即就近查拿，移送地方官审理，并将拿送情由报明运使查核^[145]。

（二）运司官员的选任

清代对运司官员的选任及去向均有明确规定。如运使由知府选任，升各省按察使；经历由外县县丞、布政司库大使、盐课司大使、批验所大使、运仓大使选任，升外县知县、布政司经历、布政司理问、州同、盐课司大使；知事由县主簿选任，升按察司知事、外府经历、外县县丞；运同由顺天府治中、奉天府治中府同知、直隶州知州、运副、盐课司提举选任，升各省知府；运判由兵马司副指挥、京府经历、汉军八品笔帖式、按察司经历、州判选任，升光禄寺署正、兵马司指挥、知州、运副、盐课司提举、外府通判；盐引批验所大使由举人候选知县拣补，升兵马司副指挥、京县县丞、外县知县、按察司经历、盐运司经历、州判^[146]。

由于盐仓库及盐课司大使一职职微任重，故清政府对其选任颇为谨慎，争议也较多。初，盐课司大使由吏员担任。雍正六年（1728年），长芦巡盐御史郑禅宝（字永锡，满洲正白旗人）等以大使甚难得人，奏请拣选。吏部题准于候选知县、州同、州判、县丞内挑选身家殷实者，并取具京官印结，拣选任用；此外，有本省及他省人员才可办事，身家殷实者，许其于该管衙门具呈，该督抚、盐政拣选具题；如督抚、盐政有确知灼见之人，亦令具题，调取到省，详悉比较，酌量题补。并令嗣后照此例行^[147]。七年，再次强调盐课大使必须身家殷实之人方可充任，以免“累商剥民及侵帑误工等弊”^[148]。八年，因捐纳之监生亦在拣选之内，且有贿赂同乡京官，以求出结者。遂令嗣后盐课大使之缺只准于候补、候选人员内拣选引见，不必用捐纳职衔之人。倘或人员不敷，令各部堂官及国子监祭酒等，于在部学习之人及留京之拔贡生中，选择为人谨慎、有身家可以办事者，保送吏部，以备拣选^[149]。乾隆三年（1738年）十一月，四川道监察御史褚泰（顺天宛平人，康熈五十年举人）奏称：“取具身家殷实、印结，原为整饬盐务，慎重钱粮起见，奉行日久，渐滋弊端”^[150]，如出结之员冒滥徇私，计地取值，视为居奇，取结之员营求请托。遂停止取结拣选，令嗣后各省场员、库大使，除本班候补人员外；如有举人候选知县而情愿改任者，令其报明改任；恩拔副榜贡生考授州同、州判、县丞职衔，已取具赴选文结到部，并曾经该督抚验看咨明者，亦准一体呈改。历俸五年，盐政会同督抚考评、保题以应得之缺，分班选用，余皆一体较俸升转^[151]。

（三）薪俸

顺治四年（1647年），定运司官员薪、俸等额数。其具体项目、数额见表2.2.1。十三年，裁运使、同知、判官之柴薪、蔬菜、烛炭银。此后又经康熙七年（1668年）及十四年节次裁汰，三官所支仅剩俸银与养廉银两项。^[152]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运司官员的心红纸张等银被裁革，但并不意味着此部分银两停止向灶户征收，其仍作为灶课继续征解，只不过不再给发运司官员，而是移作他用。

长芦运司各官俸银，除蓟永分司运判由天津县地丁银项内解支外，其他均由灶课银内支给。形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蓟永分司设立较晚，且由天津府盐捕通判改成。此与下述蓟永分司属吏役工食等银的支给单位与众不同相一致。

表2.2.1　运司官员薪俸表（一）·清初定额　　　（单位：两）

本表资料来源：（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大清会典则例》卷51，户部，俸饷上。

运使、运同的养廉银均由各商完课及引盐过关时交纳^[153]。运使额支养廉银一万两，后因其“责任不过稽查钱粮出入”，并无多办事件，且“尚不如各道员，有刑名地方等事”，然而其所得养廉款项反数倍于各道员，“殊为未协”^[154]，于是乾隆十二年（1747年）、十五年相继裁减，实岁支养廉银四千两。被裁减银两或上缴内务府，或拨给其他官员。其中解内务府银四千六百两，拨给各场大使养廉银一千四百两，捐给磁州教职等官俸银一两六钱七分^[155]。运同额支养廉银五千两，雍正十二年（1734年），拨给各场大使共七百两，乾隆十二年，奉裁归公二千三百两^[156]。实岁支两千两。

各盐场盐课司大使初无养廉银，其需用“俱取足于火耗”^[157]。雍正间，针对吏治腐败，地方火耗任意增加，人民负担沉重的情况，实行耗羡归公，改发官员养廉银。十一年，运使彭家屏（字乐君，河南夏邑人，康熙六十年进士）亲历各场访查，令场官征收课银每两只许加耗银一钱五分，违禁私增者按律参治。各盐场根据其官缺之要、简，确定养廉银额数，给发三百两、二百两不等。除丰财场大使养廉银在商人领引运盐交课时支收外，其他八场均由运使、运同养廉银内拨给^[158]。

乾隆四年（1739年），因盐课司、批验所、广积库大使已奉旨由未入流改升为正八品，巡盐御史官达（满洲人）遂疏请按品级相应增加其俸银与吏役数额。于是规定自是年六月初七日始，每员岁给俸银四十两。其所增之二十两四钱八分，令于已裁盐课司大使之缺俸粮等银内拨留支给^[159]。

乾隆二年，经巡盐御史官达议定，月给试用人员薪水银四两。七年九月，裁罢^[160]。

经过历年的调整，至嘉庆时期，运司官员的薪俸变成表2.2.2所列的情形。

①（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职掌”部分计富国场大使养廉银为300两，当误。

表2.2.2　运司官员薪俸表（二）·嘉庆时期数额　　　（单位：两）

本表资料来源：（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雍正）《畿辅通志》卷37，盐政。

对比以上两表可以看出：清初，长芦运司大小官员间的薪俸差别较大，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经雍正、乾隆时期的调整，高层官员的待遇降低，低下层官员的待遇上升。此举一方面有利于澄清吏治，改善、加强盐业的基层管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轻灶户、盐商的负担，从而维护盐业生产、销售的正常秩序；另一方面使得官员薪俸渐趋合理化，有助于盐业管理机构的内部和谐。

（四）吏役

长芦运司大小官员共十九名，而额设吏役总数多达三百三十九名，是其十七倍还多。运司吏役“俱系遵例召募”^[161]，但并非符合常规吏役招募标准者都可应征充任。为防滋生弊病，顺治十三年（1656年），特别规定盐政衙门吏役不许盐商充任。十七年，又禁止灶丁充当^[162]。

吏役工食等银的给发标准不同。负责同类事务但分属不同衙门，或者同一衙门内工作类别不同之吏役，其工食银两数额有一定差异（见表2.2.3）。

此外，吏役工食等银的支给单位也不尽相同。由于蓟永分司运判设置较晚，且由天津府盐捕通判改置，故其所配吏役工食等银由天津县、束鹿县、蠡县按季批解支给，而其他衙门所属吏役的工食、纸张银两均从商人所缴领费银、告费银二项下支给^[163]。

表2.2.3　清代长芦运司官员额设吏役

本表资料来源：（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

综上所述，明清天津盐业管理机构体现出如下特点：第一，机构设置较为稳定，官员设置较为合理，并且具有一定灵活性，随时宜进行调整。这主要表现在盐场盐课司的裁减及长芦运司等机构的移驻。

第二，由明至清日渐成熟和完备。如机构礼制的健全方面。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青州分司同知行（疑为“邢”）有任奏请规范运司同知、判官与经历等官之间的往来礼仪，其疏言道：运同、运判与运司衙门首领官之间的往来向未有一定礼仪。前据运使秦鑅核照乾隆三十五年礼部札覆，运司与运同、运判应照司道与府厅相见之例，文移亦同，饬遵在案。而经历、知事、库官系运司首领官，与运同、运判并无统辖，虽然旧志有“运司、分司事务无大小，悉委用之”一语，但不过缘旧习相沿，并未分析清楚。请按照两司首领官与府厅相见之例，画一遵行，其文移往来亦同。后经总督、巡盐御史批准、遵行^[164]。此外，其他盐官之间、盐官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往来文书规制渐有详细规定，不再一一叙述^[165]。

第三，无论机构、官员的设置还是变迁，政府之初衷均在于保证盐课的征收，从而保障财政收入。而此对盐业管理无疑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如部分官员贪图个人利益，为向朝廷邀功请赏、加官晋爵，片面追求盐课，无视其他，出现病民害商之处。如明嘉靖间鄢懋卿巡盐时，“欲以增额为功，请加至百万，征不足则括郡县赎锾，及剥商人余赀足之，商人多破产，怨嗟载道”^[166]。

第四，伴随天津盐业自身的发展，与长芦盐业中地位的日趋重要，统治者对其重视程度提高，并将管理机构相继移驻天津，从而使得天津盐业管理机构数量增多，分量加重，并最终取代河北沧州，成为长芦盐业的管理中心。

【注释】

[1]贺长龄：《清经世文编》卷50，《河南盐法说》。

[2]张岱：《石匮书》卷35，《盐荚志总论》。

[3]据《明史》卷80，食货四，“盐法”记载：明代六个都转运盐使司分别为：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盐课提举司有七，包括：广东、海北、四川、云南黑盐井、云南白盐井、云南安宁盐井、云南五井；另有陕西灵州盐课司一所。各机构基本职掌大抵相同，但职品高低有异。另，对“盐课提举司”的设置，《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四之记载稍有不同，其记为：“提举司凡七：曰四川，曰广东海北（廉州），曰黑盐井（楚雄），曰白盐井（姚安），曰安宁，曰五井大理，曰察罕脑儿”，并且记有“洪武二年，置……广东海北盐课提举司……三年，又于陕西察罕脑儿之地置盐课提举司”。由此出现两个疑问：广东海北究竟是一个提举司还是两个？察罕脑儿是否即陕西灵州盐课司？就第一个疑问，万斯同本《明史》认为广东、海北为两个盐课司，其卷七十，“职官下”记载：“提举司：四川、广东、海北（廉州）、黑盐井（云南楚雄）、白盐井（云南姚安）、安宁、五井（大理）、察罕脑儿，计凡八，又辽东煎盐提举司计九.”《大明会典》卷33，“盐法二”部分更清楚地表明了广东、海北为两个盐课司，其载为：“广东盐课提举司（洪武初置）”，辖下有“小江场盐课司、右桥场盐课司、东莞场盐课司”等十四场盐课司，“海北盐课提举司（洪武二年置）”，辖下有“博茂场盐课司、新安场盐课司、武郎场盐课司”等十五场盐课司。可见，《明史·职官志》记载有误。关于第二个疑问，《万历野获编》卷14，礼部，《解池神祠加号》记有：“洪武三年，户部言陕西察罕脑儿之地有小盐池，设盐课提举司……今但称灵州课司”，由此可知，察罕儿脑盐课提举司即陕西灵州盐课提举司。然而，（万历）《大明会典》卷33，“盐法二”部分言及陕西灵州盐课提举司仍称为“灵州盐课司”，不知何故，有待进一步考究。

[4]分司均设于都转运盐使司下，其时全国共置有分司共十四个，其分别为：两淮之泰州、淮安、通州三分司；两浙之嘉兴、松江、宁绍、温台四分司；长芦之沧州、青州二分司；山东之胶莱、滨乐二分司；河东之解盐东场、西场、中场三分司（参见《大明会典》卷33，盐法二）。

[5]据《大明会典》卷33，“盐法二”所载统计，全国共设盐场盐课司一百七十余个。

[6]《明太祖实录》卷38，洪武二年正月戊申条；（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6，历代职官考。

[7]（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6，历代职官考。

[8]建文元年（1399年）十二月，曾置照磨所，后革（参见《古今鹾略》补卷3，职掌）。

[9]（嘉靖）《河间府志》卷8，财赋志，盐政。

[10]据（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4，“职官·盐运使”载：“运使之设，昉於后魏。至宋，乃有河北都转运使之名。元中统十九年则为河间盐运司。泰定二年，改为大都、河间等路都转运盐使。”

[11]洪武二十二年定（参见《明太祖实录》卷195，洪武二十二年二月庚子条）。

[12]后因芦盐销售区域逐渐增加，运使辖理范围也随之扩大。

[13]（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4，职官。

[14]（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4，职官。

[15]（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6，历代职官考；（嘉靖）《河间府志》卷8，财赋志，盐政。

[16]《明英宗实录》卷59，正统四年九月癸亥条。

[17]关于盐仓副使的裁革时间，历史记载有异。如（嘉靖）《河间府志》卷8，财赋志，“盐政”记为景泰八年；《明会典》卷36，“盐法二”部分载为天顺八年，有待进一步考证。

[18]（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6，历代职官考。

[19]《大明会典》卷34，盐法三。

[20]《万历疏钞》卷27，钱盐类，《循职掌酌时宜敷陈盐政利毙以禆国计疏》。

[21]《万历疏钞》卷27，钱盐类，《循职掌酌时宜敷陈盐政利毙以禆国计疏》。

[22]（民国）《天津县新志》卷24，碑刻，《青州分司署碑记》。

[23]（民国）《天津县新志》卷24，碑刻，《青州分司署碑记》。

[24]（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7，历代奏疏。

[25]《万历疏钞》卷27，钱盐类，《循职掌酌时宜敷陈盐政利毙以禆国计疏》。

[26]《明太宗实录》卷221，永乐十八年闰正月己卯条。

[27]《明英宗实录》卷160，正统十二年十一月乙卯条。

[28]（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4，职官。

[29]《明孝宗实录》卷123，弘治十年三月庚申条。

[30]《明太祖实录》卷47，洪武二年十二月庚寅条。

[31]《万历疏钞》卷27，钱盐类，《循职掌酌时宜敷陈盐政利毙以禆国计疏》。

[32]（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4，职官。包纳，如：“总催不容甲下灶丁亲自纳盐，用强包揽，多收盐价，却贱买盐斤上纳”（参见《盐政志》卷10，禁约，“雷应龙禁约”）；折镪，即将实物盐改折银钱上纳或征收，“嘉靖二年，令各该盐运分司场官今后不许擅收折色，违者听巡盐御史问以不职罢黜”（参见《大明会典》卷34，盐法三）；和土，即于盐中掺和泥土；卖筹，时长芦都转运盐使司“署设沧州，近京师，商旅多豪右，然盐场有远迩美恶，凡场置一筹，纳竹筒中，令各商以次出之，豪右不便”（参见《本朝分省人物考》卷86，“杨璲”），卖筹即将所抽中盐场分的资格发卖。以上诸行为均因扰乱盐业秩序，被明令禁止。

[33]《明宪宗实录》卷77，成化六年三月癸卯条。

[34]《明宪宗实录》卷77，成化六年三月癸卯条；《大明会典》卷39，户部二十六，廪禄二，俸给。

[35]汪砢玉：《古今鹾略》卷4，会计。

[36]两淮与长芦同，山东、两浙、福建、河东、陜西运司俱由布按二司考核，申部覆考，不送都察院，仍各行户部稽查钱粮明白至日发落。汪砢玉：《古今鹾略》卷4，会计；《大明会典》卷12，吏部十一；《吏部职掌》有司科，任满考绩。

[37]《大明会典》卷34，盐法三。

[38]（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11，职官二。

[39]（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11，职官二。

[40]如宣德四年（1429年），命御史于谦率锦衣卫官捕长芦一带马船夹带私盐者。汪砢玉：《古今鹾略》卷4，会计；（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6，历代职官考。

[41]《明英宗实录》卷22，正统元年九月癸卯条；《明史》卷80，食货四。

[42]《明英宗实录》卷23，正统元年冬十月庚寅条。

[43]《明英宗实录》卷38，正统三年正月癸巳条。

[44]《明史》卷80，食货四。

[45]《明英宗实录》卷138，正统十一年二月己亥条。关于长芦巡盐御史兼理山东盐法的时间，《大明会典》卷210，“都察院二”记载为：正统“十年，令长芦巡盐御史兼理山东盐法”，当为漏字之误；汪砢玉：《古今鹾略》卷4“会计”部分记为“十年，令长芦巡盐御史兼理山东盐法”，亦误（其书卷五“政令”部分改记为“十一年”）。

[46]（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9，营建，衙署。

[47]《明英宗实录》卷22，正统元年九月癸卯条。

[48]《明英宗实录》卷59，正统四年九月癸亥条。

[49]（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6，历代职官考。

[50]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2，《司道·盐运使》；《明会要》卷40，“都转运盐使司”。

[51]鲁之裕：《式馨堂诗文集》文集卷10，《长芦盐法志小引》十八。

[52]（乾隆）《天津府志》卷35，艺文，《长芦运使擢江西参政泰宁何公德政碑》。

[5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2，《司道·盐运使》；《明会要》卷40，“都转运盐使司”。

[54]汪砢玉：《古今鹾略》卷4，会计。

[55]（明）谢纯：《漕运通志》卷4。

[56]汪砢玉：《古今鹾略》卷3，职掌；《大明会典》卷210，都察院二。

[57]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2；《明会要》卷34，“巡按”；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48，“都察院”。

[58]朱廷立：《盐政志》卷7，疏议，“廷立盐法疏”。

[59]（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11，职官二；《明史》卷80，食货四，盐法。

[60]《盐政志》卷5，制诏。

[61]《明武宗实录》卷18，正德元年十月乙卯条。

[62]《明武宗实录》卷18，正德元年十月乙卯条。

[63]《明世宗实录》卷255，嘉靖二十年十一月丁酉条。

[64]《明史》卷80，食货四，盐法。

[65]清代，长芦巡盐御史习称为“盐政”。其由来盖为：差派御史巡盐一般称“令××巡视长芦盐政”，巡盐御史之奏报中则往往书为“巡视长芦盐政××”，简称为长芦盐政或盐政。至乾隆十六年（1751年），颁给巡盐御史之印信书：“巡按长芦盐政监察御史之印”。

[66]（民国）《天津县新志》卷17，右驻城官。

[67]（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官制。

[68]（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官制。

[69]（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官制；《圣祖仁皇帝实录》卷40，康熙十一年十月癸丑条。

[70]（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官制；《圣祖仁皇帝实录》卷42，康熙十二年七月壬辰条。

[71]（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12，职官三；卷32，盐法。

[72]（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官制。后亦偶有同时差遣两名者。如雍正四年五月，命御史顾琮巡视长芦盐政，并命莽鹄立监理（参见〈雍正〉《八旗通志》卷140，“莽鹄立”）。《清史稿》卷123，志九十八，记为“康熙六年，定各部郎员，并差满、汉各一人”，当误。

[73]（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官制。

[74]（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12，职官三。

[75]慧中：《钦定台规》卷6。

[76]《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5，康熙七年四月庚午；（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官制。

[77]（民国）《天津县新志》卷17，右驻城官；（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官制。

[78]（民国）《天津县新志》卷17，右驻城官；（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官制。

[79]（民国）《天津县新志》卷17，右驻城官；（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官制。

[80]（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12，职官三。

[81]（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官制。

[82]（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12，职官三。

[83]汪砢玉：《古今鹾略》卷4，会计。

[84]（雍正）《畿辅通志》卷36，盐政。

[85]（民国）《天津县新志》卷17，职官一，右驻城官。

[86]（民国）《天津县新志》卷17，职官一，右驻城官。

[87]（乾隆）《天津县志》卷20，艺文，《重修天津卫儒学碑记》。

[88]道光十七年，因“盐政驻扎天津，相隔千里，遇有筹议事件，禀函往返动须月余，实属鞭长莫及”，改令山东巡抚管理（参见《宣宗成皇帝实录》卷299，道光十七年七月丁酉条）。

[89]（雍正）《畿辅通志》卷36，盐政；《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45，户部，盐法上。

[90]（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职掌。

[91]（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职掌。

[92]（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职掌。

[93]《世宗宪皇帝实录》卷3，雍正元年正月辛巳条。

[94]《世宗宪皇帝实录》卷11，雍正元年九月甲辰条。

[95]《世宗宪皇帝实录》卷3，雍正元年正月辛巳条。

[96]（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官制。

[97]《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02，乾隆三十七年二月戊寅条。

[98]《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72，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上壬辰条。

[99]《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45，户部，盐法上。

[100]《圣祖仁皇帝实录》卷30，康熙八年七月辛亥条。

[101]《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72，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上壬辰条。

[102]《高宗纯皇帝实录》卷416，乾隆十七年六月上乙未条。

[103]《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459，乾隆五十九年八月辛巳条。

[104]《高宗纯皇帝实录》卷403，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庚寅条。

[105]《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457，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乙巳条。

[106]《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409，乾隆五十七年七月甲寅条。

[107]《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458，乾隆五十九年八月乙卯朔条。

[108]《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428，乾隆五十八年五月戊戌条。

[109]慧中：《钦定台规》卷6，巡盐。

[110]慧中：《钦定台规》卷6，巡盐。

[111]《高宗纯皇帝实录》卷350，乾隆十四年十月丁丑条。

[112]《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96，康熙三十八年十二月癸酉条。

[113]《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48，都察院四。

[114]《世祖章皇帝实录》卷55，顺治八年三月丁亥条。

[115]《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8，吏部，考功清吏司，盐法。

[116]《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46，户部，盐法下。

[117]（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职掌。

[118]可参考吴吉元：《试论清代吏、役的作用和地位》，《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119]长随，明代为“中官之次等，受役于大珰者”，清代则指“官场中雇用之仆人”（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6，长随）。

[120]《仁宗睿皇帝实录》卷121，嘉庆八年九月庚申条。

[121]（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官制。

[122]（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职掌。长芦盐政虽兼管天津关税务，但每年只支盐政养廉银两。

[123]（嘉庆）《长芦盐法志》多将“都转运盐使司”记为“都转盐运使司”，当误。

[124]清代盐官设置与明代有所不同，其长芦、山东、河东、两淮、两广各设转运使一人，两浙、福建、陜西、四川、云南各设盐道各一人（初定两浙、福建运使，后改为道员），其余各直省营销地方盐法多由驻扎省城守巡道兼理（参见《清通典》卷69，职官略）。

[125]长芦都转运盐使司运使管盐法道事始自明崇祯七年，但史载多仅记运使而不及盐法道。就此，（民国）《天津县新志》卷十七之一，职官一，“右驻城官”认为：“长芦运使管盐法道事，见顺治十年文庙碑，是清初已有此制，而《盐法志》、《县志》俱不及此。康熙三十二年育黎堂碑题名盐法道李法祖，四十七年学田碑题名盐法道王清硕，《盐法志》、《县志》俱载在盐运使之列。乾隆十七年运署旧档，运使卢见曾投文两院及示谕商人，皆自署长芦盐法道，至属吏具牒则称长芦都转运盐运使司运使敕管盐法道事，盖运使与盐道职权虽异，而一人兼理即可两称，旧志但载运使不及盐道，从其大也。”

[126]康熙十六年裁，其所管事务归青州分司兼理。十七年复设。（参见〈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圣祖仁皇帝实录》卷76，康熙十七年八月乙酉条）

[127]（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清初设副使一人，康熙十六年裁。

[128]（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职掌。场官“职分卑微，不足以弹压商灶”之例，如：“灶户中有刁顽积习，倚恃贡监生员，包役抗粮，以完课为耻，以逋赋为能，积年拖欠者甚多，场员莫可如何。倘催追一紧，即砌款拟证，奔控督抚。有司提审不由盐法衙门，场员官卑职微，不敢与抗。毎至奏销，代受处分”（《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49，朱批莽鹄立奏折）。

[129]（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职掌。

[130]（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职掌。

[131]《圣祖仁皇帝实录》卷85，康熙十八年十月丙寅条。

[13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总七十八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

[133]（光绪）《宁河县志》卷2，胜景。

[134]《明经世文编》卷360，《答王总制论屯盐书》。

[135]《明经世文编》卷360，《答王总制论屯盐书》。

[136]（嘉庆）《长芦盐法志》卷20，图识，《天津府城图识》。

[137]（民国）《沧县志》卷12，士农工商。

[138]（民国）《沧县志》卷12，士农工商。

[139]（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官制；《世宗宪皇帝实录》卷121，雍正十年七月甲辰条。

[140]（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官制；《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051，乾隆四十三年二月庚申条；（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11，职官二。

[141]（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官制；《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139，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丙申条；（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11，职官二。

[142]《宣宗成皇帝实录》卷217，道光十二年八月甲申条。

[143]周庆云：《盐法通志》卷1，疆域门；（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32，盐法。

[144]《宣宗成皇帝实录》卷217，道光十二年八月甲申条；（民国）《天津县新志》卷17，职官一，右驻城官。（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32，“盐法”记为“道光十年”，当误。

[145]（嘉庆）《长芦盐法志》卷7，律令；《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78，乾隆十一年十一月乙巳条。另外可参考何峰《明清淮南盐区盐场大使的设置、职责及其与州县官的关系》（《盐业史研究》2006年第1期）一文。

[146]（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官制。

[147]（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官制。

[148]《世宗宪皇帝实录》卷79，雍正七年三月丁巳条。

[149]《世宗宪皇帝实录》卷98，雍正八年九月庚寅条。

[150]《高宗纯皇帝实录》卷81，乾隆三年十一月戊辰条。

[151]《高宗纯皇帝实录》卷81，乾隆三年十一月戊辰条；（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官制。

[152]（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官制。

[153]（雍正）《畿辅通志》卷37，盐政，“捐除重耗”。

[154]王定安：《重修两淮盐法志》卷1，王制门。

[155]《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87，乾隆十二年三月丁未条。《高宗纯皇帝实录》卷360，乾隆十五年三月甲寅条。

[156]（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官制；《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87，乾隆十二年三月丁未条。

[157]（雍正）《畿辅通志》卷37，盐政，“捐除重耗”。

[158]（雍正）《畿辅通志》卷37，盐政，“捐除重耗”。

[159]（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官制；《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4，乾隆四年六月壬午条。

[160]（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官制。

[161]（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2，赋课下。

[162]（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官制。

[163]（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2，赋课下。领费银即商人领引时缴纳的银两；告费银即商人领引后告发水程时所缴纳银两。

[164]（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官制。

[165]其具体规定为：巡盐御史上行都察院用呈文，各部用谘呈，都察院行巡盐御史用勘札，各部用札付，行六科用移文，与督抚将军、提镇彼此俱用平行手本，行布按运三司及各府知府用牌票，仰经历司呈堂、布按运三司及各府知府行本院用申详，本院行各道用牌行，该道行各分司同知州县俱用牌票，各道及分司同知各州县俱用申详。盐运司行各部用呈文，部科用牒呈，督抚用呈文，盐院用申详，布按各道俱平行盐院行本司票，仰经历司呈堂总镇用咨文，各营都司以上俱用手本，移会守备用照会，千总用牌票，北司平行彼此用牒文，行南司用故牒，南司给牒呈行各府仰经历司呈堂行府厅州县用牌票。青州分司行各部、抚盐两院、布政司、按察司、各道俱用呈文，行盐法道用牒文，行各府及各厅用关文，行各州县卫用故牒，行场所杂职俱用票。沧州分司行抚盐两院并布按二司各道俱呈文，知府同知各厅知州津卫俱关文，大厅各营俱移会，各县用故牒，经历知事千总把总场所俱用票，行总镇用谘呈，行盐道用牒文（参见（嘉庆）《长芦盐法志》卷13，职官上）。

[166]顾炎武：《肇域志》卷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