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后期浙东观察使司建制的演变

安史之乱后，伴随着军事活动频繁的形势，军管体制——节度使司制成为地方主要的高层管理体制，其管区也就成为高级行政区。都督府，虽然名义上照旧存在，但其主导地位已被节度司占据；都督成为节度使的兼职之一，因而已非主要权力机构。迄唐末，都督府建制并无具体而明确的撤销时间，始终存在。

由于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的突发，节度司建制在很短时间内推广至内地。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三月，唐朝在“山南东道、河南、淮南、江南皆置节度使”⁽²²⁾。于是乎，唐朝的腹地（包括河北、河南、淮南、山南、江南、以及河东与关内的南部）皆遍置节度使司建制。军管体制的推广，本意是适应战时形势的需要，但因叛乱历时七八年之久，遂使之延袭下来。那时的人们习称之为“节镇”“方镇”或“使司”。随着节镇体制遍布于内地和节度使兼任都督府都督之职（原无都督府建制之处，则无此兼职），开始处理地方行政事务，其管区就具军事区和行政区双重性质。与此同时，节度使均兼任管内观察处置使，行使监察权力，这也导致监察区与行政区的重叠。

于是，我们就看到唐后期地方管理体制又向过度集权化转变。凡出任节度使者（包括观察、都防御、都团练、经略等使）必兼秉军事、行政、监察、财经、运输诸大权，即节度、都督、观察、度支、转运诸使职必集于一人之身。在唐后期，都督府作为行政建制虽未被废除，但其主导地位被节度使司侵夺。

唐后期的地方高层行政区划及管理实体——节度司建制的发展可分作两个阶段：至德元年至元和八年（756—813）为第一个阶段，共58年。元和九年至昭宗兴化三年（814—900）为第二阶段，约87年。至于天复元年至天佑四年（901—907）的7年，唐朝已面临灭亡，其实体不足代表一个时代的制度，本文从略。

依据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编撰的《元和郡县图志》，参以其他史篇，可知截止元和八年（813）江南地域的节度司级建制单位大致是8个。⁽²³⁾其中：

浙东观察使司，专名，别称：浙江东道、义胜军、威胜军、镇东军。

始置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初称浙江东道节度使司，治越州（今浙江绍兴市）。浙东节度使兼任越府都督。使司管越、睦、衢、婺、台、明、处（括）、温八州。唐代宗大历五年（770），改置浙东都团练观察使司，管州如故。大历十四年至贞元二年间（779—786），撤销浙东观察司，以八州改隶浙西观察司。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复置浙东观察司。而以睦州改隶浙西。迄元和八年（813），管七州——越、婺、衢、明、台、处、温诸州，总领38县。⁽²⁴⁾

在节度司政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元和九年迄光化三年（814—900）间，方镇的建制数量继续增加。

让我们先把年代标尺锁定在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对之做一番考察。研究表明：在第二个阶段，节度司级政区的数量较前增长；其管区则较前缩小；其名称较前更趋统一。皆以“囗囗军”作其专名，成为该时期方镇建制的显著特征。迄9世纪末，江南地域共存在9个方镇。其中，镇东军节度司（浙东）唐僖宗中和三年（883），改浙东观察司为“义胜军节度”司。光启三年（887），再度更名“威胜军节度”司。唐昭宗乾宁三年（896），三度改名“镇东军节度”司，仍治越州（今浙江绍兴）。迄光化三年（900），其管区仍包括浙东7州：越、婺、衢、明、台、处、温。⁽²⁵⁾

顺便叙及镇海军节度司（浙西）。唐大和九年（835），改浙西观察司为“镇海军节度”司，仍治苏州。大中十二至十三年（858—859）、咸通三年至八年（862—867），两置两废。咸通十一年（870），第三度置镇海军节度司。唐昭宗景福二年（893），镇海军节度司迁治杭州（今杭州市）。迄光化三年，仍管杭、睦、湖、苏、常、润6州。⁽²⁶⁾至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国的最高统治者钱鏐以杭州作为其统治中心，实施大规模的城市扩建工程。此后，扼处钱塘江（富春江入海口河段）的杭州城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取代越州城而发展为浙江地区的中心城市。

但是，越州城仍然具有无法替代的历史文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