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院建制的规划

盛宣怀创设南洋公学时，仿照西方通行的学制体系，规划建立师范院、外院、中院、上院四院建制，又先后设立译书院、东文学堂、铁路班等附属机构，形成以四院制为主、附属机构为辅的办学组织体系。其中，四院建制是南洋公学的正规教育体系，也是我国师范教育和小、中、大学三级学制的最早尝试，地位重要，建制相对稳定。考察其规划的形成过程、落实中的调适及其变异情形，是研究盛宣怀教育活动及南洋公学的重要切入点。

四院建制的构想萌发于1896年盛宣怀筹备公学期间。这一年盛宣怀与何嗣焜、张焕纶等共同拟订了《南洋公学纲领》，这份具有指导性的办学文件，首次提出中院、上院、外院、师范院等基本设置与具体规划。其中第2、第3条规划设立中院、上院、外院：

今南洋公学本系大学，惟西法由小至大，循序升进，中国小学、中学未兴，大学无从取材。议于公学内先分列上、中两院，以上院为大学，中院为中学，考选十三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已通小学堂功夫者，挑入中院肄业，俾得早充大学之选。候风气大开，外间中学较多，即将公学内中学裁停……

考选学生，只能观其所学，西国考试之法，性情、气象、才能与学问并重，今于公学内分设外院，初次考选可以宽为录取，统入外院考察三月，遴其性情、气象、才能之兼美者，使入中院，不入选者仍遣归。

第13条规划设师范院，第14条规定在师范院附设小学堂：

西国各处学堂教习，皆出于师范学堂，日本亦有师范学校。中国儒生尚多守先之学，遴选教习尤患乏材。现就公学内设立师范院，先选高才生三十人，延德望素著、学有本源、通知中外时事者教督之。三年之后，各学教习皆于是取资，庶无谬种流传之病。此三十人亦按所学浅深，酌分三班，每年可派出充当教习者十人，即另选十人补额，以次升班，以次派出，则师道立而教习不患无人矣。

今选八岁以外、十岁以内，体壮质敏之学生一百二十名，选入师范院，分作六班，按年递升一班，第一班卒业挑入公学中院，另选二十名补充第六班。此项小学生即令师范院之高才生分教之……（注：盛宣怀等：《南洋公学纲领》（光绪二十二年七月，1896年8月），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号（以下简称“盛档”）：044964-2。）

由上观之，南洋公学建学目标是：大学即上院，因小学、中学未兴，于是先办中学即中院，自行培养上院生源，上、中两院学年、学额未予确定。又设外院，使中院新生入院试读3月，考察合格后，正式升入中院，属中院之预备性质。同时，仿东、西国师范学堂设师范院，学额30名，每班10名，学制3年。师范院另招120名小学生，分6班，6年毕业，虽未定其名，实即师范院附属小学堂。如此，形成师范院、师范院附属小学堂、中院及其预备性质的外院、上院四院建制的大体框架。不过，关于四院建制体系、学年学额等不甚清晰，依照表述内容侧重和排列次序，显然倾向于上院、中院。

南洋公学外院、小学堂之设想及中、上两院名称，大致是盛宣怀采纳了公学筹备者张焕纶的意见。1896年张氏就南洋公学规划向盛宣怀建言说：“上院、中院之外，宜设一外院；初来之生，无论境诣如何，先须入外院肄业，察其品行妥当，然后可补入中院。如在外院肄业日久，仍不能升中院者，宜即出院。小学堂宜同时并设，盖从小学堂升入中院者，将来造就更易为功，维当以境诣为限，万不可以年岁为限。”（注：张焕纶：《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二年，1896），盛档：044458-4。文中所指“班”，相当于现在的年级。）从上述《南洋公学纲领》内容与落实情况来看，盛宣怀确采其议，形成分层设学、相互衔接的近代三级学制的思想雏形。

从盛宣怀此前办学路径来看，采取四院制也是他办学实践的首选。1880年代初开始，主管电报、轮船、矿务等实业的盛宣怀，由实业需才出发，创设天津电报学堂、招商局驾驶学堂等十余所技术实业学堂。所办学堂大多施行分班次、定等级为主的教学组织，如天津、上海电报学堂分为四班，班相当于年级，每班又分一、二、三三个等次；班之下，分不入班、学习班，相当于预备班。尽管采用班级授课制，且班次等级既是在堂学生拾级而上的次序，又是分派学生至各电报局实习，排定职事、确定薪水的依据，但界限比较模糊，各地电报学堂之间或与外校间并无衔接关系。1888年筹设烟台矿务学堂时，“专选深通英文之人，曾读西书十年八年者，兼识西算、几何、勾股”，（注：盛宣怀：《禀复筹议办矿务学堂试办情形并汇批恳即会奏由》（光绪十四年十二月，1889年1月），盛档：119095。）也就是计划招录具有普通学基础的学生，入堂肄习三年，依所学深浅，循序而进，造就高级矿冶工程技术人才。后又拟在开平矿务局设立矿务初等学堂，学生学成后选送至烟台矿务学堂深造。可见，盛宣怀此时已稍具近代学制观念。尽管因为拟招生源奇缺，各处关系难以协调等，矿务学堂并未正式成立，然也促使他对学校教育制度的继续探索，为此后近代学制思想的形成与实践作了铺垫。

甲午后，盛宣怀于近代学制有了新的认识，办学活动也重在学制建设。1895年底，盛宣怀提出捐设新式学堂规划，在南北各建大学堂1所，全国各地设小学堂23所。尽管该规划未能详细说明各学堂组织体系及相互关联，不过小学、大学两级学制观念已显然包含其中。（注：关于盛宣怀捐设新学堂规划，参见王宗光主编、笔者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史》第一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2-324页。）在随后的实施过程中，又演变成相互连贯的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学校教育体系。当年所开北洋大学堂，内设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分别被盛宣怀称作相当于外国所谓大学堂、小学堂。各堂各肄习4年，按班逐年升级；二等学堂授以英文、数学、格物等普通学课程，毕业后升入头等学堂肄习专门学，类似中学程度。这是我国新式学堂分级设学的开始。（注：吕渭源、李源等主编：《中外著名教育家大全》，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这种实践，与1896年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分学校为小学堂、大学堂的主张，被称作“两级制之理论与实际的创始”。（注：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4年印行，第75页。）尽管从一所学堂来看，确为小学堂（二等学堂）、大学堂（头等学堂）两级学制，但二等学堂生源来自香港、上海等地的西式初等学堂，或者规划由各地捐设的小学堂升入，（注：如1896年6月20日谢家福致盛宣怀函称：“顷奉电示，小学堂两年为限，第三年归津、沪中学堂。”（盛档：072610）此处“津、沪中学堂”当指北洋大学堂二等学堂和拟设的南洋公学中院。又如盛宣怀资助钟天纬设上海三等公学堂的目的，便是直接为南、北洋学堂中学部提供生源。）实际上已经形成各地小学堂、北洋大学堂二等学堂、头等学堂构成的相互衔接的近代三级学制系统。

如果说盛宣怀在开办北洋大学堂时，只是理论上提出小学堂、大学堂两级学制，而在实施中又体现为三级学制，那么在次年筹办南洋公学时，盛宣怀等人考虑到难以在香港、上海等地招收充足而合格的新生升入二等学堂（即中院），于是自然而然地采纳了一堂之内建立三级学制的意见。1896年筹定南洋公学办学章程时，他函告谢家福说：

学堂东西洋章程广为搜求，请何梅生、赵静庵、张敬甫、钟鹤笙诸君详晰推究，总想做到仿日本法、理、文三学，大、中、小三堂画一章程，奏定通饬办理。（注：盛宣怀：《致谢家福函》（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七日，1896年7月17日），盛档：044272-2。何梅生、赵静庵、张敬甫、钟鹤笙，分别指何嗣焜、赵元益、张焕纶、钟天纬，即盛宣怀所聘南洋公学的筹建班子，其中何嗣焜总体负责，后任公学总理；张焕纶负责教学设置与管理，担任总教习；钟天纬负责购地建屋；赵元益参与制订办学章程，公学建成后未任职。）

可知，在张焕纶等人的建议下，结合自身办学实践，盛宣怀逐渐形成了以三级学制为主体的近代学制观念，并体现于南洋公学“四院制”的办学规划中。他的学制思想与实践，体现了作为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的教育家对教育体系的理解和把握。（注：陈学恂主编，田正平分卷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5页。）

南洋公学正式开办后，基本上依照筹备章程所定予以实施，1897年4月率先开设师范院（又称师范学堂），11月设立外院，1898年4月办成中院。然施行中亦有诸多变更，最大的变化是外院和师范院附属小学堂。

外院开办当年，以师范学堂名义，考选年岁在10—18岁之间学生80余名，分为大、中、小三个班级。每班又分正、次两级，每级半年升一级，每班一年递升，正大班肄业考验合格后，升入中院末班，实现与中院相衔接，俨然是原先规划的附属小学堂，只是学制与原定“分作六班，按年递升一班”的6年学制相比缩短了一半时间。可知，原本性质不同的外院和师范院附属小学堂已然合二为一，并称作外院，兼具两者之功能。

至1898年中院开办后，公学教学组织已经比较明朗。当年6月，盛宣怀在《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中，奏陈办学设置情形：

即于上年二月间，考选成材之士四十名，先设师范院一学堂，延订华洋教习，课以中西各学，要于明体达用、勤学善诲为指归。复仿日本师范学校有附属小学校之法，别选年十岁内外至十七八岁止，聪颖幼童一百二十名，设一外院学堂，令师范生分班教之。比及一年，师范诸生且学且诲，颇得知行并进之益；外院生亦多颖异之姿，能志于学。今年复将二等学堂先行开办，名曰南洋公学中院，以次续开头等学堂，名曰南洋公学上院。

该折所附《南洋公学章程》中，明订“分立四院”规制：

第一节，一曰师范院，即师范学堂也；二曰外院，即日本师范学校附属之小学院也；三曰中院，即二等学堂也；四曰上院，即头等学堂也。

第二节，师范院高才生四十名，外院生三班一百二十名，中院生四班一百二十名，上院生一百二十名。

章程规定师范院、外院、中院、上院为公学基本建制，各院学额、学年也有所确定，体系更为清晰连贯，公学“四院制”的办学组织由此正式确定，反映了盛宣怀及公学办学者的师范教育加近代三级学制思想已趋于定型。与前述纲领所定建制相比，明显有几个变化：外院代替师范院附属小学堂，学年缩减为3年；师范院学额增加10名，学年未明定；中院、上院学年均定为4年。

尽管四院建制列入公学章程，并正式奏呈清廷，成为一项制度化的办学设置，然而在此后实施过程中，时常偏离原先的设计规划，显现出较大的变化，甚至是性质的逆转，这种变动各院均有。

先说师范院，设立师范院的最初目标，是为公学培养合格的中、小学乃至大学师资。此目标在师范院成立不久即已实现。1899年8月，公学中院、外院各班教习章宗元等21名，均为师范生。师范院是在严重缺乏教习的情况下率先成立，然公学本意并非专办师范教育，而仅在为公学培养师资。一旦师资满足，师范院使命便已完成，就会逐渐缩减停办或发生功能转化。诚如福开森所言：“师范班之设，不过欲造就中学（旧称中院）师资，原为暂时计划，故未几即行停办。”（注：福开森：《南洋之过去及将来》，南洋大学编：《南洋大学三十周纪念征文集》（1926）。）这说明师范院是一所造就师资的过渡性机构。

师范院实际发展也是如此。1898年后师范院招生减少，在读师范生被陆续选为外院、中院中西课程的教习或管理人员，另有一些师范生或被选派出国深造，或因故离校。离院的师范生大于新入学人数，在院师范生逐年减少，一般维持在15—20名之间，基本上合为一个班级上课，师范院也径称“师范班”，“师范院”之名至1899年后停废。1900年9月，公学外院、中院师资及管理人员较为齐整，暂无缺额，于是公学将师范生改分两班，一为教授班，一为专修班。教授班各生派任教学管理事务，相当于后来学校中的助教和讲师角色，他们并不上课；专修班学生志在研求学问，不再兼教，可视为公学筹备阶段拟建未成的达成馆，目的在于从速培养法政人才。自此，至1903年初裁撤前的数年里，“南洋的设施，与张焕纶设置师范学堂的初意，已大不相同了”，（注：薛明剑：《南洋公学创办史实纪事》，《薛明剑文集》上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588页。）师范院性质已经发生转变。

其实，师范院性质转变还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原因，那就是盛宣怀、何嗣焜等人具有的正规普通教育与速成教育并举的办学理念。创建南洋公学时，他们坚持循序渐进，不得越级，“收效皆在十年之后”。然又认为如此则成才太缓，故拟在南洋公学内设达成馆，取已成长之士，三年即可造就通才。但达成馆因故未能同时办成，他们一直难以释怀，1897年师范院开学时，见生源质量较理想，意欲将达成馆育才理念融合其中。是时，何嗣焜向盛宣怀禀报师范院招生开学情形时说：“审察此堂气象，将来或可得二三济世之才，达成馆颇难举行，恐当消纳于师范之中。俟旌节回来，再行详议。”（注：何嗣焜：《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897年4月30日），陈善伟、王尔敏合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2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00页。）显然希望将达成馆与师范教育同步举行。此后当公学教习基本敷用时，盛宣怀、何嗣焜等即将师范院改作专研高深中西学问的专修班。1901年师范生逐渐减员而正规普通教育难收速效时，盛宣怀又提议创建经济特科班，以实现达成馆从速培养人才的目的。由是观之，师范院性质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盛宣怀正规教育与速成教育并举且时有倾重的教育观念的体现。

比之师范院，外院变数更大。1897年底外院设立后，定学程为3年6级。开学仅半年，1898年2月，盛宣怀即催令何嗣焜赶紧开办中院：

即于本年先招四班学生三十名，暂借师范学堂藏书处，赶紧开办。树人如树木，早一年好一年，多一人好一人。时事日亟，幸速图之。（注：盛宣怀：《关于师范学堂外院学堂章程的批示》（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四日，1898年2月4日），上交档：ls3-001，卷名：《南洋公学呈奏筹办公学及清朝督办盛宣怀的照会》（1897—1904）。）

何嗣焜在难以招收到合格生源的情况下，将外院大班生13名、次大班7名共计20名学生，升作中院第四班，以成立中院，将原定按年升班的规划有所提前。尽管当年7月外院招录新生80名予以补充，但是外院大班生继续不定期地被挑升为中院生，中、小班也随之越级而升，外院各班人数逐渐减少，原定三班六级制度因学生难以成型，外院形同虚设。到1899年3月，公学将外院改称外班，分外班甲、乙和留学甲、乙，共计四班。此处“留学”指原外院低年级班次，并非为出国留学而作预备。及至1899年底，外班学生大部分升入中院，前后仅存在2年时间的外院正式停办，仅留外班甲、乙两班和留学班三班，作为提供中院生源的预备。后外班、留学班又更名为中院五班、六班，成为中院的组成部分。从严格意义上说，外院相当于中院预备班，尚不能与近代三级学制中的小学相对应。

外院停办后，中院生源仍显不足，各地所设小学堂又为数极少，不能如原先预期，为公学提供足够生源。1900年夏，何嗣焜提议在公学内“先办一高等小学以立模范，再于江苏南北分设同等之小学八所，使内地渐开风气，而将来中院生即从此取才”。（注：《学堂纪事》，《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附属高等小学十周年纪念册》，文明书局宣统二年（1910）代印。）盛宣怀同意所请。经过一年筹备，公学于1901年3月试办附属小学堂，以“习最浅之普通学，为中、上院内各普通学立之基础”为目标，先分高等科、补习科，高等科卒业年限3年。（注：《试办附属小学章程》（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1901年5月14日），西交档：2324，卷名：《南洋公学有关办理小学呈请批复及章程等件》（1901—1904）。）后依照清政府所颁学制，取消补习科，正式定学制3年，并拟订《南洋公学高等小学堂章程》，对宗旨、管理、教习、教材、学额、考核等规定甚详，一所规范而严格意义上的高等小学堂正式建成。至公学1905年改隶时，高小师资优良、学科较为完备、教学质量提升较快，办学声誉渐高，“几为东南数省小学堂之冠，士论翕然。”（注：张美翊：《呈请派陈懋治、沈庆鸿赴日留学》（1904），西交档：2324。）自1903年高小有首届学生毕业升入中院起，每年毕业学生一届，为中院提供了最主要的优质生源，与中院建立起相互衔接的教学体制。

外院的变更，高等小学堂的建立，直接影响着中院乃至上院建制的实施及其效果。从1898年4月中院开办，大部分外院生被提前升入中院，使得中院得以很快办成，且到1900年时，中院四个班级全部开满，1901年即有首届学生毕业。但是越级而上的中院生学科程度普遍偏低，“皆不能全知普通学门径，其素学于中院中等课程，碍难直接示教，不免多所迁就。”（注：《试办附属小学章程》（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1901年5月14日），西交档：2324，卷名：《南洋公学有关办理小学呈请批复及章程等件》（1901—1904）。）此外，已成为中院预备性质的外班学生，也因西学基础薄弱，难以递进中院。因急于造就人才而导致中院学生难以适应所学的弊端，到1901年时已尽显。当年中院首届学生7名毕业，程度较优，照章应开办上院继续肄业，且规模宏大的上院校舍已建成。但“二班、三班功课资质又均相去悬殊，未能按年递升”，（注：盛宣怀：《批复缓办上院文》（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上交档：ls2-004，卷名：《清朝商务大臣和南洋公学关于赴美留学及暂缓开办上院呈批文件》（1901—1904）。）公学在中院毕业生人数少且后继生源缺乏的情况下，被迫将开设上院的计划暂缓实施，将毕业生派往外国大学留学。此后数届中院毕业生全部资送出国，而上院再次推迟设立。此种情形，诚如《清史稿》所言，公学选派“优异者咨送出洋，就学于各国大学，意谓国内大学猝难设置，以公学为预备学校，而以外国大学为最高学府”。（注：赵尔巽：《清史稿》（志八十二选举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25页。）由此形成以中学普通学为预备，欧美“上院”为目标的教育制度。在此过程中，中院逐渐趋于稳定并得到强化，1900年后定为四个正式班级，另有五班、六班作为预备班，皆严格遵章，岁升一班；1903年遵依清政府所颁学制，定5年毕业，成为公学建制相对稳定，师生人数最多，教学质量较好的教学机构，是公学期间的主体部分。公学后期也曾试设政治班、商务班作为上院，尽管未能正式办成，然而规制稳定、已有成效的高等小学堂、中院，为建成上院作了必要准备，使得公学归属商部后，顺利于1906年设商务专科、1907年设铁路（土木）专科、1908年设电机专科，上院正式办成。至此，由外院（附属小学堂，一直延续至1927年，与附属中学合并，另立“南洋范模中小学”）、中院（高等预科，后改称附属中学）、上院（专科，1921年升为本科）构成的三级学制正式落实并成为健全而稳固的建制。

综上，南洋公学“四院制”规划与衍变示意图如下：

不过，南洋公学“四院制”从规划构想到落实、确立，经历了一个缓慢而反复的过程。“四院制”构想萌发于1896年筹备公学期间，在公学正式开办过程中予以调整，至1898年初步定型。此后各院又先后发生衍变，中经数度变更，到1906前后完全施行。南洋公学“四院制”的探索前后历经10年左右时间，其间反复调整，适时变更，由此可知公学在探索办学道路的过程中，并无现成规章可循，主办者徘徊于设想与现实之间，使得“四院制”从规划到落实之路充满着艰难困顿，既非一蹴而就，也非一成不变。学界一般笼统地将列入1898年《南洋公学章程》的“四院制”视为整个南洋公学时期（1896—1905）的办学状况，忽视了“纸面规划”与“过程中”的实际衍变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从而低估了中国近代学制在形成过程中的异常复杂性和艰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