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回顾与作用

第一节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回顾与作用

上海市郊区历来人多地少，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人口迅速膨胀，人多地少的矛盾日趋尖锐，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郊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市郊区农村由于不适当的人口政策，及其农民生活和卫生条件的改善，劳动力增长极为迅速。1949～1986年，郊区农村劳动力从121.5万人增加到263.68万人，年均递增率为2.1%，其中1949～1959年年均递增率为1.35%；50年代出生的孩子到60年代后期逐步进入劳动年龄，加上部分城市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因此，1959～1969年11年间劳动力猛增94万人，年均递增率高达5%；1969～1979年，年均递增率下降到37年来的平均数，即2.1%；1979～1981年劳动力继续增长，3年增加劳动力7.3万人，1981年后由于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一部分农村劳动力随着土地被征用进入国营企业。插队知青回城就业，加上大学招生录取了一部分农村青年等因素，1982年农村总劳动力出现了转折，即由原来的上升趋势，呈现下降趋势，1982～1986年农村劳动力总数连续5年出现减少趋势，共减少21.5万人，下降7.6%。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堵塞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通道。农村新增加的大量劳动力只能束缚在极其有限的耕地上，加上当时“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农村只重视粮食生产，林、牧、副、渔业生产也受到抑制，农村劳动力隐蔽性的失业现象相当严重。1949年每个劳动力占有耕地4.6亩，到1969年每个劳动力占有耕地2.3亩，整整减少了50%。当时农村仍然是单一的农业经济，9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种植业，养殖业也十分有限，虽然土地的复种指数提高，用工量也随之增加，但这期间的农业机械增加很少，每亩耕地占有农业机械动力平均接近0.4马力，如果把用工量和农机因素两者相抵，假定以1949年每个劳动力耕种的土地为标准，那么20年后的1969年，农村劳动力有一半是隐蔽性的潜在失业。这种严重的潜在失业，形成了社会潜在的矛盾。当时农村经济停滞不前，劳动力却每年增长10万人左右，有新增劳动力的农户年终分配时可以略有增收，没有新增劳动力的农户一般都要减收。这样使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看不到农村发展的前景，思想混乱，引起了严重的人心浮动。在这种情况下，1970年北方13省农业会议为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业机械化目标，提出了要发展“五小”工业，即小钢铁、小水电、小煤窑、小化肥、小水泥。上海市郊区在为实现农业机械化服务的口号下，开始发展社队工业，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开始了向非农产业转移。

上海市郊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最早是从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就开始了，当时从事工业的劳动力有8万多人，以后绝大部分工厂关、停、并、转，刚进入工业的农业劳动力重新又回到了农村耕地上。1970年，发展社队工业，农业剩余劳动力也随之转移。到1986年为止，已有166.55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向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科技和文化等第二、第三产业，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63.2%；农业劳动力86.21万人，占32.7%；林业0.48万人，占0.2%；畜牧业3.79万人，占1.4%；副业3.9万人，占1.5%；渔业2.75万人，占1%。郊区农村目前的副业生产，主要是外出做临时工和小贩，实际上也已转向非农产业，如果加上这一因素，上海市郊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程度已接近65%。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果。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在农村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农村就业结构发生变化

过去，农村劳动力除了少数的“五匠”以外，基本上都是务农，即使从事某些多种经营，也是从属地位的副业。随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上海市郊区农村的就业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社队工业开始起步的1970年，种植业的劳动力约占农村总劳动力的90%，1972年开始下降到87.5%，到1986年下降到32.7%，14年间年均下降3.9个百分点；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从1972年的10.4%上升到1986年的63.2%，如果将到城市做临时工、小贩的这部分加到第二、第三产业中，那么1972～1986年的15年，第二、第三产业增加的劳动力，正好等于种植业减少的劳动力，年均增长3.9个百分点。农民家庭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0年前95%以下的农民家庭是纯粹的农业户；到1986年有95%左右的农民家庭都是既种田又做工的兼业户。

（二）农村经济收入结构发生变化

原来农村是单一经济，经济收入以种植业为主。上海市郊区农村合作化后，由于城市供应需要，发展了畜牧业、渔业等多种经营。这部分收入占农村总收入的比重从1957年的9.5%，到社队工业起步前的1969年上升到22.9%，种植业从原来的90.5%下降到77.1%，平均每年下降1.1个百分点，社队工业发展以后，种植业收入的绝对额虽然继续增长，从l970～1986年年均递增率为4.37%，但是由于第二、第三产业，主要是工业的迅猛发展，种植业收入在农村经济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急剧下降，从1969年的77.1%下降到1986年的9.7%，年平均下降3.96个百分点。1969年林、牧、副、渔各业的总收入为2.43亿元，1986年增加到17.35亿元，年均递增率为12.26%，但是比第二、第三产业发展要慢得多，因此，它在农村经济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1969年的22.9%下降到1986年的12.1%。第二、第三产业在经济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1970年前几乎是零，1986年增加到79.2%，如果把副业放到第三产业中，那么第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已占到82.9%。

（三）农村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农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城乡差别显著缩小

上海市郊区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发展社队工业的1970年以前，每个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都随着农业的丰歉而上下波动徘徊，多数年份波动幅度在400～500元。1970年社队工业起步，劳动生产率就直线上升，1970年每个劳动力为440元，1986年增加到5996元，年均递增率为17.7%。就农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的演变来看，社队工业发展的初期，虽然农业剩余劳动力已开始减少，但是由于聚集在耕地上的劳动力仍然太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十分缓慢，每个农业劳动力为1970年的500元左右到1983年才增加到640元，直到1984年后，每个农业劳动力耕种的土地从原来的2亩多增加到1986年的4.94亩时，劳动生产率才有大幅度提高，1986年每个农业劳动力达1787元。

随着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原来农村劳动力集体分配的年收入长期徘徊在200～300元。1960年每个劳动力的年收入217元，到1977年仍是261元，1978年才突破300元大关，达到356元。1979年突破400元，1982年突破500元，1983年突破600元，1986年超过1300元（其中包括家庭副业收入，劳均200元左右，除去这部分每个劳动力的年收入1100元）。近年来农民的收入增长比较快，与城市工人收入的差距缩小了（见表19-1）。

表19-1　　　　　农民与城市工人收入比较

注：农民的收入不包括家庭副业，工人的年收入未计算各种福利补贴，上海的情况是城市工人享受的各种福利补贴大于农民的家庭副业收入。但是同口径计算，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是明显的。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市统计年鉴》整理。

（四）农村集镇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上海市郊区农村原有大小集镇500多个，其中除30多个中心镇以外，其余的规模都很小，镇上居住的大多数是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很少。集镇的功能主要是农副产品、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必需品的集散地。现在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力，大部分容纳于交通方便的集镇，原有的集镇一部分已衰弱，甚至是已经消失；一部分是扩展了，开始兴旺起来，已成为农村工业的生产基地、农村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和交通的中心。目前，已有50%左右的农村劳动力集中在集镇上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生产和工作，集镇上厂房林立，学校、文化馆、图书馆、影剧院、体育场、卫生院等设施的兴建，都说明农村集镇的面貌和功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五）农民的心理、观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促进社会分工分业的发展，专业化、社会化水平的提高，每个农民都有一个专业，或在某个工序上进行生产，农民中那种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自给、半自给的传统观念发生了改变。每个农民几乎和城市工人一样，生产的产品是为了销售，自己生活上的各种必需品基本上是向社会购买。同时，由于农民不论从事工业生产或农业生产，都是和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过去的传统农业，只要有结实的身体、勤劳的品格，有直接的经验，“不识字也可以种田”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专业化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农村产业结构，要求农民具有掌握运用机器的本领和科学生产技术的知识。农民学习知识的要求高了，知识面扩大了，时间观念也变了，过去的时间观念是一年、一季、半晌、一袋烟、一炷香为单位，现在是以小时，甚至是以分钟为单位，因而组织性、纪律性也得到加强。总体来说，可以使农民“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