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辨析

第三节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辨析

一、我国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的原因

上述的描述说明，我国农业劳动力剩余早已大量存在，其原因除了在第二章中阐述的一般性客观因素外，还有政策失误等原因。

（一）人口政策失误

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我国的人口及劳动力增长过快。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应该有一个相互协调的比例，否则就会出现相互间的干扰，如果经济发展的速度过快于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就会出现因劳动力供给不足导致的经济发展不足；如果人口及劳动力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影响经济增长，特别是影响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已有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口每年若增加1%，经济增长速度则相应地下降1%。要想在人口增长1%的状态下，保持人们的生活水平不下降，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就要维持在4%以上的增长水平。^[8]

我国在50年代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在“人多力量大”的思想指导下，人口爆炸。农村人口，1955年为53180万人，1965年为59493万人，增加6313万人，年均增加631万，1975年为76390万人，比1965年增加16867万人。年均增加1690万人。在从1952～1975年的23年间，我国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为2.1%，按照以上的分析，经济年均增长率应达到8.4%，而实际上只有6%（以国民收入计）。

（二）农业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

相对人口而言，我国农业自然资源绝对短缺。就整个国土面积而言，我国居世界第三位，但若以人均指标来计算，我国人民生存的自然空间就相对小得多了，从近年来的情况来看，由于我国人口总数进一步膨胀，农业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与其他各国相比显得更少了。我国人均国土面积15亩，只占世界平均水平50亩的30%；人均耕地面积1.4亩，只占世界平均水平4.3亩的32.6%，人均林地面积1.7亩，只占世界平均水平12.9亩的13.2%，人均草原面积3.3亩，仅占世界平均水平9.9亩的33.3%。在与世界各国的农业资源比较中，不难看出，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是很少的。

尽管我国的粮食、棉花、猪、牛、羊肉的总产量均属世界第一位，粮食单产也名列世界前茅，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这种努力很快地被抵消，我们可以从历史的演变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早在西汉时期，尽管粮食单产较低（北方每亩40公斤，南方25公斤），但由于人口少，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广阔^[9]（10亩/人），人均粮食占有量仍达320公斤。2000多年之后，尽管中国粮食单产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大幅度下降，所以人均粮食占有量没有什么提高。

由此可见，剔除我国非农业不发达的因素之外，耕地资源短缺，人地矛盾激化，是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耕地面积的日益减少，这种情况将愈来愈严重。如果以1957年耕地面积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算起，到1987年的30年间，共减少耕地面积23910万亩，年均减少797万亩，若以此速度减少下去，不考虑耕地的再开发潜力，到2167年，我国的耕地面积就没有了，农业劳动力的剩余量就更大了。

（三）教育政策失误

相对非农产业而言，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下。由于教育政策失误，使很多本应受教育的人提前进入劳动大军的行列，使本可以到非农产业部门就业的劳动者，因文化水平太低而不能就业，从而增加了农业劳动力剩余量。我国教育政策的失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经费不足，特别是广大农村，教育经费更加严重不足，使许多青少年本应进入学校受到教育，可是他们都成为文盲和半文盲，加入了农业劳动大军。二是教育结构不合理，教育与生产劳动脱节，受教育者没有学到必要的生产劳动知识，他们在进入劳动者的队伍时，不具备选择其他职业的条件，只好加入农业劳动者队伍。

以上政策上的失误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农村存在大量的隐蔽失业，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生活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反过来由于农民购买力低下，使工业失去了广大的农村市场，又严重制约工业经济的发展。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机制的分析

前30多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虽多次呈现出转移的势头，然而，遗憾的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并未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出现。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根本原因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机制匮乏。

（一）异常不完全性的产业结构变革，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缺乏启动力

从世界产业结构发展历史来看，尽管各国由于自身不同条件的约束，产业结构发展表现出某些差异，但基本趋势是，在产业结构变革时期，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结构序列变动基本是一致的，或者说二者的变化曲线表现为重合或平行。同时表现出一、二、三向三、二、一的最终过渡。如日本于20世纪60年代同时完成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二次变革，二者都由一、二、三向三、二、一过渡，美国20年代也是如此。我们把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在序列上协调发生的变革称为产业结构的完全性变革，把产值结构的序列变化与就业结构序列变化不协调称为产业结构的不完全变革。只有完全性的结构变革才能产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启动力。这是因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产业结构向高层次转化的历史起点，产业结构向高层次转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生产力发展从两方面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一是增加产量，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劳动力以向新的部门转移；二是产生新的产业，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往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个漫长过程的历史起点，正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如果没有这种转移，非农产业就得不到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农业就得不到新的技术装备。不难想象，人类仍然生活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之中，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则不可能实现。30年来，我国产业结构的变革是一种不完全的结构变革，因而，劳动力转移缺乏启动力。

1.从全国看，产值结构发生结构性变革而就业结构变化缓慢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发展的起点是贫穷和落后，经过30来年的努力，国家建设和生产规模成倍扩大。1978年与1952年比较，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7倍，其中第一产业增长0.6倍，第二产业增长12.4倍，第三产业增长3.3倍。同期，就业人员增长0.9倍，其中第一产业增长0.6倍，说明农业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的投入；第二产业增长3.6倍，说明工业增长主要依靠资金和技术的投入；第三产业增长1.6倍，说明服务业的增长也并非依靠劳动力的投入。

在生产规模扩大的同时，我国的产业结构变革也在悄然进行。然而由于多种障碍因素的制约，这种变革轨迹发生了扭曲，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曲线偏离较远。自1957年起，产值比重序列就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由一、二、三变为二、一、三，而就业比重序列30来年一直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即便有一些量变，速度也十分缓慢。这种不完全的产业结构的变革，只是带来产值结构的高层次递进，没有引来就业结构的高层次递进。

2.从农村看，产业结构呈凝固状态

早在秦汉时期，我国就形成了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村经济，这种以粮食生产为主要内容的单一产业结构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1949年我国农村主要产业是农业，而农业中主要是农作物种植业，种植业中又是以粮食种植业为主。据统计，1949年农村自给性手工业和农产品初加工业产值52.4亿元，仅占农业总产值的16%。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为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努力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是，在这30年里，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甚微。1978年农村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2%，农业产值仍然占绝大部分。农业劳动力占农村社会总劳动力的份额，1952年为95%，1978年为88%。

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将导致经济结构的变化，其中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变化的核心内容。人类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以及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的主要标志是以某产业就业人数和产值在社会各产业中所占份额的大小为重要依据。30年间，我国产业结构中产值结构有所变化，但就业结构变化不大。这种状况导致农业劳动力转移缺乏一种启动力量，从而使劳动力难以进行有效的转移。

造成产业结构不完全变革的原因十分复杂，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是城乡生产力水平巨大的反差。30年中，城市形成了一批生产力水平较高的现代化工业企业，这种企业多数是资金、技术密集型，它对劳动力产生一种排斥作用。而农村生产力水平很低，仍然维持在人力、畜力为主要动力的阶段。30年中，农业机械虽然成倍增长，但由于配套设备差，机械的使用并不能有效地替代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城乡劳动力都存在剩余。由于人口的高速增长带来劳动力就业的巨大压力，它不仅来自农村，同样也来自城市。城市经济的发展尚难以消化城市劳动力的自然增长，更无力去吸纳农业的剩余劳动力。三是我国的工业化走的是一条资金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化道路，对劳动力有一定的排斥作用。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详谈。四是长期以来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认为农村发展工业是不务正业，因此，在许多政策上，都限制农村工业的发展。即使允许某些产业存在，也制定许多限制性政策，控制其发展。五是把第三产业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温床，采取限制措施使第三产业在城乡未得到应有的发展，堵死了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渠道。

（二）向重工业倾斜的产业政策，使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缺乏容纳力

在“一五”到“二五”计划时期，我们开始实行了一条向重工业过度倾斜的产业发展战略。在基本建设投资上向重工业高度倾斜。这期间工农业投资4715.38亿元，其中农业775.4亿元，占16.4%；轻工业432.43亿元，占9.2%；重工业3507.5亿元，占74.4%。30年来，我们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工业、轻农业及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的产业政策的强制实施，使投资总额大部分投向工业（严格地说是重工业），工业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农业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自1957年起就大大超过了农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基于旧中国形成的低下的经济水平和单一的经济结构，加之当时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及苏联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我们选择了以重工业为主导高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产业结构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尽快地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确实起到了作用。然而，当这项结构政策超出其正效应的时间、条件界限之后，就应及时进行调整、修补，从国民经济结构的全局，从整个产业结构的协调方面调整和重新规定产业结构政策。但我们没有像一些国家那样去做，而是工业生产结构形成了远远偏离典型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畸形结构。其结果，加固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刚性，延缓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进程，对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阻滞作用更为严重。

第一，在优先发展重工业过程中形成了较高的资本—劳动比例，减少了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把发展重点放在重工业，造成工业内部结构畸重畸轻。向重工业倾斜的产业结构，由于有机构成高，每万人在重工业部门就业，需要投入1.29亿元固定资产，而轻工业部门只需投入0.38亿元固定资产，即重工业为轻工业固定资产投入的3.39倍。众所周知，我国在“一五”计划时期，国民经济发展比较协调，轻重工业的投资比例为1.5∶8.5，按比例计算，1978年仅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应为3364.71万人，而实际职工人数为3041万人。即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不合理，使工业部门少吸纳323.71万人就业。根据《198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资料分析，在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构成中，我国第二产业份额已达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占48.6%，而第二产业的就业份额占17.6%，属于低收入国家的就业结构（17%）水平。如果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就业结构水平（22%），1978年应吸纳劳动力8833万人，比实际应多吸纳1766万人就业。20世纪60年代我国第二产业吸纳了总劳动力增长量的7.5%，而同期发展中国家工业吸纳了总劳动力增长量的22%，可见畸形的重工业结构对就业的直接影响是降低非农业的总增长率。其结果必然是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受到工业部门的直接排斥，而不得不滞留在农业部门。

第二，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农民为工业化提供强制性高度积累，使农民的消费受到压抑。1957～1977年农民消费水平仅提高了45元，年均只提高2.3元。农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10]1957年为65.8%，1978年为67.7%，21年反而上升了1.9个百分点。广大农村不能成为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有力市场，因而，吸纳劳动能力较强的轻工业缺少发展的市场刺激机制。

第三，向重工业倾斜的工业生产结构的不是根据国际国内的市场需求而形成，没有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只是在重工业内部自我服务，自我膨胀的盘子里转平面圈，没有起到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作用。

第四，在传统的发展战略中，第三产业被严重忽视，不能发挥吸纳劳动力的作用。国家进行的积累主要用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这必然使第三产业资金供给不足。加之，我国产品经济体制下，经济生活的自给性及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超稳定性，也使第三产业缺少需求。因而，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7.9%下降到12.3%，在就业结构中的比重由9.1%只上升到11.9%。

（三）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缺乏持续支撑力

农业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农业增长与劳动力转移的正相关关系已被国际经验所证明。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国民经济结构变革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意味着对农产品数量、质量要求的提高，要求农业有较强的支撑力。农业劳动生产率是表明这个支撑力大小的基本指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标是同步变动的。

1978年以前，我国农业劳动力人均生产的粮食一直低于1956年。直到1978年才接近1956年的水平，每个农业劳动力只能供养3.2个非农业人口，如此徘徊不前的低下农业劳动生产率，即使不发生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也难以支撑。1958年非农业劳动力一年猛增6648万人，导致1959～1962年非农业劳动力的负增长；1970年和1971年共增加1100多万非农业劳动力，导致1972～1973年非农业劳动力增长速度的大幅度下降，从反面说明了农业支撑作用的重要。这种建立在脆弱农业基础上的转移，一开始便蕴含了受经济内在发展逻辑校正的必然性，而这种校正是以国民经济总结构的发展滞缓，劳动力的回流为代价的。从整个社会而言，在维持基本生存所需要的产品未得到满足之前，难以产生对其他产品的强烈需求，难以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

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的原因与我们实行向重工业倾斜的产业结构政策不无关系。尽管30年来，我国已经形成了部门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然而这一体系与农业的增长、农业技术的提高无直接产业连带作用。加之，1957年以后强制推行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集体经济模式，搞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过渡。在分配上大搞一平二调，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劳动效率越来越低。

（四）城乡隔离政策，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缺乏吸引力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城市管理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包劳动者就业，包居民住房建设，包城市基础建设。同时，对城市居民采取一整套福利制度，供其享用。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城市对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必然有一种排斥力。因为城市人口越多，补贴越多，国家财政负担越重，迫使国家对城市人口的增长采取严格控制，逐步形成了一种城乡隔离状态。

正是这样一套保护城市的制度和政策，诸如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供给制度、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等，把城市和农村严格隔离开来，造成农村劳动力难以进入城市，城市专业人才进入农村也同样困难的局面。

在对30年的历史考察之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个长时期内，农业剩余劳动力能够对现代化进程起推进作用的转移并未发生。由于客观经济环境和主观因素的严重制约，农业劳动力顺乎经济发展规律流动的作用力难以形成。这30年的历史经验给我们深刻的启迪是：①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经济结构的转换，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不可能向外转移。②产业结构政策和经济体制的扭曲可以阻滞或延缓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进程，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或早或晚终将发生。③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外部条件的规定性和内在发展的规律性。违背一般规律，难以产生真正经济意义上的转移，难以给经济发展带来正效应。④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及时而正确地引导农业剩劳动力的转移是政府的重要责任。

【注释】

[1]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1页。

[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0），中国统计出版社。

[4]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49～1966）》，河南人民出版社。

[5]乡镇企业局：《乡镇企业统计资料》（1988）。

[6]周其仁等：《发展的主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7]根据世界银行《1982年世界发展报告》计算。

[8]《中国人口研究》1987年第3期，第21页。

[9]胡焕庸等编：《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10]恩格尔系数指人们的食物消费占生活消费的比重，食物消费占的比重越大，说明生活水平越低；反之，则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