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实施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新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实施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1]——兼及“十一五”规划实现的前景

在“十五”计划时期即将结束、“十一五”规划行将实施之际，回顾一下我国十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实施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总结其成就和经验以及失误和教训，并对“十一五”规划实现前景的预期做些分析，具有现实意义。

按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变革这个视角分期，可将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十个五年计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一五”计划（1953～1957）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实行的五年计划

新中国建立后，恢复国民经济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但由于贯彻了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恢复了遭到长期战争严重破坏的经济。与此同时，在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工农劳动群众向往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和毛泽东改变了原来要用10年、15年甚至二三十年的时间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想，于1954年2月召开的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毛泽东于1952年9月正式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年9月，这条总路线为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作为国家的总任务列入了我国宪法。宪法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就是依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的。

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一五”计划草案，并建设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批准、颁布实施。同年7月，一届人大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一五”计划。“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一百五十六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六百九十四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3]

可见，尽管“一五”计划是在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情况下提出的，由于缺乏经验，它本身规定的一些指标也有过高的缺陷，但从总体上说，它却是一个完全符合法律规范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五年计划，是建立和实行计划经济时期绝无仅有的、取得伟大成就的好计划。其主要成就是：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1952～1957年，社会主义（或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21.3%上升到97.2%，而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由78.7%下降到2.8%。②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与此相联系，中国工业化就由初期阶段开始进入中期阶段。1952～1957年，工业和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由17.6%上升到25.4%，由50.5%下降到40.3%；重工业和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由35.5%上升到55%，由64.5%下降到45%。所以，尽管1957年农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81.2%，仍然偏高，但考虑到工业化初步基础已经建立的整体情况可以认为，工业化已越过了初期阶段，开始进入中期阶段。③各次产业持续高速增长。1952～1957年，国内生产总值由679亿元增长到1068亿元，每年平均增长9.2%。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平均每年增长3.8%，第二产业增长19.7%，第三产业增长9.6%。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52年的50.5%下降到40.3%，第二产业由20.9%上升到29.7%，第三产业由17.6%上升到25.4%。在第三产业中，“一五”期间，教育、科学、文化和卫生也得到了迅速发展。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由1952年的19.1万人增长到1957年的44.1万人，中等学校由314.5万人增长到708.1万人，小学由5110万人增长到6428.3万人，研究生由2763人增加到31788人，出国留学人员由231人增加到529人；五者分别增长了130.8%、125.1%、25.8%、15%和129%。文艺表演团体由1952年2084个增加到1957年的2884个；公共图书馆由83个增长到400个；二者分别增长了38.3%和381.9%。报纸出版总印数由16.1亿册增长到24.4亿册，杂志出版总印数由2亿册增加到3.2亿册，图书出版印数由7.9亿册增长到12.8亿册，三者分别增长了51.5%、60%、62%。医院和卫生院由1952年的3540个增加到1957年的4179个，医生由42.5万人增加到54.7万人，医院和卫生院的床位数由16万张增加到29.5万张，三者分别增长了18.1%、28.7%、84.3%。④经济效益提高。1953～195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是在0.212～1.267波动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由350.5元/人，提高到426.2元/人，年均提高4%。⑤物价基本稳定。1953～1957年，居民消费价格年均提高1.7%，处于低度的通胀。⑥失业率大幅下降，就业状况显著改善。城镇登记失业人口由1952年的376.6万人下降到1957年的200.4万人，失业率由13.2%下降到5.9%。⑦人民物质生活提高，民主生活和精神生活基本健康。1952～1957年，全国居民、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分别由80元提高到108元，由65元提高到81元，由154元提高到222元；三者分别提高了21.3%、16.8%、31.7%；三者年均增长分别为3.9%、3.2%、5.7%。^[4]

这期间，尽管反右派斗争给了知识界一次严重摧残，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快也给人民生活造成诸多负面影响，但民主生活和精神生活大体上还是健康的。总之，“一五”期间，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就业改善，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提高，宏观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社会事业也有很大发展。这些成就都是后续四个五年计划不能与之比拟的。

就“一五”计划的编制和执行的全过程来看，这些成就的取得，首先是同“一五”计划编制工作做得好相联系的。其主要表现是：①党中央为编制“一五”计划提出了具有根本指导意义的正确方针。1952年12月党中央在有关编制“一五”计划的指示中提出：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但又决不能忽视轻工业、农业和地方工业以及文教事业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有潜力的企业，反对保守主义；必须以科学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计划反映客观经济法则；必须吸收群众特别是先进人物参加讨论；必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1953年6月党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更为编制“一五”计划提供了基本依据。②注重调查研究，工作扎实细致，是“一五”计划编制工作的一大特色。比如，苏联援建项目是“一五”计划的最重要内容，对这些项目部进行了认真调查（包括实地考察），并认真听取、研究和采纳了苏联的顾问和计委的意见。又如，“一五”计划从1951年开始编制到1954年基本完成，共编了五次，前三次是中财委编的，第四次是国家计委编的，第五次由以求真实务作风著称的陈云副总理主持编制的。最后由1955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讨论通过。所以，“一五”计划编制工作完全符合法定程序。③安排指标注意遵守按比例发展的经济法则，兼顾各种经济关系；并遵守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的原则，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物资供需三大平衡。④计划体制较为灵活，对公有经济实行直接计划，对非公有经济实行间接计划。⑤这期间还形成了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与十五年远景计划纲要和逐年的年度计划相结合的计划体系。这样，“一五”计划虽然由于客观原因正式公布时间晚了两年，但由年度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这些就是“一五”计划编制工作中的主要经验。

这些成就的取得，还同计划执行过程中实行了一系列正确政策措施相联系的。主要是：①把基本建设放在首要地位，同时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②不断克服急躁冒进倾向，使生产建设规模和速度与国力相适应。③在重点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注意发展轻工业和第一、第三产业。④把建设重点转向内地的同时，注意发展沿海地区经济。⑤在重点建设大型企业的同时，注意发展中小型企业。⑥在重点建设重工业的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⑦推行工资改革，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同时加强思想教育。⑧贯彻执行节约方针，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注意提高经济效益。⑨重视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设备、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经验。⑩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巩固安定的政治局面。

这些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除了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形式以外，还由于充分地发挥了适合当时条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历史经验表明：

（1）这种体制有利于集中主要力量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有利于克服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留下的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失调状态，以及沿海和内地之间的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情况；有利于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有利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市场价格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当然，计划经济体制固有的弊病，在“一五”时期也已经有了暴露。这包括：这种体制不适合国营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的要求，束缚了企业的积极性；由这种体制造成的条块分割状态，割断了发展商品经济要求的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这种体制容易造成基本建设投资膨胀，引发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这些又会导致经济效益低的后果等。束缚企业的积极性，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弊病；束缚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是这种弊病的一个重要方面。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但二者并不是平分秋色的关系。在“一五”时期具体条件下，其积极作用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是主要的方面；其消极作用受到了限制，是次要的方面。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产业结构是畸形的，农业比重过大，工业比重过小，轻工业落后，重工业尤其薄弱。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建设，这种畸形状态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所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继续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一个正确的战略决定。这个时候我国工业基础仍然是很薄弱的，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形式，即主要依靠新建企业来进行的形式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相对于发展轻工业和进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形式（即通过对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实现扩大再生产）来说，发展重工业和进行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均需要较多的资金。这就需要把社会有限的财力集中于国家手中，用于建设有关国计民生的重点项目，以加速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好适应了经济发展的这一客观要求，并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2）以行政管理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它的运行机制是国家各级上级机关对各级下级机关以及国家行政机关对企业的行政命令，是国家各级下级机关对各级上级机关以及企业领导人对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责任，是维护行政命令和行政责任的行政纪律，是国家各级行政干部和企业领导人的责任心，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党和政府的威信很高，党的作风正派，党的干部队伍比较年轻，官僚主义比较少，广大干部的政治激情高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很有力。这一切就使得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是比较灵敏的，行政管理的效率也是比较高的。

（3）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党和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是正确的。在各种经济管理体制下，党和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都是重要的。而在高度集中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党和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的正确与否，其意义尤为巨大。因为只有宏观经济决策正确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行政管理的效率；否则，就根本谈不上行政管理的效率。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正确的宏观经济决策，是充分发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积极作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上面分析的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各种具体条件，使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积极作用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另一方面，在这个期间，这种经济管理体制的消极作用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①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是在1956年完成的。在此之前，社会主义国有经济虽然已经居于领导地位，但还存在着大量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个体经济。而且，在这个期间，党和政府比较成功地通过运用价值规律对这些私有经济实行了计划指导，所以，由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产生的管理过于集中，管得过死，否定市场调节的作用等缺陷，这期间首先在范围上受到了限制。②在这个期间，生产社会化和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都还不发达，由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对外贸易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样，由这种经济管理体制带来的否定国营企业的商品生产者的地位以及阻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等消极作用，这期间也暴露得不甚充分。

但也应看到：主要由于缺乏经验，“一五”计划编制和执行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诸如，在投资总规模方面偏大，形成紧张的平衡。在投资分配方面，重工业偏多，农业和轻工业偏少；制造业偏多，煤电运等基础产业偏少；内地偏多，沿海偏少；军用偏多，民用偏少。在贯彻勤俭建国和自力更生方针方面，利用原有生产能力不够，新建和改建的企业规模偏大，标准偏高；非生产性建设和城市建设规划也存在偏多和标准偏高的问题。在计划体制方面，中央集权偏多，地方权限偏小。在生产建设方面，发生了1953年的“小冒”和1956年的“大冒”；在改造方面，1955年下半年以后，搞得过快。

二、“二五”（1958～1962）、“三五”（1966～1970）、“四五”（1971～1975）和“五五”（1976～1980）计划，是计划经济体制完全确立并进一步强化时期实行的四个五年计划

前三个五年计划的共同特点是：只有一个纲要式的文件，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计划，更没有提交全国人大讨论通过。所以从完整的和法律的意义上说，三者均不能构成国家的五年计划。

但是，由周恩来主持制定并由党的八大讨论通过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二五”计划的建议，是一个好文件。就“二五”计划建议的内容特别是指导思想来说，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这个决议提出：“二五”计划“必须把各项计划指标放在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既要充分估计到各种有利条件，反对那种看不到各种潜在力量，低估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右倾保守的倾向；又要充分估计到各种不利的因素和可能发生的困难，反对那种缺乏实际根据、不考虑可能条件、不注意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急躁冒进的倾向”。^[5]

但十分可惜，由于毛泽东“左”的指导思想在党内占了支配地位，从1958年一开始就把这个好建议完全抛开，为“左”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导下的“二五”计划的意见所代替了。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目标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提前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技术、文化的高度发展，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到1962年，全国就能建成强大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各协作区就能建成比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具有各自特点的工业体系；全国在钢铁和其他若干重要产品的产量方面就能接近美国；在主要科技方面就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二五”计划建议的指引下，搞了三年“大跃进”，再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撕毁合同的影响，使得1961年中国经济陷入了深重危机。接着在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指引下，搞了五年的调整（1961～1965），又恢复和发展了经济。

1964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国家计委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设想提出的“三五”的基本任务是：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使国民经济建设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和科研事业，使国民经济有重点、按比例地向前发展。但是后来，由于国际形势的紧张，也由于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将“三五”计划的任务重新规定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充分发挥第一、二线的生产能力；积极地、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技术水平。还特别强调了必须集中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把与三线的国防工业相配套工业逐步建立起来，使三线成为初具规模的战略后方。

1970年8月、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审议的“四五”计划纲要（草案）提出：“四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狠抓战备，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强大的战略后方，改善布局；大力发展农业，加速农业机械化的进程；狠抓钢铁、军工、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建立经济协作区和各具特点、不同水平的经济体系，做到各自为战，大力协同；大力发展新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促进国民经济新飞跃。

可见，“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虽有区别，但从它们的根本指导思想都是“左”的路线来说具有共同点。主要包括：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特别是以毛泽东基于对国际严峻形势过于严重估计而提出的备战思想。这两个计划的突出特点就是强调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这些都给我国经济造成了极严重损失！

至于“五五”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更趋严重的破坏，连个独立的纲要式五年计划都没有。只是在1975年编制了一个包括“五五”和“六五”时期在内的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这个草案直到1978年才提交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讨论通过。这个纲要也是在“左”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制定的。按照这个纲要的规定，到1980年要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农业方面，要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显然，这是一个急于求成而又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

从“二五”时期到“五五”时期（准确地说，是从1958年到1978年，但不包括其中的经济调整时期），由于“左”的路线在党内占了支配地位，特别是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都受到了极大损失，并没有得到应有发展。①经济总量没有得到的应有增长。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由1957年的1068亿元增长到3624.1亿元；1958～1978年年均增长5.4%。乍一看来，这个速度也不算低。但比“一五”时期下降了3.8个百分点，比1979～2004年下降了4个百分点。还要提到：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还出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史上罕见的6年经济负增长，即1960年为0.3%，1961年为-27.3%，1962年为-5.6%，1967年为-5.7%，1968年为-4.1%，1976年为-1.6%。从经济学来说，这些年份经济负增长都是经济危机年份。^[6]②经济结构严重失衡。1957～1978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重，分别由40.3%下降到28.1%，由29.7%上升到48.2%（其中工业由25.4%上升到44.3%，建筑业由4.3%下降到3.8%），第三产业由30.1%下降到23.7%。这些数字表明：工业发展过快，农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过慢。诚然，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比重下降是合乎规律的现象。但就这段时期来说，农业比重下降又过多了，特别是农业人口比重并没有相应地下降。直到1978年，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仍然高达82.08%。这是不符合工业化规律的。因而这期间尽管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并没有越出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在工业化过程中，作为支柱产业的建筑业比重不仅不升，反而下降，也是很不正常的。在第三产业中，作为基础产业的交通和通信业的比重，在1957～1978年间，由4.6%上升到4.8%，仅上升了0.2个百分点；而商业反而由12.5%下降到7.3%。这些都不符合工业化规律。在第三产业中，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也是严重滞后的。其突出例子是，1952～1978年，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由42.5万人增加到43.45万人，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仅增加了9500人。这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科教事业发展的速度很慢。以上说的是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比例失调。在工业内部，轻、重工业比例关系也陷入严重失调状态。1957～1978年，轻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分别由55%下降到43.1%，由45%上升到56.9%。在工业化过程中，轻工业比重的适度下降和重工业比重的适度上升，是合乎规律的现象。但这里的问题也与农业比重下降的情况相类似，轻工业比重下降过多。由此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农产品和轻工产品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③经济效益大幅下挫。特别是1961年和196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分别为-1.215、-0.651，1967年和1968年分别为-0.404、-0.262、1976年为-0.082；在这五个年份，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分别为-26.5%、-6.8%、-8.2%、-7.5%、-3.3%。④在物价方面，1957～1978年，居民消费价格上升了16.7%，年均增幅0.7%。表面看来，物价涨幅很小。但在实际上，由于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消费品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有效需求。比如，1960年消费品货源仅能达到市场购买力的87.9%，1967年仅能达到94.8%，1976年仅能达到97.2%。而在行政指令的价格体制下，物价上升被严重抑制住了。所以，这期间的有些年份，实际上发生了抑制型的通货膨胀。⑤在就业方面，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由1957年的200.4万人增加到530万人，失业率由5.9%下降到5.3%。但如果考虑到城市特别是农村的大量潜在失业，失业人数和失业率大大超过了这些数字。⑥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1957～1978年，全国居民、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分别由108元上升到184元，由82元上升到138元，由222元上升到405元；三者分别提高了1.44倍、1.35倍、1.65倍；三者年均增长只有1.7%、1.4%、2.4%，比“一五”期间增幅大大下降了。其间还有五年居民消费水平是负增长的，特别是1959～1961年连续三年负增长。这三年分别负增长8.3%、5.3%、6.3%。^[7]据专家计算，由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而造成的吃不饱，再加上过度劳动和疾病流行，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1700万人。^[8]在民主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由于1959年“反右倾”斗争，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两方面的生活也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在“文化大革命”中激烈动荡的有些年份，许多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陷入人人自危的可怕境地。

但同时应该看到：“二五”到“五五”期间，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如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57年增长2.02倍），有些领域还有巨大发展（如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和冶金工业的产能、产量和技术发展），甚至飞跃发展（如核工业和航天技术的发展）。

上述“二五”至“五五”期间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直接相关的方面上说，首先是同计划编制中存在的诸多错误相联系的。主要是：①盲目推行强速战略，以致造成经济多次大起大落。②长期片面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得经济中的基本比例关系（主要是农轻重关系以及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多年严重失衡。③长期实行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忽视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致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缓慢，经济效益低下。④缺乏稳定而又科学的经济地区布局战略。从“一五”前期的重点建设内地，跳到1958年“大跃进”中工业布局遍地开花，1964年以后又集中力量大搞三线建设。⑤盲目推行自给自足的封闭战略，企业搞“大而全”和“小而全”，地区搞独立的经济体系，对外在很大程度上搞闭关锁国。⑥严重忽视科学、教育和知识分子的作用。⑦根本缺乏社会发展的观念，只是单纯的经济发展计划，致使就业、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积累成山。⑧根本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以致人口增长失去控制，环境和生态受到严重破坏。⑨在财政方面，除了总规模过大和过多向重工业倾斜等问题以外，国防战略费和对外援助费也都超过了国力。⑩缺乏完整、稳定、科学的五年计划，加剧了发展的盲目性。輥輯訛法制不健全。没有制定有关编制五年计划的法律，这方面没有什么约束力。这些就是这四个五年计划编制工作中的重要教训。

但从根本方面说来，上述问题的发生，还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如前所述，计划经济体制在“一五”时期曾经起过主要的积极作用。但这是由当时的具体条件决定的，特别是同当时生产社会化程度较低的情况相适应的。但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特别是生产社会化的提高，计划经济体制变得愈来愈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以致成为桎梏，急需进行根本性改革。但在1958年和1970年只是进行了两次改进，而且改进的取向只是行政性分权。这样，不仅不能根本消除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而且，每次都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怪圈，结果都是强化了计划经济体制。这种被强化了的体制内涵的投资膨胀机制，正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1971年发生的“三个突破”（即全国职工人数达到5318万人，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达到302亿元，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达到427.5亿公斤，突破400亿公斤）的体制性根源。更为严重的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滋生封建式的个人专断的制度根源。正是这一点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它会使党规和国法破坏殆尽，使得包括五年计划编制和执行在内的一切经济工作都会受“左”的路线支配。在这种大形势下，即使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和谷牧等领导人先后在极困难条件下做了艰苦努力，也无济于事。这就是上述四个五年计划编制工作和实施工作以及其他一切经济工作的最基本教训。

三、“六五”（1981～1985）、“七五”（1986～1990）、“八五”（1991～1995）、“九五”（1996～2000）和“十五”（2001～2005）计划是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时期实行的五个五年计划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党和政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依据邓小平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先后相继制定了从“六五”至“十五”的五个五年计划，规定了这五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任务。分别说来，“六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取得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决定性胜利，并且为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创造更好的条件。“七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改革更加顺利地展开，力争在五年或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前提下大力加强重点建设、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在物质技术和人才方面为90年代经济和社会的继续发展准备必要的后续能力；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继续改善城乡人民生活。“八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①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基本平衡，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前提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促进经济的适度增长。②突出抓好经济结构调整，使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同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相适应；使农业与工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比例失调的状况有所扭转；使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现象逐步得到改善；使地区经济结构趋同化的倾向得到抑制。③立足现有基础，充分挖掘潜力，积极地、有重点地推进现有技术改造。要选择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和一批重点产品，作为技术改造的主体和突破口，努力使这些企业和产品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与此同时，要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加强重点建设，增强国民经济发展的后续力量。④在努力发展生产，全面厉行节约，大力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办法和步骤，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并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减少财政补贴，逐步改善财政收支不平衡状况。同时，保持合理的信贷规模和结构，严格控制货币发行。⑤进一步推动科技、教育事业发展，并使之更好地为调整结构、提高经济素质和效益服务。⑥更有效地开展对外贸易，积极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智力，巩固和发展对外开放的格局，把扩大对外开放同提高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更好地结合起来。⑦以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健全企业合理的经营机制为中心，协调配套地进行计划、投资、财政、税收、金融、价格、物资、商业、外资和劳动工资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的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形成。同时，进一步完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⑧努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妥善安排劳动就业。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进一步得到改善。继续发展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加强环境保护工作，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加强国防建设，提高防御能力。“九五”计划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到2000年，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积极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明显成效，积极增长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为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奠定坚实基础；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出实质性步伐，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就业渠道拓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物质文化生活有较大改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科技、教育加快发展，国民素质进一步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进展。^[9]

在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以及不断趋于完善的五个五年计划的指引下，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并在趋于完善。

其主要表现是：①现代的企业制度、市场体制和宏观调控体系已初步建立，并趋于完善。②包括农业生产经营、流通和税费改革在内的农村经济改革，已经和正在取得决定性进展，并在全面深化。③以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并在进一步发展。④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已经形成，也在进一步发展。比如，1978年，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99%，非公有经济仅占1%，但到2004年，前者比重不到一半，后者比重超过了一半。1978～2002年，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政府行政指令定价的比重由97%下降到2.9%，市场调节价的比重由3%上升到95.8%；在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二者比重分别由92.2%下降到2.6%，由5.6%上升到94.5%；在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二者比重分别由100%下降到9.7%，由0%上升到87.3%。^[10]1978～2004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由355亿元增加到95558.1亿元，对外贸易依存度由9.8%上升到69.8%。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由1983年的19.8亿美元增加到640.7亿美元；投资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0.2%上升到3.7%。

（2）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发展。1978～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由3624.1亿元增长到140775.8亿元，年均增长9.4%；在基数大大增加的情况下，仍高于“一五”时期，更高于1958～1978年。2005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为9.5%，预计全年也将在9%以上。这是这期间经济的快速增长方面；其平稳增长的突出表现，就是已经进入了以轻波周期为主要特征的新的经济周期。如果我们以经济增长率作为主要标志考察经济周期的运行，并以作为低谷年的1999年（这年经济增长7.1%）为起点考察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运行，就可以看到以下重要特点。①就周期的构成阶段看，不仅不会出现由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相结合而形成1961年那种危机阶段（这年经济增长-27.3%），也不会出现由政治因素形成的1976年那样的危机阶段（这年经济增长-1.6%），而且也不会出现1990年那样的近乎衰退的阶段（这年经济增长3.8%），仅仅由经济增长在合理的区间（7%～9.5%）^[11]运行的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构成。②在经济上升阶段，不仅在上升时间上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各个周期的最多年份，更是在合理增长区间上限线内运行的最多年份（年增长8%～9.5%）。在以前8个周期，上升阶段的上升年份（包括波峰年份）最多为3年，最少为1年；在合理增长区间的上升年份更少，最多为1年，最少为0年。而在新一轮周期，这两个数字均为4年。这是到2004年为止的数字，但依据目前的情况看，在合理增长区间上限线内运行的年份至少还可以延续到2010年。③在这个周期的下降阶段，也将在经济增长合理区间下限线内运行（年增长7%～8%）。④就经济增速波峰年份和波谷年份的波动幅度看，不仅不会是以往周期多次发生的超强波周期（波幅在20个百分点以上）、强波周期（波幅在10个百分点以上），也不会是中波周期（波幅在5～10个百分点），而是首次出现的轻波周期（波幅在5个百分点以内）。

1979～2004年，第一、二、三次产业都程度不同地获得了迅速发展。其中，第一产业增长了2.19倍，年均增长4.6%；第二产业增长了15.82倍，年均增长11.3%；第三产业增长了10.93倍，年均增长10%。在第三产业中，货物周转总量由1978年的9829亿吨公里增加到2004年的66698亿吨公里，增长5.8倍，旅客周转量由1743亿人公里增长到16234亿人公里，增长8.3倍；邮电业务总量由30.9亿元增长到9791亿元，增长307倍。1978～2003年，城市供水总量由787507万立方米增长到4753000万立方米，增长5.04倍；公共电汽车由25839辆增长到264000辆，增长9.3倍；人工煤气由172541万立方米增长到2021000万立方米，增长10.7倍；液化石油气由194533吨增长到11263000吨，增长56.9倍；天然气由69078万立方米增长到1416000万立方米，增长19.5倍；高等学校在校生数由85.6万人增长到1108.6万人，增长11.9倍；中等学校由6637.2万人增长到9613.8万人，增长0.5倍；小学由14624万人下降到11689.7万人，下降20%；研究生由10934人增长到651260人，增长58.6倍；出国留学人员由860人增长到117307人，增长135.4倍；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由4345000人增长到21739699人，增长4倍；艺术表演团体由3150个下降到2618个，下降17%；公共图书馆由1218个增长到2709个，增长1.2倍；图书出版总印数由37.7亿册增长到66.7亿册，增长98%；杂志出版总印数由7.6亿册增长到29.5亿册，增长2.9倍；报纸出版总印数由127.8亿份增长到383.1亿份，增长2倍；医院、卫生院由64421个下降到62968个，下降2.3%；医生由103.3万人上升到186.8万人，增长81%；床位由185.6万张增长到299.5万张，增长61%。以上数字表明：总的说来，第一、二、三产业都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当然，各个部门的增长速度是有差别的。一般说来，这是正常现象。但对其中有的增速很低甚至下降，要做具体分析。比如，小学在校生人数减少，主要是与计划生育取得巨大成果相关的。至于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艺术团体和医院的减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国有企事业单位深化改革的结果。这些都是好事，并不是坏事。

（3）经济结构趋于优化。

第一，产业结构呈现优化态势，显示出工业化中期的前期阶段正在向后期阶段发展的趋势，现代化也有相当发展。①1978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构成为28.1∶48.2∶23.7；到2004年这一构成提高到15.2∶53.0∶31.8。尽管同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相比，在工业化进程中，我国城镇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但上述构成的提高仍能明显地反映出我国工业化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而且这种提高与1979年以前不同，即工业比重的提高不是以工业与第一、第三产业的严重失衡为前提的，而是以前者与后者较为协调的发展为前提的。尽管当前在这方面仍未达到协调状态，但比1979年以前的失衡状态要好多了。②1978年种植业和林、牧、渔业的产值在农业总产值的构成为80∶20；到2004年种植业产值比重下降到50.1%，林、牧、渔业比重上升到49.9%。③在工业内部，轻工业产值比重由1978年的43.1%下降到2004年的33.5%，重工业比重由56.9%上升到66.5%。在轻工业内部，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产值比重由1978年的68.5%下降到2003年的62.7%，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产值比重由31.5%上升到37.3%。在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产值比重由1978年的12%下降到2002年的8.7%，原材料工业产值比重由35.5%上升到38.5%，制造工业产值比重由52.5%上升到52.8%。这期间，工业中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进一步上升，在出口方面尤为如此。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4.8%上升到2003年的25%。④在第三产业内部也进一步呈现出现代服务业比重上升的趋势。比如，2000～2004年，民用航空在旅客周转量的比重由7.9%上升到10.9%；传统的市内电话用户仅增长了1.26倍，而现代的移动电话用户则增长了5.13倍。总体说来，这期间产业结构的变化是适应工业化和现代化要求的，但也有不协调的一面，主要是农业、能源和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发展滞后。

第二，企业组织结构进一步趋于优化。1978～2002年，工业中大型企业产值比重由34.1%上升到46.1%，中小型企业比重由65.9%下降到53.9%。这些变化也符合工业化和现代化规律要求。

第三，为了改变改革前实行的地区经济发展的均衡战略造成的低效率状态，改革以来，实行非均衡战略，在改革开放等项政策方面实行了向效率高的东部地区倾斜。这样，东部地区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1978年的63.32%上升到1999年的70.14%，中西部地区比重由36.68%下降到29.86%。于是在1999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但由于这一战略实施时间不长，还难以改变东部地区比重上升的趋势。2003年，东部地区工业产值还上升到73.48%，中西部地区比重下降到26.52%。

（4）改革以来，在生产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到1997年，初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长期存在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过渡。

（5）在经济效益方面，与这期间经济增长率稳步高速增长的形势相适应，也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由1978年的771.1元/人提高到2004年的4182.3元/人，提高了4.42倍，年均提高6.7%，高于“一五”时期，更高于1958～1978年。1979～2004年，投资效果系数是在0.181～0.711波动的，低于“一五”时期，但高于“二五”、“三五”、“四五”和“五五”时期。

（6）在物价方面，1979～2004年，波动较大。其中，有五年发生了中度通货膨胀（即1980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7.5，1985年为109.3，1996年为106.5，1987年为107.3，1996年为108.3），还有五年发生了高度通货紧胀（即1988年为118.8，1989年为118，1993年为114.7，1994年为124.1，1995年为117.1），另有三年出现了轻度通货紧缩（即1998年为99.2，1999年为98.6，2002年为99.2），其余13年为轻度通货膨胀（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0～105）。但从发展趋势看，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轻波特征相适应，物价波幅也进入了低度通货膨胀区间。1999～2004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年均为1.3%。

（7）由于改革深化，结构调整及技术进步，以及每年新增大量劳动力，城镇登记失业率虽然由1978年的5.3%下降到2004年的4.2%，但失业人数由530万人增加到827万人。而且，还有大量潜在的失业人口。就业形式仍很严峻，压力很大。

（8）由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两方面的国际收支均呈现持续顺差，因而外汇储备持续大幅攀升，由1978年的1.6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6099亿美元。其中，2004年就比上年增长了2066.49亿美元。

（9）人民物质生活显著提高，民主生活和精神生活大为改善。1978～2004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由184元提高到4556元，年均提高7.1%；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提高到2936.4元，年均提高7.1%；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提高到9421.6元，年均提高6.8%；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67.7%下降到47.2%，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57.5%下降到37.7%。^[12]2000年就实现了小康生活目标，此后向全面小康生活目标前进。伴随政治、文化领域的改革和建设的发展，人民享有的民主权利在日益扩大，精神生活的质量在日益提高。

（10）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到2004年，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于世界第六位；制造业总量已居世界第四位，其中172类产品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众多现代科技领域居世界前列；进出口总额上升到世界第三位；引进外资和外汇储备多年居世界第二位。当前，我国虽然还不是世界经济强国，但已实现了由世界人口大国向世界经济大国的转变。

上述成就表明：1979年改革以来（其中主要是“六五”至“十五”五个五年计划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好时期。这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其必然性。

（1）依据市场取向改革的要求，以及计划编制工作经验的总结，并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经过探索后初步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五年计划编制工作体系。①在编制程序方面，首先由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建议，再由国务院制定五年计划，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提高了包括各类市场主体在内的社会公众的参与度。这可以看做是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卓有成效的计划编制工作程序。②在计划范围方面，根本改变了改革前单纯经济发展的计划，实行了发展和改革并举、经济和社会发展兼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同时推进的转变。③在计划调控的对象上，逐步改变了改革前宏观和微观都管的做法，主要限定在经济宏观领域。④在计划管理的性格上，由改革前的指令计划目标逐步向具有指导性的预期目标转变。⑤在计划管理手段上，逐步改变了改革前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的做法，逐步实现主要依靠经济手段和法制手段。⑥在编制计划的同时，注意建立保证计划实施的机制创新、宏观经济指标的监测预警以及各种储备基金。⑦建立和完善了五年计划与长期远景规划和年度计划之间的有机的、稳定的联系。以上各点都是逐步形成的，有些方面还没有完全到位。

（2）依据实践经验的总结，先后提出并实施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战略体系。主要是：一切经济工作都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实现以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可持续发展；把扩大内需作为基本立足点；实现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和鼓励东部率先现代化的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发挥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一起抓，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等。

（3）改革以来，主要是1993年以来，还提出和实施了较为完整的、适应经济周期运行全过程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体系。简要概括说来，1992～1997年形成和实践了以反过热、反通胀、实现“软着陆”为特征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1998～1999年又形成和实践了以反过冷、反通缩、制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为特征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2000～2002年继续完善和实践了以反过冷、反通缩、实现经济回暖为特征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2003～2005年，又形成和实践了以反局部经济过热、避免经济大起为特征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其主要特征是：①针对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都存在既热又冷的状况（如需求方面存在部分领域的投资过热和消费需求不足，供给方面存在某些产业发展过快和农业发展过慢）,依据已经大大发展的市场经济环境和业已积累的较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这是主要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采取有紧有松、有打有压的灵活的区别对待政策。②在继续把好信贷闸门的同时，还首次提出把好土地这个闸门。③这次宏观调控还具有及时调控、力度适当以及标本兼治（即与深化经济改革、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紧密结合进行）等特点。正是这个因素的作用，再加上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等各项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2003年下半年以来发生的经济局部过热状况开始趋缓，到2005年，调控已经取得明显成效，避免了经济大起。实践已经证明：上述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体系，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发展的最重要保证。

（4）从总体上和根本上说来，改革以来能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伟大成就是由于：在这期间先后提出和实施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及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当然，上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付诸实践要经历一个过程，而且还需要伴随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加以完善。

此外，在这期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够取得如此大的发展，还因为有以下一系列的有利条件。

（1）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改革开放效应。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这个条件，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这样快，它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也不可能这样大。

（2）经济时代科技进步效应。如果不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科技进步不可能这样快，它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也不可能这样大。

（3）我国当前工业化中期阶段效应。这个工业化的阶段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多种重要的契机。主要包括：跨越式发展；由人均收入的提高带动消费结构从而产业结构的变化；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镇化提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社会中等收入人群比重的提高等。

（4）大国的正面效应。我国原来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虽然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困难，但同时在市场容量大、廉价劳动力多和储蓄总量大等方面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众多有利条件。

（5）中国赢得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这是中国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

（6）我国还赢得了一个相当长的国际和平环境。这无疑是中国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所必需的国际环境。必须肯定，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就由原来存在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冷战局面走向世界多极化。这一点进一步使得和平、发展和合作成为世界的主流。同时要着重指出：在世界多极化这个主流存在的同时，还存在一股一极化的逆流，即美国顽固推行的霸权主义。因为只有正确地认识这股逆流，并有效地同它进行斗争，才能有效地维护世界和平。但同时也要看到：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多极化趋势，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和平、发展和合作是世界的主流。因而，我国仍然能够争取到一个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

上述这种情况表明：中国不仅在改革以来长达27年时间内，而且，在21世纪初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能够实现经济快速平稳持续发展。

但同时需要看到：由于多种原因，“六五”至“十五”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执行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1）按照唯物论的认识论，对一个客观事物（特别是复杂事物）的认识，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如对作为经济改革核心问题的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就是明显的例子。“六五”计划（1981～1985）提出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这是沿袭了1956年党的八大的提法。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对此有了重大发展，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这个问题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提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里虽然没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但却包含了它的核心内容。但在“八五”计划中（1991～1995）又出现了这样的提法：初步建立适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这实际上又回到了上述的1982年和1984年的提法。直到1992年才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经济改革的目标。

（2）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此前在思想、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长期存在的“左”的路线，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些方面的正确路线。但像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在这些方面也必然存在某种继承性，这些“左”的错误对实际经济工作中的影响，是不可能很快都消除的。其突出表现就是：早在“六五”计划（1981～1985）就针对改革前由于急于求成，盲目追求经济增速，忽视经济效益的“左”的错误，提出了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但在此后1984年、1988年和1993年还发生了三次经济过热。特别是1993年将“八五”计划的年经济增长率6%提高为8%～9%，尽管有道理，并仍处于我们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约为7%～9.5%），但在1992年经济已经明显过热，而地方政府对计划指标层层加码还难以改变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无疑对这一轮经济过热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当然，这三次经济过热与改革前多次发生的经济过热相比较，其发生机制、严重性和后果都有重大区别。但就急于求成这点来说又有某些共同点。还要指出：不仅在经济增速和经济效益的关系上可以看到改革前“左”的错误的影子，与此相联系，在投资和消费以及农轻重的关系上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六五”时期以来，投资率就长期偏高，消费率长期偏低；到“十五”时期，投资率趋于巅峰，消费率跌入低谷。“七五”时期以来，农业增速偏低，工业增速偏高。1999年以来，轻工业增速偏低，重工业增速偏高。

（3）伴随改革的进展，部门和地区的局部利益得到了强化。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利益就成为阻滞改革和发展计划实施的严重力量。前者如垄断行业改革进展迟缓。这固然同垄断行业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有关，但同这些行业的局部利益的阻滞作用也有联系。后者如2003年下半年发生的经济局部过热，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追求地方局部利益的投资冲动。

（4）渐进式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尽管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但也有负面影响。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为贪污腐败提供了滋生土壤和发展空间，而贪污腐败无疑又是实施计划极严重的破坏力量。

（5）由于在计划科学性和保障实施机制方面存在诸多缺陷，以致许多改革计划都未能按时实现，而许多发展计划又常常被远远超过。

与上述的计划编制和实施中的各种问题相联系（还要加上其他各种相关因素的作用），当前我国在改革、发展和稳定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很严重的）。诸如：作为市场取向经济改革两个基本方面的国有经济改革（特别是其中的垄断行业和事业单位的改革）和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还处于攻坚阶段，市场交易秩序和信用关系混乱，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很大，基础产业（特别是农业）和基础设施发展滞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在总体上不强，就业、资源、生态和环境的压力都很大，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别过大，财产分配向少数人集中的步伐明显加快，部分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高层经营管理人员贪污腐败严重，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面临着经济发达国家拥有众多高科技优势的强大压力，在国际的产业和产品的垂直分工中处于不利的低端地位等。这些问题都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甚至构成了严重威胁。但从根本上和总体上说，这些问题都是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发生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来解决。而由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并由科学发展观统领的“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根本保证。

四、对实现“十一五”规划（2006～2010）前景预期

限于篇幅，这里仅从作为“十一五”规划统领的科学发展观这个视角来分析其实现前景的预期。

一般说来，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概括。科学的发展观是反映发展本质或客观规律的发展观。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科学的任务就在于揭示事物的本质。这就意味着，只有反映发展本质的发展观，才是科学的发展观。按照列宁的说法，本质和规律是同一层次的概念。所以，也可以说，只有反映客观规律的发展观，才是科学的发展观。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有其特定的含义。笔者体会，它揭示了发展的三个基本问题：一是为谁发展——以人为本；二是如何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三是发展的本质——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从逻辑上说，这个发展观必然成为“十一五”规划的统领。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十一五”规划建议最根本、最显著特点。从具体表现上说，集中在“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六个必须”上，即必须保持经济平稳特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笔者认为，这个发展观之所以是科学的：

（1）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详见前述）。

（2）是基于对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并借鉴了其中适合我国情况的有益成分。大体说来，二战以后经济发达国家及其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转变。重要的有：①由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增长目标，转到坚持利润目标的同时，兼顾劳动者的生存、发展和享受需要。二战后经济发达国家发生的两大变化可以佐证这一点。一是由资本主义的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时代以提高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为主，工业化时代以提高相对剩余价值为主，进入现代化时代的这两种剩余价值生产在某种程度上的双双下降。下列数字可以从总体上证明这一点。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资料，1970～2002年，高收入国家（主要是经济发达国家）的投资率由26.5%下降到19%，而消费率由73.3%上升到81.3%。二是与此相联系，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有了空前未有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达到了旷古未闻的完善程度。②由以工业化为唯一增长目标，转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③由工业掠夺农业、城市掠夺农村转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④由经济增长以破坏资源、环境和生态为代价转到可持续发展。⑤跨国公司之间由单一的竞争转到协作型竞争。⑥经济体制实现了由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向现代的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的转变。⑦如果不是从阶级的统治这个根本点着眼，而仅从管制或服务这个视角分析，那么，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由管制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转变。从根本上说，这些转变是以往多年阶级斗争的伟大成果。当然，同经济发达国家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也是有联系的。

二战后经济发达国家的这些政策的转变，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其突出表现有二：①促进了经济发达国家经济相对平稳的发展。二战后许多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都实现了由以往多次发生的强波周期（波峰年和波谷年增速落差为10个百分点以上）、中波周期（落差为5～10个百分点）到轻波周期（落差在5个百分点以下）的转变。②赢得了半个多世纪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

当然，所有这些都不能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也不能否定它的基本矛盾和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以及由此造成的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3）是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现阶段特征的准确把握。这个特征有两个重要方面：就国内来说，在21世纪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面临着一个难得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战略机遇期，同时又是一个多种经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详见前述）。就对外开放来说，我国已经在很大范围和程度上融入了世界经济。这种趋势还在发展，同时又同国外的经济贸易摩擦趋于加剧。而且尽管对外开放对国内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但某些方面的消极作用正在显露出来。在上述形势下，要实现“十一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就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观；舍此，并无他途。

因此，完全可以预期：由这样的科学发展观统领的“十一五”规划，其实现前景是十分光明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乃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大有希望的！这方面光辉灿烂的前景十分诱人！

【注释】

[1]本文主要内容载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页。

[3]《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页。

[4]资料来源：《伟大的十年》，人民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年）。说明：（1）本文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指标，但并不否定该指标存在的局限性。（2）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五个五年计划对外经贸关系不甚发展，故均略去了国际收支这个反映宏观经济形势的指标。（3）投资效果系数=当年新增国内生产总值/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

[5]《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1～182页。

[6]作者依据国内外的经济资料，把经济负增长年份称做经济危机年份。

[7]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年）。

[8]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490页。

[9]《中国经济年鉴》（1983、1986、1991、1996、2001）有关各页。

[10]以上数字未包括政府指导价，故政府行政指令定价和市场调节价之和不等于100%。

[11]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内，即在既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在实现充分就业和不引发加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可能达到的可持续的最高经济增长率。但在我国，潜在失业人口数以亿计，要实现充分就业，需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因而不能完全套用这个定义。但其中提到的“可能达到的、可持续的最高经济增长率”的说法是可取的，而且可以采取简便而又较为可靠的办法做到这一点。这就是长时间的年均增长率。我国改革开始以后的1979～2004年的年均增长率为9.4%，这可以看做是潜在增长率。但它有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其下限可以定为7%，上限可以定为9.5%，合理的增长区间为7%～9.5%。

[12]以上数据资料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1999～2004）和《中国统计摘要》（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