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计划的社会代价和社会成果

牺牲和报酬俄国的工业化是以人民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它不仅使许多富农丧生，而且还有难以计数的人作为新制度的敌人被送往教养劳动营。为了积累资金和建立重工业，要求全体人民执行一个俭朴的、自我克制的计划，缺乏较好的食品、住宅以及其他本来可以生产的消费品。五年计划要求艰苦的工作和低工资。人民期望着随着基本工业建设的完成，能够得到较好的住宅、较好的食品、较好的衣着和更多的空闲时间。通过宣传，人们的信心是持久的。党员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向群众解释为什么必须作出牺牲。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生活开始好转，1935 年取消了食品配给制，一些轻工业品如盘子和钢笔之类的商品开始出现在苏联的零售商店中。生活标准至少已达到 1927 年的水平，而且，提高生活水平的前景是光明的。但是，世界又日趋动乱，为了战备，人们又被驱回“希望之乡”的幻想之中。

苏联人在几个五年计划中实现的社会主义，去掉了那种不受限制的自由企业的某些弊病。没有人失业；没有周期性的繁荣和萧条；没有西方工业化初期对女工和童工的虐待；起码也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没有人会活不下去。另一方面，并不存在经济上的平等。的确，马克思主义决不把收入的完全平等作为主要的目标。虽然苏联不像西方那样有一小批非常富裕的人（西方富人的收入来源于财产所有权），但人们收入的差别仍然相当大。政府高级官员、经理、工程师和被赏识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获得最高的报酬。收入高的人能够为本人及子女积蓄一小笔财产。当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不可能获得任何工业资本，即一份股票或其他证券，自然，也不能做股票买卖。

劳动竞赛一种特殊的劳动竞赛在进行着。1935 年，一位名叫斯达汉诺夫的矿工，由于改进工作方法，大大地提高了煤的日产量，从而也大幅度地提高了工资，因为苏联工人是实行按件计酬的。他的榜样有很大的感染力。全国工人都着手打破各个工种的最高纪录。政府表彰了他们的成就，给优胜者以“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和“劳动英雄”的称号，并宣布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一个新的和较高级的社会主义竞赛”。在美国的劳工界，这种拼命增产的做法叫做“赶快”，而长期以来计件工资是被各国有组织的劳工所诅咒的。苏联的管理人员也没有免除竞赛的压力。一个工厂的经理，如果没有完成计划规定的收入（或利润），或没有完成计划规定的生产定额，不仅会丧失他的职位，而且会丧失他的社会地位甚至生命。

团结一致的代价劳工和经理人员的团结一致是用集权主义的代价换取的。政府监督一切。怀疑主义、独立思想，或任何削弱取胜决心的批评，都是没有活动余地的。好像沙皇时代一样，没有专门的许可就不能出国，而这种许可比 1914 年前要少得多。苏联只有一个党，没有自由工会，没有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充其量只有对宗教的有限的宽容。适应这个体系的某些苏维埃犹太人却发现自己受到较多的宽容，有些人甚至取得了重要岗位。但是多数犹太人仍继续面临着怀疑和不信任，而且在宗教事务上受到困扰。艺术、文学，甚至科学都变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创新性、试验性的作品——以及从事它们的人员——在苏维埃文化生活中消失了。团结一致是理想，正是由于热心追求团结一致，使得人们害怕和怀疑所有那些可能误入歧途的人。至于在斯大林统治下专制——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富农，清党运动，将不满分子判处长期徒刑关入劳动营——中间，恐怕很难得出一个精确的死亡人数。但累计起来，在完成各种苏维埃计划这些年中，肯定达到数百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