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文化的回眸

第一节　中国旅游文化的回眸

一、远古时代——中国旅游文化的孕育期

原始社会早期，人们只会使用简单的工具维持生存。落后的生产工具、低下的生产力、食不果腹的生活使人们根本没有剩余的产品以供交换。因此，除了为获取食物而进行的奔波和迁徙外，人们对旅行根本没有需求，也就不可能走出其主要的居住地进行旅行活动。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随着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渔猎生产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同时，手工业在原有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并形成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产品交换的需要逐渐增加，人们开始了最初的以经济为目的的旅行活动。此外，这一时期的部落联盟已经有了不小的规模，部落联盟的首领往往通过巡狩对所属部落进行控制和管理，开辟了后世历代帝王巡游活动的先河。据《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常以游名山大川为乐，“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舜则不仅进行了巡狩活动，还将巡狩制度化。“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五月巡狩至南岳。……八月，巡狩至西岳。……十一月，巡狩至于北岳。……五载一巡狩。”大禹时期，为解决黄河水患，他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在外考察山川地理。这一时期，无论是以经济为目的的交换活动，还是以巡视山川、考察地理、开拓疆土为主要目的的巡狩活动，参与者都是极少数人，但这些活动已经具备了旅游活动的原始雏形。而舜、禹等的巡狩又构成了后世帝王巡游的开端，揭开了绵延中国古代社会几千年的帝王巡游的序幕。

二、先秦时期——中国旅游文化的奠基期

先秦时期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由发展到繁盛及衰败的历史时期，也是我国旅游文化的奠基期。这一时期，大小商旅、各诸侯国使节、游学士子开始往来于各国之间，还出现了专供帝王游猎、观景的“囿”与“台”，出现了最早的非功利目的的旅游活动。此外，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学说百花齐放，儒家提出的“比德游”与道家的“逍遥游”思想还形成了中国旅游文化的重要旅游思想基础。

夏商周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农业、手工业、畜牧业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商业发展迅速，货币已经出现，并在商品交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虽然，这一时期的商业还是在官府的严格监督和管理之下进行的，民间交易并不发达，但商旅作为一种以经济为目的的实用型的旅行活动已经开始逐步发展。周朝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其中包括“正君臣之义”的朝聘制度，周天子规定各诸侯必须定期朝见天子，而天子也会定期派出使臣去问候诸侯，这种交往具有一定的文化性旅游色彩。

商周时期出现了专供帝王游猎的“囿”和兼通神与观景、游赏功能的“台”。商纣王的“沙丘苑台”，周文王的“灵囿”、“灵台”、“灵沼”是其中的代表。沙丘苑台有大量的离宫别馆和“狗马奇物”、“野兽蛮鸟”，灵囿则如《诗经》所述：“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于牣鱼跃。虡业维枞，贲鼓维镛。于论鼓钟，于乐辟雍。”灵囿里有体态肥美的母鹿、羽毛洁白的鸟儿、水中跳跃的鱼儿，还有乐师表演音乐，是帝王游览娱乐的场所。可见，除了功利性质的旅行外，这时已经出现了以观光游览、赏心悦目为目的的旅游活动，只是这种旅游活动只局限在以帝王、诸侯为代表的少数人身上。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和耕牛的广泛应用，生产力得到显著提高，农业、手工业产品日益丰富，商品流通范围逐步扩大。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政治制度的变革，新的封建制度和意识形态取代了旧的制度和观念，文化方面则呈现出空前的活跃和繁荣。在此基础上，旅行活动也空前发展起来了。当时“士”作为一个阶层诞生了，他们凭借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才能游学、游说于列国，成为这一时期最活跃的旅游队伍，如孔子就曾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之后，墨子、孟子、苏秦、张仪等都曾周游各国游说。

儒家和道家提出的旅游思想被后世人们普遍接受，成为我国古代旅游思想的重要代表。“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因此有“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旅游思想。前者主张以孝为本，父母在，远游一定要告之去处，以免父母担心；后者则将自然物的审美与人的道德、品格结合起来，赋予自然景物不同的人格特征，也称为“比德说”，奠定了儒家功利主义旅游思想理论的基础，以及自然审美观的传统。道家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反对人为地对抗自然，追求顺其自然、清静无为的状态，认为人只有达到了“无己”、“无功”、“无名”才算是达到了真正自由自在的境界。因此，在旅游上，则讲究不受任何拘束，悠然自得的旅游方式。儒家的“比德游”理论和道家的“逍遥游”是我国古代旅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了无数后人的旅游行为。

三、秦汉时期——中国旅游文化的发展期

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疆域辽阔，经济繁荣，交通便利。据《汉书·贾山传》记载：“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可见秦时的驰道可通往全国各主要区域。水路方面则开通灵渠，沟通了湘江和漓江。汉代在秦交通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如继续兴建蜀道，有“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说法。强大、统一的帝国，四方通达的交通使繁荣的商业旅行、声势浩大的帝王巡游和“凿空西域”的外交旅游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旋律。

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中论及洛阳时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仲长统在《理乱篇》中也说道：“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可见洛阳当时商业旅行活动的繁荣程度。

帝王巡游方面，秦始皇在位12年曾5次巡游。期间，他开驰道、修馆舍、刻石颂德，改善了旅游交通，开发和丰富了旅游资源。西汉是继秦之后的强大帝国。西汉初年，实行黄老无为的政策，与民休养生息，注意恢复和发展经济，经过汉初几代的治理，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文景之治”。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继位，对外三次大规模出兵，打败了匈奴，解决了北方边患，对内改革选官制度、注意发展农业经济，使汉朝进入了经济空前繁荣的鼎盛时期。国力的昌盛是汉武帝进行巡游的基础。汉武帝在位53年，巡游全国各地30次。他曾北巡朔方，也曾登礼中岳嵩山，东上泰山，并“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颠”；数次巡游海上，寻访神仙踪迹；巡游南郡，登礼潜之天柱山，封号“南岳”；过彭蠡，祀其名山川。汉武帝也曾自豪地夸示：“朕巡荆、扬，楫江、淮物，会大海气，以合泰山。上天见象，增修封禅，其赦天下。”

凿空西域也是这一时期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匈奴是我国北方一个逐水草而居的古老民族，秦汉时期，匈奴强大起来，控制了我国东北部、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对中原王朝形成巨大的威胁。汉初，朝廷主要采用和亲政策来避免和匈奴的武力冲突。到汉武帝时，凭借日益强大的国力，汉武帝决心反击匈奴的侵略。为了联络大月氏联合抵抗匈奴，并弄清楚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况，于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历时13年，虽然没有完成联合大月氏的政治任务，但探明了汉朝通往西域的两条通道，也就是后来的“丝绸之路”，并考察了西域各国的政治、经济、物产、风俗等情况，为汉朝和西域以后的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诸国也纷纷派使者回访，汉朝终于与西域各国建立起友好关系。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旅游文化的转折期

西晋时期，山水还是士人的情感排遣的需要，也是任情、不羁生活的载体和点缀。如当时的竹林七贤任游山水、悠游林下，以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反抗黑暗的现实和礼教的束缚。永嘉南渡之后，在江南秀丽山水的滋润下，以及玄学提倡任自然的思潮的影响下，东晋士人的心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追求宁静的精神天地和优雅从容的风度。山水怡情已经从点缀上升到士人生活的重要内容和精神需要，悠游山水成为一种名士风流的标志。许多名士都有游山玩水的嗜好和经历，如《世说新语》记载，“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1]《宋书·隐逸传》中说宗炳“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即使“老疾俱至”，还感慨“名山恐难遍观，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谢灵运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旅行家之一，他对名山大川的喜爱到了痴迷的地步。他喜爱“肆意游遨”，常“寻山涉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为了登山方便，他还发明了“谢公屐”。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争频仍，现实的种种苦难使宣扬轮回报应的佛教和成仙得道的道教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崇拜。士人们或因精神上的困惑向佛教和道教寻求答案，或追求逍遥仙境、摆脱世俗生活而信奉宗教。因此，以宗教教徒和广大信徒为主体的旅游行为也成为这个时期旅游文化的重要内容。道教如葛洪、陶弘景都曾遍访名山，佛教如朱士行为寻求佛教经义西游西域、天竺等地。而魏晋士人又有相当一部分信奉佛教、道教，或既信奉佛教，又信奉道教，常与佛、道人士交往，一起沉浸在山水之中。

佛教、道教盛行，作为宗教建筑的佛寺、道观开始大量出现，并发展壮大，占据了许多风景优美的名山，所谓“深山藏古刹”。寺观园林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寺观园林既不同于私家园林为某人所私有，也不同于皇家园林是普通百姓难以涉足的禁区，它是对公众开放的游览空间，无论是上山进香的善男信女，还是游山玩水的文人墨客都可以到此游览。因此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名山为载体的寺观园林已经初步具备了公共游览地的雏形，是一种原始型的风景名胜区，大众型的旅游行为在这里开始发展，这在中国的旅游文化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五、隋唐时期——中国旅游文化的繁荣期

经过近四百年的战乱和分裂到隋唐时期，中国又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这一时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文化进入了气度恢弘、高亢奔放的繁盛时代。与隋唐文化相一致，这时的旅游文化也表现出乐观、积极、浪漫、热烈的气质，旅游形式丰富多彩，旅游主体趋向多样化与大众化。

帝王巡游在隋炀帝时达到极盛，而至唐代由于李世民等帝王的不提倡转向衰败，逐渐淡出旅游舞台。隋朝时隋炀帝认为巡游可以“观风问俗”、“听采舆颂，谋及庶民”、“审刑政之得失”，是帝王安邦治国的重要举措。大业五年（609年）三月，隋炀帝曾与给事郎蔡征有这样一段对话：“帝谓给事郎蔡征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对曰：‘此其所以不能长世。’”可以看出，隋炀帝认为“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是江东诸帝的亡国原因。隋炀帝在位十四年，仅在京都居住一年，其余时间多在四处巡狩。他共进行了八次大规模巡狩，其中四巡漠北、一次西巡河右、三次南巡江都，在中国旅游史上，创下了帝王巡游的又一个高潮。然而频繁的、大规模的奢华巡游耗尽了民力，最终酿成隋朝灭亡的恶果。唐太宗认为秦始皇“自谓德洽天心，自称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而汉文帝并没有登山封禅，只是“躬行俭约，刑措不用”，但后世皆称秦始皇为暴君，而汉文帝为有德之君，可见封禅是没有意义的，“扫地而祭，足表至诚，何必远登高山，封数尺之土也！”^[2]这种观念使唐代帝王大规模的巡游大大减少。

唐代帝王虽不主张大规模的、远距离的帝王巡游，却提倡近游，并提供给官员一定的旅游补贴，鼓励百官选胜游乐。如开元十八年（730年）二月，“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选胜行乐，自宰相至员外郎，凡十二筵，各赐钱五千缗”。^[3]贞元四年（788年），朝廷更是颁布诏书，明确规定了各级官员旅游补贴的具体数额，并使之制度化。在朝廷的倡导下，文武百官游乐风气渐长，对当时民间旅游风气的盛行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隋唐以前，门阀士族凭借门第、族望而世代盘踞高位，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然而隋唐时期实行了一系列包括均田制、科举制等在内的改革措施，使门阀士族逐渐走向衰落，大批寒士由科举入仕，登上了政治舞台。由此也带来了旅游主体的下移，大量的中下层士人成为旅游活动的主体。这时的士人或为博取科举功名而访师问道、游历天下，或为结交朋友，展示才华，寻求有识之士的荐举而漫游名山大川，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士人漫游之风，成为隋唐旅游文化的重要特点。

由于政局稳定、社会安宁，商品经济逐渐发展，封闭结构的城市向开放式转化，普通工商业者在城市居民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以他们为主体的旅游形式——大众旅游——逐渐得到了发展。如在当时的国都长安，乐游原和曲江是两个著名的公共游览区，每至节日，京城士女都蜂拥而至，十分热闹。杜甫《清明》中“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渡头翠柳艳明眉，争道朱蹄骄啮膝。此都好游湘西寺，诸将亦自军中至”^[4]的诗句，描绘的就是普通大众清明踏青的场景。可见在特定的节日里，大众旅游活动已经发展成全民性的游赏活动。

六、宋元明清——中国旅游文化的成熟期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活动空前活跃，城市中店铺、酒楼与民居、官署、寺庙杂相交错于街面，各色商贩游走于市井。一种扎根于市井生活的热闹而生动的市民文化开始勃兴，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发展，至明清达到鼎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发展与变化在旅游文化方面则表现为：在以官宦、文人为主流的士人游的基础上，旅游者结构日趋多元化，旅游方式复杂化，所游区域也呈现出更加广阔的趋势。这一时期最令人瞩目的是以普通市民、百姓为主体的大众旅游作为一种世俗文化后来居上，其人数和规模均逐步壮大。

（一）两宋

两宋时期，中国文化从相对开放、雄壮、热烈的唐型文化转向内敛、淡雅、精致的宋型文化。这一时期文人的旅游活动也从唐代豪放、壮阔的气度转向以游见理，追求丰富多彩的心智活动为特点。他们在旅游过程中，不仅欣赏山水的自然之美，而且还经常将景观与治学、人生结合起来，从山水中悟出人生的哲理。如朱熹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5]就体现了这种旅游思想。

宋代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和重要转折。此间，不仅大城市在形态上打破了坊市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中小城市，甚至大量的市镇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商业日渐繁荣、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均趋于多样化。在逐渐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中，除了在经济领域的变化外，城市社会结构和文化方面的变化也相当大，主要包括城市人口增多、城市居民结构多元化、城市社会下层居民扩大、城市社会文化世俗化、城市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等。所有这些变化使两宋的大众旅游较唐代有了更大的发展。旅游已经成为宋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元宵、清明、重阳等传统节日里，市民们几乎完全沉醉在享乐之中。《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当时的情景：“清明节……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6]至南宋，宴游之风更盛。如都城临安元旦“官放僦屋钱三日，士夫皆交相贺。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家家饮宴，笑语喧哗。”^[7]清明时节临安市民更是不论贫富，倾城而出，“车马往来繁盛，填塞都门”，西湖上“彩舟画舫，款款撑驾，随处行乐”^[8]。又如八月中秋，“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窭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此夜天街买卖，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晓不绝。”^[9]除了节日以外，无论春夏秋冬，只要气候适宜，人们或为踏青，或为避暑，或为观赏雪景，均会形成宴游的风气。立春后，官府便开始雇人修葺西湖的南北二山，堤上的亭、馆、园圃、桥道均装饰一新，栽种上各色花木，“以便都人游玩”^[10]。过完元宵节，临安市民便纷纷出游，或玩赏奇花异木，或戏于湖中画舫之间，以至于西湖“两堤骈集，几于无置足地”^[11]，水面上更是画舫如织。到了黄昏，人们才渐次离去。夏日，市民为避暑，也往往登舟泛游。这时，游船已不再进里湖，而是停在“蒲深柳密宽凉之地，披襟钓水，月上始还^[12]”。有些人为了舒适快意，甚至“栉发快浴”于湖，或者留宿湖心，竟夕而归。

（二）元代

元代是一个版图空前辽阔的帝国，在广袤的疆域中，水陆交通也畅通四方，政府更是在全国广设水陆驿站，以经商为目的的旅游活动遍布全国各地。东西交通的便利、水路的发达使中外交流空前繁荣，这也是这一时期旅游活动的重要特色。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是众多来中国的西方旅行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曾在中国旅居17年，任职于元朝政府，游历过新疆、甘肃、内蒙、宁夏、河北、山西、陕西、四川、西藏、云南、江苏、山东、浙江、安徽、福建等省份及自治区。他回国后遇到战争，被俘关进监狱，后由其口授，他人执笔，形成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同为意大利人的鄂多立克于1322年来中国旅行，回国后由其口述成书的《鄂多立克东游录》，介绍了中国泉州、杭州市的风貌。伊本·白图泰是一位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他从21岁起就离开家乡摩洛哥丹吉尔，开始了他周游世界的历程。他曾到过中国泉州、广州、大都等城市游历，并将所见所闻记于《伊本·白图泰游记》。除了西方旅行家到中国旅游外，中国也有不少往西的旅行者，并写了不少游记，如耶律楚材的《西游录》，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等。海上旅游的代表人物则有周达观、汪大渊等人。周达观于1296年3月随使团出使真腊（柬埔寨），1297年回国，写了《真腊风土记》，介绍了柬埔寨吴哥时期的建筑、服饰、民俗、宗教、商业等情况。汪大渊则是随商船航海，他的足迹东至菲律宾、马鲁古，西到埃及和摩洛哥，北至巴士达（伊拉克南部重要港市）和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南抵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基西瓦尼。汪大渊著有《岛夷志略》一书。

（三）明清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高潮，同时也是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一个时期。明代中晚期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贸易的繁荣，社会思想意识逐步发生了变化。从崇尚理学到关注心学，人们逐步否认了以往“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而开始正视内心的欲望和需要，承认人的主体性，主张“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在新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明清旅游成为一种全民皆为的社会风气，虽然一些传统之士认为旅游为奢侈之风，应该遏制此不良风俗，但著名的旅游家王士性则指出：“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13]可见当时的旅游业已经在社会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社会经济不可割裂的组成部分，中国旅游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明清文人游风极盛，著名的有王思任、唐寅、袁宏道、王思任、李渔、叶燮等，其中王思任、李渔还提出了独特的旅游思想。王思任认为：“色易衰，书易倦，无敌无妒，世间惟山水”，“山川与性情一见而洽，斯彼我之趣通”^[14]，纵情自然，物我合一才是旅游的真谛。所以他的旅游是“随其心之所及，买天缝地，挝山邀水”。李渔则“二十年来，负笈四方，三分天下几遍其二”，他的《闲情偶寄》中的《居室器玩部》讲述了园林营造中借景、框景及叠山赏石等的技巧和意境，是继《园冶》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园林理论著作。

科学考察旅行是这一时代旅行活动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著名的有徐霞客、李时珍等人。徐霞客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他的足迹东至普陀，南至闽粤，北到燕冀，西北直攀太华之巅，西南至云贵边陲，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每至一处，他不仅游赏山水风光，而且考察了水文、地质、风土人情，将所见所闻所考一一记录，留下了一部集地理、文学、科学考察为一身的巨著《徐霞客游记》。李时珍出生于医学世家，他发现当时用的药典存在名称混杂、药物性能错误等情况，有必要重新修订。于是他游历各地，访名医、搜民间药方，为了采集药物标本、考证药物疗效，更是深入深山旷野。历时27载，终著成《本草纲目》一书。

郑和下西洋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外交旅游活动。郑和是明初最伟大的航海家，在1405—1433年的28年间，七下西洋，先后周游了亚非30多个国家，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人民的友谊。他的随行马欢、巩珍、费信根据沿途国家的名胜、风俗、地理、物产等分别撰写的《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星槎胜览》三部重要旅游著作都成为我国古代旅游史的重要文献。

中国古代的帝王巡游曾经在秦、汉、隋出现过几次高潮，到了清代，由于政治统一、国力强盛，于康熙、乾隆两帝时掀起了高潮。康熙曾经西游秦晋、北游塞外，仅五台山就去过四次，对于江南更是巡游达六次之多。乾隆也曾六巡江南，留下了无数的诗篇、题词、传说，这些成为如今重要的旅游资源。

明清时期旅游活动空前普及化、大众化，以普通市民百姓为主体的大众旅游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达到相当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影响。明清的大众旅游，在时间上，以岁时节日出游为多，如袁景澜谈到“吴俗好邀游，当春和景明，莺画烂漫之际，用楼船箫鼓，具肴以游石湖诸胜。上巳日，绮纨子弟倾城出游，茶赛博戏，无间贫富。”^[15]在区域上，江南社会经济繁荣，人文昌盛，名胜众多，交通方便，成为全国游风最盛的地区之一。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道，七月半到西湖游览，什么都看不到，只能看到拥挤的人群，可见当地游风之盛。北方虽没有江南地区那般繁盛，但明时燕京仍是“都人好游，妇女尤甚”^[16]。正月十九，“都中士女，倾国出城”，畅游西郊，以至“游人塞途”^[17]，可以想见当时的旅游盛况。

七、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中国旅游文化的转型期

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是中国一步步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的历史，也是中国人不断奋起反抗、自强、御侮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不断与西方文化发生碰撞与融合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旅游活动也体现出了深刻的时代特点。

出境旅游无论是留学之旅，还是官员考察、文人旅游，都带有强烈的救国图强目的。以留学旅游为例，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为了引进西方先进的武器、科学技术，以达到御侮自强的目的，开始先后向美国、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家派遣留学生。此风一开，遂掀起了中国外出留学的热潮，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留学生已达4万余名^[18]，成为中国近代出境旅游的主要组成部分。官员考察之旅早期主要以了解国外文化、学习先进的武器制造和军事科技为主。进入20世纪后，清政府派遣官员出国考察的范围更加广泛，逐渐涉及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

中国的入境旅游是伴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而被迫一步步发展的，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性质。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外国人获得了在中国传教、旅游的权利和自由，西方各国传教士开始纷纷来到中国，进行宗教活动。到19世纪末，欧美的天主教、基督教和沙俄的东正教，先后向中国派遣的传教士已达3　300人^[19]，他们的足迹遍及中国各个省份，成为中国入境旅游的先行者。《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已完全沦为洋人的朝廷，对来华的外国人的利益进行充分的保护。再加上这一时期，中国的铁路、航运等交通条件均获得了较大发展，大量的外国人开始涌入中国，开始了他们的旅游活动。

旅游活动的日益增多，刺激了中国旅游设施的发展。据统计，1901—1939年，广州、汕头、上海、北京、张家口、天津、汉口、南京等地，共有西式酒店76家，每家饭店的客房30～150间不等。^[20]在上海、南京等地，也出现了由外国人经营的旅行社，如英国的通济隆、美国的运通、日本的国际观光局等。1923年，上海诞生了第一家由中国人开设的旅行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旅行部，标志着中国的近代旅游业正式发展起来了。

八、我国现代旅游文化扫描（1950年至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政治热情，政治意识充满各个领域，旅游也不例外。这种情况到“文革”时期达到极致。“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社会生活多姿多彩，旅游发展日新月异。与上述背景相适应，中国现代旅游文化也经历了政治化和多样化两个阶段。

（一）现代旅游文化的政治化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开始的十七年间，是一个充满激情与理想，但又封闭单一的年代，“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抗美援朝”、“三大改造”、“大跃进”、“反右倾”等，政治性群众运动一个连着一个，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在这样一个激情与理想熊熊燃烧、革命与建设同时并举的年代，收入不高，时间紧迫，除了法定疗养和节假日短途旅游外，旅游市场并不繁荣。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期出现了两次旅游小高潮，旅游主体依然是文人、学者。

与社会历史进程尤其是政治气候相吻合，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旅游文化的主旋律是光明美好，总色调是单纯明净。带着强烈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认同意识，旅游者登山临水，进城下乡，体验山川的壮丽、社会的新貌。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旅游文化传统在新时期继续发扬光大。例如，游西湖，在体验到西湖的“盆景之美”的同时，更体验到了人民政府对人民的关爱。“顾到居民的利益，在从前，哪儿有这回事？只有现在的政权，人民自己的政权，才当做头等重要的事儿”（叶圣陶《游了三个湖》）；游泰山，没有看到泰山日出，却体验到了一场“更加辉煌的日出”——齐鲁平原人民的创业精神。“如果说泰山是一大幅徐徐展开的青绿山水画，那么这幅画到现在才完全展开，露出最精彩的部分。”（杨朔《泰山极顶》）；游长江，不但“深深体会到‘高江急峡雷霆斗’的赫赫声势”，也体验到了“自己正在和江流搏斗而前。‘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刘白羽《长江三日》）。游边疆，“念念不忘喀什丰饶的田野和伊犁长街的流水绿树，不忘浩渺的博斯腾湖和碧绿的天山牧场”（碧野《〈天山景物记〉的写作过程与体会》）。

与此相应，这一时期旅游的成果——旅游文学，也基本上是一种“颂体”。作者们在春天的纵游放歌中，赤诚地表达了对新社会、新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美好理想的憧憬。有所不同的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旅游文学大多是作家内心世界真诚、自由的袒露，他们奉献给社会的颂歌是发自内心的，虽然主题单一，也不失真情之美。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经历了反右斗争的严峻考验，同样是纵游放歌的旅游文学，少了春天里的和谐气氛，不时显露秋天的收敛乃至冬天的拘谨、夏天的矫情。十年“文革”时期，旅游活动更为稀少，不多的旅游文化几乎完全政治化；旅游文学创作迅速跌入低谷，除去一些演绎政治观念的亚非拉出访游记之外，总体上呈现一片萧瑟景象。

我国现代旅游企业文化的政治化是从旅行社服务开始的。1949年12月，时值福建厦门解放不久，为了帮助滞留厦门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办理入境手续，厦门市正式成立国营华侨服务社。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成立的第一家旅行社，华侨服务社成立伊始即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接待服务首先是政治任务，开启了中国现代旅游企业文化政治化的端绪。1954年4月15日，北京成立了“中国国际旅游总社”（简称国旅），政治色彩更加浓厚：它的主要目的是配合政府部门的外事活动，主要任务是负责访华外宾的食宿、游览，其直接领导是国务院。国旅创建初期，没有自己的旅游饭店和车队等必要的旅游设施，不接待自费来华旅游者，实际上是从事政治接待和“民间外交”的准企业。

20世纪50年代，旅游景观文化开发也充满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景观设计要突出人民的地位，景观利用要反映新制度的优越。于是，风景区内，一座座工人疗养院拔地而起，昔日的王府皇苑也纷纷辟为人民的公园，皇陵、故宫变成了阶级教育的基地。

为加强对旅游工作的统一管理，进一步发展旅游事业，中共中央建议成立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1964年12月1日，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正式成立。该局以“政治挂帅，稳步前进，逐步发展”为指针，负责管理外国自费旅游者来华旅游业务及对外联络宣传，领导各地国旅和直属服务机构开展工作，并与国旅总社政企合一，合署办公。至此，我国旅游介体文化的政治化进程又迈进一大步。“文革”时期，社会、经济、文化陷入动乱之中，中国的旅游介体文化完全政治化。

（二）现代旅游文化的多样化：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

“文革”结束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随着思想的解放和收入的增多，旅游人数和方式不断增加，旅游业快速发展，开放的时代和壮大的旅游，催生了多样的中国现代旅游文化。

1．现代旅游体验多样化的酝酿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旅游体验文化以观光为主，比较单一。所谓“单一”，是相对此后而言的，其实，此后的旅游体验文化多样化正是从此时开始酝酿的。观光旅游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态势就说明了这一点。

20世纪80年代初，国门大开，久违了的境外世界又一次展现在国人的面前。与30年前一样，知识分子率先出国，到欧美亚非等地观光旅游。他们的域外旅游体验凝结成《访法散记》（巴金）、《沿着泰晤士河》（黎耀先）、《柏林烟尘录》（袁鹰）、《在斜塔下》（穆青）、《美国之行》（萧乾）、《塔什干晨雨》（王蒙）、《西亚风情》、《埃及漫步》（彭龄、张宜）、《飞向世界》（黄云庆）等一大批旅外游记，再度掀起旅外游记创作热潮。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人旅游者慧眼观照、敏锐感悟、自由抒写，他们的旅外游记以诗意的画面表现出不同主题。

开放态势下的快节奏现代化生活也引发了国人普遍的心理不适，他们渴望回到自然、轻松的宁静氛围里，于是，国内观光旅游沛然兴起。新时期旅游者遍游祖国的山川风物、江河湖海、风俗民情、名胜古迹，并在更高的维度上探寻和观照人生。他们的国内旅游体验汇成了《在福建游山玩水》（施蛰存）、《瀑布之歌》（冯牧）、《香溪》（菡子）、《黄山秋行》（黄秋耘）、《又临黄河岸》（高缨）、《沧海日出》（峻青）、《岳麓山和橘子洲头》（李霁野）、《天涯》（吴伯箫）、《卢沟桥》（碧野）、《黄鹤楼记》（秦兆阳）、《桃花源记》（汪曾祺）等一大批国内游记。阳光下无遮无掩的悠远和淡雅，成了这一时期国内游记的主旋律。

2．现代旅游文化多样化的展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我国现代旅游文化全方位展开：从感悟自然到关注社会，从观赏景观到享受服务，从近郊漫步到极地探索，从身心娱乐到生命追寻……传统与现代，一样不少；中式与西式，一应俱全。其中，最具时代特征的是文化体验、生态体验和探险体验。

谈到当代中国的文化旅游体验，不能不提余秋雨。“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地一声奔泻而出。”（余秋雨《文化苦旅》）这是余秋雨的文化体验，既有历史的沉思，又有人文的关怀；既有传统的超越，又有审美的升华。余秋雨集现代旅游者和文史论者于一身，孤独地奔走于中国大地的江南塞北，寻访名胜古迹，挖掘文化内蕴，他的旅游体验已经深入到了文化灵魂的深处。

生态旅游是一种高端的求知层次的旅游，旅游者具有环保意识，旅游对象是保持原生状态的自然人文景观。旅游对象和旅游者之间不再是商品关系，而是平等关系。通过生态旅游，旅游者学会理解自然、尊重自然，与自然对话，与天地融合，环境得以保护，得以可持续发展。我国的生态旅游是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游客的追求由浅层次的悦耳悦目向深层次的返璞归真转变。越来越多的中国生态旅游者愿意像欧美游客那样，住草庐，睡木板，坐竹椅，撑竹伞，尝清茶淡饭，走羊肠小路，早上听鸡啼，晚上听蛙叫，在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中，获得真、善、美的享受。

职业探险家的旅游体验以余纯顺、刘雨田最为典型。20世纪末，余纯顺不借助现代装备，不受任何人指派，不计名利，不求回报，以非凡的毅力和韧性，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人世上最难走的路”，开始了悲壮的探险生涯。风雨八年，他几乎走遍了高原、边塞，多少次与死亡之神握手，又多少次创造了生命的奇迹，最后像一颗耀眼的流星陨落于他为之着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余纯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旅行报告，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余纯顺孤身徒步走西藏”系列游记。刘雨田的精神气质和个人经历颇类似于明代大旅行家徐宏祖，从1984—1999年15年间，他徒步万里长城、丝绸之路、黄土高原，两次试攀珠穆朗玛峰，三次探险新疆罗布泊，三次试登喀喇昆仑山，五度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横跨古尔班、通古特等中国五大沙漠，跨越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江大拐弯。至今已完成了85项旅行探险项目，足迹踏遍神州山水。在传奇探险生涯中，他拍摄了一万多张图片和大量录像资料，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探险游记，为世人留下了一曲曲生命的赞歌。其中的一首这样写道：“生命就是探险，这是一种幸运，历史选择了我，我选择了苦难。”（刘雨田《我的梦》）体验之深刻，非一般人所能企及。

中国当代科学家的旅游探险是与科学考察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足迹从内陆一直延伸到南北两极。1982年，位梦华首登南极大陆，获得成功；1989—1990年，秦大河与法美苏英日五国队员组成“国际横穿南极考察队”，取得了人类首次横穿南极大陆的骄人成绩。此后，以南极与北极为中心，发起参与科学考察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赵进平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赵进平曾于1995年参加了以位梦华为总领队的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科考队到达北极点。1999年7—8月，赵进平又参加了国家组织的北极科考，乘“雪龙号”破冰船航行在白令海和北冰洋的部分海区，并担任首席科学家助理，负责海洋项目考察，回来后撰写了长达一万多字的报告性科考游记《北极，令人依恋的梦境》，极为生动地记叙了科考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如果你想象自己飞到天空、俯瞰北冰洋，就会看到海冰的运动像旋转的云团、流动的岩浆、演变的沙丘、奔腾的河流，就不会怀疑海冰的流动性。因此，说大尺度海冰是柔软的一点儿也不过分。”细腻的感觉寓于流畅的描述之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水乳交融，充分体现了人类的探索精神和生命意识。

文化旅游、生态旅游、探险旅游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旅游者对文化、自然、人生的探索、感悟与思考，其深度与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其方向与世界旅游文化的主流相吻合。它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写照，也是中国旅游文化复兴的标志。

3．旅游服务多样化

1980年中国青年旅行社正式成立，成为继中国国际旅行社、中国旅行社之后中国第三家全国规模的大旅行社。此后20多年，我国旅行社数量猛增。1989年，全国各类旅行社有1　617家，1998年已达6　360家。到2008年末，全国纳入统计范围的旅行社共有17　957家，其中，国际旅行社1　654家，国内旅行社16　303家。近年来，为了适应旅游者需求日趋个性化和差异化的发展趋势，我国旅行社加大了市场开发力度，在产品设计、营销手段、客户关系、品牌塑造等方面引入了新理念，服务质量不断提高。产品由过去的单一的文化观光产品为主逐步发展到观光旅游、度假旅游、特种旅游种类齐全、结构完整的格局；接待方式由过去的全包价向小包价、异地组团方向发展；一些旅行社以提高游客满意度为目标，以强化员工服务意识为重点，向社会作出了更高层次、更为全面的文明服务承诺制，游客的满意率大大提高。

1979年全国能够用于接待海外旅游者的客房仅1　500间。档次、结构不尽合理，服务、管理水平亟待提高。通过投资、引资，我国饭店数量急剧扩大。1986年，我国涉外饭店有974家，客房14　749间；1997年涉外饭店已达5　201家，客房701　736间；到2008年末，全国共有星级饭店12　751家，客房1　459 800间。随着旅游饭店规模的扩大，服务质量也在提高。为了适应旅游市场客人的需求变化，我国旅游饭店业从零开始，积极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努力为宾客提供针对性的个性化服务，成效卓著。到20世纪90年代，高星级饭店的个性化服务已成为中国投资和旅游环境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比如有些饭店已开展了管家服务、秘书服务、托儿服务等委托代办服务。代表委托代办服务最高水平的是“金钥匙”服务。广州白天鹅宾馆是我国创办和发展金钥匙的“领头羊”。金钥匙代表了中国饭店服务与国际接轨的新潮流、新观念。以电子信息技术和连锁经营为代表的现代科技也加速进入我国酒店业，向客人提供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全新服务，如人工智能技术对温度、光线的自动调节，在客房能有宽带上网、电视机能接收卫星网络信号、实现远程网络预订等。

旅游交通一直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瓶颈。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打破垄断经营、引进竞争机制，我国交通运输业得到很大发展。到2008年底，我国航空共有定期航线1　336条，其中国内航线1　068条（至香港、澳门航线43条），国际航线268条。航空运输完成旅客运输量1．6亿人。铁路网络日益完善，运行速度、准点率不断提高。2006年我国铁路营业总里程达7．6万公里，国家铁路电气化里程达2．3万公里，铁路旅客发送量达12．6亿人次，并开出多趟旅游专列、城市列车和假日列车。公路旅游交通，尤其是高速公路有了突出发展。截至2006年底，全国公路通车里程348万公里，高速公路达4．54万公里，共运输旅客184．4亿人次。2006年，我国完成水路客运量2．1亿人。游船、索道、旅游出租车和城市观光车等也有明显发展。但总的看来，我国旅游交通仍不能满足旅游者的需要。国内旅游者对旅游交通服务满意程度较低，交通满意者仅占54．1%，不满意者占19%。满意程度远低于国家规定的85%以上的期望值指标，不满意程度却远超过10%的期望值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