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的最新进展

第三节　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的最新进展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基本内涵提出以后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或者放宽了原基本理论的假设条件来验证基本结论仍然成立，或者考虑了更多情况，将战略性贸易政策引申到基本理论没有涉及的领域，如考察差异产品的情况、在战略出口政策的第三国市场模型中加入本国的消费效应、把出口补贴和进口关税的政策效果结合起来考虑，加入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假定企业并非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及考察贸易政策对产品质量的影响等，从而充实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基本内涵，也促进了这一理论的发展。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和扩展，丰富了这一理论，并使这一理论更接近现实世界，也使这一理论的应用更加的广阔。同时这些扩展和发展研究也给战略性贸易政策提出了挑战，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对于特定假设条件的约束十分严格，如果这些条件发生变化，那么就会引起政策实施的效果发生很大偏差，这也引发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批评和对其实用性的争论。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具体产业中的实证研究

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20世纪80年代主要集中在汽车、半导体及飞机制造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他行业也受到了关注，有关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一书中（Krugman和Smith，1994⁽³²⁾）。该书收入了一系列论文，其中比较共同的结论为：一些国际性公司的行为确实带有战略性，至少涉及国际贸易时，其行为受到市场结构的影响；一般来说，单方面的关税或补贴确实使本国受益，但幅度有限；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效程度与各自模型的特殊限制条件相关，一旦改变其假定条件，其有效性便大打折扣，甚至结论完全相反。

Dixit（1988）⁽³³⁾采用校准（Calibration）模型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在仅实施关税措施以及同时对进口实施关税和对本国生产实施补贴两种情况下的战略进口政策在美国汽车行业实施的效果。Dixit的基本模型是美国和日本汽车双向倾销模型，对1979年、1980年和1983年的美国市场进行了刻度校正，他将美国的实际贸易政策与最优政策相比较，使用的两种政策工具是从量税和从量生产补贴（或税收）。Dixit假定美国有n个厂商生产同质汽车产品，日本有n^*个厂商生产同质汽车产品，但美国生产的企业和日本生产的汽车异质，日本汽车是美国汽车的不完全替代品。Dixit考虑了三种政策运用情况，即只使用从量关税、只使用从量生产补贴（或税收）以及从量关税与从量生产补贴同时使用。Dixit发现，无论有无生产补贴的情况下，对进口的日本汽车施加比实际更高的关税都有利于改善美国的福利。另外，Dixit在不考虑劳动组的基础上分析了扭曲税制的影响，认为税制存在扭曲对一个产业的最优政策具有很大的影响。Dixit同时指出，因为有关数据的任何偏差都会影响极为重要的行为参数，所以行为参数的校准刻度要谨慎对待。

Laussel，Montet和Peguin-Feissolle（1988）⁽³⁴⁾以类似的方法和模型考察了欧洲对日本进口汽车的最佳政策。他们选择了荷兰、英国、法国三个对日本进口限制程度不同的国家进行政策分析，得出的结论与Dixit（1988）基本一致：欧洲应实行的最佳关税要高于日本进口汽车实际实行的关税，这一关税可以使福利提高，尽管提高的幅度并不大。他们还在Dixit（1988）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两方面的扩展，一是分析了配额和自愿出口限制的效果，说明了配额与关税相比的低效率；二是考察了欧洲与日本同时采取政策干预的情况，验证了两个政府同时采取非合作行动会使双方的福利降低。

Baldwin和Krugman（1988a）⁽³⁵⁾根据波音767和空客A300竞争的实际条件进行了模拟分析，并研究了A300进入的政策效果及对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福利的影响。在中远程宽体喷气式飞机市场上，欧洲四国通过补贴支持空客A300，A300是空客进入世界市场的第一种飞机，其在市场上的地位是不明确的。一方面空客在整体机运输市场上是一个新进入者，要面临已有企业的竞争；另一方面，在某个分市场上空客A300具有垄断地位，波音767在六年之后才进入该分市场。Baldwin和Krugman首先分析了补贴使本国市场成为垄断生产者和市场已有生产企业同时并存的双头垄断市场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以一个量化模型考虑出了空客A300与波音767之间的竞争并得出结论，空客每年由欧洲政府提供约15亿美元（按1974年价格计算）的暗补，而这些补贴带来的投资收益率要低于波音的投资收益率，但仍然使空客得以生存和发展，并占有了相当的市场份额。

Baldwin和Krugman（1988b）⁽³⁶⁾采用校正模型对日本16K动态随机存储器（RAM）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措施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如果日本政府不对国内市场进行保护，在美国企业的强大竞争下将没有日本企业的成功存在。他们采用了校准模型，针对自由贸易和贸易战这两种贸易政策对生产、贸易流向和福利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日本对半导体芯片的保护尽管扩大了其市场份额，但日本国内使用芯片的产业由于支付较高价格而受到损失。所以，从整体上看，日本经济的净福利并未得到改善。他们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结果为：虽然能通过转移垄断租金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但其幅度并不太大。但他们的研究没有考虑动态随机存储器行业对其他行业巨大的外部经济效应，对福利的分析只限于静态。

Smith和Venables对战略贸易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Venables（1985）⁽³⁷⁾针对同质产品和厂商的自由进入，对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贸易与贸易政策进行了研究；Venables（1987）⁽³⁸⁾针对张伯伦—李嘉图模型（Chamberlinian-Ricardian Model）中差异化产品的贸易与贸易政策进行了分析；Smith和Venables（1988）⁽³⁹⁾通过对某些产业模拟，分析了欧共体市场内部的竞争情况；Gasiorek，Smith和Venables（1989）⁽⁴⁰⁾对关税、补贴和贸易报复进行了深入分析；Venables（1990）⁽⁴¹⁾分析了寡占市场条件下的经济一体化；Venables（1994a）⁽⁴²⁾分析了价格竞争中的关税与补贴的混合战略均衡；Venables （1994b）⁽⁴³⁾分析了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贸易政策，Venables（1994b）考察的九个行业中，只有一个行业最优关税超过了基期消费值，出口补贴对其福利影响更小得多。因此Venables认为，最优战略贸易政策不如我们从文献预期的那样对模型的特性有很强的敏感度。Smith（1994）⁽⁴⁴⁾分析了欧洲小汽车市场的战略贸易政策。这些研究既有对同质产品等分析，也有对异质产品的分析，考虑的市场需求结构也更为复杂。在Smith和Venables的分析中，很多市场都隐含有不可以直接度量的贸易壁垒，因此他们设定了特殊的竞争形式，并利用这种竞争形势帮助解决贸易壁垒和关税的等值性以及产品差异度问题。他们重复利用厂商竞争假设，因此能够区分具有敏感性的结果和稳健的结果。Smith和Venables的研究结论是，使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福利改善是非常小的，相对于自由贸易，战略性贸易政策造成了福利恶化，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一国的专业化格局和分工格局有较强烈的影响；行业的集中度越高，政府干预的收获就越大，这表明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宜扩大范围推进，最好只是针对个别厂商进行短期行为；尽管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福利收益很小，但是其收入再分配效应却非常大，因此一国要成功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该国政府的效率应该相当高，相关法律法规比较健全，特别是用于弥补收入再分配负面效应的转移支付体系比较完善；而在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Carbaugh（1993）⁽⁴⁵⁾引入日本作为第三国市场，模拟了空客由于接受补贴而掠夺了原本属于波音的日本市场份额。Carbaugh（1993）详细地分了美国和欧洲的飞机市场结构，指出美国和欧洲以两种不同方式来获得某一产业的市场地位。一种方式，它可以鼓励某一特定产业中厂商间的竞争，如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的竞争；另一种方式，促进多个国家和公司联合和组建合资企业，如空中客车公司，并以各种形式对厂商实行补贴以使其能够获得市场成功。补贴一直是欧洲国家产业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常被用来对R＆D、夕阳产业、新兴产业、地区发展和出口促进等目标的支持。Carbaugh（1993）指出，欧洲的产业补贴典型地高于日本或美国的产业补贴，通常采取补贴和直接税见面的形式。空客公司的政策受到各成员国的影响，依赖于这些成员国政府对它的补贴。根据美国商务部的估计，到1991年底，欧洲政府对空客的补贴额超过135亿美元，这些补贴包括开办援助和证券投资、非特定计划的营业贷款、R＆D融资、生产补贴等。空客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大量的政府补贴。

Krishna，Hogan和Swagel（1994）⁽⁴⁶⁾在Dixit（1988）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简称KHS模型。KHS模型采用了与Dixit模型截然不同的假设，即允许日本厂商生产的产品存在差异，美国厂商生产大产品存在差异，他们估计了1979－1985年间的美国汽车市场，并得出与Dixit截然不同的结论，美国产业行为比Bertrand竞争更加激烈，同时也比古诺竞争激烈得多。对于同质产品的美国产业，Bertrand行为意味着边际成本定价。因此，任何超过边际成本的价格都表示厂商行为不如Bertrand竞争激烈。然而对于异质产品的美国产业来说，Bertrand竞争意味着价格超过边际成本，竞争比Bertrand更积累。另外，KHS模型的结论是美国的最优政策是对进口产品实行补贴而不是征税，因为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下降使消费者剩余增加，相对于补贴成本来说，这种增加的收益较大，所以进口补贴成为最优政策。KHS模型是否经得起实证检验尚不可知。

Klepper（1994）⁽⁴⁷⁾考虑了补贴是否为欧洲国家带来利益。由于美国是净出口国，它必然受到因空客公司进入导致的竞争损失。美国因为销售量减少而损失租金，欧洲国家将获得由于扩展市场而获得的消费者剩余的利益和从波音公司掠夺的垄断租金。而整个世界从空客的进入中得益还是受损取决于由于降价而增加的销售中获得的消费者剩余和空客相对于波音低效率损失的相对大小。Klepper（1994）假设客机产业是古诺双寡头产业，考察了空客在补贴支持下进入客机市场的整体效果，认为较大的效率损失可能是因为包含了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Klepper的实证结果与其他学者相类似，与波音垄断市场的情况相比，空客的进入使世界整体福利下降，欧洲的补贴并没有使欧洲本身获利，世界其他地区的消费者是唯一的受益者，同时报复的可能性减少了一国政府通过补贴支持本国企业进入的意图。

Harris（1994）⁽⁴⁸⁾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了在一个面临国际竞争的转型产业中贸易政策的作用。在美国钢铁制造业，大规模的生产者正在被低成本的小厂商所取代，与此同时，进口的增长也给国内生产者造成很大压力。Harris（1994）的研究表明，美国对钢铁业的保护在静态模型中与在动态模型中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他仍验证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作用，在钢铁业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一定程度的进口限制有可能提高福利。而且保护所带来的福利效果较大。

W inters（1994）⁽⁴⁹⁾提出进口监管也可以作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种形式。对外国进口商进行监管，而实际上并不对进口采取任何限制，在完全竞争下这没有任何作用，但是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却又可能使进口量减少。W inters的研究证实了企业与政策制定者之间战略互动行为的存在。

Ulph和Winters（1994）⁽⁵⁰⁾对战略人才政策的效果进行了评估，在他们的模型中，各国试图通过人才政策和产业政策从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大份额的租金。他们的研究说明，人才政策是很有效的，人才在国际间的流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各国在制定支持高技术部门发展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时应该把人才问题考虑进去。

从1980年代至今，还有诸多的国际经济学家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各方面的研究和拓展。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研究较多集中于针对发达国家的产业，对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相关研究较少，Krugman曾指出，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并非只与发达国家有关，在某些情形下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条件。

二、不完全信息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的引入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扩展方向，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需要政府掌握有关行业成本、需求和企业行为等方面的大量信息，而实际上政府对这些情况可能比企业了解得更少，因此，在战略性贸易政策模型中研究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Wong（1991）⁽⁵¹⁾指出，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出口补贴，总是试图使政府相信它具有一个比实际成本更低的成本。当然，政府对于企业的这种动机也会有预期，在制定政策时会将其考虑在内。Qiu（1994）对这种情况做了考察。他假定本国企业可以分为高成本与低成本两类，本国企业知道自己属于哪类，但本国政府和外国企业并不知道，而外国企业的成本是共知的。

Brainard和Martimort（1992）⁽⁵²⁾分析了一个与此类似的模型，但他们假定外国企业对本国企业的成本很了解，只有本国政府对本国企业的成本一无所知。不同的假定导致了不同的模型结果，在Brainard和Martimort（1992）中，由于外国企业清楚地掌握本国企业的成本状况，所以补贴向外国企业揭示本国企业成本状况的作用就不存在，因而在非完全信息下，政府使用补贴的动机就会减弱，而且最佳补贴的数值相对于完全信息下的情况也要更低一些；而在Qiu（1994）⁽⁵³⁾中，如果本国企业认为向外国企业显示自己的真实成本是有利可图的，补贴就可以为本国企业的这种动机提供一种可信的实行方式。

Collie和Hviid（1993）⁽⁵⁴⁾考虑了外国企业不知道本国企业成本，而本国企业和本国政府都知道的情况，他们发现本国很乐于对出口施加补贴，因为出口补贴可以向外国企业表明本国企业是一个低成本企业，从而起到抑制外国企业竞争，向本国企业转移利润的作用。

Bagwell和Staiger（1992⁽⁵⁵⁾，1994⁽⁵⁶⁾）指出Spencer和Brander（1983）的一个疏漏，即没有考虑到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活动自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研发活动有可能没有达到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并给企业带来了额外费用，也就是研发活动的风险效应超过了成本效应，反而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此时本国企业的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对外国竞争企业具有正外部性。因此，Bagwell和Staiger认为，政府的最优R＆D政策与企业的垄断竞争行为无关，它取决于研究开发活动两种效应的平衡。如果成本效应压倒了风险效应，此时R＆D投资具有负外部性，政府应进行R＆D补贴并对由此可能导致的过度投资征税进行矫正。反之，如果风险效应超过成本效应，此时R＆D投资具有正外部性，政府应征收投资税，征税弱化了企业的R＆D投资倾向，政府随后应实施矫正性补贴激励其恢复到社会最优水平。如果市场的规模经济效应足够大，应只采用R＆D补贴支持本国企业成为垄断者（无论哪种效应占上风）。只有在本国有多家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时，才考虑征收投资税矫正过度投资。

Maggi（1996）⁽⁵⁷⁾引入了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成果并做了适度的修正：产业组织理论认为，数量竞争实质是企业先对生产规模进行承诺，从而决定其成本函数和进行价格竞争的条件。预先设定的生产规模对企业的限制是刚性的，即超出生产能力后企业将面临无限高的追加生产成本（Kreps和Scheinkman，1983⁽⁵⁸⁾）。Maggi则采取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方法，把生产规模作为不完全承诺的手段进行建模。企业预先投资C₀的沉淀成本建设生产规模K。在生产规模K的范围以内，企业的生产成本为一个不变值C。如果企业扩大生产超出预设的生产能力将发生追加成本θ，此时企业的生产成本为C＋θ。Maggi通过分析发现，存在一种简单有效的政策独立于垄断竞争行为。换言之，政府在不了解企业采用数量竞争还是价格竞争的情况下，只需对企业的产能投资进行补贴即可达到增进本国福利的结果。

Miyagiwa和Ohno（1997）⁽⁵⁹⁾从两个方向对Bagwell和Staiger的结论进行了扩展研究。Bagwell和Staiger假定企业在博弈的第一阶段（T₀期）只对研发费用进行承诺。Miyagiwa和Ohno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T₀期实际发生研发费用的情况。此外Bagwell-Staiger模型一个隐含的假定就是创新者可以拥有新技术的排他性权利。Miyagiwa和Ohno认为这在现实生活中显然是不存在的。实际经济运行系统中，专利保护从来就不是完美和永久的。因此Miyagiwa和Ohno考察了专利保护水平与政府最优R＆D政策的联系，并得出结论：在两个极端水平，也就是专利保护水平很高和很低时，政府的最优政策都是征收R＆D税。当专利保护水平很高时，如果企业在与国外对手的创新竞赛中失败，将意味着丧失优先使用新技术的机会，并由此导致巨大损失。因此，企业必然存在过度投资的倾向，必须用税收加以抑制，使其恢复到社会最优水平。当专利保护水平很低时，本国企业可以在不承担R＆D投资费用的情况下享有新技术的使用权。此时投资税对企业投资激励的弱化显然有利于本国福利的增进。只有专利保护水平处于中间值时，政府的最优政策才对R＆D进行补贴。可以看出，Bagwell和Staiger、Miyagiwa和Ohno的结论从本质上看，与Maggi是殊途同归的：政府的最优战略性贸易政策独立于企业的垄断竞争行为。

Collie和Haviid（1999）⁽⁶⁰⁾分析了在贸易竞争双方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政府使用关税或者出口补贴作为企业成本或者市场规模的信号传递给竞争企业，从而形成在不同贸易格局下的混同均衡（Pooling Equilibrium）、分离均衡（Separated Equilibrium）和准分离均衡（Hybrid Equilibrium）。Collie发现：在以出口补贴为信号的博弈中，信号效应强化了补贴的利润转移效果（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出口补贴总量达到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两倍）；同时，在信号作用下的生产利润优于在无政府干预且成本信息不完全条件下直接竞争的均衡水平。在以关税为信号的博弈中，发出信号的本国政府在分离均衡中通过低关税显示自身企业的低竞争力，诱导国外企业出口更多的产品，改善了本国的福利水平；出口企业通过这个均衡解获得的利润水平也高于无政府介入下的利润所得。

Kolev和Prusa（1999⁽⁶¹⁾）使用双头垄断分析框架研究了出口企业通过自愿出口限制提供自身低生产效率的信号，以避免出口反倾销约束；Kolev等认为在完全信息状态下基于成本的出口反倾销手段所具备的有效性，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将完全丧失。Matschke（2003）⁽⁶²⁾讨论了关税和配额政策在非对称信息状态下对出口战略的影响以及对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收益的改变。

总之，信息不对称下的市场与完全信息市场是截然不同的，大量文献对不完全信息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从中我们有可能得到一些共同的结论，那就是信息揭示对于政府制定和执行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三、决策时序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政府在企业决策之前还是之后采取战略行动，对战略性贸易政策有重要影响。

Carnmichael（1987）⁽⁶³⁾假定本国和外国寡头厂商在第三国市场上出售差异产品，企业间进行Bertrand（价格）竞争，并且在政府决定补贴或税收之前制定价格。结果表明，决策的时序对于政府最终对企业是补贴还是征税以及本国福利均有影响。在给定外国企业价格情况下，只有一个结果能使本国企业利润和国民福利最大化，如果本国企业制定的价格高于该价格，政府就会给企业以补贴，但这补贴并没有多大意义；政府之所以会采取补贴是因为企业预期到政府会这么做，所以把价格确定在最佳水平之上。这样，与政府先于企业行动的情况不同，在Bertrand竞争方式下最佳决策有出口税变成了出口补贴。

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对生产和市场状况方面信息的掌握总是不如企业。Wong（1991）⁽⁶⁴⁾指出：如果政府在选择合适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时，不了解企业的真实成本，本国福利反而有可能受损。此时企业将有充分的激励谎报其成本以获取国家的补贴，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企业的生产决策将不可避免地被扭曲，国家的福利将低于实行自由贸易时。

Hwang和Shulman（1992）考察了一个两国企业争夺第三国市场的三阶段寡头竞争模型。在第一阶段，两个生产国政府同时决定对本国企业实行出口补贴、进行出口限制或者根本不进行干预；如果政府决定干预，在第二个阶段，政府会确定适当的干预水平；第三阶段再考察两个寡头企业间的竞争。这一模型最主要的结论是当不干预成为第一阶段一个明确的政策选择时，比起不把政府决策分为若干阶段的模型来说，更容易得到政府不干预是最佳选择的结果。

Collie和Hviid（1993）⁽⁶⁵⁾的分析也是基于信号博弈的。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反而提供给了政府扭曲成本信号的机会。政府通过提供给本国企业比完全信息环境下更高的补贴诱致外国竞争对手相信本国企业具有低成本优势。从而外国竞争企业会收缩生产，本国企业于是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利润增加。政府也可以选择不去获取企业成本的信息，此时将实现混同均衡，相对信号博弈而言，本国福利更高。

Qiu（1994）⁽⁶⁶⁾在充分考虑了政府政策的信号作用后，设计了一个两阶段模型：在第一阶段，政府解决政策选择问题，既可以制定一揽子补贴方案供企业选择，也可以制定一个统一的补贴政策。在第二阶段，外国竞争企业在观察到本国企业的政策选择后在第三国市场上展开竞争。此时政府面临政策困境：一方面，它希望能够甄别企业的类型以制定合适的补贴政策；另一方面，它又希望扭曲企业的成本信号，以达到迷惑国外竞争对手，实现利润转移的目的。通过分析，Qiu发现：如果企业进行数量竞争，则一揽子方案更优，此时达到分离均衡；如果企业进行价格竞争，则统一的补贴政策实现的社会福利更高，此时达到混同均衡。

Grossman和Maggi（1999）⁽⁶⁷⁾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无法甄别出高效率公司，这给了企业操纵政府政策制定的机会。为了获取补贴支持，高效率公司用过度投资的激励来向政府发送信号。当投资成本很高时，过度投资将不会发生。如果投资成本很低，过度投资不会有太大的负面效应。而当投资成本位于中间值时，过度投资将发生，且将导致本国福利受损。Maggi（1999）⁽⁶⁸⁾则认为：这种信息不对称将导致贸易政策的扭曲效应更加恶化，两国之间博弈的“囚徒困境”的负面作用被放大。最终双方获取“租”的机会都将完全丧失。

Brainard和Martimort（1996⁽⁶⁹⁾，1997⁽⁷⁰⁾）将管制经济学与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结合。他们假定用于出口补贴的公共基金是有使用成本的，并把参与约束概念引入到BS模型的框架之中。在不完全信息环境下，存在着两种扭曲效应：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扭曲效应和企业利用信息优势寻租的扭曲效应。此时政府政策的制定要考虑对两种效应的平衡，既要利用战略性贸易政策增进本国福利，同时考虑到公共基金的机会成本，也要防止企业利用信息优势寻租。他们的主要结论是：不完全信息弱化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事前承诺效应（Precommitment effect），最优补贴低于完全信息下的情况，对于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甚至应该征收出口税。在两国对等使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时，由于企业谎报成本的激励减弱，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事前承诺效应重新得到强化。最优补贴水平回升，但相对完全信息下的情况而言仍然较低。可以看出Brainard-Martimort模型一个隐含的政策建议就是给予企业充分的剩余控制权，从而可以杜绝企业的寻租行为，确保政策干预的有效性。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不完全信息，竞争对手的报复行为反而加强了政策干预的效果（因为弱化了企业的机会主义倾向），也就是说通常认为的“囚徒困境“现象将不会出现。

Furusawa等人（2003）⁽⁷¹⁾把研究重点放在国内市场和进口政策上。他们假定政府对需求和成本结构只具备有限信息。通过比较关税、产能投资补贴、进口补贴、消费税等多种政策工具，他们发现：即使政府对相关参数一无所知，依然可以简单使用产能投资补贴增进本国福利（从另一角度吻合了Maggi的结论）。如果政府了解到本国市场需求函数的形状不是特别凸，则适当的关税将实现福利优化。其他类型政策的制定则需要更多的信息。

四、需求市场扰动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为了剔除消费者剩余因素，BS模型假定在一个寡头垄断产业中存在两家不同国家的竞争企业，同时生产一种同质产品并都出口到一个第三国市场。也就是说，对两个国家而言，这种产品都是无国内消费的。两家相互竞争的企业均在第三国市场完成销售和实现利润。这个精巧的假设使得国家福利简单地等同于本国企业除去所享受补贴后的净利润。为简化分析，BS模型一般假定本国政府了解第三国市场的需求结构。

Cooper和Riezman（1989）⁽⁷²⁾首先把需求市场的不确定性引入到BS模型分析中。他们用符号θ代表需求市场的随机扰动。G（θ）为其累积分布概率函数。Cooper-Riezman模型由四个阶段和两种政策工具构成。政府首先选择干预方式（补贴或者出口设限），再设定政策干预的力度。此时θ处于未知状态。在第三阶段，企业了解到θ的具体数值并在第四阶段规划具体的出口规模。他们的主要结论是：如果市场需求易波动，政府选用补贴政策更优。企业数量较多的一方应对本国企业征税（也就是补贴值为负），企业数量较少的一方应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此时总产量相对自由贸易时的状况更高，前者福利恶化，而后者福利得到增进。如果市场需求稳定，政府选用出口设限更优。此时总产量相对自由贸易时的状况较低，两国的福利都得到增进。

Arvan（1991）⁽⁷³⁾沿着Cooper和Riezman的思路考虑了一个类似的模型，引进了行动时序因素，但排除了政府进行数量限制的可能性。政府只面临两种选择：在观察到需求的随机扰动前就宣布补贴政策（CS，Commitment subsidy），或是推迟到市场不确定因素消除之后（DS，Delay subsidy）。这种假设下的次优均衡涉及两国政府行动时序的不对称性。企业数量较少的一方将倾向采用CS，并取得Stackelberg领先者地位。企业数量较多的一方则采用DS，成为Stackelberg跟随者。

Shivakumar（1993）⁽⁷⁴⁾综合了Cooper、Riezman和Arvan的研究成果，政府有四种政策选择：CS、DS、CQ（Commitment quantity control）、DQ（Delay quantity control）。其主要结论是：政策选择取决于随机扰动和企业数量。如果随机扰动值小，选择CQ较优；如果随机扰动值大，选择DQ较优；如果随机扰动值中等，政府在CS和DQ之间选择。由于后者引致的福利更高，因此为一个占优策略。此时出口配额与企业实际愿意出口的数量相吻合，也就是事实上执行的是自由贸易政策。

Hwang和Schulman（1993）⁽⁷⁵⁾则把非干预（Non-intervention）作为一个政策选择，对Cooper-Riezman模型进行了深化。值得注意的是，非干预在这里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最优补贴值为零的情况。非干预和积极干预措施一样，都涉及到博弈第一阶段的政策承诺问题。事实上，一旦承诺进行补贴，补贴值为零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另外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如果处于竞争状态的两国各只有一家企业具体参与市场竞争，那么非干预不是纳什均衡。Hwang和Schulman认为：如果两国企业数量相等，那么BS模型的主要结论不变。如果两国企业数量不等，征收投资税将是单边干预下的最优政策。在双边干预假定下，非干预的政策承诺更优。政策不对称的情况（一方补贴而另一方采取出口控制）是纳什均衡的前提是至少一方只有一家企业参与竞争。可以看出，Hwang-Schulman模型认为，政府的政策偏好与需求市场的不确定性无关，而只取决于两国企业数量的相对值。Fujimoto和Park（1997）⁽⁷⁶⁾对需求不确定性进行了动态化的建模。他们通过一个价格竞争的双寡头模型表明补贴政策在对称均衡中是最优选择。

从现有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力图发现一种简单、不受不完全信息限制的干预手段，而投资补贴就是这样一种符合条件的政策措施。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实际经济运行系统中，各国政府对R＆D的补贴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其次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应该只局限在对补贴的研究上。政府政策菜单的多样性将有助于克服不完全信息的制约。

五、战略联盟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传统的贸易理论研究中，联盟被视为一种通过合作获得更大收益的组织方式。事实上，贸易联盟的本质在于加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尤其是战略联盟和R＆D联盟通过联盟内企业的资源、技术的共享使得联盟成员在市场中更具有战略灵活性和协调性，可以获得较之单独出口竞争更大的收益，从而对联盟外成员形成更强的竞争力。当前各国出口企业正在寻求改变传统的竞争关系和组织结构，塑造一种新型的“竞争中合作”的市场机制，贸易联盟的体系存在两种合作形式，一种是Cartel联盟类结构，联盟内企业通过在价格和产品数量上的控制来获取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类型的联盟由于改变了贸易国的消费边际而通常受到反垄断法的限制，但由于各国对跨国Cartel联盟的立法尚未完善，故国际贸易中的Cartel联盟仍然是常见的现象；另一类联盟是战略联盟和R＆D联盟，联盟成员之间并未完全消除相互竞争的关系，它们可能在技术和销售网络上形成协作体系，但仍然在产品和价格上通过竞争分割市场。

Farrel和Maskin（1989）⁽⁷⁷⁾利用重复博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企业串谋的可能性，说明了长期利润和短期利润对串谋稳定性的影响。Kogut（1989）⁽⁷⁸⁾提出了国际战略联盟对内的互惠性和对外的竞争性，认为国际战略联盟的形成往往具有明显的市场竞争对象。Fung（1991）⁽⁷⁹⁾分析了在企业串谋的背景下产业内贸易的状态，研究表明在同质产品条件下，不存在串谋的产业内贸易发生的动机，而在产品差异化条件下，企业将通过出口达成在相互市场的垄断利润。Fung的推论认为在串谋的双边产业内贸易条件下各国福利水平仍然高于无贸易（Autarky）条件下的福利水平，同时，在企业成本趋同的情况下串谋贸易更加具有持续性。Lei和Slocum（1992）⁽⁸⁰⁾讨论了国际战略联盟和企业国际经营战略的协调性准则，并提出联盟可以帮助企业塑造核心竞争能力，赢得更加广泛的国际市场。Hagedoorn（1993）⁽⁸¹⁾，Archibuigi和Michie（1994）⁽⁸²⁾，Narula（1996）⁽⁸³⁾等讨论了跨国技术合作与R＆D联盟的可能性，并且分析了这种技术协作对市场的影响。Glaister和Buckley（1996）⁽⁸⁴⁾等对国际战略联盟形成的利润动机和市场战略均衡之间进行了关联研究Saxton（1997）⁽⁸⁵⁾考察了国际战略联盟形成的条件和由此而产生的国际市场产出以及成员间的利益分配问题。Cheng和Ross（2000）⁽⁸⁶⁾提出一个基于多阶段博弈的国际战略联盟模型，并讨论了战略联盟与直接出口相比较，可以提高企业利润但是会以消费者剩余的减少为代价。

Karl Morasch（2000）⁽⁸⁷⁾考察战略联盟情形下松散的竞争政策是否可以作为战略贸易政策的替代。联盟就是构建战略合同以改变市场产出。一般条件下战略贸易政策实施的效果取决于以下因素：国内消费份额、产品市场的竞争性质、产业内最初的厂商数目以及国际联盟的可行性。Karl Morasch（2000）认为如果国际联盟是可行的，在不考虑产品市场竞争性质的情况下，联盟对于中低份额的国内消费以及对少数寡头会特别的好。如果联盟内的企业可以比它的竞争对手获得战略优势，战略联盟可以起到同战略贸易政策一样的政策效果，战略联盟的松散竞争政策就有可能代替战略贸易政策。战略联盟的松散竞争政策的明显优势是：政府不需要掌握有关企业成本构成或者市场管理的完全信息，而且不容易招致外国的报复，因为与补贴政策相比竞争政策不算太引人注意。

通常对于国际竞争中战略联盟作用的讨论也仅限于寡头竞争者之间的合资研发的溢出效应，对产品市场上竞争的影响以及对福利的影响并不是他们讨论的重点，Karl Morasch（2000）的讨论焦点则在于厂商和政府战略行为的福利效应。考虑到囚徒困境，Karl Morasch（2000）认为建立一个国际政策合作博弈模型应当更合适。该模型包括：第一阶段策略选择阶段，生产国决定采用何种干预形式，战略联盟、战略贸易政策或者不干预。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积极的干预策略，在第二阶段战略行动阶段，政府或者设置关税/补贴的幅度或者组成战略联盟构建战略合作合同。第三阶段产出阶段，各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竞争。最终的结果取决于策略合作程度，如果各国能够在第一、二阶段合作，他们就会选择战略贸易政策并制定联合的最优关税或补贴幅度。Karl Morasch （2000）认为在战略行动阶段合作是不可能的，因此最好的情况往往不会出现。基于这样的考虑，Karl Morasch（2000）考察了策略选择阶段不同的决定对于后两阶段的影响。Karl Morasch（2000）对联盟结构情况下的福利与贸易政策和不干预情况下的福利进行了比较，认为在政策选择阶段，不干涉不能产生非合作博弈均衡。如果每个国家的产业由多于两个的公司组成，囚徒困境的结果是：每个国家将实施联盟方案，福利低于双方政府采用战略贸易政策时的福利。

Karl Morasch（2000）的主要结论是：只要出口份额足够大，战略联盟策略就会胜过战略贸易政策给本国带来更大福利。产品市场竞争性质的改变并不影响联盟和战略贸易政策的相对效果。与战略联盟和战略贸易政策相比，不干预政策的福利效果更糟，至少对于国内消费份额相对较低的国家是这样的。国内不消费该产品时，实施战略贸易政策通常比战略联盟更好。只要其他国家选择不干预，对于实施积极干预政策的国家，战略联盟通常会导致比战略贸易政策更低的福利。

Athen和Bagwell（2001）⁽⁸⁸⁾使用重复博弈方法分析了成本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企业串谋行为。Levenstein和Suslow（2003）⁽⁸⁹⁾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国际cartel联盟的模式以及对市场产生的影响，用实证数据阐释国际cartel联盟可以帮助企业摆脱各种贸易壁垒，有助于出口企业获得更大利润，但是，也会损害本国消费者的利益。Collie（2004）⁽⁹⁰⁾研究了在完全信息条件下企业串谋的可能性、串谋利润与市场需求弹性之间的关系，这个结果也可以帮助解释国际市场上的相关串谋问题。

Miller和Pazgal（2005）⁽⁹¹⁾应用双头垄断理论的结果，提出政府选择补贴、所有人选择经理人的激励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经理人在产品市场竞争的三阶段博弈，认为假如所有人具有充分的控制经理人行为的权力，那么最优战略贸易政策就不依赖于产品市场竞争的模式，例如公司是否采用价格或者产量竞争。Miller和Pazgal（2005）将产业组织文献中关于两阶段双寡头垄断博弈中的所有人与经理人的策略应用于战略贸易问题中关于委托竞争的讨论。作者构造了一个三阶段的博弈，政府提供补贴，所有者设计激励机制，经理人在第三国家竞争。作者认为一旦考虑所有者与经理人关系中的委托作用，最优贸易政策仅仅由诸如公司成本、需求函数等因素决定，如果所有人有足够的控制其经理人动机的权利，那么最优/均衡的贸易干涉就不会依赖于产品市场竞争性质。在Miller和Pazgal（2005）的模型里，只要给定所有人的激励机制，经理人的行为就是最优的，同时只要给定政府所要采取的贸易政策，所有人的激励机制就是最优的。因此，经理人的推测就是所有人和政府的最优战略的理由，而这些战略本身就是最优的。作者的见解是：在这个三阶段博弈中，均衡建立在经理人的行为上而不是建立在这种行为是否来自于委托价格或者产量设定上。Miller和Pazgal（2005）还提出，在解决战略贸易问题时，最基本的观点应该是产品市场的行为，而不是产品市场模型。也就是说，困难并不在于如何决定正确模型，关键在于决定正确的政策及考察政策变化的潜在效果。

进入21世纪，研究重心的转移表明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中合作”时代的到来，出口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行为的战略反应，而合作则可以创造更大的收益。同时，合作的诞生也是竞争加剧的一种体现，即当出口企业面对一个贸易联盟时，它必须组成自己的联盟才可以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获得生存的机会。

六、公司所有权结构与战略贸易政策

Dick（1993）和Welzel（1995）研究两个厂商两个国家的模型，表明存在多国所有权时各国补贴本国公司的动机可能减少。假设A国所有的公司都完全由本国所有，A国一个A公司从B国募集了资金，会产生以下影响：B国补贴本国公司的动机减少，对A公司有利；A国补贴A公司的动机减少（因为A公司的利润现在要流入B国），对A公司不利。Steffen Huck和Kai A. Konrad（2003）构建了更具一般性的n个厂商n个国家的模型。在各厂商采取古诺寡头垄断竞争并且各国实施战略贸易政策的情况下，各厂商偏好于本国所有权，均衡结果是公司的完全本土化。

因为厂商的目标是利益最大化，而且厂商能够影响本公司股东的构成，即股东中外国人的比例。私有公司在决定股东构成方面比公有公司更具灵活性或者说更容易使本公司的股东都为本国人。由于各国政府补贴多国公司的动机有可能减少，所以私有公司的投资人宁可向外国投资人支付额外费用，以使本国公司本土化。作者的研究表明，减少本国补贴的直接影响超过减少所有其他国家补贴所带来的利益，因此公司完全本国所有就出现在均衡中。这一结论似乎为公有公司走向私有化提供了理由。

Steffen Huck和Konrad（2003）⁽⁹²⁾考察了应用战略贸易政策在国际古诺垄断竞争时对多国所有权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参数选择的影响，发现厂商更偏好拥有本国所有权，因此均衡当中会出现完全的企业所有权本土化。

七、中间投入品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在Brander和Spencer（1985）模型中，只考虑到了最终产品，而且生产过程中也只使用初级要素，这种简化虽然可以使理论研究顺利进行，但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现实中的许多生产不仅使用初级要素，而且也有中间要素投入。

Ishikawa和Spencer（1996）把中间产品引入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考虑。他们指出，如果本国为生产某一产品而从国外进口中间产品，那么当一个国家使用出口补贴从国外最终产品生产企业转移利润的同时，本国企业的部分利润也会转移到国外中间产品的生产厂商，这样本国使用出口补贴的动机就会被削弱。但是，以古诺方式进行竞争，对最终产品施加出口补贴提高国民福利的可能性就更大，当最终产品生产者进行价格竞争时，最佳政策也可能为出口补贴。Ishikawa和Spencer（1996）还考察了对中间产品直接施以政策干预的情况。他们发现，对本国中间产品生产和进口中间产品给予同等的补贴，其政策效果相当于对本国最终产品施加等额的出口补贴。但是，本国政府总能找到一种同时对本国中间产品生产和对进口中间产品进行补贴的最佳政策组合（通常对前者的补贴要高于后者），在这一组合下，本国的国民福利要高于只对本国最终产品施以出口补贴的情形。韩国Jaerang Lee和美国Kar-yiu Wong（2005）⁽⁹³⁾在两个国家、自由竞争的模型下，分析了用于促进国内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生产的战略贸易政策（如政府补贴）的作用，还对不同情况下实施补贴和税收政策的结果进行了分析。作者研究认为补贴是否促进福利增加取决于企业间是否是垂直整合的，只要模型中至少有一个国家的企业是垂直整合的，对最终产品的最佳补贴就是有效的。例如，假设韩国政府以通过促进贸易的方式来增加福利。根据Brander和Spencer的模型，对计算机的补贴很可能会引起对芯片需求的增长，从而使国外芯片制造商从中获取利润而损害了国内芯片制造商利益。于是，这种可选择的补贴对国内企业的积极作用变得十分模糊。同理，如果对国内电脑芯片进行补贴，芯片价格下降，这又最终使国外电脑厂商从中获利，而使国内生产商利益受损。那么，如何来确定最佳补贴呢？Jaerang Lee和Kar-yiu Wong（2005）认为这种联系和最佳的补贴政策取决于同一国家的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产业是否是垂直整合的。

假设外国政府是被动的政策制定者，如果两个国家的产业都不存在整合，即使最佳补贴政策中有些效果是积极的，补贴的总体结果也不一定产生积极的效果。如果有一个国家或两个国家的产业存在整合，那么最佳补贴对最终产品会产生积极的效果，而对中间产品则不一定。对于中间产品，只有当国内产业存在整合时，补贴才会产生积极效果。

Jaerang Lee和Kar-yiu Wong（2005）指出，生产存在中间产品投入的情况下，著名的利润转移效用仍然存在，而垂直整合则阻止了前面提到的连锁效应的负面主导作用。这是因为有内部垂直整合的企业会考虑最终产品补贴会给本企业的中间产品带来的影响。于是，如果国内的产业是整合的，当国家补贴最终产品生产时，国内企业就会生产更多的中间产品，由于规模经济，中间产品的成本下降，企业的利润增加。与此同时，如果国外的企业也是整合的，当它的最终产品的生产受到本国补贴的负面影响时，国外企业就会趋向于降低中间产品的产出。最终，补贴使得本国的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生产商都受益。

国际贸易经常包括许多耐用商品，例如飞机、重型机器和电子产品等等，这些贸易商品的耐用属性一直被忽视，最近的研究显示，战略性贸易政策经常受到商品的耐用性影响，尤其是Driskill和Horowitz（1996）发现，当垄断厂商出售耐用出口商品时，最优出口政策是关税。Goering和Pippenger（2000）在一个n个厂商的垄断产业内贸易框架下，分析了在自由市场中，国内产品的耐用性保护了国内出口商免受于外国进口关税的影响。Goering和Pippenger（2002）进一步分析了伴随产品耐用性的内生调节，在未来一段时间关税或补贴可能是最优的。他们发现当产品耐用性是内生决定的最优时，未来补贴可能为零。这些研究认为产品的耐用性对于厂商行为和贸易政策起到重要决定作用，战略性贸易政策将对改变厂商产品的耐用性或质量起到非自愿的作用。在任何时期当国内补贴增加时会降低厂商产品的耐用性，同时会增加非耐用产品的数量，相反，本国出口补贴增加将引起外国厂商生产更多的非耐用品，以期待在未来通过出售更加耐用产品锁住未来市场。这种耐用性将减少由国内政策引起的任何潜在国内利益。有关产品耐用性和国际贸易的近期研究，在国际贸易模型中引入产品耐用性给最优贸易政策选择提供了更广泛的视角。

八、激励——竞争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从过去的GATT到现在的WTO，都规定政府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国际竞争，那么除了类似出口补贴式的贸易政策以外，还有什么因素能够改变本国企业随后的激励。Fershtman和Judd（1987）⁽⁹⁴⁾，Sklivas（1987）⁽⁹⁵⁾考虑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企业进行寡头竞争的情况。结论是，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式的所有者有机会操纵经营者的激励，影响经营者竞争的结果。一般而言，一个企业的所有者会改变自己经营者的激励，使得竞争对手的经营者作出有利于自己企业的选择。Das（1997）⁽⁹⁶⁾将Fershtman和Judd（1987）以及Sklivas（1987）的模型运用到国际市场竞争的情况中，给定现行市场需求和CRS生产技术，在战略性出口贸易政策的框架下，不论企业进行Cournot数量竞争还是Bertrand价格竞争，双边的战略性经营激励都会部分地替代政府的贸易干预，即与不考虑战略性经营激励的情况相比，最优的出口补贴或出口税都降低了。

Miller和Pazgal（2001）⁽⁹⁷⁾考虑了一个两阶段博弈模型：首先由企业的所有者制定对其经营者的激励方案，在博弈的第二阶段，经营者把该激励方案和竞争对手的行为视为给定，选择合适的市场战略以最大化其自身的效用。因此，企业的所有者可以用不同的激励方案影响经营者的行为，再进一步影响最终的均衡结果。只要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激励保持足够的控制，均衡结果便不依赖于经营者选择数量竞争还是价格竞争。Miller和Pazgal（2005）⁽⁹⁸⁾的文献沿着这个方向进行了扩展研究：在一个三阶段博弈模型里，政府首先选择合适的补贴政策，然后企业所有者制定激励方案，最后经营者在第三国市场上与外国竞争对手争夺市场份额。Miller-Pazgal模型显示：最优贸易政策只依赖于所有者制定的对经营者的最优激励方案，而与企业的垄断竞争行为无关。

除了以上提到的各种政策选择，Auquier和Caves（1979）⁽⁹⁹⁾、Dixit（1984）⁽¹⁰⁰⁾还从理论和实证方面研究了适度放松反托拉斯限制的政策效果。美国政府在1984年和1994年分别通过的国家合作研究法案（NCRA）和国家合作研究和生产法案（NCRPA）、欧盟1985年引入的对《罗马条约》第85款的一个修正法案都是这种思想的政策体现。从前文不难看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均衡结果与两国企业数量息息相关。因此研究企业进入、退出的不确定性是今后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已有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文献大都假定市场结构是内生的，因此基本忽略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Schulman（1997）⁽¹⁰¹⁾在这方面做了初步的工作，但还远远不够。

九、战略性贸易政策小结

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已成功地描述了当今国际贸易的最新发展。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用规模经济效应的非常数性和市场的非完全竞争性的敏锐发现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在假设前提和基础上的缺陷；强调技术对贸易的内生变量性质，认为技术进步是企业动态规模经济效应的来源之一；在国际竞争都具有寡头竞争性质的前提下，提出了利润转移的论点，即把垄断利润从外国公司转移到国内，从而在牺牲外国福利的情况下增加本国福利；对政府作用进行了重新定位，强调信息完备、决策独立、干预有力的政府对创造规模经济的巨大作用。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是有诸多限制条件的，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只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的必要条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适用，面临着一系列产业条件约束和制度条件约束，除此以外，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还有诸多限制条件，只有当各种条件都满足时，战略性贸易政策才能行之有效。信息不完全引起政府决策失误，自由进入会导致垄断利润消失，争夺资源有损于其他工业部门发展，轮番报复引致两败俱伤，所有这些，均构成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付诸实施的充分条件，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出现偏差，都有可能削弱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绩效，甚至抵消这一政策的功效或带来相反的结果。

参考文献：

［1］BAGWELL K，STA IGER R W. The Sensitivity of Strategic and Corrective R＆D Policy in Oligopolistic Industr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4，36：133－150.

［2］BAGWELL K，STA IGER RW. The Sensitivity of Strategic and Corrective R＆D Policy in Battles forMonopoly［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92，33：795－816.

［3］Baldwin R.“Are Economists Traditional Trade Policy View still Valid？”. Journal of Econom ic Literature. 1992：30，804－829.

［4］Baldwin，Krugman.Market access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a simulation study of 16K RAM＇s［A］，Empiricalmethods for international trade［C］. Cambridge：M IT Press，1988.

［5］Bhagwati JN.“Directly Unproductive，Profitsecking（D-UP）Activiti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0，988－1002.

［6］Bhagwati JN.“The Generalized Theory of Distortion sand Welfare”. in J. Bhagwnti et al（eds），Trade，Growth and the Balance of Payments：Essays in Honour of GottfriedHaberler，Chicago and Amsterdam：Rand-McNally and North Holland.1991.

［7］Bhgawati，J. N.“Is Free Trade Passe’After All？”W-eltwirtschaftlicks Archiv.1989：125，17－44.

［8］Bhgawati，J. N.“The Threat，to the world Trade System”. TheWorld Economy.1992：15，433－456.

［9］Bhgawati，J. N. Ramaswami Vand Srinivasan T N.“Domestic Distortions，Tariffs and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Subsidy：Some Future Resul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9：77，1005－1010.

［10］Bliss，christropher，Economic Theory and Policy forTrade Block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4.

［11］Brander J A and Spencer.“Export subsidies and Internatienal Market Share Rival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5：18，83－100.

［12］Brander J A，Krugman P R. A Reciprocal Dumping’Mod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3（15）：313－321.

［13］Brander J A，Spencer B J.Tariff and the Extraction of Foreign Monopoly Rents under Potential Entry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81，14（3）：371－389.

［14］Brander JA. Intra2 Industry Trade in Identical Commodit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1（11）：1－14.

［15］Brander J A. Strategic Trade Policy：VolumeⅢ［M］.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5：1395－1455.

［16］Brander J A.Strategic Trade Policy［M］//in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eonomics. Amsterdam：North—Holland，1995.

［17］Brander，J. A.：“Strategic Trade Policy”. NBER Working Paper，No. 5020，1995.

［18］Brander，J. A. and B. J. Spencer，1985，Export subsidie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rivalr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8.

［19］Carmiehael，C.M.，1987，The control of export credit subsidies and its welfare consequenc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es，23.

［20］Collie，D.（1993），“Profit-shifting export subsidies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free trade”，Scottish. J.of Political Economy，40，408－419.

［21］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

［22］David Colliea，David de Mezab，（2003）“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Pursuit of Strategic Trade Policy，”Econom ics Letters 81，279－283.

［23］de Meza，1986，Export subsidies and high productivity. Cause or effect？，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

［24］Dixit A K“Trade Policy for oligopolitic Industries”.Economic Journal，Supplement. 1984：94，1－16.

［25］Dixit A K and Grossman G.M.“Targeted Export Promotionwith several Oligopolitic Industr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 ic s. 1986：21，233－249.

［26］Dixit A K.Optimal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for the U. S.Automobile Industry［M～//Empirical Methods for International Trade.M IT Press，Cambridge，1988.

［27］Dixit，A，K，and Grossman，1986，Targeted export promotion with several oligopolistic industr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21.

［28］Dixit，A. K. and G. M. Grossman，（1986），“Targeted Export Promotion with Several Oligopolistic Industr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21，233－250.

［29］Dixit，A.，Optimal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under oligopoly［A］. Empirical methods for international trade［C］. Cambridge：M IT Press，1988：141－169.

［30］Dongsheng Zhou，Barbara J. Spencer，Ilan Vertinsky，（2002）“Strategic Trade Policy With Endogenous Choice of Quality and Asym-metric Cos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6：205－232.

［31］Eaton J，Grossman G M.Optimal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under Oligopoly［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86，101：383－406.

［32］Eaton J. and Grossman G.M“Optimal Trade and Industrral Policy Vnder Oligopol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6：2，283－406.

［33］Eaton，Jonathan，and Grossman，Gene M.，（1983），“Optimal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under Oligopoly”，NBERWorking Paper No. 1236.

［34］Gorden W M.（1990），“Strategic trade policy：How New？How Sensible？”，Working Paper Series，1992（396）（Washingon D.C：The World Bank）

［35］Grossman G M.“Strategic Export Promotion：A Critique，”inP Krugman（ed.），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Cambridge：M IT Press）1986

［36］Gruenspecht，H.K.（1988），“Export subsidies for differentiated products”，J.of International Economy，24，331－344.

［37］Helpman E，Krugman P R.Trade Policy and Market Strueture. Cambridge：M IT Press，1989.

［38］Helpman，E. and P. Krugman：“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The MIT Press，1985.

［39］Helpman，E，and Krugman P.“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Increasing Returns，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y”. 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5.

［40］Helpman，Krugman.Trade policy and market structure［M］. Cambridge：MIT press，1989.

［41］Horstman I J and J. R. Markusen，“Up the Average cost Curve：In efficient Entry and the New Protec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6：20，225－247.

［42］Ishikawa，Spencer.Rent-shifting export subsides with an imported intermediate product，NBER working paper No.5458，1996.

［43］J. Peter Neary，Dermot Leahy，（2004）“Revenue-Constrained Strategic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Economics Letters 82，409－414.

［44］J.Markusen，J.Venables.Trade policy with increasing returns and imperfect competit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8，24.

［45］Jaerang Lee，Kar-yiu Wong，（2005）“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Strategic Trade Policies，”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6，93－117.

［46］James A. Brander and B. J. Spencer，（1984），“Trade warfare：Tarriffs and Cartel”，J.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16，227－242.

［47］James A. Brander and B. J. Spencer，（1985），“Export Subsidies and Market Share Rivalr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18，83－100.

［48］James A.Brander，“Strategic TradePolicy”.Working paper No.5020，No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83.

［49］Karl Morasch，（2000）“Strategic Alliances：a Substitute for Strategic Trade Polic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2，37－67.

［50］Krishna，Hogan，Swagel.The nonoptimality of optimal trade policies［A］，Empirical studies of strategic trade policy［C］.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11－40.

［51］Krishna，Itoh.Content protection and oligopolistic interations［J］. Review of Economics Studies，1988，55：107－125.

［52］Krueger A O.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une 1974，64：291－303.

［53］Krugman P R，“Import Protection as Export Promotion：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Presence of Oligopoly and Econom ics of scale”，in H.Kierzkowski（ed.），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Oxford：clarend Press）.1984

［54］Krugman P R. Is Free Trade Passe？［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87，1：131－144.

［55］Krugman P R. Import Protection as Export Promotion：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Presence of oligopoly and Economies of Scale［M］//in H.Kierzkowski ed.Monopolistic.

［56］Krugman，P. R：“Rethinking The International Trade”，The MIT Press，1990.

［57］Krugman，P and Baldwin R，“Market Access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A Simulation Study of16K Random Access Memories”，in Feenstra，R.C.（ed.）Empirical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Trade，M IT Press，1988

［58］Krugman，P.R.“The U.SResponse to Foreign Industrial Targeting and the U.SEconomy，”Brookings Paper on Econom ic Activity，1984，1.

［59］Krugman. P R. and Lasdair Smith A.（ed.），Empirical Studies of Strategic Trade Poli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60］Maggi，G.，（1999），“Strategic trade policy under incomp lete information”，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40，571－594.

［61］Markusen，J. R. AND A. J. Venables，1988，Trade policy with increasing returns and imperfect competition：contradictory results from competing assumption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4.

［62］Neary，J，P，1991，Export subsidies and price competition，in：E，Helpman and A，Razin，eds，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rade policy（MIT Press，Cambridge，MA）.

［63］Neary，J，P，1994，Cost asymmetries in international sunsidies games：Should government help winners or loser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37，

［64］Ngo Van Longa，Antoine Soubeyrar，（1997）“Cost Heterogeneity，Industry Concentration and Strategic Trade Polic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3，207－220.

［65］Nolan H. Miller，Amit Pazgal，（2005）“Strategic Trade and Delegated Competi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6，215－231.

［66］Qiu，L. D.，（1994），“Optimal Strategic Trade Policy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36，333－354

［67］Shi Young Lee and Sung Hee Jun，2004，On the Investigation Effects of United States Antidumping Petitions，Journal of World Trade 38（3）：425－439.

［68］Spencer，B“What should Trade Policy Target？”，in P. Krugman（ed.），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MIT Press）.1986.

［69］Spencer，B. J. and Brander J A.“International R＆D Rivalry and Industrial Strategy”，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83：50，707－722.

［70］Steffen Huck，Kai A. Konrad，（2003）“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Home Bias in Firm Ownership Structure，”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15，299－305.

［71］Swagel，Ling Hui Tan.Unionization and strategic trade policy［J］.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2002，4：345－366.

［72］Xinshen Diao，Terry Roe，Erinc Yeldan，（1999）“Strategic Policies and Growth：an Applied Model of R＆D-Driven Endogenous Growth，”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60，343－380.

【注释】

(1)Brander，J. A. and B. J. Spencer，（1984），“Tariff Protection and Imperfect Competition”，in Kierzkowski ed.，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Brander J. A. and Spencer，B. J.，（1985），“Export subsidies and Internatienal Market Share Rivalry”，Journal of Internationol Economics，18：83－100.

(3)Dixit，A. K. and G. M. Grossman，（1986），“Targeted Export Promotion with Several Oligopolistic Industr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21，233－250.

(4)Gruenspecht，H. K.，（188），“Export subsidies for differentiated produc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24，331－344.

(5)Collie，D，（1993），“Profit-shifting export subsidies and sustainability of free trade”，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40，408－419.

(6)Qiu，L. D.，（1994），“Optimal Strategic Trade Policy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36，333－354.

(7)Dixit，A. and G. Grossman，（1986），“Targeted Export Promotion with Several Oligopolistic Industries”，Jounr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1：223－250.

(8)Eaton，J. and G.M. Grossman，（1986），“Optimal trade and industries policy under oligopol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1，No. 2，383－406.

(9)Spencer，B.，（1986），“What should Trade Policy Target”，in Krugman ed.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nomics，The MIT Press.

(10)Grossman，G. M.，（1986），“Strategic Export Promotion：a Cirtique”，in Krugman ed.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nomics，The M IT Press.

(11)Horstman，J. and Markusen，R.，（1986），“Up the Average Cost Curve：Ineffecient Entry and the New Protectionism”，Jounral of International Ecnomics，20：225－247.

(12)Dixit，Avinash，（1984），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ies for Oligopolistic Industries，Economic Journal，（94），supp lement：1－16.

(13)Krugman，P.，（1987），“Is Free TradePass”，Economic Perspectives 1（2）：131－144.

(14)Dixit，R.K.，（1989），“Entry and exit decisions under uncertaint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7：20－638.

(15)Bagwell，K. and R. Staiger，（1992），“The Sensitivity of Strategic and Corrective R＆D Policy in Battles for Monopoly”，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33，795－816.

(16)Bagwell，K. and R. Staiger，（1994），“The Sensitivity of Strategic and Corrective R＆D Policy in Oligopolistic Industries”，Jounr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36，133－150.

(17)Ngo Van Longa，Antoine Soubeyrar，（1997），“Cost Heterogeneity，Industry Concentration and Strategic Trade Polic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3，207－220.

(18)David Colliea，David de Mezab，（2003），“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Pursuit of Strategic Trade Policy”，Economics Letters 81，279－283.

(19)J. Peter Neary，Dermot Leahy，（2004），“Revenue-Constrained Strategic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Economics Letters 82，409－414.

(20)Krugman，P.，（1987），“Is Free TradePass”，Economic Perspectives 1（2）：131－144.

(21)Xinshen Diao，Terry Roe，Erinc Yeldan，（1999）“Strategic Policies and Growth：an Applied Model of R＆D-Driven Endogenous Growth，”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60，343－380.

(22)Barbara J. Spencer，（1986），“What Should Trade Policy Target”，in Krugman eds.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MIT Press 69－90.

(23)Krugman P. eds.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Cambridge，MA：MIT Press.

(24)Geoffrey Carliner，（1986），“Industrial Policy for Emerging Industries”，in Krugman eds.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MIT Press 147－168.

(25)George C. Lodge，（1990），Perestroika for America：Restructuring 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 for World Competitiveness，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6)Lester Thurow，（1992），Head to Head：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Europe and America，New York，Morrow Books.

(27)Krugman，P.，（1993），“The Current Case for Industrial Policy”，in D. Salvatore，ed.，Protection and World Welfare，Cambridge University，161－179.

(28)Kotler P，Jatusripitak S，Maesincee S.，（1997），The Marketing of Nations：A Strategic Approach to Building National Wealth，New York：The Free Press.

(29)Paul Krugman，Alasdair Smith eds.，（1994），Empirical Studies of Strategic Trade Polic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0)Dixit，A. K.，（1988），“Optimal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for the U.S. Automobile Industry”，in Feenstra ed.，Empirical Method for Indsutrial Trade，Cambridge MA，MIT Press.

(31)Laussel，D.，C.Montet and A.Peguin-Feissolle，（1988），“Optimal trade policy under oligopoly：A calibrated model of the Europe-Japan rivalry in the EEC carmarket”，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31：1574－1565.

(32)Baldwin，R. E. and P. R. Krugman，（1988a），“Industrial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W ide-Bodied Jet Aircraft”，in R. E. Baldwin ed.，Trade Policy and Empirical Analysi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45－71.

(33)Baldwin，R. E. and P. R. Krugman，（1988b），“Market Access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A Simulation Study of 16K Random Access Memories”，in Feenstra ed. Empirical Methords for Internatinal Trade，Cambridge：MIT Press.

(34)Venables，Anthony J.，（1985），“Trade and trade policy with imperfect competition：The case of identical products and free entr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1－2），1－19.

(35)Venables，Anthony J，（1987），“Trade and Trade Policy with Differentiated Products：A Chamberlinian-Ricardian Model，”Economic Journal，Royal Economic Society，vol. 97（387），pages 700－717.

(36)Smith，Alasdair＆Venables，Anthony J.，（1988），“Completing the internalmarket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Some industry simulation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32（7），1501－1525.

(37)Gasiorek，Michael＆Sm ith，Alasdair＆Venables，Anthony J.，（1989），“Tariffs，subsidies and retaliation”，European Economic Review，33（2－3），480－489.

(38)Venables，Anthony J.，（1990），“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oligopolistic market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34 （4），753－769.

(39)Venables，Anthony J，（1994a），“Tariffs and Subsidies with Price Competition and Integrated Markets：The Mixed Strategy Equilibria”，Oxford Economic Papers，46（1），30－44.

(40)Anthony J Venables，（1994b），“Trade Policy under Imperfect Competition：A Numerical Assessment”，in Paul Krugman，A lasdair Smith eds.，Empirical Studies of Strategic Trade Polic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1)A lasdair Smith，（1994），“Strategic Trade Policy in the European Car Market”，in Paul Krugman，Alasdair Smith eds.，Empirical Studies of Strategic Trade Polic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2)Carbaugh，Robert J.，（1993），“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Commercial Jet Aircarft”，The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8 （4）.

(43)Krishna，K.，Hogan，K.，and Swagel，P.，（1994），“The nonoptimality of optimal trade policies”，in Krugman，Paul and A lasdair Smith eds.，Empirical studies of strategic trade polic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1－40.

(44)Gernot Klepper，（1994），“Industrial Policy in the Transport Aircraft Industry”，in Krugman，Paul and Alasdair Smith eds.，Empirical studies of strategic trade polic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5)Richard G. Harris，（1994），“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for a‘Declining？’Industry：The Case of the U.S. Steel Industry”，in Krugman，Paul and Alasdair Smith eds.，Empirical studies of strategic trade polic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6)L. Alan W inters，（1994），“Import Surveillance as a Strategic Trade Policy”，in Krugman，Paul and A lasdair Smith eds.，Empirical studies of strategic trade polic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7)David Ulphand and L. Alan Winters，（1994），“Strategic Manpower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in Krugman，Paul and A lasdair Smith eds.，Empirical studies of strategic trade polic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8)Kar-yiu Wong，（1991），incentive compatible immiserizing export subsidies，mimeo，University ofWashington.

(49)S. Lael Brainard and David Martimort，（1992），strategic trade policy with incompletely informed plocymaker，NBER working paper No.4069.

(50)Larry，Qiu，（1994），“optimal strategic trade policy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36：333－354.

(51)Collie，D.R.，Hviid，M.，（1993），“Export subsidies as signals of competitiveness”，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95：327－339.

(52)Bagwell，K.，Staiger，R.W.，（1992），The sensitivity of strategic and corrective R＆D policy in battles for monopoly，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33）：795－816.

(53)Bagwell，K.，Staiger，R.W.，（1994），The sensitivity of strategic and corrective R＆D policy in oligopolistic industr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36）：133－150.

(54)Maggi，G.，（1996），Stategic trade policies with endogenousmode of competi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6）：237－258.

(55)Kreps，D.M.，Scheinkman，J.A.，（1983），Quantity recommitment and Bertrand competition yield Cournot outcomes，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4）：326－337.

(56)Miyagiwa，K.，Ohno，Y.，（1997），Strategic R＆D policy and appropriabilit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42）：125－148.

(57)David Collie，Morten Hviid.，（1999），“Tariffs as Signals of Uncompetitivenes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7 （4），571－579.

(58)Kolev，D. R.，Prusa，T. J.，（1999），“Tariff policy for a monopolist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49，51－76.

(59)Xenia Matschke，（2003），“Tariff and quota equivalence in the presence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61，209－223.

(60)Carmichael，C.，（1987），“The control of export credit subsidies and itswelfare consequenc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3）：1－19.

(61)Wong，K.，（1991），Incentive incompatible，immiserizing export subsidie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Discussion Paper No.9020.

(62)Collie，D.R.，Hviid，M.，（1993），Export subsidies as signals of competitiveness，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95）：327－339.

(63)Qiu，L.D.，（1994），Optimal strategic trade policy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36）：333－354.

(64)Grossman，G.M.，Maggi，G.，（1999），Free trade vs. strategic trade：A peek into Pandora＇s Box，In：Sato，R.，Ramachandran，R.V.，M ino，K.（Eds.），Global Competition and Integration，Bost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9：9－32.

(65)Maggi，G.，（1999），Strategic trade policy under incomp lete information，International Econom ic Review，（40）：571－594.

(66)Brainard，S.L.，Martimort，D.，（1996），Strategic trade policy design with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nd public contract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63）：81－105.

(67)Brainard，S.L.，Martimort，D.，（1997），Strategic trade policy with incompletely informed policymaker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42）：33－65.

(68)Furusawa，T.，Higashida，K.，Ishikawa，J.，（2003），What information is needed for welfare-enhancing policies under international oligopoly，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15）：31－46.

(69)Cooper，R.，Riezman，R.，（1989），Uncertainty and the choice of trade policy in oligopolistic industrie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56）：129－140.

(70)Arvan，L.，（1991），Flexibility versus commitment in strategic trade policy under uncertainty.A model of endogenous policy leadership，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31）：341－355.

(71)Shivakumar，R.，（1993），Strategic trade policy.Choosing between export subsidies and export quotas under uncertaint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35）：169－183.

(72)Hwang，H.，Schulman，C.，（1993）Strategic non-intervention and the choice of trade policy for international oligopol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34）：73－93.

(73)Fujimoto，H.Park，E.，（1997），Optimal export subsidy when demand is uncertain，Economics Letters，（55）：383－390.

(74)Farrel，Jand E. Maskin，（1989），“Renegotiation in Repeated Games”，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4）：327－360

(75)Kogut，B.，（1989），“The stability of joint ventures：Recip rocity and competitive rivalry.”，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38：183－198.

(76)Fung，K. C.，（1991），“Collusive intra-industry trade”，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4（2），391－404.

(77)Lei，D.＆Slocum，J. W.，（1992），“Global strategy，competence building and strategic alliances”，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35（1）：81－97.

(78)Hagedoorn，J.，（1993），“Understanding the rationale of strategic technology partnering：inter－organizationalmodes of cooperation and sectoral difference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79)Archibuigi，D. andMichie，J.，（1994），“The globalisation of technology：myths and realitie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33，112－124.

(80)Narula，R.，（1996），“Form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corporations”，in C. Jepma and A. Rhoen（eds）International Trade：A Business Perspective，Longman，Harlow，98－122.

(81)Glaister，K. and P. Buckley，（1996），“Strategic motives for international alliance formation”，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33，301－332.

(82)Saxton，T.，（1997），“The effects of partner and relationship characteristics on alliance outcome”，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40（2）：443－461.

(83)Chen，Zhiqi and Thomas Ross.，（2000），“Strategic Alliances，Shared Facilities and Entry Deterrence”，Rand Journal of Econom ics，31：326－44.

(84)Karl Morasch，（2000），“Strategic Alliances：a Substitute for Strategic Trade Polic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2，37－67.

(85)Susan Athey and Kyle Bagwell，（2001），“Optimal collusion with private information”，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32 （3）：428－465.

(86)Margaret Levenstein and Valerie Suslow，（2003），What Determines Cartel Success？University of Michigan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No. 02－001.

(87)David Collie，（2004），“Collusion and the elasticity of demand”，Economics Bulletin，12（3），1－6.

(88)Nolan H. Miller，Am it Pazgal，（2005）“Strategic Trade and Delegated Competi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6，215－231.

(89)Steffen Huck，Kai A. Konrad，（2003）“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Home Bias in Firm Ownership Structure，”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15，299－305.

(90)Jaerang Lee，Kar-yiu Wong，（2005）“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Strategic Trade Policies，”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6，93－117.

(91)Fershtman and K. Judd，（1987），“Equilibrium Incentives in Oligopol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7，927－940.

(92)Sklivas，S. D.，（1987），“The strategic choice ofmanagerial incentives”，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18，452－458.

(93)Das，S.P.，（1997），“Strategic Managerial Delegation and Trade Polic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43，173－188.

(94)Miller，N.，Pazgal，A.，（2001），The equivalence of price and quantity competition with delegation，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32）：284－301.

(95)Miller，N.，Pazgal，A.，（2005），Strategic trade and delegated competit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66）：215－231.

(96)Auquier，A.A.，Caves，R.E.，（1979），Monopolistic export industries，trade taxes，and optimal competition policy，Economic Journal，（89）：559－581.

(97)Dixit，A.，（1984），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for oligopolistic industries，Economic Journal，（94），supp lement：1－16.

(98)Schulman，C.，（1997），Free entry，quasi-free trade，and strategic export polic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5）：83－100.

(99)（美）艾尔.L.希尔曼，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应用经济学基础译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10月.

(100)权利与经济增长——美国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101)［日］迁中丰.利益集团［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