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贸易政策概述

第一节　战略性贸易政策概述

新贸易理论对国际贸易的形成、格局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解释，并提出了新的贸易政策主张。现实经济中，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使一国经济运行并非处于最佳状态，适当的政策干预可改善经济运行。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 Trade Policy）便是干预性政策之一，主张对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和垄断性的行业，在同国外厂商竞争时，采取关税或对本国厂商补贴等措施，使本国厂商企业获得“垄断租”（rent）。它之所以称作“战略性的”，是因为这种干预政策把市场竞争看作一场竞赛成博弈，双方的反应都具有“战略性”。另一方面，像通信产品、计算机、飞机制造等知识密集性的高技术产业，存在外部经济，若一国对其扶持，将有利于这些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这种国家干预性的政策也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但这种干预政策基本上属于国内产业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与贸易政策相关还存在很大争论。值得注意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主张的干预是以市场不完全竞争和产业规模经济递增为前提的条件的，不同于传统贸易理论的干预政策主张。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从理论渊源来看，颇有创意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是以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不完全竞争贸易理论和规模经济贸易理论为基础的，它是新贸易理论在国际贸易政策领域中的反映和体现，是新贸易理论政策涵义的深化和拓展。作为独立于正统的自由贸易政策理论之外的学说，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精巧地论证了一国可以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实行贸易干预政策，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它背离自由贸易传统，不惜采取进攻性的保护措施，掠夺别国市场份额与经济利益，这使它成为新保护主义的又一代名词。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前提假定的基础上的。这个假定基本符合现实经济特征。在市场结构方面，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这两种非完全竞争形式在现实中是普遍存在的，这种市场结构又和规模经济的行业性质紧密结合在一起。规模经济有内部和外部之分。内部规模经济指的是边际收益递增取决于单个厂商的规模，外部规模经济（又叫外部经济或外部性）则取决于行业规模而非厂商内部规模。外部经济存在于各类市场结构中，而内部规模经济更多地和不完全竞争市场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存在内部经济时，大厂商比小厂商更具成本优势，这种状态不能保证潜在收益的实现，适当的政府干预就能使市场运行的结果对己有利。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时代背景

从战略性贸易政策提出的时代背景来看，适逢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内就竞争力下降和高技术竞争优势部分丧失问题展开大论战之时。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针对外部经济、规模经济的存在，认为美国对高技术目标产业进行保护是有“战略”意义的，政府应当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帮助高技术企业发挥优势，对付日本等国的“不公平竞争”，这使战略性贸易政策在高技术产业风行一时。20世纪80年代初，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在美国兴起不是偶然的。

首先，它与同时代美国经济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欧洲的复兴、日本的崛起，美国逐渐丧失了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特别是日本作为经济、科技和金融大国的崛起，成为在国际竞争中对美国具有较大威胁的经济大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最重要变化是贸易的重要性日益提高。统计显示，从1960－1980年，美国制造业中进出口的份额增加了一倍以上。在1960年，美国制造业的厂商基本上是面对本国消费者销售并与本国厂商竞争，出口通常是次要的活动，并且面临外国竞争的压力很小。而到了80年代，大多数厂商要么严重依赖出口销售，要么在国内市场上遇到外国竞争者的有力竞争，因而国际考虑就成为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相当于美国的60%，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已在不少领域明显超过西欧而对美国构成巨大挑战，日本的对外贸易发展速度惊人，1979年日本的进出口总额较1955年增长了46.5倍，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随之从2.3%提高到6.5%，而美国在同期则从14%下降到12%。当时美国各界正在为国际竞争力开始下降而担忧，日本和欧共体国家却通过政府补贴或保护等手段对高科技产业实行扶持政策，由此，在美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美国是否也应该对自己的目标产业进行扶持的争论。欧共体对农产品的长期补贴政策，使得美国有时也考虑运用补贴或其他优惠政策促使其他国家购买美国而非其竞争对手欧共体的农产品。而日本、韩国的汽车和家电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产业政策。为了重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美国经济学家开始考虑要么采取对抗性的贸易政策，在政府保护下发展一些支柱产业同日本和欧共体竞争，要么，对日本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施加政治压力或展开贸易谈判，迫使他们降低在经济领域的国家介入程度。在这种背景下，里根和布什两届政府在贸易理论、贸易思想上逐步背离了自由贸易原则，开始转向所谓公平贸易和管理贸易。

其次，贸易政策在美国经济政策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直到1960年，美国制造业仍然主要是向国内消费者提供产品，企业的竞争对手基本上局限于来自国内的厂商。此后，贸易的重要性开始上升，据统计，1960－1980年期间，进出口占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增长了一倍多，这表明国际因素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伴随着企业竞争由纯国内性质的问题转变为国际性质的问题，贸易政策也不再被视为仅仅是美国的国内政策，而成为对外经济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提高了国家贸易政策对国内经济变量的影响力，贸易政策作为达到国内目标和反击外国企业的不公平贸易的手段也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再次，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迅速，以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已难以对此作出合理解释。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发展迅速，这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古典理论的比较优势说和新古典理论所秉持的要素禀赋论的解释力降低，国际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新的分析框架。20世纪80年代的种种事态发展，已经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性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在客观上要求理论界重新思考国际贸易理论，创立新学说，对战后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际贸易新模式作出科学解释。

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学家们试图解释战后发达国家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迅速增长这一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于是出现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卖方寡头公司在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中的日益重要性，这种公司可能利用越来越多的利润、实践经验和阻碍竞争对手的壁垒加强自己的地位。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时代，各国政府有可能代表本国公司执行战略性贸易政策，即通过财政补贴或国内市场保护等手段增强本国公司的国际竞争优势，使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政策主张

战略性贸易政策包括两种不同的贸易政策理论，一种是主要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利润转移”理论，另一种是主要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外部经济”理论。

（一）“利润转移”理论主要包括三个观点

（1）用出口补贴为本国寡头厂商夺取市场份额。这种论点认为，向在第三国市场上同外国竞争者进行古诺双头博弈的国内厂商提供补贴，可以帮助国内厂商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增加本国福利。古诺博弈的特征是，均衡产量水平由两个厂商反应曲线的交叉点所决定，这一水平对这两个厂商来说是最优的，而在国家层次来说是次优的。因此，政府可通过补贴降低国内厂商的边际成本，使其有更高的反应曲线，获得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增加国内利润而减少国外利润。由于利润更高，国家福利在减去补贴后也有所增加，而补贴本身只不过是一种转移支付。这一论点的关键在于这样一种信念：补贴使国内厂商采取进攻性市场战略，从而迫使外国竞争对手作出相应让步。

（2）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厂商垄断利润。这种论点认为，在存在潜在进入的情况下，使用关税来抽取一家外国寡头厂商正在享受的垄断利润是合理的。如果没有任何潜在的进入，关税只会扩大国内价格与外国价格的差距，是一项使福利恶化的措施。但如果存在国内厂商的潜在进入，则这种进入的威胁限制了外国厂商的定价反应，使它们执行一种吸收掉部分关税的定价，以此来阻止国内厂商的进入。只要关税被部分地吸收，价格上涨的幅度就会低于关税的幅度，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就会被征收到的关税抵消而有余。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外国公司将关税全部吸收掉，则本国既可以拿走经济租金，又不会造成额外的扭曲。

（3）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这种论点认为，一个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为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本国厂商提供了一种相对于外国厂商的规模优势，使其能够增加在国内市场和没有保护的外国市场的份额，从而把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到本国厂商，使本国福利增加。这一理论以静态的规模经济为依据，将暂时的进口保护变成了出口促进的机制，它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国内市场应当大到足以实现所需要的规模经济。

（二）“外部经济”理论

认为某些产业或厂商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扩张，但由于这些外部经济不能够完全被有关厂商所占有，这些产业或厂商就不能发展到社会最优状态，如果政府能够对这些产业或厂商提供适当的支持和保护，则能够促进这些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国际竞争优势，获得长远的战略利益。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进口征税、保护国内市场等政策手段，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增长，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谋取规模经济之类的额外收益，并可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转移其垄断利润，即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国家不但无损于其经济福利，反而有可能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分析方法

贸易政策分析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将经济学其他领域的新思想应用到国际经济学中来。产业组织理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迅速发展，为战略性贸易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分析方法。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在不完全竞争中的厂商行为和竞争绩效方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为经济学引入了全新的分析工具，在包括贸易政策的各领域都得到广泛应用。

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发现了对少数厂商相互竞争的寡头产业的新分析方法，产业组织理论取得重大创新。许多传统经济分析都是以市场近似于完全竞争为假设的，有许多生产者，每个生产者都很小以至于不能影响价格，也不能影响其竞争对手的未来行为。但新的分析中，许多贸易都是由大规模生产的优势、积累经验的优势以及由创新带来的短期优势所引起的。在许多这些因素起重要作用的产业中，我们看不到许多小厂商间进行的原子状竞争。像波音（Boeing）或Catepillar这样的大出口商以及许多较小的厂商，它们面临着与小麦农场主或服装制造商不同的竞争，即面临着与少数相同的竞争对手。它们拥有某种直接影响价格的能力，它们会采取战略性行动以便影响其竞争对手的行为。这种不完全竞争市场并不意味着竞争不激烈，或是厂商是采取某种错误的行动，而意味着这些市场所发生的情况是完全不同和更为复杂的。厂商的战略性选择受到市场结构的影响，反过来它又影响市场结构。新的研究考虑了诸如反托拉斯、管制和创新政策等国内问题。这证明，国内与国际问题之间的界限已经被打破。由于在不完全竞争产业方面研究的贡献，国际经济学家已经能够借助一组扩大了的工具来分析由变化着的环境所产生的各种贸易政策问题。就方法论而言，国际贸易学者在建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模型过程中，广泛借鉴和运用了产业组织理论与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在这方面还是收获颇丰的。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效果分析建立在对寡头厂商行为分析的基础之上，具体运用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1944年冯·诺依曼与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标志着现代系统博弈理论的初步形成。在此之前的1838年古诺（Curnot）模型、1883年伯特兰（Bertrand）模型都为博弈论和对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经济行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伯特兰模型和古诺模型是博弈论中的经典模型。伯特兰竞争中，每个厂商都在它对另一厂商选择的价格预测既定的情况下作出自己的价格选择，为获得利润最大化，每一厂商都会把价格定得低于对方，厂商进行价格博弈，直到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为止；古诺竞争中，每个厂商预测对方的产量，在假定对方产量不变的基础上确定使自己利润最大化的产量，厂商进行产量博弈。

1950年和1951年纳什的两篇关于非合作博弈论的重要论文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竞争和市场的看法，他证明了非合作博弈及其均衡解，即著名的纳什均衡，从而揭示了博弈均衡与经济均衡的内在联系。纳什的研究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论的基石。囚徒困境便描述了经典的纳什非合作博弈均衡，在现实中非合作的情况要比合作情况普遍。战略性贸易政策建立在寡头垄断市场竞争的基础之上，寡头厂商的决策问题正是博弈问题，博弈的特点在于参与者之间存在相互依赖性，一个参与者的利益不仅与自己的决策有关，很大程度上还依赖其他所有参与者的决策，寡头厂商之间的竞争行为正是相互博弈最终达成均衡的过程。在寡头厂商的博弈中，帕累托最优产生于该产业达到某种共谋的结果（无论是否协议的共谋），并且产生利润最大化之时，而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却并非最优。多数情况下寡头厂商间将达到一种非合作均衡。战略性贸易政策正是国家通过干预手段使得本国寡头厂商和外国寡头厂商通过非合作博弈最终达到一种有利于本国利益的贸易均衡。

20世纪90年代，博弈论研究方法的进展使得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研究大大受益。Kreps提出的序贯理性和序贯均衡，Cho-kin Koo提出的信号博弈的知觉准则，Kolberg提出非合作博弈的战略稳定性问题，Mailath证明了连续统和并行信号条件下信号解存在的条件。这些博弈方法都为国际经济学尤其是出口竞争与协同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手段，研究者开始尝试用关税、出口补贴和R＆D补贴等贸易政策作为信号来降低不确定因素对市场的影响。

在寡头厂商博弈过程中，信息将影响和改变博弈的结果。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当一家寡头厂商对自己的价格或产量作出决策时，可能已经知道了其对手所做的选择，先行选择产量的寡头厂商称为斯塔克尔伯格领导者，先行选择价格的寡头厂商称为价格领导者；如果一家寡头厂商作出决策时不知道其对手所做的选择，寡头厂商将猜测对方的决策并同时选择价格或产量，因此将出现产量领导、价格领导、联合定产和联台定价四种可能性。战略性贸易政策意味着政府比寡头厂商先行，政府通过政策干预使寡头厂商改变决策，从而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一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承诺或威胁将影响参与竞争的寡头厂商的决策，进而影响到其他寡头厂商的决策；同时，一国政府的政策承诺或威胁也可能同时影响本国寡头厂商和外国寡头厂商的行为，从而使他们同时作出决策。

信息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应用，可以体现出战略性贸易政策优于传统贸易保护的地方，传统的贸易保护只考虑到了事后反应，而战略性贸易政策则认识到了事前的威慑作用，这也正是信息经济学在战略性贸易政策中运用的成功之处。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如果两国都不停地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将使双方利益受损。但是在一个缺乏超国家权威的世界里，国家之间进行合作或者相互作出可信的承诺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即便是经过协议也很不稳定。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果总是能够达到一种国家之间非合作博弈的均衡。

五、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文献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诞生以Brander和Spencer（1981），Spencer＆Brander （1983）、Krugman（1984）、Brander＆Spencer（1985）的四篇开创性的论文为标志。

1981年，Brander和Spencer发表了一篇题为《潜在进入条件下的关税与外国垄断租金的提取》的论文，率先提出了在面临外国寡头垄断的条件下，进口国政府可以利用征收关税的方法，从外国寡头厂商那里提取部分垄断租金的观点。这篇论文被多数学者认为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开端。

1983年，Brander和Spencer针对许多国家为争夺国际市场而对国内厂商的研究与开发进行补贴的情况，提出了一种解释在不完全竞争国际市场上用研究与开发补贴、或出口补贴等“产业战略”政策进行政策干预的论点。他们认为，一个谋求使国内福利最大化目标的政府，拥有使用这些补贴的刺激；由于直接的出口补贴受到关贸总协定的严格限制，政府倾向于补贴研究与开发；如果在私人企业作出研究与开发补贴的决策之前政府能够可信地承诺给予研究与开发（或产量）补贴的话，则政府政策就可产生效力，在这里，政府成为一个多阶段博弈（multi-stage game）中的第一个参与者，并能够通过改变其对厂商的补贴，来影响由私人机构参与的博弈的均衡结果；尽管这种补贴支持的非合作国际均衡都是次优选择，但通过掠取租金获得产业的更大产量份额，是能够改进本国净福利的。

1984年，Krugman提出了在市场由寡头垄断并可分隔，存在规模经济效应的前提下，一国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关税或配额）全部或部分地关闭本国市场，赋予本国厂商在特定市场上的特权地位，受保护厂商的销售会增加，边际成本会下降，而外国企业的销售会减少，边际成本会上升，这样本国的保护措施会增强本国厂商在第三国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扩大本国出口的论点。Krugman的模型在战略性贸易政策发生作用的条件、机理和后果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1985年，Brander和Spencer发表另一篇有影响的论文，对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出口补贴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政策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由于出口补贴能够改善本国厂商在同外国厂商的非合作竞争中的相对地位，从而能够扩大它的市场份额，尽管这样可能使贸易条件会向补贴国不利方向变动，但由于这时的价格仍然超过出口的边际资源成本，从而使出口的扩大能提高本国福利水平。

这些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证明，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某些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关税、配额等进口保护政策和出口补贴、研究与开发补贴等出口促进政策来加强本国厂商的竞争地位，扩大本国厂商的国际市场份额，从而实现垄断利润由外国向本国的转移，增加本国的国民净福利。在上述情况下，是政府的贸易政策影响了本国厂商及其外国竞争对手的决策行动，从而改变了竞争格局，使不完全竞争产业特别是寡头产业中的超额利润向本国发生了转移，政府的贸易政策起到了与寡头厂商的战略性行动（如投资于超额生产能力或研究与开发等）相同的作用，故被称之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由于在这里贸易政策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从外国向本国转移利润，故又被称为“利润转移”理论。

1986年，Krugman（1986）⁽¹⁾主编了论文集《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该书是美国商务部在20世纪80年代初召开的一次研讨会的理论成果，初版于1986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发行，该书共收录了15位经济学家撰写的12篇有关国际贸易新理论的力作，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思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汇集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及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该书结集发表的是经济学家们对新理论的探讨，反映了美国学术研究的实用传统。可以说，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它们试图解释战后国际贸易的三个基本事实：一是战后60%的贸易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北北”贸易压倒了“南北”贸易；二是它解释了产业内贸易迅速扩大的原因；三是它说明，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在由卖方寡头公司相互竞争的经济中，政府干预有可能改变战略博弈的基本结构，从而为本国厂商赢得国际竞争优势，把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不少学者将战后日本在一些重要的经济部门所取得的成就归之于日本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Krugman为本论文集撰写的“导论”中提出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思路”。他重在提出问题，比如，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经济依据是什么？企业家和经济学家怎样识别战略性产业？政府能否成功地实施战略性政策？日本的经济成就与战略性政策有何联系？日本的产业政策值得美国仿效吗？假定美国根据新贸易理论采取更积极的、掠夺性的贸易政策，外国政府将做何反应？等等。论文集的其他14位学者则见仁见智，分别从不同角度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回答。该论文集并没有就新贸易理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达成共识。从政策建议角度来看，多数学者不赞成美国政府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也不赞成政府对任何特定产业进行扶持。美国有着相当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劳务市场，各种生产要素都是高度流动性的，市场导向仍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市场在引导资本和劳务向高技术部门转移过程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学者们建议，美国政府应对实行干预主义的产业政策抱慎重态度。部分学者指出，战略性政策只有在缺乏其他更好的政策时才能应用，而且只能是临时性的。Krugman主编的这部《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是关于新贸易理论的权威文献之一，它正式确立了战略性贸易政策所倡导的政府干预可使经济福利最大化的论断的学术地位，不仅反映了经济学知识的新进展，而且从实际出发，比较合理地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模式。

根据Krugman本人的说法，“本书中收集的论文是为一个很不寻常的研讨会准备的。在那个研讨会上，两部分平时很少直接联系的人坐到一起来了。一边是政府官员和私人企业的代表，他们对贸易政策的关心完全是从日常事务的实际问题出发的；另一边则是学术界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他们思考而不是制定贸易政策或处理有关政策上的问题。虽然一些‘关心实际问题’的与会者们与学术研究也有联系，一些学术界的人士也从事商业与政府工作，然而从总体上讲，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发起的是一次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的人进行的研讨会”。该论文集主要论及四个主要方面：贸易政策变化的理论基础；新贸易政策的内容；对实际贸易政策的评价；有关贸易政策的新思路对未来政策形成和贸易实践的意义。以Krugman和Romer等人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主要强调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为基础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近年来的许多研究工作已经有助于揭示企业的战略选择是如何受产业结构影响，并且这些战略选择是如何反过来决定产业结构的。这些工作的最初目的是研究诸如反垄断、政府管制以及技术创新政策等方面的国内问题，然而，当今世界国内与国际问题的区别已经日趋缩小，正是由于这些研究不完全竞争以及规模经济的工作，才使得国际经济学家获得更多的工具来分析在国际贸易环境不断变化中所出现的问题。Krugman在题为“贸易政策的新思路”的导论中指出，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往往怀疑经济理论的实际作用，然而近年来我们不难发现，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源于学术界理论文献和思想的影响。理论在日常的政策制定中的影响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虽然政府的决策经常受到各种利益集团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是经济理论对政策形成的实际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尽管战略性贸易政策难以付诸政策实践，单从理论上来说，它注重把有关公司和工业组织的理论应用于贸易关系，强调学习曲线、规模经济和外部性，是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古典经济理论把重点放在解释“南北”贸易上，而新理论着重解释“北北”贸易；古典理论认为贸易只是在公司之间进行，新理论认为存在着政府与公司合谋以攫取“租”（超额利润）的可能性；古典理论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租”是不存在的，新理论假定市场竞争是不完全或垄断的，在某些产业中存在着大量的“租”；古典理论假定资本和劳动是不流动的，比较优势是静态的，新理论假定资本和劳务都是流动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和人为的。

1989年，Helpman和Krugman（1989）出版了《贸易政策与市场结构》（Trade Policy and Market Structure）⁽²⁾一书，这是Helpman和Krugman继1985年出版《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之后，另一部分析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新贸易理论的系统性著作。该书提供了新贸易理论的应用分析视角，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的效应提供了简洁的模型，并对很多文献进行了及时梳理，并使用图标、文字描述和简单的代数使全书论点更容易被理解。该书综合了当代很多贸易学家的研究成果：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James Brander，Avinash Dixit，Jonathan Eaton，Gene Grossman，Richard Harris，Barbara Spencer，以及Anthony Venables等。Helpman和Krugman总结了贯穿全书的三个主题：贸易市场对市场支配力的影响（the effects of trade policy on market power），贸易政策对竞争的战略效应（the strategic effect of trade policy on competition）以及贸易政策对消费者选择的影响（the effect of trade policy on consumer choice），并将这些贸易学家关于贸易政策的思想用模型表达出来。

1994年，Krugman和Smith主编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证研究》（Empirical Studies of Strategic Trade Policy）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1989年NBER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研讨会的论文集，汇集了战略贸易政策在实证研究领域的优秀成果。Krishna，Hogan和Swagel对美国汽车产业1979－1985年间的最优贸易政策进行了考察；Venables回顾了不完全竞争下的贸易政策；Smith分析了欧洲汽车市场的战略贸易政策；Norman 和Strandenes研究了斯堪的纳维亚航空业的放松管制；Klepper分析了航空运输业的产业政策；Harris分析了美国钢铁业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Ulphand和W inters分析了国际人力资本政策与国际贸易的关系；Rodrik以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例，分析了出口产品质量和产业组织的关系；W inters研究了进口监管作为战略贸易政策的可行性。文集中的九篇文章涉及美国和欧盟的汽车产业、钢铁产业、商用飞机产业，北欧航空业的放松管制，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出口质量，各国（地区）人力资本政策与产业政策等，作者们使用动态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一系列有关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结论：一国可以通过采取出口补贴或设置进口壁垒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提高本国收入，保护本国企业免受外来竞争以及促进新兴产业的成长。该书的出版，无论为理论界还是政界乃至商界都提供了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