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族企业存在基础和现代企业存在基础比较

一、中国家族企业存在基础和现代企业存在基础比较

(一)家族企业和现代企业的定义

在讨论和比较家族企业和现代企业的存在基础之前,先要了解什么是家族企业,什么是现代企业。

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曾经分别给家族企业和现代企业下过定义。在其著作《看不见的手》中提到,家族企业是指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家族)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系,且保留高阶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拔方面。一般认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家族和企业相互融合,家族占有企业全部或大部分的所有权,家族直接或间接掌握企业的经营权的企业都可以认为是家族企业。

钱德勒也给现代企业下了一个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定义:“由一组支薪的高、中层经理人员所管理的多单位企业,可以恰当地被称为现代企业。”企业是一个具有独立财产和独立生命的法人组织体,企业股东对企业债务所负的责任以他投入的股本为限。现代企业突破了血缘关系的纽带,由众多的出资者结合而成。企业不是由业主直接经营,而是通过企业治理机构,由专职经理人员经营管理。一般而言,一个好的企业治理结构,所有权与控制权在业主和经理人员之间适度分离,企业领导人有充分的自主权以实现效率的经营管理;企业的股东,特别是大股东,应该掌握企业运作的充分信息以便判断他们的期望是否得以实现;同时有充分的权力和手段,能在经理人员未能实现自己的期望时采取果断的行动进行干预。

(二)家族企业和现代企业的存在基础比较

1.文化基础方面

中国是一个家文化传统最为悠久和深厚的国度,中国文化是“家文化”。“家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显著的特征,特别是几千年以来家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积淀,对当今企业的组织与经营行为、对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都产生着重大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为基本单位的农业自然经济社会,“家庭”是这种社会的细胞,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组织。为了维护“家”的稳定利益、声誉和永续存在、发达兴旺,产生了一整套完备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观念体系,来约束父子、夫妻、兄弟及其亲属关系,并由此形成了几千年一贯的宗法式的“家文化”。中国“家文化”不仅为家庭或家族提供了一套处事的规则,并且还将其泛化到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在家族中的生活与习惯是人们唯一的一套团队或组织生活的经验和习惯,因而在参与家族外部的团体或组织时,人们自然而然就会将家族中的关系模式和行为方式加以推广并带入到非家族性的团体或组织中,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泛家族主义,泛家族主义是中国家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契约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与人们的交易和交换活动直接相连,是与法律和秩序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国家是以契约为基础的,经济交往是依靠法律契约来组合和调节的。在现代企业发达的西方,家庭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且个人对周围人群采取的标准都是相对一致的,从而大大减少了人们之间相互合作的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了中介组织和正式制度的建立,深化了社会分工和合作。薄弱的家族传统、发达的社会团体及人们在大范围内的频繁互动都为社会积累了丰富的信任资本,使业主能够放心地把企业的控制权交给经理人,所有权和经营权得以顺利分离^[1]。

2.伦理方面

“伦理”一词按照《辞海》的解释,是指处理人们相互关系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从伦理视角审视家族企业,儒家家族文化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族伦理是中国儒家伦理的基础和核心,是指规范家族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道德准则。家族伦理主要涉及规范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以及子女之间的关系。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管理,是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来看待整个社会的。在他们看来,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的缩影,管理家庭的方式和管理企业、管理国家的方式没有什么区别。可见,中国的传统管理就是以管理家庭的方法来管理企业和国家,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家族在伦理上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家族化的企业伦理观念是家族伦理观念的简单延续。血缘是家族伦理的基础,孝是家族伦理的核心,差序格局是家族伦理的体现。家族企业的家与企业合二为一,使得家族企业具有良好的伦理观念。家族企业是家族成员苦心经营的成果,家族企业的兴衰关系到家族的切身利益。家族成员对家族企业有着深厚的感情,从始至终家族成员都是以“主人翁”的姿态来履行其职责。这种优势,同时也是家族企业能够迅速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的伦理因素。

家族伦理主要强调要从家族群体利益出发来处理问题,要求家族成员将个体融于群体,个人利益与价值以群体的利益与价值为转移。家族企业利用并加以改造传统伦理资源后运用在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上,保证了家族企业在成长初期家族成员的个人利益服从企业整体利益。

企业伦理是人力资本的精神力量和实物资本的价值体现,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本。现代企业伦理是指企业在调节自身与社会、与其他企业关系,以及在调节生产营销等关系时所应遵循的职业原则和道德规范。这里所说的是企业的内部伦理,即指企业对其生产、管理人与物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伦理原则等。企业伦理与企业的行为紧密相关不可分离。

3.信任方面

信任的本意是相信而敢于托付的意思,它既是一种情感,也是人类行动的一种形式。国内外众多学者相信,信任能够减少在达成、实施以及监督合约方面或者在更多非正式讨价还价中的交易成本。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出发,有些学者将信任区分为社会信任和私人信任。社会信任是建立于法律、正式契约之上的,而私人信任是个人和组织之间基于信任管理和协调博弈演进的过程。相对西方,我国的社会信任缺失,而私人信任发达,而且这种私人信任是内外有别的特殊主义信任,不同于西方的普遍主义信任。中国文化下信任结构的特殊性在于中国特定的家族主义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即特殊主义的具体表现是与家族主义相关联的,对家族和家族化成员表现出极高的信任,而对非家族化成员则呈现出很低的信任。我国家族企业基于家族主义价值观点的信任,我们称之为家族主义信任。福山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这种信任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维系的家族基础之上的,而对家族企业之外的人员则缺乏信任,是缺乏普遍信任的社会。而西方社会,信任一般出现在经济的而不是个人的特殊交易条件下,其基础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更多地依赖法律制度或者自身声誉的利益得失,是一种制度信任。

4.社会文化价值方面

美国学者帕森斯在分析社会结构时,提出了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的二元概念,用来区别中西方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价值。受传统家族文化的影响,我国家族企业社会价值文化表现为特殊主义,即个人根据其与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来认定他人和他人行为的价值的高低;而现代企业的社会价值文化表现为普遍主义,即个人在认定他人及其他人行为的价值时,不受本人与他人之间在身份上的特殊关系的影响,而是法律和制度等普遍原则的反映。

全德斯则认为集体主义是中国人的社会文化价值。集体主义是一种认定社会团体和集体的重要性高于个人的社会行为取向。中国典型的集体主义往往以家族为最重要的团体,个人必须忠于家族,为家族而努力。必要时为了家族的利益可以牺牲自我。而西方的社会价值文化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一种认定个人凌驾在任何社会团体或集体之上的社会行为取向。

家族企业在价值取向上重社会本位,强调社会和谐、个体去适应社会整体,倡导个体性服从社会整体性,但却很容易导致个体的主体性、进取精神和创新意识丧失的趋势。家族企业建立在身份所属的关系上,是所属型组织。而现代企业建立于个人主义的契约关系,是契约型组织。

5.企业成本方面

成本是促使家族企业选择家族治理结构的一个因素。家族企业内由于家族成员彼此之间的信任和了解程度远远高于现代企业,家族成员的忠诚度较高,可以降低人力资源安排的运行成本和监督成本。此外,加上我国法律制度不健全,家族企业倾向于通过控制所有权实现其他权力,家族企业全部或大部分所有权都掌握在家族手中;因而,相对现代企业,可以降低代理成本和代理风险。

现代企业实行的两权分离,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相对家族企业而言,增加了代理成本和代理风险。

6.法律政策环境因素

我国家族企业目前处于转轨时期的法律政策环境中,法制不健全,市场秩序不规范,企业主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很多家族企业仍然处于“人治”而非“法治”的阶段。此外,中国要素市场不健全,经理人市场缺失,整个国家的社会信任度低,也是导致我国企业选择家族治理模式的一个因素。

而西方国家很多采取的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强调权力的分散和制衡。政府一般不会直接干预企业的活动,而是通过改变市场运行的方式来间接引导和影响企业的行为,并且西方国家有着较之中国发达而具竞争力的要素市场,这种比较自由的政策环境和比较健全的外部市场有利于现代企业的发展。

(三)结束语

家族企业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之间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也不存在哪个先进哪个落后的问题,而且两者之间也没有静态的边界,它们之间的边界是动态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一般而言,当家族企业制度不能适应企业的发展要求时,就必须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这是企业发展过程的一个必然规律。否则,等待企业的就是消亡。当个人能力以及人力资本变量在企业中所占权重超过了血缘关系变量在企业中的权重时,企业制度其实在质的方面已经开始发生转变,现代企业制度就逐步开始替代家族企业制度。

(作者:何心展,宁波工程学院;俞丽敏,宁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