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摄影的存在基础和基本特性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件代表大会的突出贡献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这组以“贫穷落后，令人不安”为主题的大别山报道，揭示了我国改革发展形势中的一些贫困现状，与十三大的主题不谋而合。两个月里，仅我拍摄的新闻照片就被总社采用96幅，全国性报刊采用8个画刊与辟栏，仅《人民日报》就采用26幅（篇）。这不是对旧社会的揭露，也不是对错误路线的批判，而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后，第一次公开在报纸上正面反映我们贫穷落后真相的形象报道，本身就称得上新闻。

大别山报道的意义，不仅在于用镜头反映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还在于我逐渐形成了又一独具特色的新闻调研方法论——“新闻摄影过程论”。这一理论提出的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闻摄影的改革。在中国，长期以来，摄影记者只是新闻报道的“配角”，并且新闻报道受“新闻即政治”定势思维的禁锢已久，新闻摄影亟待改善地位。80年代后，中国新闻摄影界陆续提出新闻摄影兵种论、主体论等，着重强调摄影的地位。“新闻摄影过程论”是新闻摄影领域思想路线的一场变革。

我把自己关于“新闻摄影过程论”的思考讲给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蒋齐生听，蒋老听后拍案叫好，立刻让我把这些体会写出来，名字就叫《过程论与新闻摄影的新思维》。有意思的是，当时杨超关于过程论的论文集《探索的十年》在王府井书店书架上只有两本，如果不是专业研究人员，是不会有人买的。没想到我在偌大的王府井书店买走一本，一个月后，另一本被蒋齐生买到了，师徒二人如此心有灵犀。

“新闻摄影过程论”作为一面旗帜打出来，是中国新闻摄影改革进入理论成熟阶段的一个标志。《过程论与摄影记者的新思维》一文受到了新闻界同行的高度评价。在《经济日报》召开的摄影改革研讨会上，蒋齐生以这个主题把中国的新闻摄影界引入新阶段。当年的新闻摄影学会研讨会主题便是“过程论与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胡颖主编了这本书。以过程论作为主题，新闻摄影界当时达到的理论层次是不低的。新闻摄影界有蒋齐生这个人，水平便一下子高了起来，这是大家都尊重蒋老的原因之一。

许多年后，我仍然感到惋惜的是，1987年下半年学术界本应该有一场“过程论”的思想理论教育，国家将其作为初级阶段理论的哲学武器，但我们国家失去了那次机会。我觉得，“过程论”与“实践论”、“矛盾论”同样重要，历史迟早是要补上这一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