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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摄影与伦理

时间:2022-02-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同其他新闻工作者一样,摄影记者也时常会陷入伦理困境,有时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出选择。从美国新闻界的众多案例看,功利主义原则经常被新闻界有意无意适用。美国纽约《新闻日报》前任摄影部主任詹姆斯·杜利认为,新闻摄影也经常面临着艰难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评价。这是新闻摄影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一项对美国511位图片编辑的调查显示,他们大多数不赞同运用电脑技术修改图片。

四、新闻摄影与伦理

同其他新闻工作者一样,摄影记者也时常会陷入伦理困境,有时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出选择。而这种选择有时是痛苦的。一个反复被引用的例子是,凯文·卡特为他的《饥饿的女孩》所遭受的痛苦。这张描述苏丹饥荒的图片引来一些尖锐的批评,有人说他不过是把镜头对准了苦难,还有人说他本身就是在场的另一只鹰,甚至一些好友也怀疑为什么他不去帮那个小女孩一把。卡特痛苦地体会到新闻记者的困境[7]

凯文·卡特的痛苦反映了摄影记者经常要面对的伦理困境。问题是,面对困境,他们该如何决策?

1.决策的依据

根据美国新闻摄影理论家、新闻摄影师肯尼思·科布勒的观点,美国等西方摄影记者通常有以下几种决策依据:

(1)功利主义原则

根据功利主义的观点,为了更多人的利益而伤害一个人可以被视为是道德的[8]。功利主义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考虑“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因此,拍摄战争的恐怖、意外事故的惨状或者贫穷的艰辛等图片是正确的。

(2)绝对个人权利

与功利主义原则相反,绝对个人权利原则认为个人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即从被拍摄者的角度设身处地考虑新闻摄影的适当性[9]

从美国新闻界的众多案例看,功利主义原则经常被新闻界有意无意适用。因为它们视维护公众利益为己任,新闻摄影作品的拍摄、发表是否符合公众利益是传媒考量的主要因素,为此不惜损害个人的利益。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天早晨,一个男孩在自家房前被车撞倒。一家报纸的摄影记者弗雷德·鲍曼拍摄了身上沾满血的男孩母亲跪下祈祷的图片。在决定发表这张照片之前,报纸新闻编辑室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这张照片表现的残酷现实可能提醒司机更加注意安全或警告父母更加细心地看护孩子,从而阻止未来发生事故的可能性。鲍曼说:“我们决定,即便只有一条生命获救,这样做也值。”[10]但是,从读者的反映看,大部分读者都反对发表这张照片。

很明显,记者和报纸拍摄、发表这张充满血腥图片的决策是根据功利主义原则做出的,就是为了警醒司机和父母,避免发生类似悲剧,而对小男孩及其家人的伤害则被忽略。但是读者对他们的决定并不满意。这说明读者判断一张图片是否应该拍摄、发表的依据与报纸并不一致。因此,记者和传媒在决策时应慎重。

2.伦理困境

美国纽约《新闻日报》(Newsday)前任摄影部主任詹姆斯·杜利(James Dooley)认为,新闻摄影也经常面临着艰难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评价。例如,在决定是否拍摄、如何拍摄、如何与相应的内容和文字配合、是否进行及如何进行图像处理、是否发表及如何发表等图片编辑和版面安排具体问题时,都面临着道德的拷问[11]

摄影记者经常要面对各种灾难、不幸和死亡,拍还是不拍?如何拍?他们必须做出抉择。

(1)拍,还是不拍?

就上面提到的案例,摄影记者弗雷德·鲍曼应不应该拍摄那一悲惨的场景?根据功利主义原则,他拍摄图片以警醒他人是道德的。但是根据绝对个人权利原则他不应该拍摄这一场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和冲突呢?肯尼思·科布勒提出一个行为原则:

摄影者有责任不使那些经历灾难后痛苦万分的受害者感受到灾难之外更大的痛苦。摄影者最终必须平衡可能对遭受不幸的人们造成伤害和社会真实照片的长期需求之间的关系[12]

科布勒的行为原则把灾难受害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避免对他们造成更大的伤害。但是对摄影记者来说机不可失,因此,这种行为原则往往难以为许多摄影记者所接受。在实践中,多数西方摄影记者的做法是先拍然后再做抉择。但是那种完全不考虑拍摄对象感受、毫无顾忌地拍摄的做法则应避免。

美国著名摄影记者爱迪·亚当斯(Eddie Adams)在采访越南战争中就有一张照片没有拍下。当时,他是美联社驻越南的战地摄影记者。在一次战场采访中,他突然看到一个海军陆战队队员的脸上充满了他从未见过的恐惧。于是,他拿起相机试图拍照,至少试了三次,但最终也未能按下快门。但是,他一直认为没有拍下那张照片是对的。

面对灾难、不幸、死亡,要不要拍摄,对摄影记者来说是个难题。不同的记者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但是有一点,记者应具有同情心,应顾及受害者的感受,这是非常必要的。美国《德塞莱特新闻报》的摄影记者加里·布莱恩特在到达事件现场时,他会迅速考虑以下问题:

·这一时刻应当被公之于众吗?

·拍摄是否会将被拍人置于更大的创伤中?

·我所处的距离造成的侵犯是否最小?

·我的行为是否具有同情心和敏感度?[13]

(2)发,还是不发?

关于是否发表灾难、不幸和死亡的图片可能是编辑们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因为这些包含悲痛、尸体和伤痕场景的图片往往引起受众强烈的反应。

1993年,美国俄勒冈州,一位父亲在家用刀挟持了他两岁女儿作人质,与警方对峙后两人都死了。《尤金纪事导报》摄影记者拍到了一张一名警官抱着女孩尸体的图片。按照该报规定,不应发表童尸照片。但是经过激烈的讨论,编辑决定破例发表该照片。公众对发表该照片的反应超出了该报的意料。大部分读者质疑,为什么报纸要发表了这张照片?该报编辑主任吉姆·戈德博尔德(Jim Godbold)说,如果今天他们遇到了同样的照片,他们绝对不会做同样的事[14]

该案例中,报纸违背自己的规定破例发表儿童尸体的图片是失当的。从一些案例看,美国主流传媒对使用灾难不幸和死亡的图片是比较慎重的,尤其那些令人震惊和恐怖的图片。

在我国,表现悲痛、死亡的照片经常见诸传媒。比如,2007年8月10日,江苏徐州市河桥镇段庄村村民王某办丧事时遭遇雷击5人当场死亡。一家网站刊载了死者家人在守着尸体痛哭的图片。2007年8月2日,突如其来的钱塘江潮水卷走几十人,一位重庆男子在救起多人后却发现儿子失踪了,一家报纸刊登了这名男子悲痛万分的图片。2006年2月17日某大报头版头条刊登援助巴基斯坦遇害工程师家属痛不欲生的照片。2005年7月4日某都市报头版刊登溺水儿童裸尸的大幅图片。2004年6月,北京某报在头版刊登了美国一卡车司机被伊恐怖分子斩首后身首异处的图片以及他的妻子悲痛欲绝的图片。

大量案例表明,国内很多传媒在刊登此类照片时少有约束。

(3)改,还是不改?

能否修改新闻图片,在什么情况可以修改?这是新闻摄影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

事实上,修改图片有悠久的历史,即使在数码影像诞生之前修改图片也并非十分困难。早在1860年,林肯竞选美国总统时,他的照片就经过马修·布雷迪修版,修改后的林肯看上去十分尊严、睿智和富有政治家风度。

数码影像技术应用和普及后,图片修改轻而易举,修改新闻图片的事件不断发生,这一问题引起了人们高度关注和争议。围绕能否运用数码技术修改新闻图片,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一点也不能改。薇姬·戈德堡认为,新闻照片不容修改。因为照片是历史的主要证据之一,篡改照片等于篡改历史[15]。一项对美国511位图片编辑的调查显示,他们大多数不赞同运用电脑技术修改图片。路透社将不播发任何人为加工的图片作为自己的一个道德标准。第二种意见是不可大改,但可小动。即不对图片做大手术,如拼接合成、重新构图等,而只允许做一点小手术。尽管大多数人不赞成对新闻图片进行修改,但是,在实践中不对图片做任何修改很难做到,所以,西方许多记者和编辑的做法是,在不改变图片的内容和意义的前提下,对图片做微小的修改。比如去除灰尘、划痕,适当调整亮度和清晰度等。

以纽约《每日新闻报》(Daily News)为例,该报从来不对新闻图片(的内容)进行修改,对照片进行修改仅仅限于除去照片上的灰尘或划痕。但允许通过局部加减光、调整反差、对比度和剪裁来改善图片。如果要调整图片的色彩,就必须非常慎重,不能与场景的原色彩相差太大。如果必须对图片进行加工,则一定要在图片说明中指明。

可以说,不对新闻图片的内容进行修改是西方新闻摄影界的共识,也就是说,在不改变新闻图片内容的前提下,对图片进行微小的修改通常是可以接受的。

美国《圣路易斯快邮报》摄影记者曾拍摄了一张一位获普利策新闻奖的摄影师及其妻子的照片。原始照片上有一只可乐罐,但是在发表时该报摄影部主任霍尔特将可乐罐去掉了。事后,霍尔特承认,抹掉可乐罐的做法很傻,是个错误。该报为避免发生类似事件,制定了新的方针指出,要确保视觉报道的真实性,修饰系统不应当用于歪曲或改变图像以致在某种程度上误导读者。修饰系统可以用于除去微小的尘埃和获得正确的色彩平衡,但是禁止移动被摄体的位置、增减图片内容。如果有必要对图片加以改动就必须告知读者[16]

为什么该报后来认为去掉可乐罐的做法是个错误?因为这种做法改变了图片的内容,违背了新闻摄影的真实原则。

据法国媒体报道,2007年8月9日出版的《巴黎竞赛画报》对一张路透社播发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在美国度假的照片作了篡改,该报用魔法笔去除了正赤膊划船的萨科齐腰间凸起的赘肉。该报为总统“瘦身”的同时,也损害了图片的真实性。

在我国,任意修改新闻图片的事例也很多。2004年7月14日,陕西西安市连降暴雨,部分街道积水严重,美联社15日播发了一张西安水灾的新闻图片,图片上一些市民在街头齐腰深的洪水中行走。一位读者对该图片的真实性提出质疑,随后美联社证实,这张图片确实是电脑合成的,人为夸大了水灾的严重程度。这张图片的供给者是国内一家图片网站,作者是国内某报的一位摄影记者。根据美联社的政策,通常不允许向外发布经电脑数字处理的照片。美联社图片部主任尼昂表示,没有什么比新闻的真实性更为重要,而采用加工的照片却违背了这一原则。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对新闻图片进行修改?一般来说,摄影记者和图片编辑在对图片进行修改时应遵循这样的原则:

·修改不应产生欺骗或误导;

·修改不应损害新闻事实。

一言以蔽之,新闻图片的修改应以不伤及新闻的真实性为前提。

新闻摄影还有两个严重的伦理问题:一是造假;二是摆拍。

对新闻摄影来说,最大的伦理问题非造假莫属。在西方传媒界,造假行为不但会使摄影记者名誉扫地,而且往往会遭到解雇。概括起来,新闻图片造假大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拍摄时造假;

·后期制作时造假;

·图片说明造假。

拍摄时造假,比如导演摆拍;后期制作时造假,比如合成影像;图片说明造假,比如,说明故意歪曲新闻事实。新闻图片造假尤以合成影像最恶劣。合成影像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影像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影像。对新闻摄影来说,严禁使用合成影像的方式来制作图片。

其实,利用合成影像的方式来制造新闻图片已有很长的历史,并非从数码影像开始。美国色情图片报纸《晚间图片新闻》对基普·莱因兰德离婚案的图片报道使合成照片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为了再现离婚案法庭审判场景,该报请来一个女演员摆造型,并用20张不同的照片进行合成。这是一张典型的无中生有的造假图片。

近几年来,合成图片的事件在西方传媒界不断发生。2003年4月30日,英国《每日镜报》公布了英军虐俘的照片,照片描述了一名英军士兵以偷盗罪为名逮捕了一个20岁左右的伊拉克年轻人,然后拖上一辆Bedford(贝德福德牌——作者注)货车内,用枪托猛击他的头部和大腿内侧,舆论为之哗然。然而,英军专家和高级官员仔细研究了照片之后发现该照片并非真实拍摄,而是出自电脑合成,因为照片上显示的SA80型枪械和Bedford货车在伊拉克战争中没有使用过[17]

在我国传媒界,新闻图片造假现象日益严重。有两个事件可以说明,一是由于虚假新闻照片不断出现,2006年《新闻记者》假新闻评选增加了“虚假新闻照片”一个类别,以引起新闻界对图片造假的重视。二是鉴于近年来国内新闻摄影界一些比赛和获奖的新闻摄影作品以及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所刊登的新闻图片屡屡发生造假现象,2007年3月28日,摄影界人士起草了“中国新闻摄影2007打假行动”联名倡议书,倡议在中国新闻摄影界开展打假行动。打假包括虚构和捏造新闻事实,干预新闻现场或导演摆布,不当合成、篡改原始影像、随意变形颠倒方向等几个方面。

在各种造假现象中,以合成影像的方式造假的案例也并不少见。2006年7月23日,某报刊载新闻图片《大雨袭杭百舸归》,图片说明是:“昨天下午,眼看一场大雨就要袭杭,西湖上的游船纷纷回码头躲雨。”有传媒披露,这是一张影像合成的照片。该图片被《新闻记者》杂志评为2006十大假新闻。

此外,世界新闻摄影大赛(荷赛)等新闻摄影大赛也明确禁止采用合成影像方式制作的新闻图片参赛。

所谓摆拍,就是采用导演的方式人为干预控制拍摄对象和场景。在摄影的最初阶段由于感光技术的限制涉及人物的作品有时不得不依靠摆拍完成,比如早期战地摄影师菲利斯·比托在拍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军攻占天津大沽炮台的场景时就是摆拍完成的。摄影史上很长时期内,摆拍为许多摄影师所接受,摆拍作品屡见不鲜。1863年,美国摄影师亚历山大·加德纳在拍摄葛底斯堡一名死亡叛军神枪手的照片时把尸体拖离原地数米,将其头部放在背包上,然后把自己的步枪靠在路障上以创造出了戏剧性效果。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摄影师罗杰·芬顿拍摄了轻骑兵冲锋以后炮弹遍地的照片,照片大获成功。后经查证,芬顿的照片是将炮弹重新摆放以后拍摄的,这样照片上的炮弹数量看起来比实际更多。

但即使在那个时期也并非所有的摄影师都赞成摆拍。彼得·亨利·爱默生就坚决反对“摆拍”,他认为摄影只能记录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事物[18]。随着摄影技术和摄影观念的转变,摆拍或导演已经成为现当今新闻摄影的大忌。其中著名摄影记者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一译作布列松——作者注)的“决定性瞬间”理论和他对摆拍的厌恶给摄影师产生很大影响。卡蒂埃-布勒松认为,拍照意味着记录,照片应捕捉正展现在眼前的某种局势的全部本质。他厌恶摆拍或导演照片。一旦拍摄对象发现他正在拍照,他就会停止拍摄。英国威尔士卡迪夫大学教授、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评委及两届评委会主席科休·雅克布森反复强调,摄影记者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摄影记者不要控制(摆布)拍摄对象。美国《财富》杂志的摄影总监玛格娜莉认为,摆拍的图片不是新闻摄影,它们应该属于设计摄影或叫摄影插图[19]

但是,在新闻实践中,一些摄影记者仍难以彻底放弃摆拍的方式,即使一些著名摄影记者也不例外。著名摄影记者唐·麦卡琳的作品《阵亡的北越士兵及其被搜查的物品》就是摆拍的产物。当时一些美国士兵在一位北越士兵的尸体上搜查,他们将他身上的东西拿出来扔到地上。麦卡琳看到地上有几张小女孩的照片,还有一个女人的照片,麦卡琳将它们摆放在这位北越士兵身旁拍摄了照片。

如今,摆拍已经成为新闻摄影的大忌。很多传媒明确禁止摆拍,在美国大多数新闻传媒,记者摆拍新闻图片就可能被解雇。但是,国内传媒界摆拍新闻图片的现象司空见惯。如果留意报刊上的新闻图片,有很多都有明显的摆拍痕迹。比如某报曾刊登一张农民工拿到过年钱喜笑颜开的照片,照片中几位农民工把钱捻成工整的扇形,这显然是人为干预的结果。读者曾对这种虚假的表现形式提出批评。曾获第47届“荷赛”日常生活类三等奖新闻摄影作品《“非典”时期的爱情》也被揭露是摆拍的作品,而且文字说明也存在造假。

对于摆拍,国内新闻摄影界有人认为,许多情况下不摆拍就拍不出照片,每位摄影记者都有过摆拍的举动和经历,问题是记者和编辑应了解哪些图片可以摆拍哪些不能摆拍。这种观点在国内很有代表性。应当说,在当今,与西方主流传媒对摆拍的严格限制相比较,国内新闻摄影界对摆拍过于宽容甚至纵容,因此造成了摆拍照片在传媒大行其道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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