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作用于国际关系的具体研究

三、大众传播作用于国际关系的具体研究

在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关系之中，有一种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大众传播如何对国际关系产生作用，以及产生何种作用。这个问题虽然在前面一些章节中已经有所触及，但显然很不够。作为二者的关系结构中的一个方面，必须对此进行单独的阐述。

（一）大众传播影响甚至决定国际事件的方向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中，曾经作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角色的东欧和前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相继大权旁落。与以往的力量较量不同之处在于这次较量不是发生在血肉横飞的军事战场上，而是发生在没有硝烟的和平环境里。在这场无硝烟的战争中，不是别的，正是大众传播起了急先锋的作用。“在1989年11月6日到1990年1月1日间，美国《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分别用90页和98页的篇幅报道东欧局势，面对位于美国后院的智利、巴西（这两个国家分别举行了16年和25年来的第一次总统自由选举）的报道，《新闻周刊》的报道总共不足一页，《时代》周刊也只有6.65页。1989年12月7日到21日两星期内，美国《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对东欧的报道分别为173篇和104篇，而对智利、巴西的报道则分别为15篇和8篇。”^[10]与此同时，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负责对东欧地区宣传的广播电台大大地增加了广播时间和覆盖面，国内电视新闻节目中关于东欧局势的报道明显增多，大批的西方新闻记者涌入东欧。

最终，在西方大众传播的急风骤雨之中，东欧、前苏联社会主义的大厦坍塌了。这座大厦的坍塌直接导致了40多年以来的“雅尔塔格局”的彻底消亡。国际关系从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理查德·尼克松曾经指出：“归根到底，是思想而不是武器决定历史。”^[11]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大众传播，这种代替武器的思想如何能够传递出去，并发挥作用。

大众传播引导国际关系的作用还表现为另外一种形式，即通过长时间的报道和宣传，促进和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并因此拓展国际关系的领域。近年来，随着大众媒介对地球环境问题的深度报道和广度报道，人们对自己赖以生存的世界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仅仅反映在科学家、学者们和普通民众中间，而且贯彻到了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中和整个国际事务中。继197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之后，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首脑会议再次将这一问题提到了关系全人类命运的战略高度，同时它意味着各国外交活动和整个国际关系领域中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或者说国际关系的触须又伸展到了一个新的方面。没有人怀疑，国际关系领域的这种新动向源于大众媒介对地球上空臭氧层减少、全球温度升高等问题连篇累牍的宣传报道。

（二）大众传播提高国际关系的透明度

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中，秘密外交逐渐演变为大国交往以及少数几个国家任意摆布别国的主要手段。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本文即将提到的秘密外交与外交活动中的秘密行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外交活动中的秘密行动是指在外交活动中所采取的暂时不宜让外界获悉的策略性行为，它是外交原则所允许的。秘密外交则是一种以损害他国利益为前提，从而达到己国不可告人之目的的外交方式，是一种极不道德的外交方式。

1915年到1917年的两年中，秘密外交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在这两年的时间内，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分别签订了《伦敦秘密条约》、《日俄秘密条约》、《法俄密约》、《英日密约》、《日法密约》。外交成了阴谋的代名词，而条约则产生出窃贼式的攻守同盟。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伍德罗·威尔逊倡议反对秘密外交，但结果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好。历史走到今天，情况终于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秘密外交已基本成为历史的回忆。促成这种变化的最根本的动力之一就是大众传播。今天人们已经很难想象政府和国家如何避开大众媒介的触角再去达成“雅尔塔协定”之类的交易。随着大众传播这种较独立和自主的角色的力量加强，公众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包括自己政府和别国政府的对外活动和对外政策的内容——这种现象在西方更显突出。除了大众传播自身的主动精神之外，政府和国家也越来越借重大众传播来展现自己的外交活动，似乎这已经成为一种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标准。因为尽量让更多的人更多地了解政府和国家的外事活动，能够表明这个政府和国家的开放及文明水准。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但在今天它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

现在公众对自己赖以生存的整个生活空间的关心程度已越来越高，这促使大众媒介把自己的触须伸展到国际关系的整个领域中去。每天当我们打开电视机、收音机，或者展开报纸、杂志，我们会接触到大量全球范围的、属于国际关系范畴的内容和消息，这些消息不仅仅只是些涉及外交活动和外交政策的国际政治关系的内容，还有大量的国际间的经济、文化、军事活动的报道，大众媒介对这些活动的报道的直接结果是这些活动几乎不加掩饰地呈现在公众和世人的面前，也就是说使得这些活动更加公开化和透明化。

在大众传播的监督之下，国际关系的运作程序可能会增加一些复杂性和难度，比如说少数大国再也难以通过隐蔽的手段来私自决定国际事务，它们不得不把一部分决定权交给国际社会——这显然在操作上不如几个大国说了算的运作程序简单——但是，虽然国际事务决策者数目的增加有可能使决策过程变得复杂多变和捉摸不定，但这毕竟要比以往的决策过程安全得多和开明得多。因此国际关系透明度的提高无疑会为我们所追求的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提供有力的保障。

（三）大众传播加快国际关系活动的节奏

大众传播的产生以及它随后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运用，使得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诸如国家和国际组织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知对方和其他各方的消息和外交信号，从而很快制定出相应的对策或作出反应。这比起古老的通过信使或口口相传等传递有关信息的方式无疑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今天，大众媒介的传播速度更加快捷，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通过电视、广播、报纸以及多媒体电脑获得一系列的图像、声音、文字组成的新闻报道，而政府和国家以及其他国际关系活动的参与者则通过这些信息手段几乎可以在事件发生的同时获得事实的真相，这为他们迅速作出反应和采取相应对策提供了有力保证。为了使这种信息交流的速度不被放慢并且不间断地延续下来，政府之间和国家之间还专门确立了有关迅速交换信息的制度。比如说通过签订协议，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CNN提供的新闻信息，巴西的阿布利尔新闻频道（CNA）则可以据此从亚广联和欧广联获得他们提供的24小时新闻节目。有了这些快捷、真实、可靠的消息，政府和国家便可以对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件作出快速的反应。事实上，“信息来得如此快和如此充分，以致使传统外交的事先筹划的时间减少到几乎没有了。”^[12]这样政府和国家实际上不得不立即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作出反应。当墨西哥发生大地震的消息宣布后，世界各地迅速给予救援以减轻这场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当卢旺达传来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之后，国际社会马上通过传媒公开对此进行谴责和干预。大众传媒的这些实践活动证明它不仅可以发挥传递信息的职能，而且由于它非同一般的道德力量，在解决某些突发事件和重大事件时，它也能够起到超乎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的作用。

随着大众传播影响力和作用力的增强，人们逐渐树立起这样的信念：一国政府应通过大众媒介立即表明它对某一事件的态度，以反映它对这一事件的当事者的某种态度——或者支持，或者反对，再或者漠视等等。但实际上当人们对大众媒介的快速传递信息的能力有所了解之后，人们也会清楚某国政府的新闻传播媒介不对世界上的某一事件立即表明态度同样传达了它对这一事件当事者的态度。例如当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夺取大部分国土并建立新政权之后，几乎没有国家立即通过新闻媒介对此表明态度，所有的新闻报道只涉及事件本身。这种现象并不说明国际社会对此没有看法或不愿介入，恰恰相反，它清楚地表明了各方拒绝承认这个伊斯兰极端政权的合法性的态度。实践证明不管大众媒介“说话”还是“不说话”，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表态。通过这种方式，国际关系的行为者或参与者之间交往的节奏显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快速了。

（四）大众传播制约国际关系的重心

按照惯常的思维，大众传播一般关注国际关系领域的焦点问题和重要事件，也就是说国际关系领域中某些问题和事件的重要性取决于其自身，大众传播仅仅是通过大容量、长时间的传播突出了某些问题和事件的重要性。但事实证明，在很多的时候，国际关系领域中同时发生的许多事件究竟何者更为重要，人们往往无法有章可循地给予确定。公众只是在不断听到和看到的对有限数量的事件的重复报道中感觉到何种事件和何种问题更为重要。1991年上半年，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介都把目光集中在海湾战争问题上，与此同时，在非洲有成千上万饥饿的难民正挣扎在死亡线上而无人问津^[13]。我们不能肯定前者的重要性一定大于后者，但由于大众媒介的影响，前者受到重视，成为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焦点，而后者完全被大众媒介所忽视，以至于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被我们这个世界抛弃了。这个事例说明国际关系的重心既取决于国际事务自身的性质，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大众媒介对其报道的篇幅、报道时间的多少。大众媒介也许是受本国新闻监督机构之命，也许是出于自我估计，它最终制约了国际关系的重心，即它规定了哪些是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焦点问题，哪些是次焦点或非焦点问题。

每年年终各大新闻机构都要评选出本年度的十大国际新闻，这已成为一种惯例。令我们感到不解的是，《人民日报》评选出的十大国际新闻的许多内容在美国新闻工作者看来无足挂齿，而《纽约时报》评选出的十大国际新闻的许多内容，中国新闻受众又觉得莫名其妙。这固然是因为双方的大众媒介对国际事务本质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问题的另一面：究竟何为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这要看大众媒介的态度。

（五）大众传播增加国际事务的参与者

大众传播介入报道国际事务的程度愈深，范围愈广，意味着将有更多的人从大众传播获得更多的有关国际关系领域的各种信息，而这种不断积累的信息将促使大众传播的这一部分受众更多地去关心每天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各种事件以及相关的各种国际关系的知识。受众调查的结果表明，在中国专门报道国际时事的《参考消息》成为读者最喜爱的报纸，而每天黄金时间播出的“新闻联播”中的国际部分亦成为观众最感兴趣的新闻内容^[14]。在整个80年代的美国，由彼得·詹宁斯主持的侧重于国际政治的《今晚世界新闻》一直位居新闻节目收视排行榜的第一^[15]。今天，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这一传统节目仍然是美国新闻受众喜爱的节目之一。当然，关心国际事务并不等于参与国际事务，但它可能是一个起点。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公诸于报纸、杂志、电视等大众媒介的各种有关对外政策和国际事务的民意调查和新闻采访等活动最终把关心国际事务的旁观者转变为国际事务的参与者。尽管美国政府在诸如向波黑派驻军队的问题上享有绝对的决策权，但它同时又不得不征求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群情激昂的美国公众的意见和态度。政府不必直接面对公众，公众也不能进入政府决策机构，但大众传播沟通了二者的关系，它把政府的决策告诉公众，同时又把公众的意见反馈给政府。这样公众不知不觉就进入了国际关系的领域，成为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一部分，也成为国际事务参与者的一部分。

另外，在西方社会，大众媒介作为一种较独立的力量也成为国际关系参与者之一。一方面，它沟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意见，起到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它有的时候既不代表政府，又不代表公众，而是代表新闻媒体自身发表言论和看法。由于它具有舆论导向的职能，因此它极有可能影响国家政策的决策，甚至直接成为国际关系活动当中的一方，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有所论述。

（六）大众传播影响国际关系的传统运作程序

我们知道，国际关系过去一直延续一种传统的、具有其自身内在规律的发展过程，比如说它一贯遵守一种生物界所遵守的自然状态的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国家与国家以此为行动的准则展开一轮又一轮残酷的厮杀，而不受任何道德力量和其他超国家精神力量的约束和限制。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国际关系自身的内在规律虽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例如它仍然以力量对比和力量较量的法则维系着国家之间的关系，然而这种力量对比和力量较量不再单纯地表现为赤裸裸的、以少数统治者的意志为国家意志的、以战争为唯一手段的国际关系模式，在许多的时候它表现为和平的和其他非战争的形式。国际关系这种运作程序的转变显然是整个人类历史进步对其发生促进作用的结果，而在这之中，大众传播的作用不可否认。正如我们在前边提到的那样，大众传播提高了国际关系的透明度，它使得国际关系这个领域更加开放、更加清晰。它使更多的人们来关注这个领域并参与到这个领域中来。这些步骤必然一改过去传统的国家对外政策的决策程序，最终改变国际关系的运作程序。

当然我们不能据此推断大众传播影响国际关系的运作程序完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有的时候，情况恰恰相反。在美国，大众媒介经常不加节制地介入政府对外政策决策过程和国际事务。由于它具有所谓的独立性，它可以随意地发表言论，这些言论可能是政府想说而不能说的，也可能是政府根本无意要说的，但总之这些言论可能会激起别的国家的强烈反应，以至于影响美国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近年来美国国内大众媒介针对中国的偏激宣传言论可以说是这一结论的有力证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国家间的关系已不仅仅是由政府与政府构成，还由政府与大众传播或者由大众传播与大众传播构成。在大众传播的影响下，国际关系的运作程序再一次被改变了，这可以看作是大众传播影响国际关系运作程序的又一种形式。这种影响和转变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十分明显的，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我们将在后面一章中作进一步的分析。

（七）大众传播冲击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传统观念

大众传播的普及和大众传播新技术的应用，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内部结构，而且也冲击了人们对国际关系原有的观念和认识。

1.大众传播连篇累牍地报道与己无关的国际事务以及努力向外报道自己国内事务的举动，使得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一国的国内事务有时会成为整个国际事务的一部分，而国际事务则可能成为某国义不容辞的国内事务。

2.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广播冲破了国家边界的樊篱，使得我们观念中传统意义上任何外来力量都不能随意越过的国界不复存在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大众传播亳无阻拦地进入其他国家时，或者是不受欢迎地强行进入其他国家时，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它们的国家主权很明显受到了侵犯。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现象能够长时间地被默认——这可能是因为新闻自由流通的原则起了作用，则最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国家主权绝对不可侵犯的原则与现存事实之间是有差距和抵触的，因而，国家主权的至上性也就受到了削弱。

3.当大众传播越过边界进入另一国家之后，从某种角度讲就构成了入侵。因为它对别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如果它能被界定为入侵的话，则入侵或侵略就有了新的形式，而如果国家之间不得不普遍对此表示默认的话，则这种入侵就不能被称作入侵。总而言之，人们对入侵或侵略的定义反而变得模糊不清了。

此外，人们关于传统国际关系学其他的许多观念也都发生了变化，而在这许多变化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找到大众传播的因素。

大众传播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绝不止这些，但是即便如此，当我们触及这个问题并试图揭示它们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时，我们仍不得不产生和西方学者们一样的疑惑：大众传播究竟是在报道历史，还是在塑造历史？^[16]这有待我们去作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