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对大众传播的要求

四、国际关系对大众传播的要求

也许我们可能把大众传播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夸大了，尤其是有时当大众传播不加限制，不加引导地任其随意发展的话，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也许我们还没有真正地发掘出大众传播的能量，使它能够更有效地服务于国际关系。总之，为了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也为了大众传播的健康发展，我们有必要对大众传播提出更高的要求。当然，这个要求并不是我们主观地想出来的，而是国际关系自身发展的需要。

（一）大众传播的国际化、独立化、专业化

国际关系的全球化、一体化以及其他方面的深化发展首先要求大众传播实现国际化，这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和含义：

1.大众传播要密切关注国际关系领域以及国际范围内的任何事务，关注世界上每个地区、每个国家出现的任何事态。

2.大众传播应在整体上考虑发展成为遍及世界五大洲的全球性庞大事业，而不应局限在种类、地区的规模上。一些全球性组织如世界传播学会等理应承担起这一责任。

3.大众传播技术和工具不应长期地垄断在极少数国家手中。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应努力在经济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自觉地去享有一定程度的大众传播技术和工具。

随着大众传播国际化的加强和深入，大众传播的力量将不断壮大。这为大众传播在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领域中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提供了物质基础。大众传播的独立化，不仅是大众传播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正如国家事务需要某种监督力量一样，国际关系及国际事务也需要外来力量对它进行监督和制约。尽管我们有了联合国等国际性协调组织来完成这种职能，但这些组织只是成员国的代理人，独立和自主能力很差。为此我们必须寻找一种新的力量。很显然，无论是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或是作为国家参与国际关系的工具，再或者是作为一种超脱的力量，独立程度日益加强的大众传播必将成为最佳的选择对象。

大众传播若想最终实现国际化、独立化，还有待于它的专业化的提高。大众传播的专业化主要是指：

1.大众传播内容的专业化

大众传播要想在国际关系领域取得占主导的地位，前提之一是必须全身心地关注国际关系及国际事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开辟介绍了解国际事务的专门栏目和节目，建立专门的国际事务化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机构。

2.大众传播工作者的专业化

除了有专门的机构、栏目之外，还必须建立起一支具备国际事务知识和素养的专业人员队伍。没有专业化的人员便不能保证整个结构和系统的专业化。专业化的要求，不仅是从大众传播如何在国际关系中确定地位的角度考虑的结果，同时也是从那些积极准备为国际关系和国际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国家的角度考虑的结果。每一个准备在未来国际关系中占据有利位置的国家都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决断。

（二）大众传播要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大众化

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一直是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尤其是那些在历史上曾经遭受压迫、控制、没有发言权的国家所追求的目标。两极格局解体之后，国际社会重新掀起了民主化的浪潮，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更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证明，大众传播过去为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做出了贡献，今后更应该在这一过程中有所作为。

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在新的历史阶段拥有了新的内容，这个新内容可以概括为民主化和大众化两部分，具体说来有如下内容。

1.国际事务不能被一国或少数几个国家所垄断

国际事务长期以来被极个别的国家所垄断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关系结构对那些弱小贫穷的国家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在这样的国际关系中，它们的发展受到了制约，它们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直到今天，这种状况依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因此这仍将是国际关系领域中特别应加以关注的问题。由于这是个老问题，且有许多文章论及，在此不赘。

2.国家外交决策应使更多的人享有发言权

国家外交决策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一国国内的事务，但在更大的范围讲，它又是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在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时，依然要站在一个很高的起点，即国际关系的高度来审视这一问题。很简单，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的对象是那些国际性的事务，当某项决策作出之后，这些决策必然会对相关的国际事务产生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如果一项决策是正确的、适合时宜的，那么，决策将对所要关注的国际问题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反之，结果不堪设想。这个时候决策者就自然成为决定事物的最关键因素。高明的决策者作出高明的决策，平庸的决策者作出平庸的决策。那么，什么样的决策者才算是高明的决策者呢？是那些高高在上、料事如神的君主和领袖人物吗？答案是：可能。你可以举出许多关于君主和领袖们以个人的智慧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事例。但是，时代不同了，我们没有了君主，我们也不再盲目崇拜领袖，而现代“君主”们也不再具备那种号令天下的权威。那么关系一国生死的外交决策权力还敢交给一个人或极少数人吗？1990年伊拉克领导人的主观臆断和刚愎自用使得整个伊拉克生灵涂炭，这是外交决策权力在现代社会由极少数人垄断的沉痛教训。

外交决策的决断权最终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种程序结构即使在将来也不会彻底改变。但问题的关键是要想办法使在这种结构下产生的外交决策获得安全保障，或者说要使外交决策更加有效和可靠，能够给作出决策的国家带来最大的收益，而不是最大的损失，这一点在那些能力低下的弱小国家的政府中尤其显得重要。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一个安全保障体系，这个安全保障体系只能是：让更多的人享有发言权。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神化了的诸葛亮从来就不存在，但臭皮匠的集体智慧却是可信的。外交决策的决策权交给集体要比交给个人可靠，交给多数人要比交给少数人安全，这就是外交决策应该让更多的人享有发言权的原则和理由。

无论是国际事务的民主化与大众化，还是外交决策的民主化与大众化，都是新的历史阶段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在这个进程中，大众传播应该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它能够对国际事务的民主化尽到监督职能，作为一种沟通意见的渠道和工具，它能够把民众的思想和态度及时地反映给政府决策机构，从而使更多的有能力、有责任感的人加入到决策的过程中来。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众传播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宣传这一问题，取决于它对这一问题的关切程度。当然，人们有理由对它寄与厚望。

（三）大众传播要沟通国家及民族之间的理解

世界和平的维护有赖于各民族和国家之间观念的互相沟通与交流，历史上有许多的国家间战争和冲突是由某些势力一意孤行地挑起和煽动的，但是也有许多的国家间战争和冲突是由于双方认识上的差距和分歧而导致的。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各国在国际纠纷与冲突中应尽量避免采取战争的手段，战争成为一种国际关系的特殊手段越来越不合时宜，也越来越不可行。但是国际关系表现为非战争状态和形式并不表明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安全得到了一劳永逸的保障。非战争形式的冲突与纠纷同样能造成国家间关系的紧张和国际社会在政治、经济诸多领域的动荡。然而造成纠纷与冲突的原因却往往只是有关国家的领导人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距离。以中美两国关系为例，冷战结束之后，中美关系经历了几次严重的对抗与冲突，直到目前为止，两国之间依然心存芥蒂，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双方在人权等意识形态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这种分歧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是深远的，对远东太平洋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局势的影响都是深远的。不可否认，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仍有可能引发新的矛盾斗争和冲突。

那么，如何来应对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分歧，以防其再度转变为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对抗呢？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双方能够本着信任与友善的态度，采取对话、讨论的方式解决有争议的问题。人们常说，思想越辩越明，意识形态领域的认识问题只能通过讨论、阐述才能获得澄清，任何强力的手段都只会适得其反。

类似中美关系的国际关系表现形式还很多，所有这些分歧与冲突可以说都源于彼此之间的不沟通和不理解。因此，如何能使它们彼此之间更进一步地互相沟通与理解，就成为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又一重大任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大众传播能够胜任这一工作。大众传播的职能之一就是传递信息，通过传递正确的信息，国家之间能更进一步地彼此了解；通过健康的宣传，国家之间能更进一步地彼此信任。如果国家之间能够经常保持一条传递可靠可信的信息通道，经常保持一个自由、轻松地畅所欲言的论坛，一改过去那种自以为是、强词夺理的交流方式，国际社会的安全状况就会得到根本的改善，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也就有了保障。

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在1947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民族沟通》的书，其中指出：“战争之根源系由于政府控制新闻媒介，制造误解，而世界和平之维护，则有赖于民族间之自由沟通”^[17]。这说明新闻界或大众传播界很早就认识到了大众传播在沟通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冲突和战争发生这方面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大众传播的这种作用并没有得到彻底的发挥，因此，国际关系的实践活动对大众传播再次提出这一要求仍然是必要的。

（四）大众传播要公正、平衡地报道国际事务

国际关系在要求大众传播给予其密切关注的同时，亦要求这种关注是公正的、平衡的。长期以来大众传播几乎被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垄断，因此大众传播尤其是在关注发展中国家事务或国际事务时，总是难免要戴上工业化国家自己准备好的变色眼镜来辨别是非。大多数情况下，报道或是不全面的，或是侧重消极面的，或是不真实的。这种现象最终引发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立“国际新闻新秩序”的运动。

如果说六七十年代的那场斗争离我们已经渐渐远去，因而可以对其反映的历史背景提出疑问的话，那么最近一两年的事件却证明大众传播领域里的这种要求并不是无中生有。1996年9月，来自80多个国家的代表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召开第五届不结盟国家新闻部长会议，会议发表的《最后宣言》号召不结盟国家向西方传播媒介对不结盟国家进行的“充满偏见和歪曲的报道”作坚决的斗争。这说明大众传播领域中那种不公正、不平衡的报道方式确实仍然存在。在改变一切旧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大众传播必须为此作出努力。

所谓大众传播公正、平衡地报道国际事务，主要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首先，大众传播要全面地报道有关第三世界国家的事务，既要报道负面的消息，也要报道正面的消息。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而且它也不会对西方所实行的传播体制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最多不过是“新闻自由理论”与“新闻社会责任理论”再次互相作出妥协而已。事实上，完全的新闻自由并不存在，而承认“社会责任理论”也并不意味彻底地放弃新闻自由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对西方传播媒介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西方的传播媒介不应只为西方说话。

其次，大众传播对国家间关系的报道要适中。国际关系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国家之间关系的友好与敌对，反映在国家利益的追求过程中，而不取决于盲目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热情的高低。大众传播作为一种催化剂和助推器，如果努力地报道对象国的正面内容，那么相关国家的关系肯定会在政府的行动之外得到异乎寻常的加强；反之，相关国家之间的关系则会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恶化。由于大众传播所传播的思想具有一种惯性的力量，因此过分的反面报道会对相关国家关系产生一种无法弥补的影响。政府行为造成的结果可能倾刻间改变，而传播媒介所造成的结果要想改变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正因为如此，国际关系要求大众传播在报道国际关系方面的事务时一定要保持冷静的头脑。

最后，大众传播不能完全地超越国家主权之上。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由于大众传播的介入，国家主权的概念已发生了变化。但是现在应看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尽管国家主权在事实上来讲已不像从前那样铁桶一般地严密，在某些时候国家甚至不得不主动出让一部分主权，但是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主权仍然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因此大众传播在报道别国事务尤其是在报道发展中国家的事务时应特别的谨慎、小心，否则就会成为众矢之的，甚至影响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1996年9月阿布贾第五届不结盟国家新闻部长会议上签署的《最后宣言》在反对“充满偏见和歪曲的报道”的同时，也提出“任何国家在传播新闻信息的过程中都必须尊重别国的主权和独立自主”。这证明主权问题依然值得大众传播的重视。

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如此重视主权问题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在历史上有过主权被一次次侵犯的惨痛记忆，直到现在许多国家的主权依然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另外，在大众传播远未能成为国际关系中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从而能够公正、平衡地为所有国家说话之前，强国的大众传播凌驾于弱国的国家主权之上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只能是损害那些本来就无力保护自己的国家的主权，甚至那样一来，可能为某些势力利用它来控制弱小国家并剥夺他们的主权提供了机会。

今天的国际关系已经很难把握了，大众传播的介入无疑会给今后的国际关系增添更多的变数。当NBC主持人科斯塔斯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的电视转播节目中对其他国家以及它们的运动员信口开河、说三道四时，难保这些国家的民众不对全体美国人产生反感；当中美两国政府间的争论偃旗息鼓，而一些美国传媒仍大放厥词时，你不敢保证中美关系一夜之间会发生何种变化。大众传播这种超越本国主权和别国主权的行为确实为国际关系增加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而这对于国际关系来说恐怕不是一个福音。

【注释】

[1]张隆栋等著：《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224页。

[2]张隆栋等著：《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3][美]斯坦·威尔逊：《杂志——专门化的媒介》，载黄忠晶等编著：《国外期刊发展大趋势》，湖北省新闻出版局期刊处、社会科学动态编辑部1985年联合出版，第8页。

[4]赵水福：《国际广播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版，第62页。

[5]丛英民主编：《国际广播发展趋势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6][美]罗纳德·斯蒂尔著，于滨译：《李普曼传》，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243-256页。

[7]丛英民主编：《国际广播发展趋势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页。

[8]赵英：《新的国家安全观》，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页。

[9][法]路易·多洛：《国际文化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10]赵英：《新的国家安全观》，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

[11][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页。

[12][美]威尔伯·施拉姆等著：《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07页。

[13]王霞光：《非洲大饥荒卷土重来》，载《世界知识》1991年第13期，第23页。

[14]陈崇山等著：《中国传播效果透视》，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第389页。

[15]刘浚编译：《美国公共电视与商业电视的新闻节目比较分析》，载《世界广播电视参考》，1997年第4期，第13页。

[16]汤姆·贝塞尔：《传播新闻》，载《传播媒介之职能》，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1984年版，第12页。

[17]李瞻：《国际传播》，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版，“自序”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