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关系

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关系

赵雪波

与前人相比，我们比他们更加幸运，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更为快捷方便的时代；与前人相比，我们也比他们更加劳心费神，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小，我们不得不经常面对许许多多既是别国的又同时与我们自己有关的纷繁复杂的事情。事实上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上的这个世界之所以变得越来越小以至“缩小”为一个“村落”（地球村或世界村），正是因为近一个世纪以来大众传播工具日新月异发展的直接结果。20世纪的初期和中期相继诞生的新型大众传播媒介广播与电视使得传统的千山万水的时空距离在我们的生活中完全消失了。我们只需轻轻按动一下按钮，千里之外、异国他乡的信息便会马上声像一体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足不出户便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掌握整个世界的风云变幻，享受参与其中的无穷乐趣。

当大众传播还只是由报纸一种形式独家垄断的时候，人们尚未能清醒地意识到大众传播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何种影响。实际上，“大众传播”一词远较报纸这种传播媒介出现得晚，而且它的出现是20世纪20年代广播电台出现以后的伴随物。但是，随着电视的出现和人类对这两种电子媒介的娴熟运用以及技术上的不断突破，大众传播这种20世纪的新事物已经完全地融入我们的生活了。从路上匆匆行走的行人腋下夹着的报纸，到公园中悠闲自得的老人手中的半导体；从无所事事的人们的餐桌上刊载小道消息的三流杂志，到各种建筑物上密密匝匝的电视天线，我们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大众传播以及它所赖以发挥作用的媒介物质的存在。我们也发现大众传播无时无刻不在与我们的环境和生活发生着最直接的联系，小到个人隐私，大到国际政治，都成为它所关注的焦点。大众传播已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人类也从此不能远离大众传播一步。

在另一方面，当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活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的同时，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殊行为领域的国际关系也在急剧地发生着从内容到结构的“核裂变”。可以说，自从有了国家，就有了以国家为轴心的国际关系，这个历史可以上溯到几千年以前。即使是把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作为传统意义的国际关系的开端，国际关系的历史也已经跨越了三个多世纪了。然而，在这300多年大部分的时间里，尽管国际关系瞬息万变，波谲云诡，国际关系的实质并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从内容上讲，它一直以攻城略地、掳人抢物为目标，并以此展开军事力量的一轮又一轮竞争与较量，其性质是军事政治的国际关系；从结构上讲，它一直完全是以国家为主体而展开的关系；从形式上讲，它一直表现为几大国之间利用传统的国家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实现力量重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开始发生动荡与变化，与整个国际关系的历史相比，尽管这种变化姗姗来迟而且过程进行得如此短促，但变化是脱胎换骨的。从里到外，从内容到结构，今天的国际关系同20世纪初期以前的国际关系已是两种模样、两重天地。首先，国际关系的性质不再表现为军事政治的性质，除了军事和政治的因素之外，经济和文化价值因素也成为国际关系中决定国际关系性质和走向的因素。其次，国家垄断国际关系的情况变化了，一些新的形象开始出现在国际关系舞台上，这其中包括国际组织、文化区域，甚至包括一些特殊的个人。最后，在诸如外交、军事的实践活动中，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们不再采用传统的非友即敌的思维模式，不再采用传统的秘密外交与非和即战的交往方式，等等。

国际关系领域的这一系列变化是深刻而巨大的，但是这些变化并不单纯是国际关系本身经过几百年发展之后水到渠成的结果。恰恰相反，它与人类社会在其他领域的变化、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这些外在因素的推动与影响，国际关系的变化不会在这一时期发生，也不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快速和剧烈。回顾历史，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开始的国际关系结构性变化的过程除了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同步之外，与大众传播的发展过程也是同步的。

报纸时代的大众传播的影响还是十分有限的，尤其是在对国际关系的整体运作方面的直接影响更是微乎其微——见诸于史料的这方面的记载非常少。但它还是全面地介入了一些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甚至在有的时候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迅速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在整个世界已被帝国主义列强基本上分割完毕的情况下，美国的扩张主义政策只能从抢夺既得利益者手中的权益中得到贯彻。但是战争需要最直接的理由和根据。1898年2月9日《纽约日报》有意公布了西班牙公使德洛梅发往国内的信件，信中称美国总统麦金莱是一个“自命不凡的政客”，美国举国震惊。2月15日，美国战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神秘地爆炸沉没，《纽约日报》及其他一些美国国内传媒对此事大肆渲染，再次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在这些舆论压力下，美国政府对西班牙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两个月后，美西两国即处于战争状态。毫无疑问，《纽约日报》等美国国内传媒在挑起这场战争的过程中扮演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角色。事实上，一部分美国国内传媒在战争之前的态度比他们摇旗呐喊的行为更为重要。战前，《纽约日报》的老板赫斯特曾派一名画家到哈瓦那作战争速写，当这名画家打电话说“这里不会爆发战争”时，赫斯特当即复电：“请留下，你供给速写图画，我将供给战争。”^[1]赫斯特们的行为与战争的爆发之间在时间上的联系绝不是偶然的。

当广播发明之后，大众传播由印刷时代迈入了电子时代，由于电子信号无法被限制越过边界进入另一国度，因此传统的国际关系史上的“国界”就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此外，广播在随后的战争中还被直接地作为战争的工具，配合军事手段，开辟了不同于军事战场的所谓“第四战场”，即心理战场和宣传战场。20世纪中期，一种新型的电子传播媒介——电视诞生了。随着它被广泛深入地使用于战争、外交以及和平时期的竞争，整个大众传播在全球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愈加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球国际关系进入两大阵营的冷战阶段，国际关系进入一种非同寻常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大众传播直接成为双方竞争较量的武器，甚至于冷战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表现为以大众传播为表现形式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的舆论大战。正如历史上任何一种国际政治格局和特定历史时期有始有终一样，冷战以及同时期的雅尔塔格局最终也走到了尽头，而促使这一结果加快出现的催化剂或者助推器正是大众传播；国际关系发生了人类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变化，而大众传播在其中再次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显而易见，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之间有着一种非常密切和根深蒂固的关系。这种关系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大众传播媒介诞生之前的自由资本主义年代的报刊时期。例如英国1621年的一期《每周新闻》的内容标题就是“NEWS FROM FRANCE”^[2]。实际上，《每周新闻》的全称就是国际性的：《来自意大利、德意志、匈牙利、波希米亚、莱茵河西岸地区、法兰西与荷兰的每周新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一员，报刊的视觉从一开始就越出了国家的边界。今天，我们更加无法否认大众传播联结全球的这种精神与力量，无法否认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了。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把观察和探索的目光投向了这一领域。尽管传播学还是一门新学科，国际关系学也只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关于这两门学科自身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彻底弄清，但在它们交汇的地方，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边缘领域，这个边缘领域更急待我们去认识和开发。

目前，国外已经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1965年伯纳德·科恩出版了《新闻和对外政策》一书，1992年帕特里克·奥赫芬南出版了《大众媒介和美国对外政策》一书，等等。不过，这些研究虽然已经叩响了“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一边缘领域的大门，但并没有真正进入其中。因此，我们今天继续这一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和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