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保护法律框架构建的利益考量

一、“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保护法律框架构建的利益考量

要真正建立起国际合作机制，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融合国家间利益的冲突，在气候领域，这一问题表现得尤其突出，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存在着分歧。从另一方面看，国家对各自相对利益的计算，也转移了其对防止全球气候变暖这一共同利益的关注。在有关“后京都时代”气候保护法律框架的讨论中，发达国家主张包括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应立即参与到国际强制减排义务中来。发达国家认为，如果中国和印度等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不承担具体的温室气体减排份额，那么源自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快速增长将抵消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那么整个国际社会的减排努力将化为乌有。与发达国家侧重气候保护的有效性和减排的成本经济性不同，发展中国家更强调“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保护法律制度的公正性。一个不公正的气候保护法律框架，是不可能调动发展中国家参与气候保护的积极性的^[16]，也无法达到国际社会保护全球气候的初衷。

随着“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谈判的启动，面对当前充满变数的谈判形势，各方基本立场和战略的调整，直接关系到国际气候谈判的基本格局，几大主要缔约方的立场在决定谈判走势中具有重要作用。

1.欧盟

以稳定大气浓度目标为突破口，促进所有国家的广泛参与。对于后续承诺期谈判，尽管欧盟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但到目前为止，欧盟对外的基本立场仍然是继续推行京都模式，以稳定大气浓度目标为突破口，将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纳入全球气候制度架构中来。

2.美国

从推广减排新方案转向倡导企业自愿行动和推进国际技术研发活动，力争经济发展与环保两不误，并坚称发展中大国应该作出更大的努力。^[17]

3.日本

强调能源效率和技术进步。以节能型经济著称的日本，出于自身具体国情的考虑，不可能在后续承诺期作出更多的承诺，因此，日本特别重视排放贸易和CDM等灵活机制，特别强调能源效率和技术的进步。

4.俄罗斯

已批准议定书，但不会更多考虑后续承诺问题。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对于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问题并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立场。可以想见，在第一承诺期如此犹豫不决的俄罗斯，在国内反对意见的压力下，随着经济逐渐走向复苏，在后续承诺期不太可能有积极的作为。

5.“77国集团加中国”

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尽管到目前为止，“77国集团加中国”在重大问题上仍维持了整体立场的一致性，但在后续承诺期的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内部协调的难度将越来越大，分化趋势难以避免。主要集团包括：小岛国，南非、印度等快速发展中的发展中大国，石油输出国组织和最不发达国家等。^[18]其在未来的谈判中能否协调立场，也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否维护自身利益的关键。

在上述各种利益集团中，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在“后京都时代”面临的谈判压力是最重的，很可能就会成为谈判中的“众矢之的”。有人分析，由于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不可避免将成为其中的“主角”。而由于中国在国际格局中是非常重要和特殊的一员，围绕中国减排所引发的问题将不仅仅集中在环境领域，还将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和外交、法律制度、能源政策以及国家安全等领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19]

京都议定书仅仅要求附件一的发达国家承担减排责任，而非附件一的发展中国家并不承担任何减排或者限排的义务。尤其是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成为王牌原则之后，发达国家承担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义务成为国际上默认的准则。然而，随着第一个承诺期的届满，以及某些发展中国家经济急速增长、排放剧增的事实，让我们开始思考继续采用原来的规定是否公平，是否符合“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真谛，是否能最终达到全球温室气体控制的目标。以公约为基础的2012年之后的新协议，应当意识到公约的基本理论，并契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本意。“既要有区别地对待”要求发达国家率先承担减排义务，首先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又要意识到，只有发达国家采取行动不足以有效地遏制危险的人类活动。因此，为了避免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应当为发展中国家制定合理、可行、适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的减排方式，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改革传统的化石燃料发展模式，转而向未来新的、低碳的能源模式过渡，充分地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需要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的支持，以帮助其实现“减缓、适应、技术和资金”四轮驱动的减排机制。^[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