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革命性前提下的环境法人性化探讨

第一节　环境法革命性前提下的环境法人性化探讨

环境法的人性化是人性化——法律人性化的逻辑延伸和具体体现，但是相对比于传统法律部门对法律人性化的具体体现而言，环境法的人性化却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法律的人性化是部门法的人性化的总称和抽象，而部门法的人性化则是法律人性化的具体体现和构成部分。尤其是对于民法、刑法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的人性化”主要是指民法、刑法的人性化，同时“法律人性化”的概念也是在这两个主要传统法律部门之上抽象而来的，因为我们上面已在最为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了“人性化”和“法律人性化”的概念，盖然上涵括了所有法律部门。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包括了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法律运行阶段。而现实生活中最为重要和常见以及最经常与民众接触的法律就是民法和刑法。同时，在我国现实中基本上所有诉讼可以归纳和转化成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而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较为多见，这也就是说“法律人性化”在现实中的体现主要是在民法、刑法等这些传统法律部门上。虽然作为上位概念的“法律人性化”的逻辑推延是必然包括和指涉了所有部门法的人性化，环境法也概莫能外。但是，我们就上述分析可知，以主要的传统法律部门为基础抽象出来的法律人性化的理论与作为全新法律部门的环境法并不尽为一致，这是我们在这里特别要在分析了人性化、法律人性化之后特别分析环境法的人性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即使环境法与传统法律部门相比有多少革新之处，但是它还是属于法律血统，这也是我们在分析了人性化与法律人性化之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环境法人性化的可能性之所在。

分析环境法的人性化之所以存在着上述的特征是与环境法的“革命性”密切相关的。环境法是一种现代社会的产物。环境法的产生不仅仅是或者并不主要是如传统的法律部门一样契机来源于对权利义务模式的确认与固定，而更多的有一种应急的色彩。当下的环境法最迫切的任务是需要规定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去解决全球性环境危机。当然，环境法的法律属性决定了它的人类行为规则性质，它具有分配权利利益与物质财富的功能。但是，它的鲜明特色还在于它产生的直接契机就是来源于现实危机。环境法作为晚近产生的部门法虽然从一开始就缺乏传统的学术传承和自身体系的发展，作为以环境法为研究对象的环境法学在国内形成专业的学术共同体才不过短短十数年，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就已有的环境法研究成果来看与传统法律部门有较大差距，积累不足，在学界对法学本身“幼稚”的指责中，环境法学更是饱受诟病。很多法条解析、政策建议和资料堆砌代替了理论建构。但是，环境法自身带有的革命性使得其即使本身存在这诸多缺陷仍在现实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像一头不怕虎的牛犊，带有勃勃生气，向传统的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提出了挑战，过去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些构成传统法学理论的完美概念、权利—义务范畴以及法典的抽象性、逻辑性和可演绎性正在受到可持续发展标准的重新审核。⁽¹⁾

就宏观上而言，传统法律部门和法律理论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之上的，所有法律制度和理论建构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服从于和服务于人的需要，这与人性化和法律人性化对法律的要求是完全相一致和吻合的。因此，就像我们在上文中所言，对法律人性化的分析认为现在的法律与之前的分析可以是否“人性化”为标准进行二分是有失公允和不顾历史事实的。传统法律部门的人性化的要求是内生于传统法律部门自身的假设和预期与诉求的，存在的问题只是任何制度与理论在现实中必然与理性状态存在着差别。如果说以前的法律中展现出的人性化的因素是一个自发的过程，那么在时代发展和政治文明进步的今天，在法律中体现出人性化的因素就是一个自觉的过程，二者并不是绝对割裂的。

但是环境法在这一问题上却存在着有些不同的地方，而这为研究环境法的人性化问题提供了难度也提供了空间，赋予了研究这一问题的前所未有的重要性。环境法自产生之初就不仅仅是与传统法律部门一样是分配权利与利益的，它带有明显的问题指向，需要更为迫切地直面现实环境问题，是带有反思意味并去寻求解决问题的。而在这反思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传统法律部门秉持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反思。在这一反思之下，对法律——环境法必须秉持何种观点就存在众多的争论，这种争论的过程与结果就会直接影响到在法律部门中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贯彻，而这又会影响到“法律人性化”的观点。但是，与此同时，环境法难以逃脱法律为人类服务的血统特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环境法中的人性化就是一个在夹缝中生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