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彩业现代化必须面对的崭新课题

近几年来，一个崭新的概念——“责任博彩”在世界各地开始流传，它由西方到东方逐渐扩散，引起了经济学界（尤其是博彩业界）人士的关注和兴趣，人们想了解它、认识它、接近它和利用它。然而目前仍处在“只能意会，难于言传”的阶段。笔者也是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促使笔者开始收集一些资料，在港澳地区进行一些调查，经过一段时间的独立思考，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现把个人的学习体会整理出来，与各界有志于研究“责任博彩”的前辈、朋友交换意见。笔者认为，现时研究“责任博彩”这一崭新而又有创意的重大课题，不仅对于促进澳门博彩业的国际化和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于世界博彩业未来发展的路向，各国博彩公司、政府、社团和个人的责任问题都具有理论指导意义。本文拟探讨如下几个重要问题。

（一）“责任博彩”的基本内涵与研究的重要意义

“责任博彩”亦称“负责任博彩”或“社会责任博彩”，英文叫做responsible gambling，是个近年来才在西方兴起的新概念。近年来，西方社会的非政府组织中，兴起一种新颖的社会运动，名称叫“企业的社会责任”（简称CSR），其成员不仅有工人领袖、工会团体，也有许多政府的劳工部官员以及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参与其中。

澳门大学程惕洁副教授认为，“责任博彩应该是从‘社会责任生意’（social responsible business）这个词派生出来的。所谓‘社会责任生意’，是指所有做生意的厂家和个人，特别是那些为了降低工资成本和环境成本而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厂商，必须承担迁入地区必要的社会责任，例如遵守法定工时、改善劳动环境、提高薪酬待遇、尊重人权等等。如果某家厂商没有尽到应有的社会责任，国际劳工和厂商组织轻则抵制该厂产品，拒绝订货，重则甚至把它送上法庭调查。”“与‘责任生意’相对应，‘责任博彩’也是力图把赢多输少的赌场庄家（剥削者）和赢少输多的赌客（被剥削者）之间的利益结合起来。”[1]当谈到病态赌博的责任问题时，程教授又说：“当然，就像吸毒、酗酒、嫖妓等社会问题一样，赌徒个人首先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作为社会问题，其责任更要由全社会共同承担。首当其冲的，是制造了病态赌徒的赌博行业，还有允许合法开赌，从中抽税的地方政府，以及从赌税中受惠的社会各个阶层。一句话，谁制造了问题，谁有责任来消除它的不良后果。”[2]

笔者认为，程教授不仅揭示了“责任博彩”这个新概念的内涵，而且阐述了“责任博彩”一词是从“社会责任生意”这个词派生出来的。这对于人们初步了解“责任博彩”的涵义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澳门理工学院陈卓华副教授进一步提出：“为了达致政治平衡及妥协，政府与各界人士一起构思了‘负责任博彩’的概念（Responsible gambling）。这概念强调，在规范的环境下赌博，最大程度减少与赌博相关的祸害；并让人们对其赌博行为作出理性及知情的决定；负责任博彩是个人、小区、博彩集团和政府的集体行动之结果，以期实现对社会负责，响应广泛小区关注问题之目的；各界人士应携手合作，把赌博的祸害减到最少。”[3]

根据笔者的理解，“责任博彩”最初的基本内涵是通过研究逐步明确（分清）赌徒个人、博彩公司、有关政府和社会团体对博彩造成的病态赌徒及其他负面影响各自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谁制造了赌博的社会问题，谁就有责任来消除它的不良后果。几个有关方面应该携手合作，把赌博的祸害减少到最少。

但是，笔者还认为，上述“责任博彩”的基本内涵较为狭窄且具有被动性。“责任博彩”的内容应增加一些新的要素：

其一是“责任博彩”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为明确社会责任、尽量减低（消除）博彩的不良后果，应从更高、更广的层面主动去研究问题。一是提供责任博彩资讯，传播责任博彩的新理念，积极引导国内外消费者树立健康的理性博彩观；二是不仅要明确社会责任，更要研究防止或尽量减少造成博彩不良后果的具体措施，尤其要使博彩业发展纳入法制轨道。

其二是时刻关注世界责任博彩发展，逐步形成责任博彩理论体系。在世界范围内，责任博彩的研究刚刚起步，目前，尚无基本的理论框架，更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学术界要加强交流、互相学习、共同探索新的责任博彩理论：一是收集有关资料，汇编成册；二是在初步研究基础上提出责任博彩的理论框架，逐步形成理论体系；三是总结世界各地一些行之有效的防范（救助）经验，加以推广；四是探索内地具有中国特色的防范措施，例如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社团组织在预防赌博及辅助病态赌徒方面的作用。

所谓博彩，包括福利彩票、体育彩票、赛马、幸运娱乐赌博及网上赌博等。随着博彩全球化、合法化的迅速发展，同时造成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多，病态赌徒人数不断呈现上升趋势。在此重要时刻，认真研究“责任博彩”既是当务之急，又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有利于深化以民为本的理念或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人是社会最宝贵的财富，我们不能不去关心和医治病态赌徒，任其发展，任由病态赌徒破产自杀、妻离子散，或者流落街头，聚众闹事，扰乱治安等。我们要千方百计帮助病态赌徒早日康复，回归正常的工作状况和家庭生活。这是对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一大贡献。

其次，有利于促进博彩业现代化的发展。当代世界博彩业正朝着现代化的趋势发展。这里所讲的现代化，就是有些学者提出的“博彩四化”问题，即大众化、法制化、娱乐化和产业化（一说健康化）。[4]而无论是大众化、法制化还是娱乐化、产业化，都离不开社会责任或企业责任问题，政府的政策导向与法制管治力度的责任就显得更为重要。

再次，有利于提高博彩业学科研究水平。任何学科的研究都有一个不断深化与细化的过程。例如社会学在欧美创立百余年来，其发展日新月异，目前已有五六十个分支学科。常见的有工业社会学、农业社会学、医药社会学、老年社会学等等。然而，对于博彩娱乐这么重要的社会现象，反倒未见专门的社会学问世。所见零星著作，大多就事论事，例如讲述博彩发展史，如何帮助病态赌徒早日康复等等。随着“责任博彩”研究不断深化与系统化，必然会涉及“责任博彩”的定义、研究对象和范畴、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等。笔者相信，继“博彩社会学”之后，一门崭新的专门学科——《责任博彩学》将会诞生，把博彩学科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责任博彩”提出的历史背景与发展现状

20世纪70年代初期，全球仅有中国的澳门、摩纳哥、德国的巴登、美国的拉斯维加斯等极少数几个地方有合法赌场。但是，自90年代以来，随着泛博彩化趋势的迅速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泛博彩化是指博彩活动从原先已经合法化的个别国家和地区，向过去历来禁赌的国家和地区蔓延；从传统的单一赌场，向彩票、赛马及网络博彩等多种业态扩展；从非法的地下博彩逐渐沉寂，到其逐渐猖獗的过程或趋势。”[5]到目前为止，赌场已遍布全球132个国家或地区，其他博彩业态也都迅速发展。其中，赌场向历史上坚持禁赌的俄罗斯、越南、缅甸、朝鲜、韩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蔓延最为明显、最令人惊叹！

赌瘾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极大。一般来说，病态赌徒的比率都徘徊于1%至3%之间，而问题赌徒的比率则稍多，有的甚至可能超过一成。根据美国的估计，1999年有200万病态赌徒、300万问题赌徒和1500万高危的赌徒。在澳洲的调查则发现，病态赌徒为46800名，问题赌徒有293000名。至于英国方面，病态赌徒的比率为0.6%—0.8%，其人数为275000至370000人。[6]这些赌徒的赌款来源是薪金；其次为信用卡、向亲朋借钱、向银行及财务公司借钱；再次是从非法途径获得的。除了金钱上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赌瘾会影响其他生活范畴。如妻离子散、企业破产，甚至造成赌徒自杀或做出犯罪行为等。

泛博彩化还会造成较大规模人员和资金的跨境流动，诱发跨境赌博、洗钱等犯罪行为；败坏社会风气，使不少人热衷于买六合彩、福利彩票、体育彩票或上网赌博，青少年荒废学业；以及因赌博带来的其他社会经济问题增多，如经济发展单一化风险大，治疗病态赌徒支付巨额社会成本等等。

鉴于上述情况，几年前，世界彩票协会（WLA）成立其常务委员会，通过采用将运用于140个政府管理彩票成员的责任博彩准则来实现共同的社会责任。此准则在2006年2月4日以绝对的支持率得到了墨西哥世界彩票协会委员大会的接受。此准则承认游戏运营商、政府机构、管理者、供应商、行业研究者、社团以及参与博彩行业的所有个人在帮助防范问题博彩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6年7月26日，来自全球22个世界彩票协会成员国的60多名代表齐聚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城，就如何围绕彩票产业完善企业的社会责任进一步磋商。世界彩票协会主席、美国肯塔基州彩票公司总裁阿克格里森说：“责任博彩准则是世界彩协下阶段工作的首要任务。”[7]可见，世界彩协责任博彩准则进入具体实施阶段，标志着全球博彩业迈出了关键一步。

“责任博彩”的提出已引起一些相关国家的重视。例如美国的内华达州首先通过立法，强制组建专门针对病态赌徒的研究和服务机构。其主要内容有：凡是同博彩娱乐有关的行业，其管理阶层和工作人员一律要接受专门课程的培训，否则不能获得执照；保障病态赌徒的诊断和治疗全部免费，并且提供24小时电话热线和昼夜服务；所需经费，三分之一来自政府拨款、三分之一来自赌场附加税、最后三分之一来自社会捐赠，包括病态赌徒和家属的自愿捐款。至于病态赌徒服务机构，仅在美国拉城与大西洋城就有社会保障局属下的“流浪者之家”、民间团体“反赌博协会”、“病态赌客服务中心”（规模最大、服务最齐全）等等。但是，对于“责任博彩”的理论研究尚未充分展开，有待深化。下面以中国为例进一步探讨。

2008年8月，笔者曾访问位于九龙观塘牛头角的锡安社会服务处。该处总干事李焯仁博士介绍说：锡安社会服务处（原名锡安青年服务中心），乃一位牧师所创办。2001年12月改为现名，是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直接资助的非牟利社会服务团体。有鉴于近年来青少年赌瘾问题日趋严重，本服务处开始拓展不同戒瘾服务，包括滥用药物、问题赌博、上网成瘾、吸烟及酗酒等服务范畴，以预防青少年的沉溺行为。其宗旨及目标是：鼓励儿童及青少年关注及参与社会事务，培养社会意识与公民责任感，促进和谐的家庭生活及人际关系。经过多年的不断默默耕耘，锡安取得不少成绩，帮助一批又一批病态或问题赌徒有效控制赌博，重建与家人的关系，开创有意义的人生。他们还把戒赌辅导及预防教育的经验与心得集结成书，即《瘾尔为戒：赌博辅导与治疗——理论与实践》一书。（明报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

2009年7月，笔者又访问了位于香港湾仔的东华三院·平和坊。该坊中心主任、加拿大认可赌博治疗师及培训导师陈美璐热情地接待本人。她说：病态赌徒令个人、家庭、社会付出极大代价。据2002年初步估计，香港的问题赌徒人数在10万以上。因沉迷赌博而衍生的家庭和财务问题，更令公众关注。因此，香港特区政府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研究嗜赌问题，推展公众教育活动以及提供辅导服务，由民政事务局管辖专为防止问题赌徒而设的“和平基金”于2003年9月成立。并委托东华三院承办港岛区问题赌徒、病态赌徒辅导服务计划。该计划获“和平基金”拨款资助。“平和坊”于2003年10月15日正式投入服务。其命名寓意希望协助赌徒放弃沉迷赌博，转而追求平衡和谐的生活。几年来，有成百上千的赌徒（包括近年来的内地少数赌徒）向平和坊求助。平和坊提供一站式及跨专业的服务，以专业及关怀的态度协助受病态赌徒困扰的人士及家庭脱离赌博的环境，重建新的生活，成绩有目共睹。在香港，类似锡安社会服务处、平和坊的机构还有不少，因篇幅有限，不一一介绍。

过去，有些人认为澳门人有抗赌的免疫力，但根据澳门大学博彩研究所在2003年进行的调查，有近七成15—64岁澳门居民参与赌博的习惯，当中更有14000名问题赌徒或病态赌徒。这个人数看似微不足道，不过，一名问题赌徒或病态赌徒动辄可影响身边10—17名亲友，若以此推算，澳门社会有近半人口受不同程度的赌博问题影响。所以在澳门，早就有一些对病态赌徒进行辅助的团体。例如“志毅轩”（隶属特区政府社工局），服务对象主要是澳门赌徒；“明爱中心”（澳门著名的民间社工团体），服务对象包括本澳与外埠赌徒；“问题赌徒康复中心”（由澳门工会福利中心主办），曾经帮助许多港澳以及内地人士成功戒赌。上述三家社团长久以来在澳门这个“赌博之都”中，扮演着一种特殊的人文关爱和慈济救助的角色，令人难忘。

2006年成立的“逸安社”更值得关注与研究：一是成立背景。随着博彩业专营权开放，博彩业已成为本澳的龙头产业。虽然经济藉此得以蓬勃发展，但同时亦衍生各种社会问题。立法会议员梁安琪关注病态赌徒，故设立逸安社。二是服务宗旨。强调以新的理念即建立负责任的博彩态度及行为，协助受赌博成瘾行为困扰的人士及其家庭，控制瘾癖；塑造健康、积极的人生，重新融入家庭及主流社会。三是服务特色。跨域合作，设立澳门与香港地区、澳门机构之间的个案转介及资源善用分享；又是首间由立法会议员、博彩专营公司及社会人士全力资助的社会服务机构；由资深博彩业行政人员、学者及具有加拿大认可资格赌博辅导员提供服务。

早在2003年8月，澳门大学博彩研究所成立时，其使命是把博彩理论付诸实践，为促进澳门以至亚洲各地博彩业的健康发展作出贡献。为了履行这个使命，澳门大学博彩研究一直致力于为推动“负责任博彩”提供扎实的学术基础，为博彩业管理学注入创新思维，并为有志于从事博彩研究的学者及学生提供国际水平的研究环境和教育。

澳门理工学院自2006年起举办“世界博彩管理讲座”系列，邀请世界著名博彩管理学者来澳主持讲座。其中讲座系列之六，曾邀请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大学副教授博尼卡（Carl Braunlich）作了题为“各主要博彩法区负责任博彩辅导：比较与分析”的演讲，向澳门同行传播负责任博彩的理念。

澳门社会发展研究会与澳门博彩研究会于2006年7月22日联合主办“博彩业发展与社会责任”座谈会，澳门社会发展研究会理事长陈炳强、澳门博彩研究会监事曾忠禄和澳门理工学院教授苏文欣等人在会上先后发言。与会者对博彩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政府和博彩业经营者如何履行社会责任，以及如何在发展博彩业的同时又能照顾到其他行业发展，并如何把博彩业对社会负面影响减至最低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陈炳强强调指出：“要体现博彩企业肩负的社会责任，政府的角色相当重要。因为政府对博彩业发展方向具有绝对的决定及主导权，关键是政府有没有把握好这一主导权。政府有责任确保博彩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不单只着眼于短暂的经济效益，同时亦有责任为长远发展铺路，为其他有潜力的产业创造更多空间，推动本澳产业适度多元，带动澳门整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8]

这次座谈会受到港澳及内地传媒的广泛报道，包括《澳门日报》、《市民日报》、《华侨报》、香港的《大公报》、《新报》、中新社、中央电视台国际互联网站及英文报章《南华早报》等。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使“责任博彩”的新观念走近人们的生活。

反观中国内地，不仅地下赌博严重，而且目前的彩票消费群体是一些低收入家庭群体，这和我国政府发行彩票的目的相悖。据有关方面估计，2006年内地已有病态彩民140多万人，对社会和家庭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大，治疗社会成本也更高。然而，目前内地由彩票发行部门或政府提供资助的治疗与辅导病态彩民的专门机构还很少，力量过于单薄。据“北方网——时代财经”提供信息，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已成立彩民救助中心，开通救助彩民的咨询电话热线，已与国家体彩中心合作，并且要培训一批志愿者。北医六院精神健康研究所、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以及香港大学的教授都来对志愿者进行相关专业的培训。但是，正如所长沈明明教授所说，单纯地通过电话热线来帮助彩民，力量是薄弱的，它不足以解决彩民的所有问题。但是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个象征性的里程碑，它使彩民知道社会关注与关爱彩民，希望帮助问题彩民。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心理疾病是很难完全治愈的，所以我们应当知道预防胜于救助。呼吁“责任博彩”尤为重要。

北京大学彩票研究所执行所长王薛红博士大声疾呼：投注站在向彩民出售彩票的时候，应当告知彩民真相：彩民必须是用闲钱、零花钱去买彩票，对于用大额资金进行的购买行为，有责任告知其风险，各彩票发行机构、投注站销售人员都应该树立责任博彩意识。“责任博彩政策不建立，意识不树立，博彩本身具有的投机性就会产生较强的负作用。……只有树立了责任博彩的意识，博彩业才有前途，但责任博彩意识的树立，还需制度作保障。”[9]

如前二所述，“责任博彩”的新概念已开始在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内地生根发芽。当然“责任博彩”在三地的发育情况（程度）及表现形式不尽相同。香港已经有了一批为数不少治疗及辅导病态赌徒的专门机构，并总结出一套较为成熟的治疗经验。澳门“责任博彩”的意识较强，采取的相关措施也较多。除前面讲过的之外，这里再补充一些联合治赌事实。《澳门月刊》发表文章强调说：“应尽快设立‘负责任博彩’制度，采取各种措施严禁内地公务人员巧立名目来澳门赌博、禁止病态赌徒进入赌场。强制严格规定赌场赌厅应无条件采取措施建立‘负责任博彩’的制度和承担社会义务。”日前，圣公会澳门社会服务处协调主任李国豪表示，就变成病态赌徒的主因来说，大多是因“想发达，揾快钱”，以“博一搏，单车变摩托”的心态，长期参与赌博活动。针对此种情况，服务处已与政府密切关注，并计划在社区开展更多预防赌博的宣传活动，增加戒赌辅导配套设施。至于本澳推行“责任博彩”服务计划，李主任认为6家博企已积极进行，以威尼斯人博彩娱乐公司为例，赌场内摆放“我们提倡负责任博彩”的宣传单张，内容有问题赌徒的特征，以及提供多间戒赌辅导机构的热线电话。同时，他建议“设立一个政府、博企、民间服务团体联席机制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加强推行‘责任博彩’服务计划，防止病态赌徒陆续增加。”[10]圣公会澳门社会服务处于2009年3月再度与香港明爱展晴中心合办“第五届注册赌博辅导员训练”课程，为社工、医护人员、博彩业管理人员等提供技术培训，加强他们认识赌博辅导、强化本澳预防沉溺赌博和治疗赌徒等方面的效力。

内地彩票发行20年，既无法可依，又鲜有人知何谓“责任博彩”。但是，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彩票管理条例》已于2009年4月22日经国务院第58次常务会议通过，自同年7月1日起施行。笔者暂且不对该条例评析，只想指出一点，该条例虽未明确使用“责任博彩”的概念，但已引入“责任博彩”的某些内涵。例如该条例规定：“彩票销售场所应该按照彩票发行机构的统一要求，设置彩票销售标识，张贴警示标语”；“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彩票代销者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不得向未成年人兑奖”；“彩票公益金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不用于平衡财政一般预算”等。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地彩票最高决策层和管理层的“责任博彩”意识在不断增强，是个可喜的现象。

但是，“责任博彩”无论在中国港澳地区还是内地刚兴起不久，虽然已生根发芽，却不够成熟、壮大，尚未大片开花结果，距离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一是政府缺乏应有的法律法规，难于依法监管；二是民间对“责任博彩”的呼声较弱，没有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三是博企与彩票发行与销售机构尚未真正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工作较为被动。因此，“同澳洲等先进国家的情况相比，我们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11]我们要以民促官、以学促企，大声疾呼把“责任博彩”摆到政府和博企的重要议程上，让博彩业朝着博彩现代化的方向健康发展。在此，笔者郑重倡议，由第六届博彩产业与公益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几个主办单位（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澳门理工学院等五个单位）牵头，邀请世界相关方面的权威机构、世界著名博彩管理学者、香港赛马会与澳门博彩商会等单位（人士），共同起草《责任博彩澳门宣言》，并在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宣言，让“责任博彩”的精神弘扬光大，在全球进一步行动起来，日益深入人心。

（原载《2009年博彩产业与公益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与澳门理工学院2009年12月出版）

[1]　程惕洁著：《博彩社会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2月版，第86页。

[2]　程惕洁著：《博彩社会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2月版，第86—87页。

[3]　陈卓华：“负责任博彩与病态赌博问题”，北京大学中国公益事业彩票事业研究所、澳门理工学院等编：《2007博彩产业与公益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22页。

[4]　参同王薛红著：《博彩业发展与中国政府政策选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79—82页。

[5]　赖存理著：《博彩历史解读与政府管制》，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141页。

[6]　郭毅权博士：“赌瘾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香港撤玛利亚防止自杀会会讯》2001年9月号。

[7]　中国公益彩票网（www.gongcai.com）。

[8]　《澳门日报》2006年7月23日有关报道。

[9]　新华网2008年7月29日。

[10]　《澳门日报》2009年3月3日A7版。

[11]　程惕洁著：《博彩社会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2月版，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