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办经过与办刊宗旨

（一）筹办经过

《文萃》的创刊,起始于两名青年记者的提议。抗战结束不久,贵阳《力报》的战地记者王坪、黄立文与从上饶集中营逃出暂时隐蔽在上海的中共党员计惜英共同商定从选载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等地报纸、杂志中的进步文章入手,宣传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因是文摘形式,所以定名为《文萃》。创办《文萃》,虽然最初不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但创办者一开始就主动地、有意识地寻找并在实际上争取到了党对刊物的领导[8]。具体经过如下：

1945年8月下旬,贵阳《力报》的记者王坪和黄立文,先后到达上海。他们与先期到达上海的计惜英（“国际新闻社”社员）共同商讨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一张报纸或一本刊物,以便迅速占领上海舆论阵地,填补日伪垮台后短时出现的文化真空,为上海吹进和平民主的清风。经商量,决定采用文摘的办法,选载重庆、昆明等地《新华日报》和其他民主进步报刊的文章,编辑出版,公开发行。刊物定名为《文萃》,每周一期,以民间的、中间偏左的面目出现,以求能在上海站住脚跟,徐图发展。

当时仅靠三人创办报纸毕竟力量有限。由于黄立文曾是中共党员,计惜英也是中共党员,所以在遇到办刊困难后,他们很自然地想到向中共党组织求得支持与领导。创刊人之一的黄立文回忆：“说实话,当时我已与党失去联系多年,上海社会如此复杂,我第一次来,对它十分陌生。要于短期内在上海创办一个刊物,心里委实没有底……我就郑重提出要找一位老师来指导,意思是要请党来领导我们的工作。”[9]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找到了时任上海《文汇报》采访部主任的孟秋江同志。

孟秋江（中共党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际新闻社”负责人,当时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以记者的合法身份在社会上活动。孟秋江、王坪和计惜英3人相互认识,都曾在国际新闻社工作过。其中,孟秋江是国际新闻社桂林总社的领导人之一,而计惜英和王坪是国新社的老战友。王坪、计惜英、黄立文找到孟秋江后,孟秋江和他们谈了创办刊物的目的、意义,提出要尽可能在国民党对舆论严格控制的形势下,争取一个合法地位,以利于长期斗争。3人商定了《文萃》周刊初期的编辑方针。随后,孟秋江就向中共南方局的有关负责同志作了汇报。在得到批准后,又与王坪,计惜英、黄立文3人会面,共同制定了“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要求和平,要求民主”的办刊方针[10]。随后,孟秋江指示黄立文利用自己战地记者的有利条件,趁国民党当局对《文萃》刊物的性质还不清楚的情况下,尽快获得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社会局颁发给杂志社的“登记证”。1945年10月14日,《文萃》周刊获得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字第四十五号”准予备案的批示,同年11月29日,又在上海市社会局正式填表登记。正如文萃社在第43期《文萃》上所说的“本刊既为最早经上海市党部核准‘先行发行’且为依法向上海市社会局申请登记有案之刊物,手续上完全符合法令之规定。”可见,这张登记证的取得使《文萃》得以在国统区合法出版发行,对其在上海站稳脚跟以及以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共上海地下党很重视《文萃》周刊这个民主进步刊物,对《文萃》的发行予以大力支持。《文萃》出版首期时便遇到了缺乏纸张的困难。在孟秋江及时向上海地下党的领导汇报后,党组织要孟秋江与梅益[11]联系,由梅益签字,并经其之手,很快从《新华日报》筹备处拨出一批白报纸给《文萃》,借用《时代日报》的大卡车,从库房将白报纸运送到承印《文萃》的新大沽路国光印书局,从而帮助文萃社解决了创刊之初没有印刷纸张的困难。

（二）创刊号

1945年10月9日,《文萃》创刊号在上海正式出版发行[12]。刊头“文萃”两字采用宋体。《文萃》周刊创刊号为16开本,20页,约3万字。《文萃》的编辑出版者是文萃社；发行者是国际书报社；印刷者是国光印书局；社址位于上海静安寺路德义大楼二门五楼。第1期一共刊登了8篇文章、1幅木刻画以及编后小语。刊登的文章分别是张申府的《民主团结的精神条件》、乔木（乔冠华）的《论中苏同盟》、绿川英子的《在歧路上的日本》、孟南（刘乐扬）的《论东北问题》、茅盾的《对于文坛的又一风气的看法》、田汉、李公朴的《八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邓初民的《中国民主运动的两条路线》、萧军的《大勇者的精神》；木刻画为余所亚所作的《罗曼·罗兰像》。

（三）办刊宗旨

在第一期的“编后小语”中,文萃社的创刊词中阐明了《文萃》的办刊宗旨。这一办刊宗旨即体现了《文萃》周刊的舆论宣传目的。它们是：“一、沟通内地与收复区的意志；二、传达各方人士对于国事的意见；三、分析复杂善变的国际形势。”[13]这在当时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执政环境下完全是为了能公开发表的需要。1945年11月29日,《文萃》在上海市社会局填写办刊宗旨时,填写的“发扬三民主义文化,促进国家和平统一”也是为了应对国民党政府审查的办刊策略。正是由于起初的这种中间偏左的办刊定位,才使《文萃》较早获得了办刊备案登记,并得以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被允许在国统区出版发行。

然而刊物所载的文章才是体现《文萃》周刊办刊宗旨的最好明证。首先,“沟通意志”在当时主要是指将大后方人民群众在抗战胜利后开展和平民主运动的具体情况告诉收复区的群众,特别是将中共解放区群众的真实情况告诉国统区的广大群众。“传达各方人士的意见”是指向收复区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反映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对于战后国家重建方面的意见建议以及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专制的呼声。“分析国际形势”是为了帮助国统区群众坚信民主与和平的世界潮流终将战胜反民主反和平的逆流,鼓励国统区群众参加反独裁的斗争。这才是《文萃》周刊在办刊中所希望达到的舆论宣传目的,也才是《文萃》周刊真正的办刊宗旨。

此外,在第7期的“编后小语”中《文萃》提出了刊物的办刊目标。文中说“刊中外名家杰作,集报章杂志精华是《文萃》所努力的目标,请读者诸君及社会贤达不吝赐教”。第10期的“编后小语”又具体说明了《文萃》创刊初期的办刊定位。即,“自今以后,更当一本不偏不倚,大公无私的态度尽量选载各种稿件,不问党派,不问立场,兼收并蓄,期使本刊真正成为一本汇合各种意见,帮助读者了解时事的集纳性的刊物。”

（四）“两次转变”

《文萃》周刊的发展,从舆论宣传角度讲发生了“两次转变”。第一次是舆论宣传内容的转变,即从创刊初期的集纳性、文摘性刊物逐渐发展成为时事政治刊物,以转载其他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为主发展为编辑部组稿为主。第二次是舆论宣传方式的转变,从公开出版发行到秘密出版发行（或称作从“大文萃”到“小文萃”的转变）。

1.转变一：从集纳性、文摘性刊物到时事政治刊物

《文萃》创刊初期,为了既能宣传和平民主,又能站稳脚跟,因此是以民办的、中间偏左的面貌出现的。那时,抗日战争刚胜利,上海尚处于从沦陷区转变为收复区的过程中,大批民主人士与文化新闻界人士仍旧身处贵阳、桂林等西南大后方。在这种情况下,《文萃》周刊作为一本宣传和平民主的进步期刊所刊载的稿件大部分只能是从重庆、昆明、成都、贵阳、西安等地的进步报纸、杂志上精选下来的。到1946年初时,形势已然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已经号召大批党的知识分子于1945年下半年来上海办报。另一方面,大批民主人士也从内地逐渐来到了上海,使上海的和平民主运动逐步发展起来,这些都为《文萃》周刊从文摘类刊物转变为时事政治类刊物创造了条件。同时,从客观上说,仅转载外地报刊的文章已经不能适应国内反内战斗争的需要,《文萃》需要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而进行转变。

从集纳性、文摘性刊物发展成为时事政治刊物是一个缓慢的渐变的过程,经历了近半年多的时间。自1946年2、3月间起（即第15期）《文萃》开始陆续增加“特稿”和“来件”的数量,由原先的1、2篇增至4、5篇,6、7篇。至6月间,每期的特稿已占总篇幅的80%～90%。这样,《文萃》一方面通过转载报刊上的文章,向上海和收复区其他地方介绍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另一方面也通过自身组稿及时向各地读者介绍上海人民的斗争情况。到1946年7月,《文萃》第37期所有文章不再标有“特稿”字样,并增辟了《中外文萃》专栏。到了第48期,新辟“时事周评”栏目和公孙求之（胡绳）的政论标志着《文萃》正式完成了时事政治刊物的转变[14]。

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一是客观斗争形势的需要；二是在沪组稿条件日趋成熟。《文萃》创刊时,形势要求“迅速占领阵地,填补临时出现的真空”（第一任主编计惜英回忆）,采用文摘、集纳的形式自然是最便捷的。从刊物筹划到《文萃》创刊号正式出版大约不过二十天。然而,转载其他报刊杂志的文章,毕竟有较大的局限性。更何况这一阶段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46年1月,在国内外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国民党不得不签署停战协定并召集了政治协商会议。但是,会议刚结束,国民党就采取种种方式破坏政协决议,斗争日趋复杂、尖锐。1946年6月底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在这一段时间里,上海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也日益发展。1946年1月13日,上海地下党发动组织各界群众一万余人,在沪西玉佛寺公祭昆明“一二·一惨案”中的死难烈士,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暴行,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6月23日,中共地下党又在上海组织五万群众举行集会游行,欢送上海各界人民代表团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和平请愿,从而将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推向了最高潮。从1946年1月中旬至1946年6月底,《文萃》的这一转变,适应了形势的发展和当时当地斗争的需要。随看民主运动中心的转移,进步的文化、新闻工作者,各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也在这一段时间陆续从大后方来到上海,斗争的需要与在沪组稿条件的日趋成熟使这一转变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

2.转变二：从公开出版到秘密发行

1946年12月7日,上海市警察局向各分局下达了对《文萃》予以取缔的命令,使《文萃》的发行被迫处于秘密状态。一个月以后,即1947年1月6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快邮代电致上海警察局局长宣铁吾,要求对《文萃》“密予查禁”。2月7日社会局与警察局一起出动查抄代销《文萃》的生活书店,没收各期《文萃》130册及合订本12册,并强令书店经理具结保证“嗣后不再经售查禁书刊”。1947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代表和工作人员被迫撤退。当年3月,局势日益恶化,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和在上海出版的《群众》杂志被迫停刊,《文萃》主编黎澍成了敌人黑名单上的重要人物,到处受到追捕。黎澍在回忆录中写道：“其时,中共驻南京、上海和重庆的办事机构和人员都已经撤走。一种名叫‘飞行堡垒’的警车在上海马路上巡逻,发出刺耳的叫声。使人们感到形势紧张。朋友们见面,都认为我不能继续在峨眉路《文汇报》宿舍的那个房间里住下去,只能在熟人家里轮流借宿,过居无定处的生活。”因此,当时日益恶化的环境迫使《文萃》必须改头换面。从1947年3月6日第72期出版以后,《文萃》就改为秘密出版发行。16开的大本《文萃》周刊改为32开的小本不定期丛刊（大约半个月出一期）,以后又改称“丛书”,坚持在白色恐怖下出版发行。从1947年3～7月被查封为止,先后出了10期,每期都有醒目的刊名,分别是《论喝倒彩》《台湾真相》《人权之歌》《新畜生颂》《五月的随想》《论纸老虎》《烽火东北》《臧大咬子伸冤记》《论世界矛盾》（又名《孙哲生传》）。第10期已经印好,因遭到查封而未能发行（至今仍未发现）。

《文萃》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国共两党斗争形势日趋白热化,随着国统区局势日益恶化,国民党当局对言论界摧残愈益加重；二是因为《文萃》依国民党上海社会局的说法“该刊思想左倾,与共产党同词,对中央恶意批评亦多”“号称《文萃》,而所载文字多涉偏激”[15]。作为一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批评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政策和恶劣行径的刊物,《文萃》无疑是要被其痛恨,被其查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