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媒体建构的中国形象概述

早期主要以报刊的形式出现，并且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国外媒体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丰富的介质。由于本书主要研究20世纪以来的俄罗斯媒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问题，因此主要关注近二三十年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这些研究发现，当前国外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多以负面为主。例如，何英（2005）研究了美国媒体建构的当代中国形象，认为冷战后美国媒体主要建构了负面的中国形象，在美国媒体眼中，“中国是对美国和亚洲周边邻国的严重威胁、中国是盗窃美国核技术的窃贼、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对美国经济构成严重挑战”。[1]孙有中（2009）研究1993—2002年《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的中国报道后发现，两报对中国政治有较多负面的报道，如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犯罪率高、官员腐败、贫富差距大等。这些媒体呈现了“一幅变化、混乱、危机四伏、令人忧虑的中国形象”。[2]刘林利（2007）研究了日本6家报纸、7家周刊后认为，日本媒体建构的中国形象以负面为主，如中国政治不够民主，具有军事威胁，犯罪率高等。[3]张玉（2012）研究了日本两份代表性的报刊《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的涉华报道，得出类似的结论，作者指出两报塑造了“丑陋”的中国国家形象，即政治不民主，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状态较差，人权状况不如人意，贫富差别大，腐败严重，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非常严重，军事力量强大，威胁亚太地区安全，产品质量低劣。[4]刘继南、何辉（2006年）对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法国《费加罗报》、日本《读卖新闻》等8份报纸的研究发现，外国媒体塑造的中国形象是：经济蓬勃发展但存在不少问题，文化博大精深、富有魅力，和平发展大国外交，军事力量强大且“令人担忧”，人权问题、腐败、恶性犯罪、性交易、偷渡、走私、知识产权等各种社会问题严重。[5]学者张长明认为，当今西方媒体建构的中国形象是“神秘、复杂、动荡、不稳定和带有强烈扩张意识的大国；有强大威胁的国家；有许多不稳定的因素，而且每一点都是致命的；中国的发展只是暂时的，必然会走向崩溃等。”[6]

综合上述研究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媒体建构的中国形象主要是负面形象，人权缺乏、腐败丛生、贫富悬殊、污染严重、犯罪率高、中国威胁等，这种形象与20世纪30年代《纽约时报》记者阿班的涉华报道所建构的“危机中国”的形象如出一辙。是18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文本所建构的停滞、专制、野蛮和贫弱的“衰朽之邦”形象，再次在当今延续与重现。尽管历史的进程已进入21世纪，中国在社会、文化、经济以及政治等诸多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格局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国际关系相应地出现各种转变。然而，外国媒体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不但没有向良性方向发展，甚至更加负面与悲观。

20世纪50年代是中苏关系中非常特殊而重要的10年，此时的中国被苏联视为“兄弟”，孔朝晖对50年代《真理报》涉华报道作了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发现这一时期的该报一直在“兄弟”“盟友”和“美好新事物”的套话模式中报道中国，其呈现中国形象是单面的，是完全正面的、美好的，然而中国是苏联政治上的“兄弟”，却是其文化上的“他者”，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中苏存在天然的隔阂。“苏联树立自身的国际权威和强调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需要决定了它塑造中国形象的唯政治性，而东西方文化差异却造成了它对中国文化的疏离感。”“第三罗马”和“弥赛亚说”是俄罗斯思想的精髓，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化，逐渐演变成了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思想，俄罗斯媒体的中国形象便是这一思想的现实体现。[7]俄罗斯媒体将中国塑造成如此形象，源自俄罗斯自身的思想和文化根源，孔朝晖博士虽然选择了大众传媒为研究对象，但作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博士，依然沿袭了思想史和文化批判的传统，对国际关系和传播学的观照较少。

一些学者对当今俄罗斯媒体的涉华报道进行研究，探究俄罗斯媒体对当今中国形象的建构。2008年是中国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先后发生拉萨暴乱、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等重大事件，这些事件不同程度影响着国外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北京奥运是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一个良机，提升国家形象也是中国举办奥运的重要目的之一。莫斯科大学巴库林研究了2008年8月俄罗斯6份主流报纸关于北京奥运的报道后指出，现代中国呈现出一个“快速发展的、年轻的、有活力的”形象，举办奥运的巨额花费以及无与伦比的组织水平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体现之一。受奥运会开幕式前夕新疆恐怖分子袭击警察事件的影响，所研究的6份报纸都不同程度地关注安全问题和奥运会可能遭受恐怖的袭击。[8]程曼丽曾对外媒眼中的中国进行了研究，2002年她从美、俄、日、德四个国家各选择一份代表性的报纸，对其一个月的涉华报道进行分析，其中俄罗斯选择了《消息报》作为样本。程曼丽的研究认为，《消息报》中关于中国的报道较少，进城打工者成为中国人的代表形象。同时，美、俄、日、德四国对中国及与中国关系的报道与评价，都是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不同国家的涉华报道具有各自的特点或倾向性，“美国的冷战思维，日本的防范心理，俄罗斯民族骨子里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傲慢态度”。[9]外媒对中国的报道和评价，取决于各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以及它们与中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