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上美国形象的评定

二、中国媒体上美国形象的评定

（一）1997年《人民日报》上的美国形象

通过前面的梳理，我们基本上对“中国媒体上的美国形象”有了一个宏观面上的把握。为了更深入、更具体地把握中国媒体上的“美国形象”，笔者选择1997年的《人民日报》为样本，作进一步的研究。

表1：《人民日报》1997年有关美国报道按月分类细目统计表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新闻信息中心编：《人民日报》1997年1至12月索引

《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也是一份全国发行，发行量达几百万份的国家级大报，其影响力和权威性在中国的报刊媒体中无人能及，长期以来发挥着“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作用。而1997年是中美关系发展相对平缓的一年。其间既有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如两国高层人员的互访，特别是1997年10月下旬江泽民总书记访美，也有中美间涉及经贸、人权、香港问题的舌战。因此1997年《人民日报》的涉美报道，能在两国正常交往的前提下，均衡地反映美国的内政外交，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媒体对美国形象的定位。

在1997年的《人民日报》上，与美国相关的新闻报道有1266条（见表1），其中涉及美国的内政外交，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这些大量报道基本上勾勒出了一个清晰的美国形象。

表2：《人民日报》1997年有关美国报道统计表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因此它的一举一动在国际社会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力。1997年《人民日报》上的美国政府报道达639条，占整个涉美新闻比例的50.5％（见表2）。这反映了中国媒体对美国国际地位的重视。中美关系是一个重要而引人注目的问题，因此在美国的政府报道中，中美关系自然是报道的重中之重。尽管1996年因为李登辉访美、中国威胁论等摩擦给中美关系笼罩上重重阴影，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人民日报》在新的一年中将中美交往中的阳光面展现出来。“中美关系缓和”获得了最大的报道量，达到了450条。相比之下，“中美关系紧张”只有36条。这表明，只要美方显示善意，在坚持“促进了解，增进友谊”的原则下，中国的媒体是愿意看到一个“友好”的美国形象出现的。

1997年是《中美联合公报》发表25周年，对于美方举办的相关庆祝性活动以及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动向，《人民日报》都进行了积极的报道。新年伊始，《人民日报》就摘要发表了克林顿总统关于中美关系的讲话，文章中包含着美方希望加强美中关系的重要信息。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克林顿说美中关系将继续发展》的文章，在写到克林顿强调美国同中国保持接触的必要性时，文章引述了他的讲话：“美国政府目前所推行的接触政策不但对美国人民，而且对进入21世纪的世界来说，都是正确的政策”。2月24日，名为《美纪念〈中美联合公报〉发表25周年　克林顿总统表示将努力推动美中关系》的新闻出现在《人民日报·国际版》的显要位置上。4月18日的《人民日报》更以轻松的笔调报道了新闻——《熊猫“使者”的节日》。文章最后这样写道：“庆祝会结束时，动物园的一位官员对记者说：‘兴兴和玲玲是美中人民友谊的象征，它们为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庆祝它们来美25周年之际，我衷心希望美中关系不断得以加强。’她的这席话也表达了广大美国人民的共同心声。”10月份，江泽民总书记访问美国，更掀起了《人民日报》对美国报道的一个高潮。在8天的时间中，江泽民访美的新闻、讲话和图片几乎天天占据着报纸的头版，这些翔实的报道无形中改善了美国在中国媒体上的形象。1997年《人民日报》大量的美国政府报道，除了展示了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活跃而积极的形象外，报纸也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以及中美关系中出现的一些摩擦作了相应的反映。36条反映“中美关系紧张”的新闻，牵涉到人权问题、台湾问题、香港回归后的管理问题等。1997年2月份，一本对中国充满偏见与敌视的书——《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在美国出版。《人民日报》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及时地作出反应。3月21日，《人民日报》记者从美国发回题为《美国学者批驳〈冲突〉一书　指出“中国威胁论”是危言耸听》的报道，这之后，《人民日报·国际版》又登载《危言耸听的拙劣之作——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的评论性文章，对《冲突》一书进行了深刻的批驳。3月23日《人民日报》还刊登了《警惕破坏中美关系的阴谋——驳所谓中国政府卷入美国“政治献金案”的谎言》一文，对所谓中国企图干涉美国内政的谣言进行了揭露和反驳。不管怎么说，“中美关系紧张”的新闻在1997年《人民日报》的涉美报道中不是主流，它们只是表明中美关系发展中客观存在着的问题，同时也昭示了美国国家形象中“刚愎自用，冷战心理依旧”的阴暗面。

1997年是美国大选年之后的第一年，美国政坛在这一年中发生了许多新变化，这包括第二届克林顿政府的人员构成、政策制定以及美国国会、美国各州政府在内的诸多方面。《人民日报》针对美国内政出现的这些情况进行了广泛的报道。1月份的报纸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集中报道了克林顿就任第53届美国总统以及他第二届内阁成员、施政纲领的新闻。如1月24日的《美参院批准奥尔布赖特任国务卿、科恩任国防部长》，1月28日《美国防部长科恩谈防务　继续构筑导弹防御系统》。5月26《人民日报》国际版介绍了美国华盛顿州新当选的华裔州长骆家辉，文章特别强调骆家辉是美国建国200多年来第一位担任州长的华裔，也是美国本土所有亚裔中第一位当上州长的政治家。而另一位华裔出任美司法部代理助理部长的新闻也出现在12月16日《人民日报》的第六版。可见，凡涉及中美关系的重要人物和政策都是《人民日报》在报道美国内政时的侧重点。

在1997年《人民日报》的涉美报道中，报道量仅次于“政府报道”的是有关美国的“经济报道”，数目为217条，占报道总比的17.2％。这客观地反映了美国经济地位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媒体对它的重视程度。中美建交以来，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据中国方面的统计，截至1996年，两国贸易额已经达到了428.4亿美元，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人民日报》关于中美贸易的新闻为62条，集中地报道了两国的经贸交往的新情况、新动向，涉及两国间企业、产品、资本、技术以及贸易纠纷等各方面信息。《人民日报》还十分重视美国经济发展中的经验与问题，其中较为深入和详尽的内容是有关美国的“知识经济”。从报道的角度和文章的内容可以看出，《人民日报》对美国这个经济发达国家经验的重视，以及报纸寓教于文、博采众长、注重实效的良苦用心。如《信息经济初显威力》、《谈谈“知识经济”》、《美高科技带动经济发展》、《美经济新增长及其动因》等文章。美国的经济对我们有着密切的影响，更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之道，所以《人民日报》使用了较大的报道量关注美国经济问题。而美国给人“经济发达，是中国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的印象也构成了中国媒体塑造的美国形象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1997年轰动世界科学界的一件大事，就是美国探路者号宇宙飞船对火星进行的造访。《人民日报》对这一重大科技创举给予了十分的关注。同年7月份，美国探路者号宇宙飞船一登上火星表面，《人民日报》即发表了相关消息、背景报道共9篇。如驻美记者张亮撰写的《人类登上火星不是梦》，详细介绍了此次宇宙旅行的科学价值和意义。整个1997年，《人民日报》对美国的科技报道有172篇，占报道总比的13.6％，范围涉及科学技术的各个层面，包括计算机、卫生、医疗、文教等诸多内容。文章的报道形式也是生动活泼，寓教于乐。像前面提到了有关探路者号的新闻，其中既有对探测活动进展的及时报道，也有对这一科学创举的作用和意义的分析，该新闻甚至还入选了《人民日报》1997年十大国际新闻。应该说，这些报道都从侧面展现了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实力。

1997年《人民日报》刊载的111条涉美通俗报道，主要介绍了美国社会生活中一些常态性的事物，这包括介绍美国的影视节目、音乐艺术等大众文化娱乐的新闻。而赛事频繁、激动人心的体育竞技消息也经常出现在报纸的体育版面上，如NBA职业篮球赛、美国网球公开赛。总之，多姿多彩的美国文化和社会生活通过《人民日报》的通俗报道展现在读者眼前。美国国家形象中“国民文化娱乐生活丰富，世界风靡”的一面也就在读者的脑海中自然形成了。

所谓的“耸人听闻报道”固然是对美国形象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的报道，但是《人民日报》对这类报道的题材分配相对平衡。从表一可以看出，犯罪暴力类、事件灾难类和战争类，三者间报道的数量差不多。因此，《人民日报》的“耸人听闻报道”没有像某些外国媒体在报道中国事物时那样，充满偏见和歧视，故意扭曲丑化。美国社会发生的暴力凶杀、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不但客观存在，而且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适度的耸人听闻报道正是向读者表明了美国形象的多样性，复杂性：一方面国力强大，社会进步；另一方面贫富分化、犯罪率居高不下，侵犯人权的问题时有发生。因此，1997年《人民日报》127条耸人听闻报道是对现实的美国形象一种必要的补充和丰满。

总的来说，1997年《人民日报》对美国形象的定位有以下几个特点。

1.报道量大

1997年《人民日报》与美国相关的新闻达到了1266条，平均达每天3.5条。对美国事物如此大量的报道，有利于报纸将国际新闻与国内宣传有效结合，符合了媒体在宣传报道时所应该发挥的“促进了解、增进友谊”的现实作用，符合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国际地位和巨大影响，符合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状况和重要性，符合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要求了解世界、了解美国的客观要求。

2.报道全面

美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1997年的《人民日报》中皆有反映，涉及美国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诸多事物。更为关键的是，这其中既有宏观面上的政策方略，也有微观点上的“人情事故”，既有概括的总论，也有具体的描述。报道全面性使媒体避免了犯偏见、浅薄的错误，开阔了读者的视野，于“润物无声”之中让人认识到一个较为真实的美国。因此，《人民日报》在对美国社会政治有一个全面的涵盖的同时，对美国形象也就有了一个相对充分的描绘。

3.报道客观

客观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生命。《人民日报》的对美报道力求忠于事实，力求于小处见大义。这体现在报道中，人物言行、时间地点、事情出处准确清楚，有根有据，不妄加评论，不乱下结论。无论是关于中美关系趋向缓和还是发生摩擦，无论是反映美国的经济发展、科学进步，还是介绍一些困扰美国的社会问题，报道都以事实为主，基本上准确地反映了美国的实情，塑造了一个客观的美国形象。

4.以正面报道为主

之所以说《人民日报》1997年的对美报道以正面为主，这并不是报纸的刻意如此，而是基于前面三点的直接反映。美国是一个政治大国，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发达，而1997年，中美两国关系趋向好转，政治经贸交往日益密切，这些都是报纸报道中无法回避的。在此国内国际环境下，《人民日报》上的美国形象也就相应向相对积极的正面转变。相比之下，相关美国的负面报道只是其整体国家形象中确实存在着的一些阴暗面，是报纸平衡美国形象的一种补充，并没有起主导作用。

5.以政治经济为报道重点

1997年《人民日报》把最大的笔墨是放在美国的政治经济新闻上，两者合计在整个对美报道中占了67.7％的比例，其中涉及中美间交往和关系的更是重中之重，达到了856条。因此《人民日报》上最影响美国形象的无疑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因素。

1997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大国关系深刻调整　多极趋势加速发展——1997年国际形势回顾》的年终大稿。在谈到美国时，文章这样写道：美国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经济增势强劲，科学技术领先，军事实力增强……这样的评价既反映了美国的客观实际，也反映了1997年《人民日报》所塑造的美国主体形象：其一，美国国内政局稳定，积极参与各种国际事务，在其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并发挥着影响力，它的内政外交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二，中美关系稳步发展，两国间的摩擦减少，合作增多。在此基础上，仍有一些政治势力、新闻媒体从中制造事端，企图破坏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其三，美国经济持续发展，进入了一个未曾有过的良性发展时期，知识经济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四，美国科技实力强大，在诸多研究领域保持着世界领先的优势；其五，美国文化娱乐生活丰富多彩，但是一些社会问题积重难返，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制约着美国社会生活的健康发展。

国家形象是对一个国家状况的总体评价，这种形象也正在成为一种综合、持久、先行的影响力而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此，中国的美国形象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以及两国人民和政府间的交往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国的美国形象主要是由中国的媒体来塑造，因此中国媒体上如何为美国形象定位，其现实意义也就非同一般了。

在中美关系日益加强的今天，中国媒体对美国形象的塑造关系到国内民众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正确认识和了解美国。过去，我们就曾经在此问题上有过教训。在“非白即黑”、“非友即敌”的硬性宣传下，中国媒体上的美国形象被形容得一无是处，于是“三十年赶美”这样的大话满天飞，结果我们远离了世界的先进中心，落后的差距反倒越来越大。这之后，国门初开，崇洋媚外的情绪又侵蚀到一些媒体的报道中，美国又成了“高、大、全”的形象，自怨自艾、亲美恐美的思想有所泛滥。正是媒体对美国形象的把握不好，才有人把美国视为天堂，把美国的一切当作标准，也才给自由主义思潮提供了滋长的环境，从而使人认识不到美国的复杂性和它和平演变的阴谋。一旦我们的媒体遵从了“全面、客观、时效”的对美报道标准，美国形象的多样性、矛盾性也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符合实际。对于美国的先进经验，媒体的报道让我们了然于胸，从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充满矛盾的美国现实状况，又让我们能从中有所觉悟，从而增强自信心，提高警觉度。中国媒体上的美国形象无疑为两国在人员、经贸、科技、教育等诸多领域的交流合作中提供了指导作用。另外，中国媒体上的美国形象虽然是中美关系进展的直接反映，但美国形象对两国关系也能起到促进或阻碍的作用，也就是形象的先行影响力。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媒体对美国的一片喊打之声，无疑强化了双方彼此间的仇视。近年来，中美关系摩擦不断，美国媒体掀起了一连串的“妖魔化中国”的浪潮，美国方面有人认定，这是双方互相“妖魔化”的结果。中国媒体有没有丑化美国形象，我们权且不说，但是可以看出，美国方面对中国媒体上的美国形象是关注的，这必然影响着美对华政策的审定和制定。而就美国形象的国内影响而言，它也必然是国家政策决策层的一个参照。但是在目前状况下，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媒体对国家政策决策层的影响力还相对有限，因此，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新闻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媒体上的美国形象将更加自然，而它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作用也将更加明显。

（二）中国媒体涉美报道的背景因素

为了更好地认识和评定中国媒体关于美国的报道，准确地把握中国媒体上美国形象的演变规律，还必须从政治、传播、经济、文化四个层面对中国媒体涉美报道的背景因素予以剖析。

1.政治因素

本文所谓政治因素主要是指中美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状况。从前文对“中国媒体上美国形象演变”所进行的论述就可以看出，中美关系的发展状况往往决定了中国媒体对美国形象的塑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几起几落，每一次大的转折，中国媒体上的美国形象都有一次相应的变化。从“美帝国主义敌人”的反面形象可以转向“发达富裕的”正面形象，一切都得以政治因素为基准。新闻宣传为政治服务，这是包括资本主义制度在内的任何政治制度下的特性，更是由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性质决定的。在对待涉美报道上，我们的报道就必然反映其所依存的国家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态度。我们涉美报道的特殊性表现在它“是有立场的”，而这一立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对事物进行观察和分析，体现和服务于我国的对外政策。因此现实中，中国媒体上的美国形象往往因为政治因素的原因而发生变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形象就经历了正反两者间的急剧变化，这要归因于当时中美关系的戏剧性发展。两国建交以后，中国媒体上的美国形象整体上相对稳定，但是政治因素仍然会影响着媒体在对美报道内容上的取舍，从而突出强化美国形象中的某一方面。近年来，随着一些新问题和新情况的产生，两国关系发展出现波折，这些波折通过媒体的适度报道，无疑影响到媒体对美国形象的塑造。2001年4月份的“撞机事件”引发两国关系的最新紧张，围绕这一事态本身及其进展，国内媒体做了大量的报道，集中揭露了美方我行我素的霸道作风，媒体的这些报道无形中突出了美国形象中“霸权、反华”的一面。2002年2月，布什访华前夕，国内新闻媒体上有关美国的报道趋于积极的、正面的内容为主，这无疑为两国关系的进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因此，政治因素是对中国媒体涉美报道影响最深刻、最明显的一个因素。

2.国内的传播体制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传播媒体都是作为国家方针、政策的宣传工具，发挥着鼓与呼的作用。媒体的报道内容与报道思想必须服从于国家政府的立场，并为其服务。党性原则是中国传媒制度的根本原则，“喉舌论”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尽管我国的宣传事业有了很大进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舆论气氛活跃，媒体受到的行政限制更为宽松，报道的自由度也更大了，但是媒体从属于党和国家宣传事业的性质不会改变，新闻为政治服务，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任务和责任不会改变。在关系国计民生、内政外交的重大问题上，国内的任何媒体都不可以丧失原则，任意报道。涉美报道有它的独特性，要服务于国家的大外交战略。这决定了中国媒体上美国的基本形象。

3.改革开放进程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逐渐告别以往的封闭落后，同世界紧密地联系到一起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用亲身的经历去接触和了解外界。与此同时，国外的文化、资本、人员也纷至沓来，另一个世界正在和中国接近。其中，中国和美国两国间的交流是最为迅速的。据统计，自1979年选拔23名留学生开始，到1997年中国已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163100人。至于通过其他途径往来于两国间的人员更是无以数计。而在中国各地纷纷设立的麦当劳、肯德基快餐店，随处可见的可口可乐、好莱坞电影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真切地感受到美国的形象。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中国与美国的联系日益紧密，新的形势也对中国媒体的涉美报道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必然对媒体上的美国形象产生影响。在符合国家法制、遵守新闻报道准则的基础上，媒体更新观念，拆除“围墙”，放开手脚，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有关美国的报道量迅速增加。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正泉在1983年7月的一篇题为《加强国际问题的宣传》的文章中就这样写道：“自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人们的眼界宽了，要求高了，想快而多地知道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情，对多种世界知识有浓厚的兴趣和多种的需求，要求中央台的国际宣传进一步增强时效性，增强报道量、扩大报道面，一些大的报纸派出了驻外记者，电视的国际新闻形象越拉越大，研究国际问题、介绍国际知识的刊物日益增多，就连一些地方台也办起了国际方面的节目。”另外，受众不断增长的知晓欲促使媒体涉美报道的内容和形式不断改进。激烈的媒体竞争迫使众多的专业媒体在涉美报道时重点更加突出，报道更加充分。经济类的媒体时刻关注着美国的股市变化，经济发展动向；文化类的媒体把报道的焦点放在了好莱坞的大片、百老汇的舞剧上。中国媒体上的美国形象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大大地丰富了，客观了。

4.文化差异

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不同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好恶标准。美国社会学家伊安·罗伯特逊在他的《社会学》一书中就有这样一段通俗的描述：“每个社会的文化都有其独特之处，都含有其他社会没有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的组合。美国人吃牡蛎不吃蜗牛，法国人吃蜗牛不吃蝗虫，非洲祖鲁人吃蝗虫不吃鱼类……各种社会的文化差别巨大，可以说没有哪一条行为准则是处处适用的”。中美两国分别属于两个文化体系，尤其是前者，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赋予这个文明古国自成一脉的璀璨文化，因此两种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大相径庭。且不谈文明冲突、人权自由之类中美之间的“永恒的主题”，从日常起居、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等方面，中国人就是中国人，美国人就是美国人。美国人习惯前瞻，中国人爱话当年；美国人尊强者，中国人怜贫弱；中国人食不厌精，美国人快餐快饮。中国媒体在涉美报道过程中，因为文化的影响，无疑倾向于用本国的价值观念、好恶标准衡量事物。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反霸道，尊王道”，讲求“和为贵”、“以德服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加上中国曾遭受过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凌辱的特殊经历，因此作为文化和民意载体的传播媒体在对待国家主权、民族大义问题上更有着特殊的感受。对于美国在国际上的强权主义以及对华交往中屡生事端的无理行径，中国媒体历来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立场。每一次中美发生冲突，国内媒体的反美情绪都会十分高涨，这正是中国文化所滋养的民族情绪的一种自然流露。另外，思维方式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审美意识不同，也使得媒体在涉美报道时容易引发歧义。我们的媒体就曾经把美国青年人崇尚的独立意识、闯荡精神，误认为是美国社会的传统家庭意识出现危机，人际关系淡漠所产生的后果。而美国社会“强者上，弱者下”的激烈竞争也被国内一些媒体说成是“资本主义的野蛮和残酷”。像这样的误解，随着两国文化交流的频繁，彼此了解的加深，中国媒体在今后的涉美报道中必将逐渐减少。但是文化的影响力是长期的，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仍将在中国媒体的涉美报道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