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

市场经济的大潮推动着大众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使后者迅速发展成为我国文化产业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发展指标之一就是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包括文化产业的发展。的确，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实现小康，尤其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小康，其标准不仅包括人民物质生活富裕的程度，还包括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满足的程度。要丰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离不开大众文化的力量。已经有专家对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者的协调关系做了论述，在此就不赘言。但是，有一点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探讨，那就是如何充分认识大众文化这柄双刃剑的两面特性，充分开发其正面功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发挥大众文化应有的作用。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大众文化”是一个外来的概念，源自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这些国家自称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因此，随着大众文化的概念一同进口的还有西方国家某些学者对西方大众文化的批评和批判。这种批判不能生吞活剥地应用于中国的文化现实。中国目前还在走着工业化的道路，社会的物质丰裕程度尚未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的平均消费能力也还有限。中国的城市化程度有限，大量的人口还分布在农村，他们有待于成为大众文化产品的积极消费者。显然，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精神文化现实要有清醒的认识，这是正确把握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的前提。

就目前方兴未艾的中国文化产业来说，大众文化产品如广告、影视剧、畅销书和流行歌曲等，都对中国人民生活的民主化起着正面的推动作用。这里的“民主化”有两层涵义，一是大众的普遍参与，二是平等意识的普及。

以广告为例。广告促进了消费行为的大众化，推动消费生活的民主化。广告是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与计划经济的时代不同，广告的“广而告之”作用使任何有机会接触几乎无处不在的广告的人都能知晓最新的商品信息，如果有经济能力和购买欲望，就可以消费。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钱因此而成了无形的“平衡杆”，也就是说人们平等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以金钱的拥有来衡量。广告已经成了现代的神话制造者，制造着“幸福家庭”的模式，生产着“快乐人生”的谎言：如果你使用某种牌子的商品，你就拥有快乐。这就是我们上文说到的“双刃剑”效果。

再说畅销书。过去，阅读是一种少数人拥有的高雅的精神享受，只有某些特定的内容才能印成书，只有某些人才觉得自己有资格看某些名著和经典。而在畅销书的时代，一本书一经推出，可能一夜间全城人手一册，如果看不懂文字，还有图画版，看不懂书的，连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还有电视剧版呢！各种世界名著的缩写本和简写本也层出不穷。这是阅读的民主化，文化消费的民主化的又一表现。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又要看到，相伴的现象是出版物的庸俗化、漫画化和琐碎化。任何人都可以从事文学创作的结果就是文学作品往往产生媚俗的倾向；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评说历史则造成历史的漫画化；任何人都可以公开谈论并发表自己的人生哲学则导致哲学的琐碎化。廉价文学成了精神口香糖，除了加入一点甜味，它既无自身的味道，也无精神营养，徒然运动读者的神经罢了。

再看影视等娱乐节目。过去只有少数人拥有的观看文艺表演的机会，如今彻底大众化了，可谓民主。逢上重大的喜庆节日，全民范围的激动和喜悦甚至可以通过广播电视节目来制造和推动，并且人人可以参与。实在没有条件在家里看电视的，还可以走进路旁一家电器商店，观看电视节目。这种“参与”正是社会生活方式民主化的衡量指标之一。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电子媒介的这种功能也被利用来制造银幕上和荧屏上的“阴阳大裂变”——电影电视剧里的故事几乎从来不讲一个完整的和美的家庭，而是人为地编造了许多情变和婚变的故事，以新奇的口味来招徕观众。这种倾向与建设小康社会的幸福生活指标背道而驰，值得警惕。已经有许多专家学者呼吁“此风不可长”。

在有关大众文化这一话题的探讨中，有人提出，中国社会已经从生产型社会转变为消费型社会，因而大众文化迎合这一时代转型，必然走休闲和娱乐的道路。对此，我不敢苟同。中国要建设小康社会，生产还需要大发展，现在不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消费社会也仅仅指的是发达地区大中型城市社会环境，不适用于全国范围。上文所说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扩散，是大众经济和大众文化协同发展的产物之一，但消费主义仍不应提倡。“艰苦奋斗，居安思危”是目前党和政府领导部门对全国人民的号召。与其说现在的大众文化可以毫无顾忌地张扬休闲和消费，不如说倡导努力生产和勤奋建设才是时代的主旋律。在这关键的指导思想问题上，不能搞“多样化”。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需要通过自律和他律，保证做到，即使文化产品有流行的大众化的包装，也应该坚持弘扬主旋律。

在这一点上，中国现代历史上文化的“化大众”时代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形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曾经成功地领导文艺工作者以各种植根于人民群众中并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当时的“主旋律”文化和高雅文化。形式虽然十分朴素，设备虽然十分简陋，但是，这项工作所传达的思想和主张却深入人心，产生了“笔杆子”不亚于“枪杆子”的效果。这里，笔者的意思不是说今日的大众文化仍主要承担当年那样的“化”大众的任务，而是说，在“娱”大众的时候切不可低估了大众的精神觉悟，不可“愚”大众。

时常有此类言论见诸报端：专家学者哀叹大众文化时代的大众想象力空前贫乏，并将其归咎于大众文化产品的泛滥和视听媒介的轰炸。是这样的吗? 传播学的研究成果早已表明，无论是读者、听众还是观众，都不是被动的接受体，他们有自主的选择权力和高度的选择能力，至少，对不喜欢的信息可以拒绝接受。是否受众与媒介“合谋”，前者自动缴械投降，解除自己的精神武装，而后者则乘势而上，“夺取”受众的思想阵地?果真如此，应该归咎于大众对传播媒介的普遍依赖和对大众文化产品的广泛消费吗?想象力是创造力的重要前提之一。不难想象，一个失去了想象力的民族，前景将是多么暗淡。这种创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大众文化这柄双刃剑造成的。试想，大众文化遵循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一种产品畅销，则众商家一拥而上，纷纷批量生产，直至市场饱和。这种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的确容易产生雷同的效应。人都有从众心理，生怕赶不上时代潮流，同时又有追求“与众不同”的心理，而大众文化的旗帜——时尚化，恰好迎合了这种双重心理。在没完没了地追求时尚以求与众不同的过程中，所有被时尚化了的个体逐渐呈现相似乃至相同的外表特征和精神特征：时尚就是在相当大量的人群中流行的某种言语、行为或物质、思想的风尚。人人都想和别人不一样，结果就是人人都一样。这可称得上是大众文化最“高明”的“阴谋”了。

说到时尚，就不能不说大众文化时代的明星崇拜。明星是“引导时代新潮流”的先锋。在大众文化到来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崇拜的偶像都是货真价实的英雄。所谓英雄，就是以自己的言行和德性而彪炳于世的人。现在呢?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不良倾向，那就是对“名人”的崇拜逐渐取代了对“英雄”的崇拜。难道两者真有不同吗?有。早在四十多年前，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布尔斯廷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名人”是因为有名而有名的人，是大众媒介时代的产物，不必真正拥有英雄那样的业绩。通俗点说，你知道某名人吗?怎么能不知道呢? 什么人都知道他呀！换句话说，就因为大家都知道某一个人，我也就应该知道他，而不在于他是否有值得我敬仰和注意之处。这种效应是如何形成的?正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其他大众文化产品“造势”而成的。

如此说来，大众文化在促进人民生活民主化，形成精神生活的表面丰盛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令人担忧的匮乏。我们的人生体验越来越多地成为“二手”体验，不是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乃至人与自己内心的直接联系，而是经过大众传播媒介和大众文化产品“间接化”之后的体验。从理论上说，我们都知道要用实践检验真理，用现实作为标尺衡量影像。但现在怎么样呢?我们更多地是用从文化产品中获得的形象/影像来衡量现实。比如说，大众文化的普及产生以下倾向：人们要想知道自己是否生活得幸福，不看自己生活的现实，不跟自己过去的经历客观比较，而是以广告里和影视里所描绘的“幸福生活”为参照，一旦发现少了房子或车子或“五子登科”中的任何一样，就觉得自己“很失败”，因此而产生失意。这样一来，就像英雄与名人之间的界限模糊了一样，理想与现实，梦想与幻觉之间的界限也模糊了。幻觉是把非现实的东西当成真的，而梦想则比较理智，是在现实与尚未实现的现实之间架起桥梁。大众文化所固有的消费主义属性使其不能免俗地创造世俗神话，告诉人们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快乐，但其结果却不是使人幸福快乐，而是使人在短暂的虚幻的满足之后，面对空空如也的心灵，产生一种深层的精神匮乏感。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电影还是人们最主要的娱乐形式之一，当时出了一大批真正的“大众电影”。虽然那时的电影无大众文化之名，却行大众文化之实，以它们积极向上的健康主题和清新活泼而不失含蓄的表演风格，赢得了全国的观众。直到今天，当年流行的一些农村题材的电影如《喜盈门》《月亮湾的笑声》《咱们的牛百岁》等在“电影频道”重播时，仍然拥有众多的观众，仍然带给观众快乐的笑声。有电影放映队下乡放映这些电影时，远近几十里的农民纷纷赶来观看，并感叹说今天像这样给农民看的电影太少了。城市题材的不是武侠故事就是复杂的爱恨情仇，离人们的生活太远。可见，电影和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产品中最大众化的形式，还是有很大的潜在市场的，只要视野开阔一点，多看到广袤的农村这片生活的沃土，不要把目光和心胸局限于城市而且是都市生活的纠葛。

今天人们生活的主题似乎是良好的“形象”。公司要形象，个人有形象设计师，国家也讲究形象。这样一个形象至上的时代，我们必须注意不失去理想和思想。广告、电视、畅销书和流行歌曲等大众文化的各种形式所“卖”的都是形象，充其量是形象化了的概念。现在就断言这是福是祸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必须强调的：一切的文化生产，其最终目的应该是传播知识与思想(包括如何休闲的知识和理念)，因为人之所以为人，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会思想。不需思考而获得的快感最终比不上经过思考而得的美感。只有快感而没有上升为美感，仍然造成精神的匮乏。就像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形象来自于好莱坞大片，许多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也来自于中国大牌导演的那么几部电影。这些都是与现实距离颇远的形象。应该提倡多一些现实，多一些思想。诚如是，中国的大众文化还是大有可为的。

原文刊载于《文艺报》2003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