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大众文化传播带来的负面影响

新媒体技术在为大众文化传播带来新的契机的同时，也将大众文化的世俗化、娱乐化和消费化无限放大。大众文化糟粕的一面也越来越突出，给社会文化生活造成了不良影响：各种低俗内容降低了社会的审美水平和鉴赏力，受众过分沉浸在娱乐狂欢的陷阱里失去思考的能力，暴力和淫秽刊物的泛滥诱发了许多偏离和违背社会规范的行为。

以培养理论为代表的传播效果研究表明，电影、电视、报刊、电子游戏等传播媒介所携带的暴力内容会对人们的正常生活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比如，电视节目中充斥的暴力内容影响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环境危险程度的判断，电视媒介接触量越大的人，这种社会不安全感越强。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制约着人们对真实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大众传媒所具有的一定的倾向性，使人们脑海里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大众传媒的这种影响不是短期形成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培养”分析就明确指出了电视暴力内容对青少年犯罪具有诱发效果。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网络覆盖区域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受众被卷入网络传播空间，能够轻易接触到各种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网络新闻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获得更高的关注度，不惜大量报道耸人听闻的恶性事件和暴力行为，这些暴力内容一经传媒大范围的报道，就能获得受众相当的关注，甚至形成行为示范的效果，成为人们效仿和学习的对象。媒介暴力不仅影响着受众的行为，而且也影响着受众的态度、情绪和认知。受众对现实社会环境的心理评估极易受到媒介报道的影响。网络媒体反复报道的各种异常事件会给受众造成一种周围环境充满了暴力和犯罪的假象，使其在媒体报道的潜移默化之下形成一种错误的认知，进而产生恐惧或悲观失望的情绪，对其内心情感世界产生巨大冲击。此外，在与网络媒体接触的过程中，长期观看暴力的内容会降低受众对这一事件的敏感性，产生脱敏反应，受众可能逐渐丧失对暴力的厌恶和对受害者的同情。

因此，我们要正视新媒体技术给大众文化传播带来的负面影响。大众文化传播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大众，脱离大众的传播将失去生存的土壤，无法达到传播的目的，但传播的价值取向却不能仅仅停留在大众化层面，不能等同于大众，否则大众化就会逐步沦为平庸化甚至低俗化。因此，大众文化传播“要迎着大众，却不迎合大众；亲近大众，又不止于大众；眼光朝前朝远，并努力提升大众的精神品位，这是当代传媒所应有的价值取向”^[18]。新媒体只有担当起应有的引导社会价值观的媒体责任，才能带领大众文化传播走向正确的方向，从而实现社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注释】

[1]段鹏：《传播效果研究：起源、发展与应用》，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2]张鑫：《大众传播效果研究新论》，载《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3]罗莹，刘冰：《网络信息传播效果研究》，载《情报科学》2009年第10期。

[4]罗春：《网络传播与传播效果理论》，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5]罗莹，刘冰：《网络信息传播效果研究》，载《情报科学》2009年第10期。

[6]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1版，第202页。

[7]金民卿：《大众文化：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方式》，载《安徽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8]金民卿：《大众文化：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方式》，载《安徽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9]黄国益：《钟敬文的文化分层理论研究》，载《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3期。

[10]周宪，刘康：《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11]宋兴明：《我国媒介化社会的大众文化传播分析》，载《东南传播》2012年第12期。

[12]宋兴明：《我国媒介化社会的大众文化传播分析》，载《东南传播》2012年第12期。

[13]许正林：《新媒体的崛起与大众文化新症候》，载《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14]罗永雄：《意见领袖：理论缘起及其在劝服传播中的影响分析》，载《新闻知识》2012年第4期。

[15]谢新洲，安静，杜智涛：《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的机遇和挑战》，载《新华月报》2012年第8期。

[16]杨慧：《浅析新媒体传播时代的内容表达》，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3年第2期。

[17]段京肃，罗锐：《基础传播》，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18]刘长同，刘超：《从粉丝现象看大众传播效果》，载《传播实务》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