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应有合理的标准

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对大众文化的批判过于偏激，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批判大众文化时所依据的标准不合理。这种不合理首先表现在以他们批判法西斯文化的标准来批判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文化现象，其次表现在以他们心目中唯一不变的高雅文化为标准来衡量变动不居的大众文化现实。他们在大众文化批判标准上的失误警醒我们，在建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时必须有合理的标准。

长期以来，中国的大众文化没有形成确定的评价体系。目前，中国大众文化批判的标准主要有道德评价、意识形态评价以及精英文化的评价。中国的大众文化受道德评价的影响非常大。^[20]大众文化是娱乐性、消遣性非常强的文化形态。然而，由于中国的大众文化承受着巨大的道德评价压力，结果连一般的娱乐性大众文化作品也不得不带上道德判断的面具。自从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确立了政治标准挂帅的方针后，政治标准一直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很大。不可否认，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大众文化毕竟不是意识形态文化本身。以单纯政治的标准来衡量大众文化，必然会犯批判标准不当的错误。在中国，文化精英一向被认为并自认为是文化的监护者，担负着文化批评、精神引导的功能，由他们对大众文化进行批评和引导是天经地义的事情。^[21]当文化精英开始他们的大众文化批评工作的时候，就当然会用精英文化的标准来评价大众文化，把精英文化的核心内涵看作评价大众文化的当然尺度。在这种批评标准下的大众文化当然是极度不合理的，是严重缺乏文艺内涵的。

其实，以上所述批判标准各有自己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把其中的每一个标准都绝对化地单独使用，作为批判大众文化的标准，就难免过于片面。事实证明，对大众文化所作的评判如果只局限于道德衡量、意识形态衡量或精英文化衡量，将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既不能客观全面地解释大众文化的弊端，更不能为如何使大众文化的发展走上正轨出谋划策。因此，我们应该在已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我国大众文化的新形势，提出大众文化批判的可行性标准。当然，既然大众文化是多姿多彩且变动不居的，那么评判大众文化的标准也就不是固定的、僵死的。在这里，我们只是就批判标准的建立尝试性地提一些建议。

（1）历史的、具体的标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失误之一就在于，用评价法西斯专制文化的标准来评价所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评价的标准过于统一和僵化，从而导致理论上的失误。这警示我们，文化批评应该有具体的、历史的标准。所谓大众文化批判要坚持历史的、具体的标准，把具体的大众文化作品放到它当时所处的环境中去，放到它产生的时代、它创作的发源地等具体的情况中去考察；把每一部、每一类具体的大众文化的作品放到它所属的文艺体系中去作具体的考察。任何文化的创作都是在具体的时代状况下，具体创作者对社会整体面貌或者局部面貌的描绘，是该时代的社会状况的一种文化上的反映。因此，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作品在内容、风格和特征上是有差异的，即使是同一时代、同一地域的文化作品，也有着众多不同类型的文化作品。所以我们对具体的大众文化作品的评价绝不能坚持僵硬的、统一的标准，而是应该坚持标准的历史性、具体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客观评价具体的大众文化作品。比如，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提出文艺批评主要有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其中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必需的。今天，虽然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两者都没有过时，但今天的文艺批评显然不能再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了。

（2）科学的、真实的标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他们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虚伪性及欺骗性的后果的揭示，也是振聋发聩的。如前所述，我国的大众文化不同于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在这里的认识并不适用于评价中国的大众文化总体状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大众文化创作中没有或者不会出现虚假性、非科学性的内容。因此，他们的这一认识对我们的意义就在于，它从反面启示我们对大众文化的评价还应坚持科学的、真实的标准。以科学的标准评价大众文化，就是看它的内容与特征是否客观地反映了对客观世界的真理性认识，所传载的内容和主题是科学的还是愚昧的；是否客观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历史进程，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及其中人们的真实生存状态。尽管大众文化是面向社会普通群体的，符合一般人的接受水平，因而是比较通俗的文化，但是这并不是说大众文化可以是不科学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我国的大众文化内容必须是反映人类认识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及人本身发展程度的真理性文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在我国已经居于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社会上还存在一些带有迷信、愚昧、颓废、庸俗等色彩的落后文化，甚至还存在一些腐蚀人们精神世界、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腐朽文化”^[22]。这一论述，就包含对文化评判中科学尺度的运用。

（3）价值的标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有多处不足，但他们在理论中表现出来的价值立场却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尽管他们对大众文化的评析有精英主义的嫌疑，他们理论的落脚点却是为了大众的自由和解放，认为文化应该启示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因此，大众文化的评判，除了要坚持历史的标准、科学的标准之外，还要坚持价值的标准。坚持价值的尺度对大众文化进行评判，就是要看大众文化对特定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起着怎样的作用，以及它反映了谁的利益，为谁服务。从文化所反映、维护的利益的主体的角度而言，在文化的总体构成中，除自然科学之外的文化成分都有着鲜明的阶级性，是对特定阶级利益的反映，从而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对大众文化进行价值评价，主要是看这一文化对目前我国的经济、政治发展起到促进还是阻碍的作用；它反映了哪些人的利益、需要，是为谁服务的。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应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民主政治的持续进步；能够反映先进阶级的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它应该既能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要，又致力于对现实生活的超越，促进人的本质的发展。这既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经验教训，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

总之，我们应吸取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建构标准上的教训，在具体的大众文化批判过程中坚持历史的标准、科学的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这并不是说我国已经有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资源，如道德的批判、精英主义的批判和意识形态的批判都应该完全抛弃。事实上，这些已有的理论资源对大众文化所作的批判都有可取之处。此处之所以对它们存而不论，是因为这些具体的批判标准到底该怎么运用，都可以归纳到上述三个更宏大的标准范围内。

综上所述，我们主张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目前中国建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有着重要意义。这不只是他们的批判精神，也不只是指他们在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上的成就，他们在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上的失误同样也是我们建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宝贵教训。正是他们在大众文化批判标准上的僵硬和单一、在理论建构上的不规范性，警示我们在建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时应坚持科学的原则和合理的标准。

【注释】

[1]参见陆扬、王毅著：《大众文化与传媒》，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5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3]参见姜华著：《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6~257页。

[4]参见金民卿著：《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4页。

[5]参见赵维绥、王文章主编：《中国文化发展与和谐文化建设》（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第227页。

[6]赵维绥、王文章主编：《中国文化发展与和谐文化建设》（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第227页。

[7]金民卿著：《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7页。

[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0页。

[9]《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6页。

[10]参见金民卿著：《大众文化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分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80、89~90页。

[1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8页。

[12]参见《关于中共中央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11页。

[13]参见金民卿著：《大众文化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分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182页。

[14]徐海波著：《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4页。

[1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1页。

[16]《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2页。

[17]《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0页。

[18]《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8页。

[19]参见赵勇：《批判精神的沉沦：当代中国文化批评病因之我见》，《文艺研究》，2005年第12期。

[20]参见金民卿著：《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17页。

[21]同上，第327页。

[22]《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