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大众传播中的责任思想

2.1.2.1　近代西方大众传播中的责任思想

17世纪，大众传媒出现了。大众传媒的产生与资产阶级的诞生、发展与壮大密切相关，资产阶级在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以洛克、弥尔顿、孟德斯鸠（Montesquieu）、卢梭、杰斐逊等思想家的学说为武器。这些思想家的思想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自由主义。因此，在大众传播业诞生后，主导传媒的一直是自由主义的传统，传媒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是20世纪的事。但这种自由至上的传统并非不提倡责任。正如《传媒的四种理论》的主译展江教授在评价“社会责任理论”时所说的那样，社会责任论本质上是对自由至上主义理论的拯救。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传媒自由至上主义理论本质上也是大众传媒能更好地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哈钦斯委员会提出传媒社会责任理论前，传媒的社会责任已经体现在大众传媒的实践运作及当时一些思想家的言论中了。

从指导思想上说，尽管自由主义的传统主导着西方的传媒业，但大多数报人所追求的自由绝不是“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的放任自流的自由”。与其说他们信奉自由主义，不如说他们相信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传媒业更能担当起社会的责任的理念。英美早期的报纸都强调对于人民的责任，这从一些报人的言论中可见一斑。1841年创刊的《纽约论坛报》，其创始人霍勒·格里利（Huole Greeley）就宣称自己的报纸“将努力维护人民的利益和促进他们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权益。我们将尽瘁心力把报纸办成赢得善良的、有教养的人们嘉许的、受欢迎的家庭常客”。^[5]19世纪50年代初，《泰晤士报》的主笔约翰·狄兰（John Dylan）在回答英国首相德尔贝勋爵认为报纸应代表政府的利益时，回答说：“我们报人的责任，是对全体英国人民负责，并不是对德尔贝勋爵或上议院负责。我们认为有害于公众利益的，一定保留；否则，适当而正确的消息，均予发表。”^[6]一些著名人物关于报纸责任的言论，现已成为广为传颂的名言。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第3任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87年致友人卡林顿的信中写道：“若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7]这句话表明报纸自由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报纸责任的重大。美国新闻巨擘普利策说道：“倘若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上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暗礁险滩，及时发出警告。”这不仅说明了传媒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提示了传媒对于人类的重大责任。就是在这种传媒对于人民、对于社会理应担当重大责任的观念指导下，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传媒逐渐成为“第四等级”。这一称谓不仅是一种荣耀、特权，同时也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

从实践方面看，“虽然自有新闻工作以来就有社会改革精神，但在美国历史上，担当“人民斗士”的机会从来没有像20世纪最初的岁月那样多。在殖民地时代，仗义执言的人是詹姆斯·富兰克林和塞缪尔·亚当斯等人；在共和国初期，他们是杰斐逊派和杰斐逊派的编辑们；在南北战争之前，他们是第一批大众化报纸的创办人；在19世纪末，他们是‘新式新闻事业’的领袖人物……自从城市生活兴起以来，有觉悟的新闻工作者一直在同市政当局的腐败进行斗争。然而，在这些时起时伏的斗中，1900年以后的年份是非常关键的。”^[8]这段话表明了美国新闻界历来都有担当“人民斗士”的传统。所谓“人民斗士”，即为人民负责的人；所谓1900年后是非常关键的时期，指的是美国新闻史上的“‘扒粪’运动”。南北战争之后，被解放的黑奴和数百万移民投入到机器化大生产中，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空前富裕，进入所谓“镀金时代”，但同时也是矛盾凸显的时代。机器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却未惠及大众。首先，工业家和金融寡头为攫取更大利润而置公众的利益不顾；其次，联邦政府体制下的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对州政府和大型工业企业听之任之，企业纠纷、劳资纠纷、城乡矛盾得不到解决；第三，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上至国会，下至市政府，都成了贪污腐败分子聚会的场所，社会生活开始动荡。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催生了1903年至1912年这十年间轰轰烈烈的黑幕揭露运动，即“扒粪”运动。“扒粪”运动的参与主体是新闻记者。其中著名的有林肯·斯蒂芬斯、女记者塔贝尔等。“扒粪”运动成为改良美国社会的关键，被誉为美国的“进步运动”。这场运动把传媒的社会责任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这是美国传媒社会责任思想在新闻界的提前的预演，是社会责任理论的滥觞。

2.1.2.2　近代中国大众传媒的责任思想

中国大众传媒诞生于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在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揭开了传教士在华办报活动的序幕，同时也掀开了中国近代报刊史的第一页。随后，国人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创办中国人自己的报纸。从性质上说，直到五四运动，当时的报纸总体上属于资产阶级的报纸。尽管这些报业归属于资产阶级不同派系派别，观点与主张各异。但一个共同点是，这个时期的这些知识分子大都有着忧国忧民的强烈责任感，这种体现在他们言论中的责任感，可算作中国大众传媒诞生后传媒社会责任思想的先声。下面，我们简要考察一下具有代表性人物的观点，以此来了解近代中国大众传媒的责任思想。

王韬“日报立言”的责任思想。王韬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报人与政论家，1874年，他创办了中国新闻史上鼎鼎大名的《循环日报》，并亲任主笔。他是具有初步维新思想的资产阶级报人，所谓“立言”，就是为了国家的富强而通过报刊倡导资产阶级变法。他认为报纸具有“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的功能。而要达成这些功能，报人应该做到“其立论务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9]。也就是要求报人要“公平”、“诚正”，才能担当起“日报立言”的责任。

梁启超的报刊“喉舌”功能责任观。梁启超是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和报人之一。他的报刊实践十分丰富，共创办与支持了包括著名的《时务报》、《清议报》在内的17种报刊；同时，他也是同时代人中对报刊思想阐述最多的一位，他“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开拓者”。^[10]1896年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受伤数十年’，是因为清王朝闭关锁国造成上下阻塞、内外不通的‘蛮塞’局面所致。因此，要使小国内弱变强，必须‘去塞求通’。‘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1901年，他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中写道：“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11]在这里，梁启超把报纸对社会的重要作用与责任类比为“喉舌”之于人的功能与作用，尽管他把这种“喉舌”之功狭隘化为“去塞求通”，但其对报纸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关注也溢于言表。

徐宝璜的“报纸作为社会公共事业”的责任观。徐宝璜是我国第一本新闻理论专著《新闻学》的作者，被誉为我国新闻教育第一人。他认为：“报纸是社会的公共事业，它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有着重大的关系。余惟新闻纸者，近代文明中势力最雄伟之物也……国民之政治思想，赖以养成，社会之道德知识，赖以涵养，思想之自由，赖以发扬，文明之基础，赖以奠定，其力诚莫与厚矣。”^[12]正是因为新闻事业具有社会公共事业的性质，加之其巨大的社会作用，因此，“新闻事业，为神圣事业。新闻记者，对于社会负有重大之责任。彼以颠倒是非、博官猎贿，或专以致富为目的而办新闻纸者，乃新闻事业之罪人也。”^[13]

当然，我国大众传媒早期的这种责任思想，更多的是传媒从业人员的一种自觉，它是传媒从业人员在对传媒功能作用认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所处时代环境对传媒功能责任的一种感性表述，主要表现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对积贫中国出路的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