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融资思想

3.4.2　中国近代的融资思想

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政府不断赔款割地，国家税收支不抵债，困难重重，这时不少仁人志士提出举借国债，向民间告贷，向国外借债，以克服财政危机，解决财政收支不足的问题。

19世纪七八十年代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经济思想领域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当首推郑观应。他提出“商战论”把发展商业为中心的国民经济看做是一种重要的，对中国的兴衰存亡有决定意义的战争。为此，他提出一个“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的发展国民经济纲领，要求“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物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10]他认为在债务观念上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无不有国债”，各国兴大役，出大军，国用不敷即向民间告贷。而中国传统观念一向有“无国债之名”，其根源来自于国赫已留下的债台高筑的笑柄。他充分认识到银行借贷融资对发展商业，增强国力的重要性，提出中国自办官、私银行并发行纸币。他说“夫洋务之兴莫要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泰西各国，多设银行以维持商务，长袖善舞，为百业之总枢，以浚才源，以维大局”。②他指责在华外国银行歧视华商，吸收华商资金，但却不给华商以融通资金的便利，造成了“西商操其权，而华商失其利；华商助其资，西商受其益”。③他认为资财宜流动，不宜沉淀。资财流动的方式不同，后果也不同，上下相济与上下交征是根本对立的。上下相济是指上下融通周剂，余缺互补，生产生活秩序井然。他还提出借款用途是举借国债的关键，生产性借款富国利民，还本付息将不成问题，人人乐于购买。

钱恂、梁启超对于国债的论著较多，涉及内外债的性质作用、发行原则和发行条件等。钱恂强调发行国债要注重国家的信誉，认为“国家平日信用如何，乃能得多少借款”。梁启超对公债的积极作用认识深刻，他指出以公债兴办的一些大型基础工程项目，其利益数十、百年后犹将获得，非现在独享。所以，“今日而为将来国民造福，则其所贵者，现在与将来分任之”^[11]这一认识有着深远的意义。

马建忠、梁启超、孙中山对利用外资和外债融资有着较深刻认识。马建忠认为，“债者，所以剂盈虚，通有无，与市场之道并重”。“借贷之空，用之者善，则过受其利，不善则及受其害”，“借债以治道途，以辟山泽，以设海口，以兴铁道——凡所以为民谋生之具，即所以为国开财之源”。^[12]梁启超认为，举借外债必须遵守三条原则：第一，只能用于生产建设；第二，要加强管理，分期偿还；第三，要讲究利用外资的效率，应“以最小之劳贯得最大之效果”。他力主“毋用洋股，宁用洋债，毋用商借，宁用官借”。^[13]孙中山以美日的经验，论证我国利用外资，发展国民经济的可行性。他提出利用的三条原则：“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轻。”他认为可采用三种方式利用外资，“一借资兴办；二华洋合股；三定以期限，批与外人承筑，期满无价收回”，并认为这种与中国国情最相宜。先行者孙中山的BOT融资思想早于西方50多年，对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解决资金瓶颈问题仍有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