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解放与改革

中国近代思想解放与改革

陈春会^[1]

摘　要:近代思想解放运动促进了技术革命，导致了中国近代化发展。近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自下而上进行。伴随着鸦片战争的剧痛，一批先进的中国人觉醒，他们积极探寻中国失败的原因和战胜强敌的方法，开启了思想解放、技术革命和中国近代化运动。但是，由于这场运动没有根本触及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层，他们对近代化没有深刻而急迫的认识和要求，本质上不能给这场运动坚决持续的支持和正确的指导，是导致运动失败，近代化缓慢发展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思想解放　改革　近代化

在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后的今天，我们用当前文明的关于思想、制度和发现的知识审视近代思想解放和改革，会有新的认识和收获。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孙中山对近代世界形势做了恰当的概括。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市场在全世界范围的建立，近代世界连接为一个整体。资本潮流似洪水猛兽冲击着全球各个角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将各个国家和人民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受世界大潮的冲击，中国开始了艰难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制度、思想文化的历程。缓慢地开启了思想解放和改革运动。中国近代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历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在这一历程中，我们曾错失良机，导致了近代化历程的缓慢前行。

一

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社会处于暴风雨即将来临前的沉闷窒息状态。龚自珍形容其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但清朝统治者却麻木不仁，“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2]。从“天朝上国”的立场出发，他们认为西方国家都是“蛮夷小邦”，要仰赖中国才能生存。西方国家同中国做贸易是:“各国有求于中国，非中国有求于各国也。”^[3]英国之所以富强，是沾了中国的光。1816年嘉庆皇帝和大臣孙玉庭的对话便能窥豹一斑。嘉庆皇帝问:“英国是否富强?”孙答:“彼国大于西洋诸国，故强。但强由于富，而富则由于中国。”嘉庆帝问其原因，孙答:“彼国贸易至广东，其货物易换茶叶回国，时转卖于附近西洋各小国，故富，因而能强。西洋诸国之需茶叶，亦犹北边外之需大黄。我若禁茶叶出洋，则彼穷且病，又安能强。”^[4]林则徐也认为英国之富源于中国。他在1839年8月的《拟谕英吉利国王檄》中讲，中英贸易“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5]清朝统治者没有认识到英国富强的真正原因是工业革命，错误地以为中英贸易是英国富庶的根源。他们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国外，更不允许其他人了解。对于想知道外国事情的人，他们扣上“用夷变夏”的帽子，严厉制裁。他们认为与世界各国交往，会动摇其统治，宁愿闭关自守。《澳门新闻纸》评论说:“中国政府完全不知道外国之故事，又少有人告知外国事物，故中国官府之才智诚为可疑。中国至今仍旧不知西方，……广东省城有许多大人握大权，不知英吉利人并米利坚人之事情。”林则徐对于官场“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相当不满^[6]。魏源有讽刺诗:“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7]因为无知，在处理涉外问题时清朝官员们笑话百出，他们将非洲和美洲混为一谈，认为英国与俄国接壤，把“欧罗巴”(欧洲)视为一个国家，将葡萄牙看做南洋的一个岛国，常和中国贸易的西班牙他们不知其国在何处。更为可笑的是道光皇帝已经与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还问耆英世界上有美国存在“是否确实”^[8]。就连“一衣带水”的日本，也不甚了解。在发现了一枚日本“宽永通宝”钱时，竟认为是土匪造反私立年号铸造的钱币。对西方现代化的武器、军队更是无知到令人瞠目，牛鉴观看英国轮船，认为是用牛牵引^[9]。多数清军将领“问敌情则茫乎不知，闻讹言则各自奔散”^[10]。

伴随着鸦片战争的剧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世界，解放思想，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开启了中国迈向近代化的第一步。他们思考中国惨败的原因，并寻求战胜敌人的方法。他们观察到“逆夷猖獗，全恃船坚炮利”^[11]，“夷人以铜炮胜我”^[12]，“西学之精，惟在制造”^[13]。要想战胜夷人，惟有“师夷之长技”，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纷纷行动起来，学习研究西方的先进技术，一场技术革命应运而生。林则徐派人搜集有关西方船炮制造的资料，并将焦朂所辑《泰西汤若望造炮之法》送给龚振麟等技术人员，造出了一批新型炮。他还从美国购买了一艘“甘米力治”号轮船。外国人认为此举是“学别国样造船”。魏源的《海国图志》详细精辟地论述了反对英国侵略的各种具体方法。如开办近代化的工厂企业，“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水、自转碓、千尺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他提出政府应允许沿海商民“仿设厂局以造船械”，仿照西法选兵练兵。建议政府在福建、广东两省举行科举考试时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火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要求政府在虎门大角、沙角划出一块地方建“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法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制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这样做的好处是:一中国可掌握外人之技术，不再仰其鼻息;二能了解外国船炮的内情，不受欺蒙;三是虎门工厂增多后，可以和香港、澳门鼎足而立，扬我国威;四是有武力做后盾，鸦片可禁;五是战时可用所造船舰打仗，平时可以搞运输;六是借此招收一批了解外情、懂技术的将官、士兵，练一支新式军队^[14]。

自然科学家们也开始了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的研究和引进。四川成都的汪仲洋钻研近代火炮制造，于1841年著成《铸炮说》，叙述了西方新式火炮的铸造过程，并赴林则徐兵营内从事制炮工作。山东的丁守存运用西方先进技术改造土地雷，效果很好。他写的《西洋自来火铳制法》，对新型火药的配制方法有详细的说明，并讲述了新式火药的构型和演放原理，具有很强的实用性。福建的丁拱辰是鸦片战争时期研究西洋火器的专家，他写的《演炮图说》，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洋火炮的构造和各种演放方法，具有很高水平。此外他的《初学指南》、《增补则克录》等科学论著也为世人赞许。郑复光留心学习西方的光学、望远镜、显微镜，特别是对蒸汽机很有研究。1841年他写了《火轮船图说》，从11个方面对火轮船的构造、制造方法做了详细图解和说明，特别是在论述蒸汽机的运动原理上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对制造轮船有很大贡献。湖南长沙的黄冕注重研究新式武器，1842年写了《炮台旁设重险说》、《地雷图说》，1846年又写了《炸弹飞炮轻炮说》，对各类炮弹的功能和使用方法做了论述。安徽的陈阶平，1843年写了《请仿西洋制造火药疏》，呼吁学习西方，讲求武备，并具体提出了制造新式武器火药的方法。广东举人潘仕多，多次捐银仿造西方船舰，并用重金聘请美国人壬雷斯协助制造新式水雷。他还亲自研究军事技术，所著《造船合巡四省议》和《攻船水雷图说》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思想是智慧的、有见地的，是针对外国侵略者和世界形势作出的最好应对和选择。其措施也是详细的务实的可具体操作的。科学家们的行动更是使中国反败为胜，在近代崛起迈出的重要一步。如果清政府当时能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形势和自己面临的危机，扎扎实实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地按照魏源等的想法去做，大力支持科学家们研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后来的中国命运也许会有不同。当时的中国是有实力有能力改变现状并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对日本人了解世界起了启蒙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可是中国人错过了学习西方技术、奋力崛起的最佳良机。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屡遭打击，经历惨败，终于对西方世界有了一些认识，开始学习西方，举办洋务。洋务运动更多的是一场技术革命，其思路和具体措施是《海国图志》的延续和发展，但距离那时已经20多年了。而就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也没能抓住要领，把握时机。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致使中国又一次错过了迈向近代化的良机。

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激怒了中国人，朝野上下涌现出了新的学习西方，进一步解放思想，对外开放的思潮。先进的中国人放眼世界，审视中国，认为开放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趋势，清廷能否开放决定着其能否顺应世界潮流;开放是中国自我生存、与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竞争的重要手段，他们反复强调只有把西方“长技”学到手，与外人展开“兵战”、“商战”、“学战”，才能战胜外人;他们将开放的内容具体化，包括引进技术、扩大贸易、合资办厂、开采矿山、派留学生、办学堂、翻译西书等一系列措施。容闳多次呼吁开放，并提出中外联合开发长江、合资修建铁路的建议。他先后带领詹天佑等120名幼童赴美留学，迈开了清廷对外开放的重要一步。他想把美国式的西方文化灌输于中国，使清廷“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西学东渐记》)。王韬有系统的开放“理论”，他指出:“当今之时，处今之世，固非闭关自大时也。”(《弢园文录外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也。”“不患西人之日横，而特患中国之自域。”(《漫游随录》)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都大声疾呼——中国必须开放。薛福成的《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说，中国欲自强，只有开放，特别在各国侵略中国之际，“我不能闭拒阻遏也”。如果不向西方各国学习，“知我之短，知人之长”，是“粉饰自欺欤”!即使尧、舜活到现在，“终不能闭关独治”。思想家们从世界角度分析中国的前途命运，给沉闷的中国注入了新的生机。

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深切地触痛了统治阶层，他们深刻认识到洋人技术的先进，洋枪洋炮的威力，大声疾呼清政府变法革新，对外开放，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工业技术，管理方法等，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奕极力主张仿照西法练兵、制造枪炮、培养外交人才，是清廷中办洋务最坚决的一位王公大臣。同治三年(1864)四月二十八日，他和其他人一起上奏:“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自洋人搆衅以来，至今数十年矣。迨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起，岂尽武臣之不善治兵哉?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耳?外洋如英、法诸国，说者皆知其惟恃此船坚炮利，以横行海外，而船之何以坚与炮之何以利，则置焉弗讲。即有留心此事者，因洋人秘此技巧，不肯轻以授人，遂无从窥其门径。”他要求清政府挑选数十名兵士，派往江苏学习，在洋人教授下“将外洋各种器械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15]文祥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要大臣之一，他认为资本主义列强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强敌，非比寻常，只有办洋务，才可御敌。他常讲:“今日之敌，非得其所长，断难与抗。”1876年他在一份奏折中说:“驭外之端为国家第一要务。现筹自强之计，为安危全局一大关键。”他认为，清廷在对外战争中所以失败就在于“中外大臣皆视办理洋务为畏途”^[16]。两江总督曾国藩提出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认为“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17]。他不仅向外国购买枪炮，并在安庆设立火药局、子弹局、内军械所，制造枪炮弹药，甚至成功制造“火轮船”一艘。李鸿章曾上奏称:“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如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18]他认为:“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多，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做旋辍，后患迨不忍言。若不稍变成法，于洋务开用人之途，使人人皆能通晓，将来即有海防完全之策，数千年后主持乏人，亦必名存实亡，渐归颓废。”^[19]他上书曾国藩:“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诫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20]李鸿章一边按西式训练军队，一边千方百计购洋枪洋炮洋弹药。后又主持创办了苏州洋炮局、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等军工企业。

洋务派最重视的是购买和制造轮船以及整顿水师，筹建新式海军。同治五年(1866)五月十三日，左宗棠奏请筹集重资在福州设局试造轮船。他说:“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必傲以无也。”他主张:“先购机器一具，巨细毕备，觅雇西洋师匠与之俱来，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机器既备，有一船之轮机，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练一船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遥卫津沽。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轮船、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生民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21]

洋务运动成效显著。福州船政局曾具备当时远东造船的最高水平。至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生产技术及相关组织，包括工厂、公司等已经初步移植到中国。清朝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所主持的求强求富的“自强”运动，引进了一些工业革命的成果，实现了部分新知识、新技术、新生产力从欧美向中国的转移，部分制度也与国际接轨，实现了“国际化”。

然而如所周知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首先是清政府支持不力。从主观上讲，清朝统治者根本不愿意改变旧制度，洋务运动只是他们在国家危急关头的权宜之计，在清朝统治者的核心头脑中，并没有“国际化”概念，对世界趋势也缺乏了解，更没有真正近代意义的国家观念，所以始终没有制定出一个全国性的总体规划，没有把“自强”、“变法”确定为一项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当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烧掠抢，清朝统治阶层面临亡国的危机时他们积极要求整顿水师、巩固海防，但随着英、法联军的退去和太平天国的被镇压，统治阶级上层包括皇帝、慈禧太后和奕等在内的一大批人暗自庆幸英、法只要求通商传教而不占中国土地，官场中又逐渐恢复到粉饰务虚、拖沓扯皮的故态。没有人在败乱之余，认真思考中国应向何处去的问题，对洋务运动也就没有全力支持的决心与恒心。其次，在具体操作上洋务官僚们不了解技术引进的复杂性、艰巨性，不懂近代化的经营方式和管理制度也是导致洋务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他们往往盲目引进，造成浪费。常常是，机器运来了，却无法安装，日久生锈，或者才生产几日，便因故障停止代之以手工操作;还有的虽然生产出了产品，但价格昂贵，“数倍外洋”;甚至有的费时十多年，建不起工厂。张之洞在建汉阳铁工厂时，厂址还没选定，就与英国厂商签订全套机器设备的引进。当英国厂商提出要看矿石、煤焦的化验单，以便根据情况配备合适的炼钢设备时，张之洞竟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来回答。结果买来的机器不能炼合格的钢铁，50多万两白银白白浪费。在技术引进上清政府官僚不懂现代化工业却仍存有自大心理。即便引进了近代化的机器，却没有与之相适应的近代化的经营方式和管理制度，缺乏懂行的管理者和工程技术人才。各企业的负责人，多数是无所作为的封建官吏，他们“授以矿质而不能辨，扣以机括而不能名”，^[22]很多官吏安插党羽，位置亲友，使企业内部冗员云集，不干事拿薪水者比比皆是。如上海江南制造局，“局中委员数十员，司事一百数十人，除分派各厂所办事外，又有津贴员司数人，差遣委员十余人。此项津贴差遣之员，大率因情面而来，但取薪俸，并无执役”^[23]。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混乱便是理所当然，如江南制造总局“料物办存库房，支领听售各厂，库房不知某厂需某料若干，与某料应选其物若干，各厂亦不问料物之高下与价值之多寡，购则滥购，领则滥领”^[24]。混乱不堪的管理使整个工厂处于无政府状态。停工待料、玩忽职守、各种事故司空见惯。洋务运动越搞问题越多，终至失败。改革不只是技术的引进，现代化的管理和人才才是成功的关键。清政府不懂这些，是导致洋务运动失败的重要因素。

三

当封建中国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其先进技术是首要的必然选择。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国家或民族想要避免资本主义的威胁，就必须逼迫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通过生产力的引进，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从而变革封建制度，迈向近代化国家。这也许是中国迈向近代化的正常道路。然而，封建统治者对西方的先进技术本质上是排斥的。因为他们认为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展开中外贸易，广泛与世界各国交往，会影响其既得利益，颠覆其政权。因此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他们没有主动性，始终处于被动状态。他们不了解或不愿深入了解世界形势和中国面临的危机，也没有人认真思考中国的前途，更没有决心和毅力学习西方近代化技术。没有认识到中国要富强必须走近代化道路。所以他们对于洋务运动不可能全力支持。这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其次，洋务官僚阶层不懂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懂现代化的管理，又没有真正懂业务、有技术的人才。也是导致洋务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人们认识到单纯学习西方技术不可能振兴中华，西方富强的真正原因是他们先进的社会制度。一些人由大力支持办洋务逐步变为洋务运动的反对派，由大力叫喊学习西方技术变为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度，中国的思想解放和近代改革进入另一层面:即学习和引进西方政治制度。这是中国近代化的另一个问题，需另文专门研究。

【注释】

[1]陈春会，女，1965年生，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2]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页。

[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8页。

[4]《孙玉庭自记年谱》，《延釐堂集》附。

[5]《林文忠公政书》，乙集，卷四。

[6]《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49页。

[7]《古微堂诗集·都中吟十三章》卷四，第21页。

[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四，第2921页。

[9]《鸦片战争》第5册，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第383页。

[10]《金应麟》、《恭进火器图说折》，《豸华堂文钞》卷十二。

[11]《复奏筹备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三。

[12]《答傅卧云书》、《安屋四种》卷三五。

[13]《邹征君遗书·学计一得》卷下。

[14]《筹海篇三》，《海国图志》卷二。

[15]孙毓堂:《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64—265页。

[16]《清史列传》，卷三八六。

[17]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李瀚章编:《曾文正公全集·奏议》，上海新文化书社1935年版，第10—11页。

[18]《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四。

[19]《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四。

[20]孙毓堂:《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52页。

[21]孙毓堂:《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75—378页。

[22]《光绪政要》卷二一，第17—18页。

[23]《江南制造局》卷二，第71页。

[24]《江南制造局移设芜湖各疏稿》，第104—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