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管理思想

二、中国近代管理思想

(一)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管理思想

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实行闭关锁国的封建政策，根本不存在正式的工业，仅有一些处于资本主义萌芽形态的小商品经济以及尚未形成规模的封建手工业。当时的社会等级排序是“士、农、工、学、商”，可见商人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此时的管理主要是僵化的封建国家管理和尚且发达的军事管理，并非由商人进行的科技管理也比较发达，但正如前所述，此时期并没有超越传统管理的新的管理思想出现。

(二)鸦片战争后的管理思想^[11]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政治与经济入侵也带来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宏观氛围。这种氛围动摇了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结构与自然经济的基础，也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伴随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也随之壮大。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机。社会政治、生产关系的急剧变化和国家局势的动荡不安，促使很多资本家和政治家等仁人志士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有益尝试。

此时期的经济管理有其时代特点:

首先，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传入和冲击，促进中国近代管理思想呈现出中西管理思想融合的趋势;

其次，近代工商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思想体系初步形成，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是有益补充，一些企业家引入了泰罗的科学管理的思想;

再次，科学管理原理的中国化，穆藕初在美国结识泰罗及其弟子，共同探讨生产企业的科学管理问题，并将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引入中国，翻译并传播科学管理的著作和思想，在自身实践中加以贯彻，使其逐渐中国化。

最后，中国近代企业家除积极借鉴西方管理思想外，更加注重传统文化，在经营中强调引证和运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例如，陈嘉庚积极采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的战略管理，以“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战略思想经营企业。

近代中国管理思想的转变过程，也是一些先进人士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过程。林则徐、魏源是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思想先驱，他们作了引进西方管理思想的最初尝试;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张之洞提出以“自强”“求富”为管理目标的主张;康有为、梁启超推出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国家的改革措施;孙中山、廖仲恺提出以“三民主义”为特征的政治管理思想;蔡元培提出在教育中加强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五项内容的教育管理思想;黄炎培提出的民主执政的政治管理思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