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理论的出现与国家战略

在冷战初期，由于苏联对于全球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独立诉求给予积极的支持，而美国囿于和欧洲殖民帝国的传统关系和对革命式社会变革的反感心理，对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暧昧不明、反复易变，导致美国将新兴国家中频繁爆发的社会革命看作是“共产主义的胜利”和“美国的失败”，对于全球社会变迁的机制、条件、可能性和价值取向等，也缺乏宏观的把握和认识。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美国主流社会科学界开始发展出一套现代化理论，作为理解现代全球社会变迁的统合性理论，为美国政府在全球阻击共产主义的扩张、引导新兴国家进入西方发展模式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理念、实证和策略等层面的支持。现代化理论具有鲜明的美国社会科学的色彩，它继承了从19世纪末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高潮的美国社会科学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价值理想，认为社会科学应该成为社会管理和社会改造的工具，为进步的政治服务，这与欧洲更具批判和阐释性的、与现实政治相对独立的学理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行政研究式社会科学范式的背后，是美国主流知识精英对美国的社会制度、全球责任和帝国性质不加反思地信仰。而所谓现代化理论，就不仅仅是在理论层面对全球社会变迁进行描述、理解、分析和预测，更是在实践层面帮助美国赢得冷战，并且推进、引导和指导全球社会变迁的工具性和政策性的社会理论。所以，“现代化”与其说是一种理论框架和解释思路，不如说是一种世界观，一种需要自我实现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它和美国的国家战略形成了密切的合谋与协作关系⁽⁹⁾。

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学者、经济史学家和新上任的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罗斯托（Walter Whiteman Rostow）就在1961年美国陆军特种战争学校反游击战战略研究班的毕业典礼的发言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因为古巴、刚果、老挝、越南等地方的危机，使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共产主义对冷战停火线的成功突破”，而它们的根源在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不同的方式来利用欠发达地区的内在不稳定性”。罗斯托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必须以各种方式迎接这个挑战，必须找到赢得战斗的手段，而这个手段需要远远超出传统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因为这种战斗“不仅要用武器来打，而且要在生活在村庄里、山冈上的人们的心灵世界中展开，还要靠掌管当地政府的人的精神和政策来打”。也就是说，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直接介入，积极投身于“现代化的整个创造性进程”⁽¹⁰⁾。如果看看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同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讲中对相同内容的表述，我们就能够意识到现代化理论作为冷战意识形态和工具性社会科学对美国政府国际政策的价值论述和行为原则的深切介入：

对那些我们欢迎其加入到自由行列中来的新国家，我们恪守我们的誓言：决不让一种更为残酷的暴政来取代一种消失的殖民统治。我们并不总是指望他们会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我们始终希望看到他们坚强地维护自己的自由——而且要记住，在历史上，凡愚蠢地狐假虎威者，终必葬身虎口。

对世界各地身居茅舍和乡村、为摆脱普遍贫困而斗争的人们，我们保证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自立，不管需要花多长时间——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共产党可能正在这样做，也不是因为我们需要他们的选票，而是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自由社会如果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也就无法挽救少数富人。

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念是基于这样几个相互关联的假设：（1）“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互不相关，截然对立；（2）经济、政治和社会诸方面的变化是相互结合、相互依存的；（3）发展的趋势是沿着共同的、直线式的道路向建立现代国家的方向演进；（4）发展中社会的进步能够通过与发达社会的交往而显著地加速⁽¹¹⁾。在罗斯托著名的《经济发展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他列出了任何社会都必须经历的经济发展的五个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前准备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大众消费高级阶段⁽¹²⁾。在他所描绘的历史序列中，美国已经进入了大众消费的最高级阶段，西欧国家处于成熟期向消费社会的过渡阶段，而新兴的民族国家处于从传统社会到经济起飞的不同阶段。经济水平在全球空间的不平衡发展被解释为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后发国家要想进入现代化，就需要接受处于先进阶段的国家在启动基金、经济政策、社会管理、政治制度、文化理念等方面的援助，以使自己的国家在各个层面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这种模仿西方的社会模式、向现代化进发的过程就是“发展”，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发展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各类国际机构以及政府的援助项目，西方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和影响新兴国家的发展方向和性质，引导它们用“发展”来阻击“革命”，用经济“现代化”来代替对“独立”、“尊严”和“平等”的现代理念的激进追求。这样，美国就在与苏联的全球竞争中找到了意识形态的支点和对外政策的理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