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经济学中，所谓资源禀赋即要素禀赋，指的是一个经济体中资本、劳动、技术和自然资源的总量。资源禀赋结构指的是资本、劳动力、技术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丰裕程度。根据林毅夫(2008)的发展经济学说，资源禀赋结构，而不是单纯的资源禀赋，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特定时期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才能引导一个国家和地区走向经济发展和繁荣；而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11]则会因为制度性扭曲而导致企业自生能力的不足并最终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
资源禀赋结构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比较优势等概念和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20世纪80年代末期三亚市的发展路径和战略选择。20世纪80年代的三亚，经济社会发展尚处非常低的水平，除丰富的热带海滨资源[12](气候资源、海洋资源、森林资源等)外，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均不具备比较优势。在这样的一种资源禀赋结构中，如何选择符合三亚市比较优势的产业成为当时关注的焦点。在可选择的产业中，由于拥有一流的热带海滨旅游资源，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日渐升温的旅游业自然成为选择，且当时的理论普遍认为旅游业是“投入低、见效快”的产业(即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投入，且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也相对较低。针对传统观光旅游业而言，这是基本正确的判断，然而针对新兴的度假旅游业和主题公园而言，“投入低、见效快”的判断已经基本被证伪)。事实证明，发展旅游产业是符合三亚市的比较优势的，因而也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在后续的发展中，随着稀缺的、甚至在全国范围内独一无二的海滨资源的价值不断得到挖掘和认可，以海滨度假旅游为主导的旅游业以及以旅游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得以快速成长，持续成为三亚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也正是由于旅游业的快速成长和重要性的凸显不断强化了三亚市以旅游业为主导的发展路径，进入资源型城市发展的“路径依赖”(至少可以从历次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性质和定位的阐述中窥豹一斑，参见前文论述)。同时，1980年代末，高新技术产业逐渐受到国家重视，尤其是1988年8月，中国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计划——火炬计划开始实施，创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被明确列入火炬计划的重要内容。因此，在这样的全国背景下，在制定三亚市发展战略和目标时，高新技术产业也被列入发展重点，写入“1988年版”城市总规的城市性质之中。然而，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当时的三亚并不具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比较优势。因此，直至今日，尽管三亚市委市政府的努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始终不尽如人意，尚处起步阶段。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三亚没有走上一条以工业为主导的城市发展道路呢？当时的全国背景是，长三角地区(尤其是以苏州和无锡等为代表的苏南地区)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导的乡村工业化以及珠三角地区以“三来一补”的外贸加工为主导的工业化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三亚市有现成的榜样可以效仿。作者认为，资源禀赋结构、工业化基础等固然是其中不能忽视的原因，但当时中央政府所执行的国家战略和三亚市地方政府的能力才是其中的关键。首先，海南建省和办特区本身就颇具国防军事上的考虑。三亚市地处海南岛最南端，是守卫南海、开发南海资源的战略军事要地，因此不宜布局大型工业。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才陆续在海南西海岸(洋浦、临高县和东方市等地)布局临海石化、造纸等工业项目。
其次，当时的三亚市政府是典型的“弱”政府，一来政府能力较差，主要体现在财政收入、人力资源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经济调控能力等方面；二来由于是新成立的政府，根本无力抵抗/变通来自于省政府和中央的决策，亦即地方政府的自主性较差。加上建省之初的海南就立志于打造“小政府、大社会”，在市场经济没有健全、大社会没有成型之时的所谓“小政府”最终难以摆脱沦为“弱”政府的命运。因此，当时的三亚市地方政府根本无力像苏南的无锡、苏州等地的地方政府一样，组织、支持、参与甚至主导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走上一条乡村工业化的道路，何况当时的三亚也不具备类似于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历史和资源积累；也不可能像长三角的东莞、佛山等地一样，依赖于港资和外资走上一条出口加工型的外向型经济道路。旅游业由于具有当时普遍认为的“投资少、见效快”(投资主要包括资本、人力资源和技术投入)的特点，而备受当时各级政府重视。以上的讨论其实也验证了张建君(Zhang，2003；2005)[13]在比较苏南地区和温州地区上世纪80年代走上不同发展道路时的观点，即同样在市场化进程中，资源禀赋和政府能力的差异导致了初始道路选择的差异。同样地，台湾学者陈至柔(Chen，2004)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和闽南地区乡村企业产权的演变的分析也提及，长三角历来是富庶之地也有着深厚的政府控制传统，而闽南地区资源较为稀缺且历来注重宗族观念和治理，因此这两个地区在上世纪80年代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第三，中央政府对三亚市城市发展的定位和期望，与上文提及的旅游产业对三亚市经济发展的积极带动作用一起，形成了强的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s)，不断地强化三亚市以旅游业为主导的城市发展道路[14]。典型的实例有：其一，1996年9月2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扶贫工作会议上对参会的海南省领导说：“大化肥”选址洋浦，这是我定的，你们不要再变，要为三亚老百姓留一块净土，要对子孙后代负责”[15]。其二，近年来，尤其是2002年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举办以来，三亚就作为重要的接待城市，为接待国家领导人、国际宾客承担了大量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的国事活动在三亚举办(如2008年4月10日至12日，胡锦涛主席就曾在三亚举行了四场欢迎仪式，会见了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2011年4月13日，胡锦涛主席在三亚会见了来华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和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开幕式的南非总统祖马、印度总理辛格、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等)，三亚作为中国重要的对外形象宣传窗口的形象也开始日渐受到重视，甚至有学者和政府官员提议将三亚市打造成为“中国休闲外交基地”[16]。其三，2010年11月16日，国务院发函至海南省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函〔2010〕123号)，要求2008年开始调研工作、2010年通过专家评审的《三亚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10)》在由海南省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审批。“这一审批层次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三亚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地位非常突出，特别是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背景下，国务院把三亚市城市总体规划和发展纳入中央层面统筹考虑，说明三亚在未来的发展地位和发展使命更加重要”[17]。很显然，中央政府对三亚市城市发展的定位和期望是希望三亚市贯彻“国际旅游岛”建设战略规划，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而不是工业或其他产业。
综上所述，资源禀赋结构(比较优势)、政府能力(典型的“弱”政府)和国家战略交织在一起共同决定了上世纪80年代三亚市发展道路的选择。实践证明，旅游业作为城市主导产业以及旅游城市的专业定位无疑是符合当时的资源禀赋结构、政府能力和国家战略的。同时，随着旅游产业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以及旅游城市的定位和功能日渐受到国家层面的肯定和重视，三亚发展道路的“路径依赖”效应也日渐显现。三亚市自1988年以来的城市发展历程与现实，也充分地体现了区域发展过程中国家与市场的共生演化(Zhou，2000；冯仕政，2007；陈那波，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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