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变化与经济现代化战略

国情变化与经济现代化战略_中国成为工业大国的国情分析_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工业经济研究所卷

工业发展、国情变化与经济现代化战略^[1]——中国成为工业大国的国情分析

陈佳贵　黄群慧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持续成功地推进了市场化改革和高速工业化进程，经济连续20余年保持高速增长，人均GDP从1978年不足100美元到2004年超过1000美元，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2]无疑这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最值得世界关注的现象。有关“中国经验”、“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和“和平崛起”等一系列概念的提出，正是从不同角度对这个现象进行的描述和诠释。一些经济学者认识到，无论通过怎样的概念体系和高深的经济理论模型来解释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和逻辑，但“中国经验”的思想精髓一定是实践性，即按照自己的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3]而一些社会学者则认为，要真正认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建立有关中国研究领域的独立理论，应该基于中国形成的独特的以实践为根据的认识方法——从实践的认识出发、提升到理论概念并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来认识中国。^[4]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实践表明，对国情的科学认识与把握是中国成功的基础与前提，国情分析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对国情重要性的共识，本文在提出一个新经济国情分类框架基础上，试图分析在经过20余年市场化改革与高速工业化进程后，长期以来中国农业大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面对新的经济国情中国应该如何选择进一步的经济现代化战略。

一、关于中国经济国情的多重理论视角

一般而言，国情就是一个国家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内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包括国家内部的自然环境资源、人口、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基本状况和结构关系，以及国家和外部国际环境的基本联系，反映了这个国家当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基本国情则是对国家一定社会历史时期内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发展总体状况的基本概括。国情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可以根据不同目标和标准来进行具体分类。一个重要的分类是按照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层次进行划分，划分为经济国情、政治国情和文化国情等。^[5]其中经济国情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和阶段，从国情变化角度看，经济国情的变化往往是相对活跃的，对其他层次的国情变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国情是一个国家构建现代化科学理论指导现代化实践的基本依据，科学分析认识国情和国情的变化，是一个国家制订正确的现代化战略的必然要求。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分“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就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和基本国情的概括基础上提出、并正确指导着我国的现代化实践的。

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中国20余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的成功推进，必然带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的巨大变化。经济学者们应用各种理论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这种变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转轨经济理论角度分析，由于渐进式改革遵循的是先易后难的基本途径，经济学者认为，中国前20多年的经济增长处于一种特殊环境之中：优势因素得到充分发挥，制约因素尚未充分显现，推进改革易于取得共识，开放带来的增长动力强劲。然而近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的转折性特征：一些重要资源国内不能自给；国内产业某些方面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变化；改革本身的难度和对改革形成共识的难度都在加大；开放带来的增长动力有可能逐渐减弱；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差距拉大导致保持稳定的压力加大；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利益关系发生重要变化。这表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在未来增长过程中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需要有新的发展思路和战略。^[6]

从工业化理论看，如果基于钱纳里等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6个变动时期（第一时期为初级产品生产阶段，第二、三、四时期为准工业化国家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初期、中期和高期阶段，第五、六时期为工业化国家的发达经济初级和高级阶段）的划分，虽然由于研究人员对诸如人均收入、GDP结构、工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就业结构、消费结构等判断指标的选择和具体计算方法上存在差异，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判断，但大多数学者基本认为到20世纪末期、21世纪初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进入到经济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工业化中期阶段；^[7]如果基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判断标准——根据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部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交通、通信、商业）增加值额的比重把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划分为非工业国（20%以下）、正在工业化国家（20%～40%）、半工业化国家（40%～60%）和工业国（60%以上），那么到200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商品生产增加值比重已经达到51.5%，进入了半工业化国家阶段；^[8]从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看，虽然中国的就业结构一直以第一产业为主，但从产值结构上看，按照所占比例大小排序，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已经经历了从“一、二、三”到“二、一、三”，再到“二、三、一”的转变，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这与国外后工业化国的“三、二、一”的结构相差一个阶段。

从工业结构演进理论看，基于霍夫曼定理，一般工业结构存在由轻纺工业占优势向重化工业占优势、由重化工占优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优势的演进规律，当一国重化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时，就称该国的经济发展进入重化工时代。在2003年以后，一些经济学者们提出，无论是从中国工业结构变动的历史、现状和趋势看，还是从国际经验的比较看，我国经济实质上已经进入一个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需要、以市场为基础、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逐步提高、可持续性较强的新的重化工业发展阶段。^[9]由于重化工业资本有机构成较高、投资需求大、能源消耗大等特征，一些经济学者虽然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出现了几乎全国性的产业结构重型化趋势，但反对中国进入重化工阶段的提法，认为重型化经济增长实际是旧式的工业化道路，是先行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所走的那种依靠大量资源和资本投入支撑的外延增长（粗放增长），我国不能够走他们错误的道路。^[10]

从经济现代化理论看，罗斯托（W.Rostow）在1960年提出一个较大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分成6个阶段，由先而后依次是：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因为中国的积累率远高于10%（30%左右），而且从产值看，主导经济部门早已由食品、饮料、烟草和水泥工业等过渡到钢铁、机械、石化、汽车、制药、家用电器等行业，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已经实现了起飞，正在进入向成熟推进阶段。^[11]

虽然从不同理论视角对中国经济总体发展状况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具体描述和界定并不相同，但是，所有各种理论视角分析都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总体状况的确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如果说经济国情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和阶段，那么，这意味着20余年的市场化改革和高速工业化进程已经改变了我国的经济国情，更进一步说，如果我们用农业大国来概括我国长期以来的基本经济国情，那么可以说，农业大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既然对国情的科学认识和把握是我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前提和关键，那么科学分析和概括这种基本经济国情的变化，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一个基于产业结构演变的经济国情分类框架

显然，上述各个理论都是根据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共性归纳出的阶段性规律，对应分析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特征和指标，从而判断中国经济发展处于怎样的阶段。但这些理论都并不是直接对一国经济国情的整体评价和描述，也就是说，不是根据经济国情应该包括的各种要素，对这些要素的发展水平进行全面的评价，进而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国情。而另一类研究文献，有关综合国力问题的研究，则恰恰是从这个角度对一个国家的国情国力进行全面分析研究的。

所谓国力或综合国力，一般认为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生存和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发展潜力及其在国际影响力的综合表现，是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它着重从国土和自然资源、人口、政治制度、经济活力、科技创新能力、国防力量、文教发展、外交影响、国家干预等物质要素、精神要素和结构要素的具体规模方面，描述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实力。显然，国情和国力的要素基本是一致的，国情强调的是基本情况，而国力则是指生存发展的综合实力表现。实际上，国力问题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将不具有直接整体可比性的各个国家的国情（国家的基本情况）转变为可以直接进行比较的国家综合实力，从而可以通过借鉴国际经验来制定一国的发展战略。有关国力的理论很多，包括“国势学派”、“政治算术学派”、“重商财政学派”、“地缘政治学派”等近代综合国力研究的四大学术流派的理论，以及20世纪20年代以后出现的现代综合国力研究的“大战略”理论、“重控制作用”理论等，而始于德国威廉·富克斯（Withelem Fucks）1965年提出、美国克莱因（Ray S.Cline）等人发展的“国力方程”的研究，使得关国力的定量分析研究已经成为国力研究的主要内容。我国一些学者也曾在国外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构造了综合国力评价体系，对中国综合国力进行了研究，截至1998年，中国国力的最高排名为第5名。^[12]从与经济国情对应的经济国力的构成要素和评价指标看，经济国力一般包括体现为土地、人口、矿产和环境等要素的资源力，以及体现为经济发达程度、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生产力布局等要素的对内经济活动力，和反映一国经济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在国际间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的能力对外经济活动力。在各类具体国力方程中，反映在三方面国力的指标包括人口和领土面积（总面积、可耕地面积、地理位置）、GDP、人均GNP、GNP实际增长率、钢产量和消费量、粮食产量、标准能源生产量和消费量、矿藏资源（总量、种类、开采难度、自给能力）、工业生产能力等。

虽然运用国力方程来测算评估综合国力，标志着国力国情研究实现了由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的转变，是国力学研究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跃。但是，由于国情国力包括内容和要素都十分复杂，迄今为止，研究者在综合国力包括哪些要素，以及各个要素对国力的影响程度都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于是存在各类不同的国力方程，国力方程中的变量有的只有几个，而有的变量到二十多个。在国力评价研究的具体指标选择方面，不同学者的研究差异性更大，评价指标少则几个，如富克斯等人的“三要素综合国力方程”只有人口、钢产量和能源产量三方面指标，^[13]而多则近百个，如王诵芬等在其关于综合国力的研究中，建立了由资源、经济活动能力、对外经济活动能力、科技能力、社会发展程度、军事能力、政府调控能力、外交能力等8类85个指标构成的综合国力评价指标体系。^[14]这体现出国力评价研究的随意性和不成熟性。而要避免这种国力研究的随意性，每项国力要素选择和国力评价指标选择都必须能够寻找到理论基础，而这些理论正是各国实践都已经验证的共性规律的总结。这一点，在综合国力评价上，由于包括政治、经济、自然资源、科技、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内容在内，也许很难找到相应的公认的跨学科理论基础，但在具体到经济国情国力方面，是可以实现的。实际上，只需将上述从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的动态演进理论视角对经济国情的分析与从一个截面的各个组成要素的国力理论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到一个有关经济国情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基于经济学通常使用的描述方法，我们这个新的国情分类框架对经济国情的基本描述维度是从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两方面入手的。

（一）经济总量维度

从经济总量角度分析，一个国家经济国情的基本分类是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15]大国经济一般具备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容量巨大，地域广阔、资源丰富，经济规模大等特征，由于国内市场规模大，为具有规模效应的现代化大工业提供充足的成长空间，因而大国一般具备相对齐全的现代工业部门体系。^[16]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国情是否属于大国经济，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指标来描述，人口与国内市场容量、土地与自然资源存量、经济规模。在具体衡量是否是大国经济时，可具体选择人口数量、国土面积和国内生产总值三个指标。^[17]在2002年，人口数量世界前十位的国家是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和日本；国土面积居世界前十位的国家是俄罗斯联邦、加拿大、中国、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印度、阿根廷、哈萨克斯坦、苏丹；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十位的国家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中国、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和墨西哥。^[18]显然，无论按照那个指标，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都属于大国经济。^[19]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的分类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对各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只有同类相比才有意义，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实质上并不具有太多的可比性。这就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比较研究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时，需要区分大国和三类小国而进行分析的原因。^[20]同样，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也认识到经济体的规模对竞争力模式的影响，在2003年发表的《世界竞争力年鉴》中，修改了长期不进行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的区分直接进行竞争力排名的做法，按照2000万人口规模的标准进行了竞争力分组排名。^[21]实际上，在不进行区分的情况下将不具有可比性的国家进行竞争力比较，将芬兰、新加坡等国的国家竞争力与美国这样的大国的国家竞争力进行比较，是没有价值的。^[22]

（二）经济结构维度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其产业结构演进有着比较稳定的内在联系，并呈现出一定的序列性。无论是配第-克拉克定理解释的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转移规律，还是库兹涅茨通过对57个国家进行截面分析和历史分析所得到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结构随人均收入变化的演变规律；无论是描述工业结构高级化演进趋势的霍夫曼定律，还是钱纳里通过“标准结构”解释经济增长总量与结构变动的关系，所有这些工业化理论揭示的都是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内在联系和产业结构演进的历史和逻辑序列性的规律。而这种规律性之所以存在，是由人们需求的规律性和生产供给的规律性决定的。由于这种内在联系和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性的存在，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状况也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该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实际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质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水平的高低上。这意味着除人口规模、国土面积和资源等基本国情因素外，最能够说明一国经济国情的是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演进则说明的是经济国情的变化。

产业结构可以划分为产业之间结构和产业内部结构，三次产业间的结构反映的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每个产业内部的结构，则说明该产业的发展状况。从经济国情分类角度看，可以存在三种产业间结构类型，即第一次产业占主导地位、第二次产业占主导地位和第三次产业占主导地位的三种类型，对应存在农业经济国、工业经济国和服务业经济国三种经济国情。^[23]而每个产业内部结构情况，如第一产业中现代农业的比例大小，第二产业中工业高加工度和技术集约化水平，第三产业中金融、信息和现代化服务业所占比例，反映的是相应产业的现代化水平高低和国际竞争力大小。与产业间结构水平决定的是一国属于农业经济国、工业经济国还是服务业经济国不同，产业内部结构水平决定了该国是一般农业经济国还是农业经济强国，一般工业经济国还是工业经济强国，一般服务业经济国还是服务业经济强国。从产业结构演进看，三次产业之间的结构变动，反映了三次产业在经济结构中主导地位的依次更替，表明了从农业经济国向工业经济国进而向服务业经济国转变的国情变化；而产业内部结构水平的高级化，表明的是相应产业的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国情变化，如工业结构的重工业化、高加工度化和技术集约化的高级化发展趋势，表明的是从一般工业经济国向工业经济强国转变的国情变化趋势。图1示意了这两个层次的结构演进与经济国情变化的关系。应说明的是，这两个层次的产业结构变动是统一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之中的，是由工业的发展驱动的，而工业的发展本身包括相互交融的两个过程，一个是最初工业在数量方面的扩张和增长，另一个是伴随着数量增长的工业质量、国际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图1　经济结构变动与基本经济国情转变

如果综合经济总量维度和经济结构维度，对于大国经济国情的国家，随着三次产业结构的演进，依次将经历农业经济大国、工业经济大国和服务业经济大国的经济国情变化。对于小国经济国情的国家，虽然一般意义上也可以说经历从农业经济国到工业经济国进而到服务业经济国的转变，但对许多小国来说也许并不需要建立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因而这种转变并不典型。如果考虑到与产业内结构变动规律相对应的经济国情变化，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我们认为，一个大国的经济国情应该经历从农业经济大国到工业经济大国、从工业经济大国到工业经济强国、从工业经济强国到服务业经济大国的国情变化阶段，大致应该对应工业化初中期、工业化中后期和后工业化社会三个时期。^[24]从现代化理论看，这三个经济国情变化阶段，可以认为是经济现代化的三个阶段。之所以不存在单独的农业经济大国到农业经济强国阶段，是因为农业的现代化基本上依赖工业发展，没有现代工业为农业提供现代技术装备，也就不会有现代化农业，因此，该过程是被包含在从农业经济大国到工业经济大国进而到工业经济强国阶段中的。

综上所述，按照我们给出的经济国情分类框架，判断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国情的程序是，首先根据其人口、土地和国内生产总值等基本经济总量指标来进行大国和小国的分类，进一步根据三次产业的比例（产值和劳动力）指标来分析该国的主导产业，从而确定是农业经济国、工业经济国还是服务业经济国，最后分析这个主导产业的结构的高级化水平，这可以借鉴产业国际竞争力或者现代化水平的评价指标，^[25]从而确定是否是经济强国。显然，用农业经济大国、工业经济大国、工业经济强国等关键词来描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国情，是属于基本概括，而不是全面描述，所以这应该是基本经济国情分析。

三、工业大国成为中国基本经济国情：数据与特征

人口居世界第1位、国土面积居世界第3位以及1995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一直居世界前10位之内，这些基本的数据使中国的大国经济地位毋庸置疑。虽然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但在1970年以前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一直大于第二和第三产业（1958年到1960年“大跃进”时期除外），而在从业人员的产业构成上更是第一产业一直占有绝对优势，直到现在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例仍接近50%，因此长期以来我国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农业经济大国，中国基本国情是一个农业大国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但是，在经过改革开放20余年高速工业化进程以后，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们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经济大国，基于上述我们给出的基本经济国情分类框架，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已经从农业大国转为工业大国。

从国内生产总值构成看，工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有绝对主体地位。如图2所示，自建国到现在，工业和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1952年，第一产业（广义的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50.5%，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主体地位，到1980年下降为30.1%，而到2003年则下降到14.6%；与此对应，1952年第二产业（广义的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20.9%，到1980年上升为44.2%，到2003年，第二产业生产总值达到61274.1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2.2%，超过了一半。^[26]根据《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4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36515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为20744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15.2%，第二产业增加值72387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0%。这表明，经过50余年工业化进程，现在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工业已经占有半壁江山，我国的国民财富的主要来源是工业，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已经彻底实现从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到工业经济为主体的转变。如果与世界各国三次产业结构相比，更凸显中国工业的一枝独秀，近年来中国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50%左右的比例，不仅远远高于2000年发达国家28.6%的该比例值，而且也远高于2000年发展中国家33.4%的比例，^[27]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产业结构水平比较落后，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但也的确说明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撑地位。另外，相对于农业经济而言，工业经济的绝对主体地位还体现在对外贸易结构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对外贸易大国，198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仅为570亿元人民币，但到2003年，我国进出口总额更是达70483.5亿人民币，位居世界第4位，仅排在美国、德国和日本之后。在1980年，我国出口商品的中，初级产品出口金额占到出口商品总额的50.3%，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49.7%。而到2000年以后，工业制成品的该项比例上升到90%以上，2003年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92.1%，初级产品只占出口总额的7.9%。而且，自1994年以后，中国工业制成品的贸易竞争指数（某产品进出口额之差与该产品进出口额之和的比值）一直为正，1995～2003中国工业制成品的贸易竞争指数依次为0.08、0.06、0.16、0.16、0.11、0.11、0.10、0.09、0.09，而初级产品的贸易竞争指数自1995年一直为负，而且呈现逐年下降的基本趋势（如图3所示）。^[28]因此，准确地说，我国现在是一个工业贸易大国。

图2　若干年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图3　1995～2003年中国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贸易竞争指数比较

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是，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所有从业人员比例远高于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三次产业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偏差很大，这是否意味着工业经济的主导地位并不存在。如果定义结构偏差系数为，其中E_i第i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的偏离系数（i取值为1，2，3），а_i为第i次产业的产值比例，в_i第i次产业的从业人数比例。那么，图4表示了我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偏差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自1981年以来，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第一次产业的结构偏离系数逐渐上升，第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系数总体上明显下降，这总体上是符合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但与国际经验相比偏差程度大，偏差趋向于均衡的速度较慢。而第二次产业偏离系数一直很大，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呈下降趋势，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又呈上升趋势，进入21世纪后上升幅度增大。这与库兹涅茨和钱纳里等人总结的工业化国际经验是不符的。但是，如果考虑到我国过于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数，以及我国长期以来计划体制的制度惯性制约和渐进性的市场化改革背景（如户籍制度约束劳动力市场发展，国有工业企业一直存的大量冗员需逐步释放，由于政府管制和地区保护使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等等），那么，我国实践与单纯从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总结的规律不符合也就是合理的。也就是说，由于巨大的人口和经济体制的约束造成了我国就业结构一定程度的扭曲，就业结构转变滞后于经济结构转变，相对而言，国民经济的产值构成更能够反映我国的经济结构。因此，我国就业结构的偏差并不能够否认国民经济中工业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

图4　1981～2003年中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系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进一步分析，虽然从产业间结构看我国已经是一个工业经济大国，但从产业内结构看，我国还不是一个工业经济强国。这主要表现在我国工业现代化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弱、工业质量有待提高。我们曾对世纪之交中国工业现代化水平进行评价，计算出中国工业整体现代化水平综合指数（满分为100）28.72。^[29]而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1998年的工业竞争力指数排行中，新加坡、瑞士、爱尔兰、日本、德国、美国、瑞典、芬兰、比利时、英国分列前10位，而中国仅为第37位。^[30]具体而言，我国工业的差距表现在：能够进入世界工业500强、在规模和技术水平方面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还很少；工业结构亟待升级，加工装备制造业发展缓慢，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例低；我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研究开发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缺乏技术储备，关键生产技术落后，技术进步投入少，技术进步体制存在问题；工业劳动生产率低，工业管理现代化水平低；在出口产品构成中，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低；等等。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基本经济国情已经从一个农业大国发展成为工业大国，但还没有成为工业强国。从我国现代化进程看，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变化表明，我国经济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了从工业经济大国向工业经济强国转变的阶段。归结起来，我国经济现代化进入的这个新阶段至少会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

第一，实现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是这个阶段的核心任务。

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过程实质就是推进工业现代化过程。工业现代化一般指在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工业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逐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过程。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工业现代化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发动机”。在当今世界格局下，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强力推进工业现代化，促进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进而驱动整个经济现代化进程。现阶段我国工业总量的庞大并不能掩盖我国工业质量较低、工业现代化水平亟待提高的问题。而且，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均占有资源很少的人口大国，推进工业现代化也适应了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必然要走的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

第二，该阶段经济要继续保持原有的高速增长难度加大，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是内涵式、集约式的。

国际经验表明，在长期的工业化进程中，会出现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段时间一般持续20多年。虽然有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三个国家在长达40年的时间内取得了年均7%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在第三个10年增长速度也开始明显下降。实际上，到了工业化中后期，由于工业发展的重点从工业数量扩张转向工业质量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从粗放向集约、从外延向内涵转变，相应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减缓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对于我国而言，2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使我国的基本经济国情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国内资源供给约束、环境保护要求、收入差距和社会稳定压力、科技水平差距大、产业结构亟待转型、改革和开放带动的经济增长力减弱、金融体系效率低等一系列问题不仅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且也成为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制约因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阶段经济增长会很低，由于工业化进程还远没有结束、大国的国内市场需求支撑力巨大、生产梯度推移效应依然存在、产业升级的发展空间广阔等原因，我国经济增长将还会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如果说，过去20余年的经济增长是超高速发展，那么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是有些学者曾提出的次高速增长。^[31]

第三，国家开始利用工业发展来“反哺”农业，体现出“以工促农”的新特点。^[32]

经过20余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我国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初期利用工农产品“剪刀差”支持工业快速发展的局面已经结束，国家财政用于补贴农业、解决“三农”问题的支出逐年增多。到2000年，国家来自工商业税收10366.09亿元，占全部税收的82.3%，而农业税收为465.31亿元，只占全部税收的3.70%，同时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却达到1231.54亿元。2001年、2002年、2003年国家来自农业的各项税收分别为481.70亿元、717.85亿元和871.77亿元，而用于农业的支出分别高达1456.73亿元、1580.76亿元和1754.45亿元。^[33]2004年国家在吉林、黑龙江两个粮食主产省先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河北、内蒙古、辽宁、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11个粮食主产省（自治区）农业税税率降低了3个百分点，河南、江苏、宁夏等地已经宣布2005年取消农业税，到2006年全国都将先后取消农业税。实际上，工业发达国家普遍实行通过工业积累来支持农业的政策，对农产品以价格补贴、提供信息、发放贷款、关税保护、出口补贴等各种扶持措施。除了这种政策的直接支持以外，工业发展还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面对入世后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今后我国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工业积累的支持和现代工业技术的推动。

第四，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工业制成品出口技术密集化程度将逐步提高，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中国企业逐步增加。

根据联合国的贸易数据，1985～1998年，中国的低技术制成品出口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985年，中国的低技术制成品出口排名没有进入世界前25名，而到1998年，中国的低技术制成品出口达到76463百万美元，居世界第1位，在这方面彰显工业贸易大国的地位。但在高技术制成品和中技术制成品出口方面，虽然与1985年相比，中国也取得了较大发展，但排名都没有进入世界前10位之内，分列第11位和第13位。^[34]一项按照国别分别对中国和日本、美国等国的贸易竞争指数计算表明，中国工业制成品有显著竞争优势的产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金密集型产业中，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则竞争优势较弱。^[35]因此，在对外经济方面，新阶段中国需要提高工业制成品技术密集化程度，同样面临从工业贸易大国向工业贸易强国的转变的任务。同时，伴随着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获取资源的能力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将逐步增加，以从国外得到支持继续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性和战略性资源。

四、新阶段的中国经济现代化战略

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所谓传统社会是“传统性（Tradition）”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而“现代性（Modernity）”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就是现代社会。总体上现代化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传统社会具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但现代社会却基本相似，具有同质的特征。^[36]从经济现代化角度看，这个同质的特征主要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特征，经济现代化进程就是经济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同质化”的经济发展过程。但是，“同质化”的现代化过程并不意味着所有发展中国家、在不同时期都要采用相同的经济现代化战略。与之相反，成功的现代化战略恰恰是基于国情“特质”的“同质化”战略。在我们看来，“中国经验”的核心就是对国情“特质”的科学把握并以此来制订经济现代化战略。既然我国基本经济国情已经从农业大国转向工业大国，我国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新阶段，那么，我国的经济现代化战略也就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一）在技术进步战略方面，要重视战略技术的自主创新和加大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投入

技术进步主要有两种途径，即原发性（自创性）技术进步和获得性（继发性或扩散性）技术进步。前者是本经济系统内的技术发明推动的技术进步，后者是通过引入本系统之外的已有技术而实现的技术进步，是技术扩散的结果。^[37]由于工业技术的巨大落差和引进先进技术的巨大收益，一般而言，后起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是通过模仿和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实现的。新中国工业技术体系的建立基本上也是建立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的，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对中国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突出作用。^[38]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工业经济大国，已经具备比较完整的技术体系，现在的核心任务是建立先进的工业技术支撑体系，显然这是依靠技术引进所无法完成的。能否具有自主技术和创新能力，尤其是在战略性、基础性技术领域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是我国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关键。因此，培育战略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应是我国新阶段技术进步战略的核心。同时，已经成为工业经济大国的中国，必须有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不要仅仅强调应用技术研究，要重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中国未来技术发展的瓶颈是基础科学的薄弱。^[39]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些年基础研究经费都在15%～20%之间，而我国大约只占5%左右。^[40]在一个越来越强调原创性和知识产权的世界中，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经济大国，必须加大对基础科学领域投入，保证持续的国际竞争力。

（二）在经济增长战略方面，切实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发展重化工业也要坚持新型工业化道路

新的现代化阶段要求实现我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而工业现代化是要求技术集约化、高加工度化，要通过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投入要素的质量（包括劳动者的素质、机器设备的技术水平、矿产资源的品位等），以少的要素投入得到更多的产出，同时对环境的污染程度达到最小，这就是集约型、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因此，新的现代化阶段本质是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出了要求——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高资源消耗型向集约型、资源节约型转变。长期以来，我们重视经济增长速度的追求，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资本、自然资源和土地等要素的投入数量增加，根据测算，1953～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76.7%是由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带来的，而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23.4%。^[41]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不仅效率低，浪费了大量的资源，而且还环境污染严重。党的十六大提出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实质上就是要求改变传统工业化道路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产业结构的演进趋势分析，我国现在进入了重化工时代，重化工业的大发展不仅是工业化进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而且对我国这样一个工业经济大国，发展重化工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大国战略的重要支撑。但是，重化工业具有资本有机构成较高、投资需求大、能源消耗大等特征，为此，我国发展重化工业必须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强调集约式、高效益的重化工业发展路径，依靠信息技术、节能技术以及环保技术等领域的创新，能够最大限度地缓解重化工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使重化工业也能够以最小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

（三）在产业发展战略方面，三次产业要有新的战略使命和发展定位

这个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实现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因此新阶段的经济现代化的产业战略重点是推进工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实现工业发展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移。围绕这个战略重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战略使命和发展定位有所转变。第一产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以工促农”，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发生了变化，农业的战略使命主要体现在对工业发展的市场贡献方面，^[42]也就是要通过给农业以资金支持，大力提高农民的收入，从而增加“三农”对工业技术和产品的市场需求，进而促进工业的发展。而第三产业的战略使命和发展定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其成为吸收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既要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要承担由于工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改善而产生的工业富裕劳动力问题；二是推进我国产业间结构的高级化，为进入新的现代化阶段——由工业强国到服务业大国奠定基础。

（四）在经济体制改革战略方面，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

我国现代化学者的研究表明，经济现代化不仅仅是指工业化进程，还包括一个市场化的进程，也就是经济现代化应该包括工业化和市场化两个主要层次。^[43]这意味着经济现代化的实现，必须依靠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也表明，经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需要工业化和市场化改革两个“车轮”。这两个“车轮”已经使我国从农业经济大国发展成为工业经济大国，而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需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当前，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障碍还严重阻碍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教育与就业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改革等都有待进一步推进。由于我国渐进式先易后难的改革方式决定了这些改革难度非常大。然而，无论改革阻力和矛盾有多大，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和政治环境，毫不犹豫地深化改革，是我国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注释】

[1]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项目《中国工业化、信息化与工业现代化互动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

[2]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4年按购买力平价公布的计算结果，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生产总值的12.6%，排在美国和欧盟之后，居世界第三。参见《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仍属发展中国家》，《中华工商时报》2004年7月30日。

[3]吕炜：《基于中国经济转轨实践的分析方法研究——兼作对“北京共识”合理逻辑的一种解释》，《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4]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5]罗归国：《中国现代化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关于国情另一个常用的分类是自然国情、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显然本文这里讨论的经济国情是指现实经济国情。

[6]江小涓：《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挑战与战略》，《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

[7]郭克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问题与出路》，《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王岳平：《中国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理论、实证与政策》，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年，史清琪等：《我国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甘智和：《工业结构调整与发展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

[8]林兆木：《关于新型工业化道路》，《宏观经济研究》2002年第12期。

[9]刘世锦：《我国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11期。

[10]吴敬琏：《谨防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经济管理文摘》2004年第21期。

[11]吴殿廷、武聪颖：《中国宏观经济的国际评价》，《世界地理研究》2001年第1期。

[12]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3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

[13]德国富克斯等人的“三要素综合国力方程”具体表达式为：Mt=［（Ms）t+（Me）t］/2，其中Mt为t时期的国力指数，（Ms）t和（Me）t分别为t时期的钢产量指数和能源指数。其中，Ms= Pa·Sb，Me= Pa·Eb，Pa、Sb、Eb分别为人口、钢产量和能源产量。

[14]王涌芬等：《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研究》，湖南出版社，1996年。

[15]如果有必要，大国和小国之间还可以进一步细化为不同等级，这里仅仅划分两类。联合国工业发展在分析不同国家工业化道路模式时，曾将世界的国家分为四类，大国、拥有少量资源的小国、拥有丰富资源并以工业生产为主的小国、拥有丰富资源并以初级产品生产为主的生产小国。其大小国的划分标准是市场规模，以在1970年年中人口数量为具体衡量指标，超过2000万人口则为大国。联合国工业发展：《世界各国工业化概况和趋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0年。

[16]童有好：《大国经济浅论——兼谈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1999年第8期。

[17]由于衡量各种资源存量的具体指标比较复杂，这里只选择了国土面积这一个指标来说明土地和自然资源存量。当然，国土面积大并不一定意味着资源丰富，同样，一些国土面积不大的国家也会存在比较丰富的资源。

[18]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19]按照三个指标的世界排序来确定一国是否具有大国经济的国情，只是判断方法的一种。还可以通过确定每一指标的标准值（如按照人口数量是否超过2000万），通过与标准值的比较来判断一国国情是否属于大国经济。也可以通过对三个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后计算指数，来对三个指标进行综合比较。由于这些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故这里不进行深入讨论。

[20]联合国工业发展：《世界各国工业化概况和趋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0年。

[21]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际竞争力比较”课题组：《关注世界竞争力的新格局——〈世界竞争力年鉴〉（2004）综述报告》，《经济研究参考》2005年第6期。

[22]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芬兰的国际竞争力最近四年中有三年超过美国列第一位，这样的排序结果显然是有悖于常理的。

[23]应该指出的是，这里的工业经济国与工业化理论的工业国不同。工业化理论认为，从工农业结构角度看，工业化过程是一个从农业国、农业工业国、工业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的过程。其中农业国是指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有绝对优势、现代化工业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国家；而农业工业国则是现代工业有了一定发展但农业仍然在工农业总产值占优的国家；工业农业国则是工业有了巨大发展、已经进入重化工阶段、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占优的国家：而工业国是工业占有绝对优势、现代化大工业有了高度发展的、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李悦：《产业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经济国应该包括工业农业国和工业国两个阶段的国情。

[24]从逻辑上说，也许到了后工业化社会后期，应该对应服务业经济大国到服务业经济强国的阶段，但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国家进入这个阶段。

[25]限于篇幅，本文对这方面指标不进行深入探讨，但以下两个评价方法可资借鉴。一是我们曾构造的评价工业现代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包括三方面9个基本指标和12个辅助指标，具体参阅陈佳贵等：《中国工业现代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另一个值得借鉴的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推出的工业竞争力指数（Copetitive Industril Performance Index，CIP），该指数选用四个指标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人均制成品出口、中高技术制造业产出占制造业总产出比重、中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占制成品总出口比重为绩效衡量指标。每个具体指标的指数计算公式为：I_j，i=［X_j，i- Min（X_j，i）］/［Max（X_j，i）-Min（X_j，i）］，其中X_j，i为第i个国家第j个绩效变量，该指数最小为0，最大为1。最后通过简单算术平均将四个单项指数汇总，可以得到一个国家的工业竞争力指数。参阅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通过创新和学习参与竞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26]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27]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28]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29]陈佳贵等：《中国工业现代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30]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通过创新和学习参与竞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31]刘迎秋：《次高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32]在理论界存在所谓工农业关系三个阶段理论，即将工业化过程中的工农业关系划分为以农补工、工农业平等发展、以工补农的三个阶段（李溦：《农业剩余与工业化资本积累》，云南出版社，1993年）。但该阶段的划分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具体可参见徐祥临：《工农业关系三个阶段理论的批判与替代》，中国农村研究网（http://www.ccrs.org.cn），2004年1月15日。

[3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34]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通过创新和学习参与竞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35]汪斌：《全球化浪潮中当代产业结构的国际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36]塞缪尔·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西里尔·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以文出版社，1996年。

[37]金碚：《中国工业化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38]江小涓等：《FDI对中国工业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贡献》，《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7期。

[39]蒲幕明：《大科学与小科学》，《文汇报》2004年11月21日。

[40]薛谰、胡钰：《我国科技发展的国际比较与政策建议》，《科技日报》2003年5月14日。

[41]洪银兴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42]黄泰岩、王检贵：《工业新阶段农业基础性地位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43]赵德馨：《市场化与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