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及研究对象

1.2.1　政治传播学的产生

1.2.1.1　关于政治传播学产生的争议

一门学科的产生大多以该学科的核心概念或研究对象命名的专著问世的时间为主要标志。传播学诞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威尔伯·施拉姆于1949年出版的《大众传播学》为标志，这是中外学术界已经达成的共识。20世纪50年代，又出现了几本以“传播学”为名的专著。但是，对于政治传播学的诞生时间，中外学术界至今仍未达成一致。西方传播学者们很少使用“政治传播学”这个名称，而是选择“政治传播”或者“政治传播研究”，他们没有明确解释不使用“学”字的原因，但是从现有资料来看，他们顾虑的原因大致包括:首先，政治传播研究的领域过于广泛，各个组成部分又相对独立;其次，政治传播是由多个学科组成的边缘学科，整合起来的难度很大;最后，在研究对象方面，政治传播学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在研究时往往从自己的研究角度出发，很难统一。因此，他们并不急于寻求共同的研究对象、研究主题和研究领域。戴维斯旺森和丹尼莫在1990年出版的《政治传播新动向》一书中遗憾地写道:“政治传播研究因受其他学科的影响，本来在年前就该独立出来，而如今还未能独立出来。”^[22]我国学者大多使用“政治传播学”的说法，对此，学者李元书在《政治传播学的产生与发展》中提道:“使用了政治传播学的名称，并不是我们对政治传播学有了精深的研究，而是出于中国人研究问题的习惯，也出于介绍学科的需要。”^[23]

关于政治传播学的争议还体现在学科出现的时间上，因为没有标志性的专著问世，政治传播学的产生时间就存在争议。学术界大致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台湾学者彭芸，她在1986年出版的《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中指出，虽然政治传播领域没有完整的理论，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一些学者的研究早就涉入了该领域，比如，1963年出版的卡尔·多伊奇《政府的神经:政治传播及控制的模式》和卢·派伊出版的《政治交流与政治发展》，1969年出版的费根的《政治与传播》和爱略拉与拉斯维尔的《印度和美国政治名流的公共语言》等。这一观点得到了我国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是，美国的政治传播学者丹·尼莫和凯思·桑德斯并不认为政治传播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他们在编辑《政治传播手册》的导论中指出，政治传播研究不是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而是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因为在1956年出版的一部研究政治传播的书中，已经把政治传播看成政治家、政府组织与公民三个互动环节之一，政治传播在三者之中充当中介的角色。他在正式的政府组织与公民的投票行为之间建立的联系，能够实现政治动员、传输政治影响力，这种表述是重要的、也是具有预见性的，因此，他们认为，政治传播学是在20世纪50年代就诞生了。

1.2.1.2　政治传播学产生的背景

政治传播学产生的背景，除了上面我们在第一节政治与传播关系中提到的政治背景，像大选宣传、两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之外，另外一个背景是关于大众传播学研究的背景。虽然关于政治传播学诞生的年代颇有争议，但是起码可以确定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年代有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呢?综合中外学术界的研究，可以归纳如下:

政治传播是政治家、政府机构、公民三者互动的中间环节，而这三者的互动关系正是狭义政治传播学研究的对象，许多西方的学者把这种政治传播直接看做大众媒介传播。因此，大众媒介产生及发展是传播学产生的背景，它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就构成了对政治传播学产生的前提条件。最早出现的大众媒介就是报纸，无论是中西方，早期的报纸都有阶级的色彩:我国的邸报，是官方用来互通信息的，西方的报纸也是给处于社会较高地位的精英来阅读的。直到19世纪30年代便士报在英国出现，才标志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因为它的价格为普通民众所能接受，同时人们教育水平有所提高，报纸影响的范围也因此更加广泛。此后，传播技术的改进也都利于大众化媒体的发展:1844年，美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条电报，标志着现代通信的产生。这给出版业和政治生活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总统演讲、集会信息以更快的速度传播出去。然后，无线电广播的出现、电视的问世，这些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为信息传播、满足受众对新闻的求知欲提供了可能性。在电视时代，这种把声音、画面结合起来传播的方式吸引了广大的受众。1960年，美国NBC、ABC、CBS三家电视网同时转播了尼克松和肯尼迪的总统竞选辩论，引起了美国人的空前关注，收视观众达到7500万人。这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件，在政治传播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媒介与政治》一书的作者在评价这次电视辩论的意义时指出:“这次辩论的结论是尼克松输了还是肯尼迪赢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成了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分界点。从此，政治走向了媒介政治的时代，新时代的政治家需要有全新概念意义上的媒介专家为其服务。”^[24]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大致把大众传播技术对政治传播学的奠基作用归结为:首先，大众媒介自产生以后就对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纽带和中介作用;其次，在西方国家，大众媒介的私营性和产业化，使其具有独立性，这使其在不断发展壮大中成长为一支独立的、强大的，甚至与政府抗衡的“第四种力量”，或称为“第四种权力”;最后，受大众传媒的作用和影响，文化传播速度更快、传播的内容也更世俗化，这推动历史进入了一个大众化文化的时代。另外，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对西方传播的抵制，西化和反西化的文化和政治文化斗争，也促使社会科学的学者研究政治传播。

1.2.2　政治传播学的发展

1.2.2.1　西方政治传播学的发展

西方学者认为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以及政治传播学的研究起点是相互交错的，他们将政治传播研究分为前现代时期(Before-modern time)与现代时期(modern time)两个大的阶段^[25]。如果将政治传播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与社会行为，那么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它肇始于古希腊时期的政治辩论与政治演讲。因而，前现代的政治传播研究可溯源到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于修辞与辩论方法的探究。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辩论技巧的精彩陈述。这种对于修辞学与辩论技巧的探究不仅促进了古希腊修辞学、演讲术的兴起和发展，也在客观上成为西方的政治传播学研究的源头。对于政治修辞研究的偏爱至今仍是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而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政治传播研究是指现代政治传播研究，西方学者将它分为萌芽和形成两个阶段。

基于大众传播媒介对政治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西方学者认为现代政治传播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其标志是美国政治学者沃尔特·李普曼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关于印刷媒体和无线电广播宣传效果的研究。他的研究为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研究的基础理论规定了发展方向。作为传播学奠基人的拉斯韦尔则从方法论意义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致力于用传播学的方法研究政治现象，并把两者结合起来对政治传播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研究。他提出的“五W”传播模式深远地影响了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研究。一方面，“五W”模式中的“what”即传播了什么，使政治传播学者开始关注政治传播过程中的内容分析，阐明了政治传播中内容分析的理论必要性;另一方面，“五W”模式中的最后一环“what effects”即产生了何种效果，将现代政治传播研究推向了一个关注政治传播效果研究的时代，使政治传播效果研究贯穿于政治传播研究发展的各个阶段，直到今天仍有很多西方学者致力于这一研究领域。1940年，拉扎斯菲尔德在对选举中公民投票行为的研究中，将定量研究方法运用到政治传播研究中，这使得政治传播学研究的调查法更加可信和科学化。自此，西方现代政治传播研究开始将政治行为研究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参照量。

政治传播学发展至今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我们可以大致把这期间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在政治传播学诞生的初始阶段，美国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把研究领域的主题定为选民、政治选举和投票行为。因此，这个时期也被称为研究“选民说服”的典型时期;第二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是政治传播学发展“多元化”阶段。这个时期政治传播学在迅速成长，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出现了三大学派和若干小学派;第三个阶段，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开始尝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政治传播学界认为虽然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多元化发展丰富了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内容，但是也使得理论研究过于零碎，很难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丹·尼莫等学者对寻求共同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模式提出了倡议，这一号召也得到了一些政治传播学者的响应。但事实上，至今政治传播学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还未能建立。从20世纪90年代起，政治传播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寻求共同的研究主题、方法和概念的阶段。也就是说，从20世纪90年代起，政治传播研究试图向独立的学科发展。丹·尼莫等学者的倡议得到了一些政治传播学者的响应，美国政治传播学者玛丽·E.斯塔基在1996年出版的《政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重点研究了政治传播学的最基本的问题:政治传播的符号世界、政治的本质及其与传播的关系问题。她试图从政治传播研究的方法角度去寻找政治传播学的公共领域。她在前言中强调指出，这本书的焦点不是在分歧点上，而是在总体上同意作者们探讨理智的公共领域，开始构建更系统地、精确地理解这个领域的基础^[26]。学者们自此日益关注政治传播学的一般理论和研究手段。

1.2.2.2　我国政治传播学的发展

我国政治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这是西学东渐的结果。政治传播学首先传入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香港研究者十分关注以香港和内地为社会背景的政治传播，他们的研究很多是与新闻自由、政治意识形态、权力重组、建构现实等有关的。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朱立教授对于内地的新闻自由和意识形态，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传播系统的变化等问题发表过多篇论文，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金铨、陈韬文的《大众传媒与政治过渡》(1991)，对社会权力重新分配与新闻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市民对政治改革、社会现状和移民问题的态度进行了研究。香港学者的研究为西方传播学界打开了认识中国传播领域变化的大门。

最早开始研究政治传播学的学者是来自台湾的祝基滢博士，他于1983年出版了专著《政治传播学》，在该书中对西方学者关于政治传播研究的基本内容、理论和方法作了初步介绍，对一些具体课题作了介绍，却也没有对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提出明确的界定。来自台湾的另一位学者彭芸于1986年出版了《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书中比较系统的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西方学者在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理论分歧，后来又出版了一系列的刊物为中国读者了解政治传播学的产生、发展及理论形成。

我国大陆的政治传播学研究起初是冷冷清清，随着海外研究的繁荣，也开始兴盛起来。最先关注政治传播学领域的学者之一就是著名传播学者邵培仁，他在1991年出版的《政治传播学》中对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建立了不同于西方的理论体系。此后，出版的一系列新闻传播、媒体研究方面的书籍都与政治传播研究有着极大的相关性。其中，清华大学以李希光教授为首的新闻传播研究团队颇具代表性，他们对政治传播学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该团队的一项985重大课题“政治传播学与国家形象构建”，其首批研究成果《新闻学核心》、《媒体的力量》、《全球新传播》和《下一代媒体》等四本专著已于2002年出版。中国传媒大学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镜像中国》、《中国形象》等著作进一步把传媒的历史发展与国际关系的历史联系起来，较系统地把传播学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李元书主编的《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政治传播学作了系统的归纳和整理，其内容涉及政治传播学概述、政治传播过程、政治传播形式和目的、政治传播的环境和政治传播学的发展前景等。在政治传播研究机构和学科建设上，中国传媒大学于2009年设立了政治传播研究所，并分别创设了“政治传播研究”、“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向。在近年来发表的政治传播研究论文中，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荆学民教授发表在《现代传播》上的《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一文，对目前学界争议较多的“政治传播”的范畴界定、政治传播学的学科标准、政治传播的本质与政治社会化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辨析，同时提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基本思路。该文由《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获得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总体来看，国内政治传播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政治传播研究的主导理论。与西方相比，国内政治传播的界定并不明确，政治传播研究仍处在初期的探索阶段。但不可否认，中国大陆学界已经开始关注政治传播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1.2.3　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政治传播学作为政治学和传播学的交叉学科，研究对象不好界定，因为政治学和传播学都有自己的研究体系，二者也有很深的内涵和外延，这就更加大了界定政治传播学研究对象的难度。

1.2.3.1　政治学和传播学各自的研究对象

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各种政治现象，具体包括:对国家有关的理论、制度、活动以及影响国家活动的各种政治力量和政治斗争进行研究，总结历史上各个阶级之间夺取争权、建立争权及巩固政权的行动，为参与政治生活、运用政权为本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总结国家兴亡盛衰的规律性并给予揭示，对各阶级治理国家的理论、政策方法的是非得失进行评估。传播学本身就是一门边缘性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也具有不确定性。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美国的传播学者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研究传播行为的“5W”要素:即Who(谁传播)，Say what (传播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传播)，To whom(向谁传播)，With what effect(传播的效果怎样)，这就是后来传播学研究的五大领域:“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27]

1.2.3.2　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综合考察政治学和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大致确定出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尼莫根据传播学研究对象的五个基本要素来探讨政治传播过程中的不同部分:第一，政治的传播者;第二，传播使用的语言、符号、技术等;第三，政治传播通过的媒介;第四，政治传播到达的受众;第五，传播在政治中的效果。^[28]根据这五个基本要素，政治传播学中对人的研究包括了政治的传播者和政治传播所到达的受众。

政治传播学中对人的研究

(1)政治传播活动的主体。

政治传播学活动中的人包括政治传播活动的主体和受众两个部分。政治传播的主体是由不同的人组成的:

①政治家。传统的政治传播者以政治人物居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政治家或者政治领袖作为政治权力的行使者，往往掌握着政治权力和资源，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常他们也掌控着国家话语权，重要的是他们也热衷于这种传播活动。

②专业的传播者。政治传播者中的专业传播者不同于传播学中的专业从业者，这里是指专业的新闻从业者和为政党、政府或国家服务的公关人员。专业的新闻从业者直接参与到媒体“议程设置”的过程中，他们对政治新闻信息的选择、取舍、加工，都包含了他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态度;为党政国家服务的公关人员在信息时代更要具备过硬的专业素质，在政治传播的过程中，政府形象的树立，危机公关的处理中他们的言谈举止、观念态度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③政治行动者。政治行动者包括了公私团体中的发言人或者游说者，也包括意见领袖。这些代表某些政党或某一利益团体的政客，一般是以政治为职业的，目标在于追求和掌握政治权力，但他们实现目标的手段比较激进，有时甚至忽视政治原则和道德标准。除了这些政客，意见领袖也是在政治传播中要特别注意的一类人。1940年，拉扎斯菲尔德在“伊里调查”研究中，提出了重要的两个理论“两级传播”和“意见领袖”。肯定了那些在首先或较多接触大众传播信息后将自己加工过的信息传播给其他人的人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他们在大众传播媒介与受众中起着桥梁作用，加速了信息传播、扩大了信息的影响，也会对他人的看法和态度产生影响。因此，意见领袖是政治传播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2)政治传播的受众。

政治传播活动的主体进行政治传播活动，选择有效的传播方式，传达政见信息，其目的都是为了影响信息接收的对象。这些政治传播的受众是政治传播活动中重要的人的因素，他们的接受态度如何直接反映了政治传播的效果。大众传播学研究中对受众的分析和传播效果的研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经历了漫长的理论发展，我们可以从中借鉴一些理论。在政治传播的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位受众都对传播的内容感兴趣或者作出反应，我们首先要对受众进行划分，麦尔柏斯与奇尔从政治参与的角度划分了政治传播的受众，分为积极者、中介者、旁观者和无动于衷者四种。积极者当然热心政治活动，积极参与;中介者则介入政党政治，属党员型;旁观者属大众中人口最多的一群，参与政治讨论与投票;无动于衷者几乎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29]

当受众接收到信息后，对信息的处理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他们自身有着不同的特性，所处的社会地位、社会环境，个人的认知能力、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年龄性别，接触媒介的水平、动机，都会影响到政治传播的效果。在强势的媒体宣传面前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接受还是抵触?在舆论环境中是受大多数的影响还是坚持己见?而且，作为不断发展的个体，他们的心理和影响他们判断的因素又是不断变换的，所以对他们的研究尽管复杂，但也不是无章可循，心理学研究和先前的传播学研究都有可供我们参考的理论。总而言之，无论是从哪种角度研究政治传播，最终的归宿都是受众，他们是决定传播效果的最终评判者，在政治传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2)政治传播学中的内容分析。

所有的传播活动都是一定内容的传递，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内容是信息。政治传播活动中，主体活动者的思想、信念、观点、感情等都同样需要通过传递信息来完成。因此，政治传播学中的内容研究就是政治信息的研究，也就是政治传播使用的语言和符号的研究。政治信息使用的符号要以使用性优先，政治传播者可以利用适合的传播符号，通过婉转、直接、夸张、比喻等方式来引导群众的思路激发他们的情绪，以争取政治利益。他们也可以利用政治谈话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建立社会权威;以及通过政治谈话表达个人的见解或者采用公众讨论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由此可见，政治谈话可以塑造个人的政治形象。那政治传播中的语言到底有什么功能呢?一般来说，其功能为:①统治精英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用政治语言来取得大众的沉默或煽动;②利用符号来增强地位;③利用符号来表达挫折或不安或是利用符号来展现自我形象、爱国心、忠诚等。^[30]

(3)政治传播中的媒介分析。

政治传播中的媒介是政治传播活动中信息传递的中介或者渠道，我们可以把政治传播的媒介划分为三种:人际传播媒介、组织传播媒介和大众传播媒介。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意见领袖和两级传播理论中，大多属于人际传播媒介的范围。选举的演讲现场、政治会议、内部文件的转发等都属于组织传播的范畴，有正式和非政治之分;而平时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受影响最大的就是经过大众媒介传递的信息，对大众媒介来讲因为传播手段和发展程度的不同，也各自具有政治传播的特点和优势。

报纸是最早出现的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媒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在政治传播媒介中也是历史最长和使用频率最高的。在便士报出现之前，报纸大多以官报为主，并伴随有严格的报纸审查制度。政党报纸的出现更是把报纸的政治传播作用发展到了顶峰，报纸成为党派之间必争的工具，公开宣传自己所依附政党的主张，为自己的党派辩护，不同党派之间的报纸也会相互攻击、诽谤，这些现象虽然极端，但是也可以从中看出政党报纸的本质，就是政党的宣传工具。就算现在传媒呈现了多样化的发展，报纸因为自身所带有的权威性，依然在政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除了报纸、杂志和传单、图片、海报等印刷媒体，也具有自身的优势:杂志虽然不如报纸时效性强，但是其针对性强、内容丰富、印刷精美等也是优势;传单、图片、海报因为内容单一更具有目标针对性和视觉冲击力，特别是在公共场所张贴的告示或者海报，可以作为其他传播方式的辅助手段。

广播和电视在传统媒体中属于比较能吸引受众的传播方式，它们都具有时效性强的特点。广播虽然不如电视在现代传播中的地位高，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也在政治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罗斯福利用广播宣传“新政”而进行的著名的“炉边谈话”。电视诞生后，广播的政治影响力开始下降，电视的高普及率使人们对“媒体”的认知几乎完全变成了对电视的认知。从对政治传播的影响来看，电视也改变了美国政治中竞选的程序，这让候选人的表达能力、利益风度等外在魅力成为影响胜负的重要因素。

传统媒体对政治传播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单项传播上，新媒体的出现，则使这种传播变得更为双向性流动，普通受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也有所改变。网络被称为报纸、广播、电视外的第四媒体，作为一个数字化的平台，它实现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在同一载体上同时出现，使传播走向全球领域。在政治生活中，网民用网络参与政治事务也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除了浏览新闻、参与热点事件的讨论还能行使政治监督权力，政治传播者也反过来受到网络民众的影响，他们必须了解舆情，做到政务更加透明，这也表明他们要面临的任务更具挑战性。

政治传播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对政治传播活动中人的研究、内容的研究、媒体的研究，而且还包括对政治制度、国家政策、传媒体制等传播环境的研究。我们界定政治传播的研究对象，是为了使研究更具针对性和系统化，在同样的时间和精力付出后达到最佳效果。目前，虽然对政治传播的研究还局限在大众传播的影响下，但是经过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可以把这个浩瀚的工程，完成得更加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