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主体及其生存境况

二、传播主体及其生存境况

1.传播主体及其主体性

大众传播本身就是人类主体性的重要体现方式之一,它一方面汇集信息(客观意义上),反映人的生存环境(自然与社会),作用于人的认知；一方面又汇集意见、传播舆论,展示人们的观点和需求,整合意见,协调行动。大众传播是当代人们协调关系、改造自然的有效手段之一。

传播作为一种交流行为,可以有主动方和受动方之区分；作为一个传播过程,可以有传播方和接受方之别。无论是传还是受,都有群体和个体两种类型。因此,传播主体也可分为个人主体与群体主体两种类型,相对而言,媒体是大的传播主体,具体到单个的传者,是个体的传播主体。中间还有不同大小的制作群体,也是传播主体。受者虽然是接受的一方,但是作为传播行为中不可缺少的一方和传播的目的所在,也是传播中的主体。其中,受众是群体主体,单个的接受者是个体主体。

就目前的传播模式而言,传者仍然享有更多的话语权,是主动的一方,因此,我们的批评和论述主要集中在传者一方。同时,生存,就直接的现实发生而言,是个体性的,是个体生存的展开。作为个体的主体,是群体主体的组成部分,也是人之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单元,我们的视线将聚焦于此。在广播电视传播中,播音员、主持人是传播主动一方的最后执行者,是传播群体的代表,因此,我们这里所论述的传播主体主要以他们为主。

在大众传播中,传播主体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他(她)还能够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发展自己的主体性吗?我们不妨对此加以简单的探讨。

传播主体至少在以下三个层面受到制约: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媒体定位、节目定位的影响；具体内容、目的、场景的影响。同时,传播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也恰恰在这些限制中得以显现和发挥。

第一个层面,是一种宏观的时代背景,不只是传播主体,大众传播自身也无法超脱在外。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必然在大众传播中反映出来,制约大众传播的战略定位、内容选择、内容生产,甚至我们可以说,大众传播就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部分。我们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必然要从它那里领受遗传、汲取营养、被它形塑,我们甚至会被时代中不断涌现的各种潮流裹挟着前进,比如现在“波涛汹涌”的全球化浪潮。但是,历史恰恰是人书写的,时代也被生活于其中的人形塑着。大众传播就有记录历史、传递信息、凝聚意见、生产文化的功能,在传播什么和如何传播中刻画着时代的印痕、聚焦着时代的热点、创造着时代的文化景观、影响着时代的发展方向。如同大众传播之于时代背景的关系,传播主体本来就以自身的生存和时代直接关联,在大众传播之中,传播主体作为大众传播的实现者又以大众传播的名义和方式与时代发生着“再一次”的特殊关联。作为大众传播的直接实施者,传播主体同样被授予了一定的选择权、表达权,把个人眼睛中的“世界真相”、个人脑海中的“客观判断”扩展为大众眼中的世界。在这一意义上,传播主体并不是被动的,由于大众传播的影响力,他受到限制的话语权力作为“初始条件”仍然可以在社会中产生“蝴蝶效应”,而造成巨大的影响。

第二个层面,是传播主体所处的媒介环境。传播主体往往只是媒介战略的执行人,常常被人称为“传声筒”、“肉喇叭”、“花瓶”,似乎只需也只能“见字出声”,时刻面临着被工具化的危险。同时,传播主体在传受关系中往往受到“受众是上帝”思潮的影响,一不小心就会走向“迎合取媚”,面临着被“客体化”的威胁。在这里,我们可以荡开我们的想象,联想一下音乐演出中演奏者的作用。在一部交响乐的演奏中,音乐的旋律自然是带有规定性的,它直接决定了作品的美感；指挥的指挥棒是带有强制性的,它决定了演奏者的快慢张弛；现场观众的趣味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着演奏者的表现走向。但是演奏者并不就是指挥棒下的机械弹拉,正是演奏者独具个性的演奏,赋予音乐鲜活的动象和鲜明的风格,带给听者以美的享受,这就是19世纪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之所以被称为“旷世奇才”的原因,他的演奏被称为“天使在歌唱”!与此相似,传播主体也是整个传播活动的具体实施者,在富有个性、独具创造性的劳动中,他把媒体战略落到实处,他是媒体的“发言人”,是“门面”和“品牌”,并且越来越具有媒体“标识”和文化象征的意味。在传播活动中,不但他自身在创造着,他自身也是这创造性劳动的一部分!

第三个层面,是传播主体面对的具体语境。语境的制约很可能带来传播者被动适应和惰性依赖的心态和行为,在这里,思想保守、意识僵硬、表达单一等情况是极易出现的。同时,真正的有声语言大众传播,不管是有稿播音还是无稿播音,都需要传播主体的创造性工作,需要传播主体具备高超的观察力、捕捉力、理解力、感受力、表现力、调控力,凭借强大的驾驭能力、高超的表达技巧、自如的传播状态,要么把文字语言转化成为意义明晰、富于情感、生动可感、分寸得当的有声语言,要么把传播思路外化为逻辑清楚、中心明确、论述丰富、语流畅达、表达得当的语言序列。正是在这里,传播主体立足于文字稿件和编导的意图,并把生活的体验、文化的素养和个性品质、生命活力,贯注到语言中来,使大众传播人性化、个性化、具体化,富于亲和力、感染力和吸引力。

可见,有声语言传播中,“饱含着生命的体验、人生的况味、个性的闪光、审美的理想。语流中,积淀着传统的精粹,映照着时代的风云,显现着民族的精神,展示着艺术的魅力”。^[8]有声语言传播活动,不是被动地“见字出声”、“按图索骥”,它左右着意义的指向,调整着感情的浓淡,伸缩着美学的尺度,饱含着创作的艰辛、创新的空间和创造的喜悦。有声语言传播主体,不是没有血肉的机械“发声者”,而是血肉丰满、情感丰富、个性鲜明、能力高超的创造者。限制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些限制并没有窒息人的创造性,也不是用来扼杀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正是在限制之中,主体发现了自身的价值,发现了行动的空间和创造的可能,从而勃发出自主的力量和创造的动力,在适应限制和满足要求的同时,也突破着形式上的限制背后对自我精神的约束,奋力向自我的超越迈进。

因此,在有声语言大众传播中,传播者尽管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但是仍然能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存在着创造的可能性,可以在创造性的传播活动中,确证自己的主体身份和主体性内涵。

2.播主体的当前境况

让我们来看看大众传播中主体的状况。

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一下传播学研究和传播实务,就会发现一个多少令人感到奇怪的现实,那就是对传播主体的漠视:

(1)理论研究的“盲区”

翻开传播学著作,我们很少会看到对主体的研究。当然,说大众传播理论完全忽视了主体是不公平的,因为“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媒介效果研究中,受众个体一直是最主要的分析单元。选择这一‘微观’的单元,反映了关于态度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在战后的显赫地位”。“但通常,理论和政策议题需要纳入到更宏观的分析单元之中,其结果是,宏观社会实际上只建立在从个体受众成员那里收集的微观数据的简单合计基础上。这种简单的总计程序所形成的跨层次分析,是有问题的。社会后果不能只从个体的平均变化中加以推断。对个体发生作用的,不一定对社会也发生作用,反之亦然。”^[9]且不说这里所说的关于媒介效果研究的批评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建设性,但这一批评恰恰替我们指出了一点,就是不管是“被总计了的”个体的数量统计,还是要被“纳入到更宏观的分析单元之中”,受者在传播学研究中都失去了个性鲜明的主体性,而成为“受众”中的一员。在这里,他们首先被统计成为数字,之后,又根据不同的标准被划入不同的“群落”,再加之以不同的标签或代码,并被推理、判断、设计、推销,成为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的符码和“寄主”^[10],而自身则失去了生存个性和生命活力。

相较于受者,对传者的忽视则更为彻底,不管是记者、编辑,还是播音员、主持人几乎很少在传播理论中被加以关注(当然,早期关于报纸的研究,对记者、编辑的个人因素还是有一定关注的,但是此后就被更大的“把关人”——媒介所取代),他们只是媒介的一分子,只是传播链条中的一个个“必然在”的环节,在铺天盖地的媒介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个体的力量如此之小,以至于可以忽略不提。在几乎无所不包的传播学领域内,主体却被信息、符号及其流通所湮没!至于它们是怎么流通的和流通的根本目的为何?我们却在貌似清醒中渐渐对此失去了意识!我们曾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而在当前的现实中,人却好像是已大大政治经济化了的媒介的延伸,成为“自我延伸的延伸”了。新产业对人的物化和异化已然孳生,而理论却对此视而不见,甚至在事实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可以说,在传播理论的研究中,我们看见的只是模糊的人的图式,他们没有清晰的面目,常常作为利益的两端——传者在高度组织化的机构中成为生产工具,受者在被利用中(或被抬高或被贬低)成为“盲众”和“埋单人”,人的位置退居于金钱和意识形态之后,成为附庸。于是,主体那鲜明而生动的活力在大众传播中被湮灭了!

(2)传媒的“无意之失”

一般来说,传媒是清晰地了解自身的社会及文化影响的,在不忽视传者素养的同时,也应该及时关注本媒体的“生态环境”和“生态建设”。但是,已经被大大组织化或机构化了的媒体,因为有“更大的”事情(经济效益、市场占有、政治关系等)需要关注和追求,也因为自以为有基本可行的制度管理和较明确的目标设定,可以使传者在这一基本框架内执行并完成规定的传播任务,达成既定的传播目标,因此,在有意无意中传者自身的生存生活被忽视了。传者只是媒体工作方针和经营策略的被动执行人,是传播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分子却又可以随时被同一规格的“产品”替换,于是,只要保持一种合乎规格的运行状态,主体是可以“缺席”的。媒体这种“抓大放小”、“政策与规划决定一切”的思路与倾向往往造成发展方向提出来了,观念不一定跟得上,观念有了,传者素养却相当缺乏的现象。虽然也“以经济为杠杆”,或者采用“不行换人”、“节目找人”的方法,却不能根本改变忽视传者作为生命主体和传媒作为文化主体的现实以及由此带来的消极后果。结果,媒体汇集了一群以传播谋生的人,他们也许不打算在工作中找到人生的乐趣,也不愿意自觉承担文化建构的责任,他们完成了工作,然后逃离工作,甚至常常对工作充满了怨恨和诅咒!(我们从事传播工作和研究新闻传播的同行大概不会对这一说法感到惊诧吧!)如此,大众还有什么信心把我们的“公共空间”交给这些人来打理呢?

我们知道,人是一种生产性的主体,不仅按照自然的规律来建造,而且按照“审美的规律”来建造。按照自然的规律建造,要求生产主体运用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的价值尺度实现其成本与效率的目的；按照审美的规律来建造,要求生产主体运用创造性和欣赏性的价值原则,实现其审美和超功利的目的。但社会大生产的逻辑却由于资本追逐利润的动机、工具理性的法则、市场化的效率模式,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审美动机越来越服从于利润的需要,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创造性实践日益被分解为操作流程中的片断和附庸。从而,人的本质力量变成了机械本质力量的物化,利润的本质成了解析人的本质的全部秘密。工具化、物化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其结果只能是人生的异化,是人的尊严的丧失,是生命价值的空置!

传媒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中介,不能只是客观、中性的存在者和见证人,而应是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建设者,应是人类生存优化的倡导者、推动者,它不是不承担责任的“非人性化的”僵化的机构,它由众多具有生命活力的生命个体构成(他们栖息在传媒的生态环境内),并为数量更为众多的生命个体(他们从传媒中获取有益生存的“负熵”)的特定生存需求服务、负责。

当然,关于传媒是否应当或应当负有什么样的责任,还存在理论上的争议,也可能还存在时代的、文化的、制度上的各种各样的认识上的限制,我们且把传媒的这种“不作为”权当做它的“无意之失”吧!

(3)传播主体的“自我丢失”

在传播一线的队伍中,被理论忽视和机构轻视的播音员和主持人,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生长着:他们在话筒前或屏幕上风光无限,在幕后却常常被指责为“花瓶”和“传声筒”；他们在享受荣誉和待遇时陶醉在“大众明星”的光环里,而在承担责任时却自愿抱着“有限效果论”的托辞；他们一方面渴望得到更多的传播自由,一方面却因与社会直接接触和对生活深刻介入的不断减弱而面临创造力的日益衰竭；他们每天接触着大量的信息和不断更替的新鲜刺激,却无暇或无法保持应有的、必要的对信息的评判力；他们满足于以自我表现为个性,而无视发言的“合法性”及自我个性的衰微……这种种张裂对播音员与主持人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在心理、生活等方面产生了消极的后果。

在播音主持实践中,这样的情景应该说是屡见不鲜:传播者缺乏丰富、深刻的生活体验和强烈、积极的理想追求,对传播依据的时代内涵把握不够,处理信息的能力差,传播愿望不够积极,热情不足,状态松懈,往往导致创新意识匮乏,表达样态单一,语言传播的表现力、感染力、生发力差,常常使有声语言大众传播只停留在“刺激—反应”层次,活力不足,传播或无法达成,或行而不远,传播效果差强人意,社会影响不够积极。

以上说法针对整个播音主持队伍自然是有失公允,但说在播音主持队伍中大量存在,影响到了队伍的整体建设应不算过分。我们认为,传播主体在定位不清、热情不足、意识模糊、努力不够中容易迷失自我,造成“动嘴不动脑、身在心不在”的状况,不但会导致麻木的传播状态、僵化的表达形态,影响到其所从事的大众传播工作,更会进一步影响到传播主体自身的生存生活状态,出现一种主体的“自我丢失”,从而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导致生存质量的下降。

总之,当我们津津乐道于与市场连接的收视效果时,当我们热衷于新闻自由与政治制度关系的讨论时,当我们拘泥于教条的新闻原则时(这些课题当然有学术上的重要性,有现实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是就在我们的视野仅仅聚焦于它时),对人的关注正悄悄地远去。受者当然是最直接的牺牲品,而传者也在自我欺骗或自我膨胀中失却自我。人的全面性和整体性遭到了消解,蜕化成为一个符码,面临着被工具理性和商业行为所吞噬而被物化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