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情境当中的规范进行操控

2.对情境当中的规范进行操控

我将摆出一个情境,我曾经在一个关于交流实践方面的作品^[2]中讲过这个情境,通过它,我们来以试验的方式表明情境中规范的分量。

遭谴责的开车人

为了清楚地说明“已经建立起来的”规范(隐含的“业已存在的”社会规范)通过情境中某些元素发挥影响力,我们可以来看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对于上述现象是一个明证。这个实验如同其他所有实验一样,是可以轻易重复进行的,所以也很有意思。

以下引用的这个实验,重申了罗森斯维格(Resenzwieg)的挫折试验观点。实验提供一个测试的情境,这个情境以图画的方式表现出来,实验的主题就是让参与实验者置身于以下两个图画之一的情境之中,想想他在这种情境之中会说出什么话来。然后询问他:如果他站在被谴责的开车人的角度,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回答^[3]。

1:(警察对开车人说:“您在这所学校前把车开到90公里的时速,不是疯了吗?”)

2:(行人对开车人说:“您在这所学校前把车开到90公里的时速,不是疯了吗?”)

以下是有关西方正常社会环境中的主角所做出的不同反应^[4]:

所获得的回答,其差异之处显而易见。在有警察的情境中,大多数人都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试图尽量为自己开脱。在“来往”行人的情境中,大多数人(包括女性)都会直接指责对方。

所以,被测试者的交流—反应都被“引导”了。可以说,在一个传统的对话阅读当中,鉴于我们思考的文化习惯,警察的在场“引诱”出了一个并不新奇的文化回答:当面对一位指责我们犯错的警察时,我们都会努力表示出自己的无辜并尽量大事化小(我们不是有意要犯错的,情况没有这么严重)。

图5- 2　对警察影响力的传统对话解读

同样,我们可以说“来往”的行人引诱出了另外一些类型的回答:进攻性的回答,即对行人的反驳(“关你什么事,简直是……”),还有否认的回答(因为干涉者的专业客观性会遭到质疑),诸如:“完全不对,你弄错了!”

图5- 3　对行人影响力的传统对话解读

于是,对方的身份———摩托骑警或者行人———便成为一种“引诱元素”。它将回答分流到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当警察在场时,开车人竭力道歉并将错误尽量开脱,或者否认错误;而在另一种情境下,开车人在给自己开脱的同时还语言攻击指责他的行人。这一解读透过“引诱”,在干预者的身份和开车人的回答之间,预先设置了一种直接关系。我们所要解构和重新阐释的,正是这种交流中所谓的“引诱”现象。

在这两种情境中,对开车人发出“指责”的当事者所拥有的社会地位是不同的。这一定位通过其中一个情境中警察的衣着和另一个情境中行人的衣着表明出来。显然,人们知道,衣服以及穿衣服的方式,就是对他人的一种交流。对于每一位情境的当事者———读者来说,衣服反映出对方当事者的社会地位(通过勾起衣着方面的社会规范)和他的个性(通过已有的社交能力)。

在我们的实验中,在第一个情境里的干预者是一位身着摩托服的警察。通过他的服装和干预行为,摩托车骑警代表了规范,社会赋予了他口头训斥的权力和随后开具罚款单的权力。衣着作为交流的一个元素,令人想起已有的社会规范所具体容许的那些行为。摩托车骑警的衣着、出场和干预,构成了一个作为参照的规范性语境,在此语境中,存在着社会所公认的权威和对与其有关的问题进行干预的权力。根据所提供的语境,摩托车骑警的问责和随后开车人的回答,都各自拥有了一个意义。

摩托车骑警的干预“由于其社会当事者是在处罚违规行为,因此他所发出的谴责多半是正确的”。因而,警察所拥有的“职业公证性”和“社会授权”使他拥有干涉的“权力”。这一“社会意义”是所有西方正常社会中的成年人所能马上意识到的。它出现得非常自然,以至于人们很难感觉到它的存在。开车人的回答需要考虑到摩托车骑警的干预的意义和他的出现导致的规范性的语境,也就是说,开车人的交流意义的构成需要考虑到两个语境:警察与其干预意义已经建立起来的互动语境,以及与警察的社会当事者身份相关的规范性语境。在这些语境中,“指责警察”的回答(大多数人都对行人采取这种回答)就意味着故意挑衅执法。无论哪个正常的成年人都懂得这一点,也都会找出另外的一种回答。

图5- 4　摩托车骑警出现时其影响力的作用过程

对于以相同方法提供的当事者定位,不是摩托车骑警而是一位“来往”的行人,所得到的回答可以用同种类型的方法进行分析。在后者这种情境中,开车人与行人之间的互动—反应语境,被标记上了由行人进行交流的意义。这个意义属于:“一个没有合法干预资格的人进行的干预”。此外,行人的出现及其行为所产生的规范性语境,就是很平常的文化性、规范性语境———“每个人管好自己的事,别招惹旁人”(个人自由至上和对传统社会管控的抛弃)。

图5- 5　行人出现时其影响力的作用过程

在这些语境中,有一个回答是开车人否认他负有全部责任并列举了一些开脱责任的客观因素(这是在警察情境中被最多数人选择的答案),这个回答的意义是“带有顺从和无故惧怕的交流,表明缺乏个性”。测试人并不愿意为他们的答案加上这样的意义,而是更愿意“让行人认识到他自己的位置”,这个意义就如同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更加符合他们所生活的情境下所产生的各种反应。

在这个实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所设定的有意义的交流是如何发挥作用。一个社会当事者所做的交流的内容,依赖于交流在他所认为恰当的整体语境中产生的意义。这一实验反映出交流的内容和当事者眼中传通的意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对地铁里行乞情境的分析

1985年法国的冬季是个难熬的季节。那段时间,新闻媒体上一场关于“新穷人”和“无家可归者”的炒作正如火如荼。电视里播出了一些报道,显示那些流浪者想方设法进入地铁里生活。在1986年3月的立法选举期间,右翼不断增强他们反对巴黎街道及地铁里不安全状况的声音。他们以微弱多数获得了选举的胜利,然后警察部门明显加强了穿制服的警员在街上和地铁里的人员力量。但是,在我们所生活的那个年代,地铁里一直有一种不太安全的气氛,这里的各个角落常常发生打斗事件。最近在市中心勒阿勒地铁站,甚至发生了一起命案。

1986年5月6日15点,在途径勒阿勒、夏特莱、圣·日耳曼、蒙巴纳斯等车站的依斯市府至夏贝勒门的地铁线上,一个巴黎地铁的二等车厢内,上演了以下一幕。

在这个春日的午后,车厢里有三十多位乘客。在这列车厢的一端有六位乘客,其中三人坐在座位上,能看到车厢内的所有情况,三位都是女士。第一位(A)靠着窗户,年纪较大,一身白衣,风格时尚。第二位(B)坐在(A)的身边,大约有四十来岁,穿着蓝色牛仔裤和白色棉布夹克,属于休闲风格。第三位(C)坐在走廊的另一侧,外形像大学生,约25岁,带着一个书包,身穿牛仔裤和一件套头衫。在车厢的最末端,在折叠坐椅那边,我们看到最后一位是个年轻姑娘(D),她穿着一件红黑色的阿拉伯吊裆灯笼裤(另外,她还是蒙彼利埃大学的学生,也正是她讲述的这个故事)。乘客们的眼神茫然若失,心不在焉地看着途经车站墙上的招贴画。

突然,从车厢的另一头传来很大的声音。只听这声音说:“我不愿杀人,也不愿偷盗,哪位能够帮帮我?”在车厢里,我们所关注的几个人对此没有任何反应。声音再次响起,音量更大了,还是那些话:“我不愿杀人,也不愿偷盗,哪位能够帮帮我?”在车厢这一头的四位乘客快速地瞥了一眼发出声音的方向。人们看见在车厢另一头有动静。一位男乘客下到站台上,转而上到车厢的这一头,站到D的附近。这位男士(E)大概四十来岁,穿着一身传统样式的西装。车厢这一端的几位乘客因这位男士的到来不禁挪动了一下身体。

不一会,刚才在车厢的另一头大声喊叫的那位男子(X)出现在车厢的这一端,即前面几位当事者的身旁。他年纪大约三十岁,穿着一件黑色皮夹克和一条黑色布裤子,身材矮胖,头发很短且又脏又乱,脸形硬朗,下巴方,嘴巴大,双眼黑亮。他步伐坚定有力,上身挺直,头部前驱。他站立在走廊的中间。所有人都呆住了。他注视着前方,用一种断续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

“我来自蒙彼利埃公共救济所,别人把我给毁了,我破产了,没有饭吃。我不愿杀人,也不愿偷盗。谁有大学餐厅的餐券?我不愿杀人,也不愿偷盗。谁愿意帮帮我吗?给我一百块钱!给口饭吃!我正在找工作!”

这一番话之后,是静默。大家偷偷地观察他,又偷偷地相互对视。

过了几秒钟,D女士打开她的包,拿出一些零钱。年轻的B女士也这么做了。她们细微的动作没有引起X男士的注意,他依然目视前方。D和B向他的方向伸出手去。X看到她们,便走近她们并伸出胳膊,拿到零钱后放入口袋里,同时说着:“谢谢小姐们,谢谢,你们真善良。”然后,他转身走向车厢的另一个区域,嘴里重复着那些话:“我不愿杀人,也不愿偷盗,有谁能帮帮我?”

B女士于是低声对D女士说:“还有,他把我说年轻了!”D和A都笑了。

然后,X男士又走回到车厢的中部,不断地重复着那几句话。C女士于是以笨拙的动作在包里寻找着。其他人看着她。她给了他几个硬币。男士感谢地说:“谢谢小姐,您真善良。”他还向D和B又说了句“谢谢”。然后,他坐到最后一排坐椅后面的一个折叠坐椅上,接着说:“有些人生下孩子,就是为了去杀人、去偷盗。”

B轻声对D说:“真是让人不好受啊!”D回答道:“就是呀,您瞧。”

男士在下一个车站下车了。

在这个情境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何使得这些当事者对X男士做出了或者没有做出施舍的举动?

乞丐的出现,他的话语和举止(也就是他整个的交流过程),在乘客心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完整的可认知的客体,根据这个客体他们可以进行“推理”。那么这个“客体”是什么?他们的“推理”如何进行?我们将看到它们出现在某些语境当中,传通过程理论告诉过我们如何分辨出这些语境。这些语境有:规范性的、关系类的和身份类的。因为我们对于语境中发生的事情提出疑问,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些“物体”的出现。

•首先,当时的空间和时间的语境被赋予所有乘客。置身于巴黎地铁车厢之内的这一事实,呼应的是习惯性规范———被动、中立。在公共交通工具里,如同在电梯间里一样,人们是不会轻易去和一个素不相识且今后也不会再相遇的人攀谈的。文化习惯导致大家都一言不发,且不去打扰他人。如果不遵守这个行为规范,就显然是为了引起他人的注意。于是,X男士通过破坏这个规范而引起众人的注意。他大声说话(可以说是叫喊……),所有人都能听见他的言词。他明显地引起了一位男士的厌恶,这位男士下到站台上以便躲开他,然后上到车厢的另一头。他甚至还很粗暴地破坏了乞讨的规范:一般会演奏点音乐之后才要钱,或者可以采用更加和颜悦色的方式来说话。所有的乘客都被这个“破坏规范的家伙”的出现“警醒”了。一个“做事不符合规范”(因而也令人讨厌)的男子,出现在了乘客们的生活视野当中。

•这种行为方式唤醒了地铁里的人们、尤其是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不安全的担忧之心。于是,“暴力威胁”这一客体出现在不同乘客的情境中,尤其当一位身处喊声源头的男士下到站台并来到D女士所在的区域时,更是如此。他使得这种真实的暴力威胁显得近在咫尺。男乘客的躲避对于所有人还意味着,伴随乞丐的行为而来的,是混乱、气恼和恐惧。它还意味着,面对这种暴力的威胁,乘客们的自然想法就是与X男子保持距离。

•此外,刚刚过去的冬季里的命案还留存在乘客们的记忆中。新闻媒体对于“新贫穷者”的报道,营造出了某种具有犯罪感的环境。暴力的根源(贫穷、孤独、因缺钱和缺少护理而面临死亡的威胁……),通过“乞丐”那不同一般的、令人吃惊的话语,又出现在乘客的脑海中:“我不愿杀人,也不愿偷盗,有谁可以帮帮我啊?”于是,偷盗和凶杀都从属于他所要求的帮助。这名男子处于暴力根源的中心位置。其坚定的、粗暴的语气让人感觉“他什么都干得出来”。“暴力威胁”这一个客体得到了强化。

•“我不愿杀人,也不愿偷盗,有谁可以帮帮我啊?”这一句话,在我们的文化中并非是无关痛痒的,它让人想起《圣经》中神的十诫。这名男子想表明他对这神圣戒律的尊重。他最终会变“好”(他表达了尊重戒律的愿望),但是,如果被逼到绝境,他还能做什么呢?基督教里相互帮助的规范使他进入了某些乘客的心里。它嘱咐大家对穷人多加施舍,尤其是这会帮助他免犯错误。因为“杀人”和“偷盗”是从属于他所要求的帮助的。此时,相互帮助的规范动摇了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保持距离的反应。乘客们做出了两种相反的选择:逃避、不看和施舍、同情。

•该男子的出现是突如其来的。他“突然出现在五位乘客所在的区域”。他的外形不太让人放心:“他年纪大约三十岁,穿着一件黑色皮夹克……,身材矮胖,头发很短且又脏又乱,脸形硬朗,下巴方,嘴巴大,双眼黑亮。”他走路的方式也让人担心:“他步伐坚定有力,上身挺直,头部前驱。他站立在走廊的中间。”此外,“所有人都呆住了。”对于几位坐在座位上的衣着讲究的女士来说,“可能发生的暴力”就在眼前。对X男子采取拒绝或退缩行为的想法进一步被加强了。

•男子“注视着前方,用一种断续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出了触动乘客的一席话:“公共救济”、“蒙彼利埃”、“别人把我给毁了”、“我没有饭吃”、“我不愿杀人,也不愿偷盗”……“我正在找工作”。话语之间并没有明显的逻辑。比如,人们看不出他来自救济处和别人把他毁了之间有何关系。因而,这个乞丐也就和其他的乞丐有所不同。他还表达了对社会不满的原因。此外,作为外地人,他可能已经在巴黎大都市悲惨的杂乱的世界里迷失了方向。我们还应该注意,该男子提到了“大学餐厅的餐券”以表明他并不奢求太多(D女士作为大学生,可能感受到了比他人更多的触动)。所有这些话,都刻画出一个乞丐牺牲品的形象,他只是要求特别的关照,尤其是来自蒙彼利埃市的女大学生,她感觉到了最大的触动(可以认为,或许是这位外地人的身份将她与他的距离拉近)。牺牲品的身份与基督教相互扶助规范的呼唤相结合,加强了付诸救助行为的相关想法。

•巴黎的乘客们对于地铁和地铁里的乞丐已经司空见惯,对这样的刺激进行着抵御。他们心中有着很强的对乞丐的抵御。刺激的一方总在想出新的、悲情的情境,如何能够相信他们?惰性的规范促使他们不参与到这幕场景戏当中去。在这期间,乘客们便相互张望,也是为了看看每个人如何反应,来增强自己在这名男子压力面前的底气。

•然而,来自蒙彼利埃的女大学生可能并没有受制于其他地铁熟客们所具有的规范,她还没有如此麻木。她感觉到自己被乞丐的刺激行为感动了。或许她感觉到与这个“非常当事者”间的距离更近一些,因为她自己也是与其他乘客所不同的一个“非常当事者”:外地人、过路人、不习惯于地铁、大学生、穿着风格与众不同(红色的阿拉伯吊裆灯笼裤)……她因此关系而打开包取出零钱。众人对于乞丐请求的抵御于是被打破。情境中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即如果是女士,可以在不丢脸面的情况下相信这名男子的话。可以施舍的局部规则出现了,更加敏感的女权规则又强化了这一局部规则。于是,另一位女士———B女士,认为这一矛盾被打破,便跟着做出施舍的行为。

•男子高声地对她们表示感谢:“谢谢小姐们,谢谢,你们真是善良!”他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简单和拙朴。那句“你们真是善良”是陈旧过时的语句。通过这些话语,他的形象显得没那么可怕和粗暴。他还是懂得表示感谢。他变得没那么讨厌了。当男子走回来时,C女士在另外两位女士(可能行为的规范)的示范和男子形象变化的共同影响之下,给了他一些零钱,这些都是在其他乘客怀疑的眼光中发生的。这些乘客仍然没有放弃对乞丐采取不作为的规范。

图5- 6　地铁里传通场景的空间布局

•于是我们注意到,当这名男子第一次走过来时,只有两位女士向男子进行了施舍。她们形成了一个团体(小团体),这个团体以其行为与其他乘客(三十多人)保持了对立,尤其是她们二人身体的距离较近(参见图5- 6所示)。

这一关系上的拉近,使她们相互之间开始对话。B女士便轻声对D女士说话———“他还把我说年轻了!”———这是一条纯粹实用的信息。一直坐着的A女士,以对D女士微笑的方式(“D和A都笑了”)表明她加入了这个团体。这三位女士于是形成了一个团体(布局成一条线),与其他乘客相对立。她们的空间上和心理上的拉近(她们打破了保持距离的规范)产生了一些联系:某种程度的关系上的拉近。当男子再走回来时,坐在走廊另一侧的C女士,加入了这一女性的团体:她也对男子进行了施舍。“其他人看着她,她给了他一些硬币”。

•男子感谢她说,“谢谢小姐,您真是善良。”他还再次向D和B二人说“谢谢”(他能认出她们,并把她们与其他乘客区分开来)。然后,他落座于最后一排座位后的折叠坐椅上(与向他施舍并“接受他”的女士们离得很近———与其他可能拒绝他的乘客相对立),并且说道:“有些人生下孩子,就是为了去杀人、去偷盗。”他又回到他自己的原则论点(享受公共救济的孩子)来进行“封堵”(他就是一个牺牲品)。

图5- 7　在地铁里传通情境中影响力的发展过程

•女乘客B于是轻声对D说:“真是让人不好受啊!”D女士回答她说:“就是啊,您瞧!”这两人已经有过交流,这次又有了对话。她们相互鼓励并表明她们认可所感受到的负罪感。此外,她们再次表明她们施舍行为的原则:她们面对男子的话语所感受到的负罪感。所以我们可以说“面对乞丐情境所感受到的负罪感”这一说法,对于她们来说,是促使她们做出行动的情境中所出现的一个理想“客体”。

对一次商务失败的分析:老招牌的消失

一家小型猪肉店的老板以“农家猪肉”作为他的经营特色,小店的生意红火,有时顾客的队都能排到街上。老板因此致富,最后买下了隔壁的两间房子,用于开设能容纳更多顾客的现代化的店面,还装备了销售和包装用的机器设备。但是,昔日的长队、拥挤和变形的包装不复存在了。小店的美名不再,换来的只是简单零售店的泛泛评价。

“小型猪肉店”起初创建的情境

•这家小店的价值在于运用了与“过去的小作坊”相关的老招牌印象。人们认为,过去的从业人员熟悉他们自己的职业,他们“驾轻就熟”,拥有代代相传的技能,与他们自己的产品和声誉紧密相连……社会对于“小作坊”的招牌印象正是这家小店所要表达出来的内容,并且契合了顾客的心理。所以,这提升了小店产品的价值。

•“过去的小作坊”的老招牌印象,还赢得了顾客对其产品和经营方式的信任感。尽管人员拥挤、需要排队等待,顾客们仍然忠诚于他们与小店之间的良好关系。这种信任感和亲密关系感促进了顾客的购买行为。

•在这样一种“过去的小作坊”里,人们看不到推销和广告。真正的广告已经通过顾客间的口耳相传完成,这也进一步提高了“独创”产品的价值。

•大街上排成的长队成为产品价值的一个额外表现。这么小的一家店铺,产品数量有限,而求者甚众,令人想象其产品的稀缺性,又提高了猪肉产品的价值。

•顾客的拥挤(和排队)提升了产品的价值,因为要在这家小店买到产品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对于顾客来说,只要店家将产品放到柜台上出售,就已经是值得称道的好事了。

因此,在社会规范及对于老招牌印象的共同作用下,可以想见这家小猪肉店所具备的特点:

———如果是“老式的”,就是好的。

———如果是间小店铺,就是值得信任的。

———小店老板与他的顾客距离更近,他不能够欺骗他们。

———如果顾客满堂,就是很好的。

———如果是顾客大费周章才买到的货品,就是有价值的。

显然,当小店变成装备现代的大超市之后,所有这些老一辈人所持有的老招牌印象和规范就不复存在了。对于他们而言,大众化的招牌和规范是具有负面作用的,它们象征着过于摩登和缺乏信任。产品还是同样的产品,但招牌和规范的变化却使人的想法大相径庭。产品的价值下降了,而顾客们也不再有花力气来购买的动机了。因为他们在其他的肉店里,也能买到这些普通的产品。

在这个案例中,产品的价值和购买行为所具有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构成该情境的规范性元素。顾客只会想他们自己之所想,因为他们面对的是这些规范,这些规范需要由一些指示物来反映。这一案例很好地向我们证明了这些社会规范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