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及关系的操控

2.对位置、规范及关系的操控

再来看看布鲁克林桥上的盲人这个案例:

一个春天的早晨,一位盲人在布鲁克林桥上乞讨。他的腿上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先天失明”。人流不断地从他眼前涌过,却无动于衷。一位陌生人停下脚步,他拿起牌子,翻过来潦草地写了几个字就走了。随即,奇迹发生了:所有人都转过头来,很多人感动地停下脚步,将一枚枚硬币投入他的乞讨钵里。发挥作用的只是简单的几个字:“春天已经来临,可我却看不到它”。

当初,在这位天才的陌生行人到来之前是什么情景呢?

为什么在第一个场景中,路人不屑向盲人施舍?而在告示牌上的文字被改动之后,他们立即就乐善好施了呢?

我们已经知道,传统的(老套的)解释认为,在第一种情况下,文字不“合适”,也就是说表述不好(内容不够好),因此无法触动路人良好的“内在动机”。告示牌内容让路人无动于衷,没有起到效果。相反,那位陌生人所更换的内容则成功地“唤醒”了人们沉睡的“同情心”。

必须看到,这个图示与“发送者—接收者”模式非常相似。它建立在一些科学的、可以商榷的公设的基础上:

图2- 2　文字内容对内在动机进行干预的传统图示

———文字的内容产生一个效果(一种自身的感召力)。

———通过改变文字(和内容)改变效果。

———文字的内容关系到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的影响。

———内容对人们内心的心理元素(动机、需要、欲望……)产生影响。

———被激发的那个内在心理元素最终导致行为的发生。

令人吃惊的是,该公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引起争论。只是在最近才有人大胆提出:传通并非如此进行的。或许是与意义相关,一种传通行为可能影响到事物的意义,而且,如果人在接收一种传通行为后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反应,那恰恰是因为人们赋予了传通行为发生后做出的行为这样或那样的意义。因此,人们便将行为同它对于行为实施者的意义联系起来。

因此有人贸然指出,或许传通不是一个“信息传输”的问题,或许这是个意义构建的问题。

给传通重新定位无疑是一场巨大的革命,因为长期以来,传通一直属于工程师们的事情,而在以研究各种事物对人们所具有的意义为主的人文科学领域,传通就是准确地传达正确的信息。

鉴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就此认为,对于路人的最终行为(施舍与否),无须寻找上文那样的机械论解释。

同样,对所发生的事情无须做出复杂深奥的回答。所有依据人的天性通过换位思考能够理解同类行为的人都能做出回答,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在我们能够想象的情境中去理解这些事情对当事人的意义的问题。

我再次重申,答案就是“积极意义”。第一种情况,路人没有施舍,是因为他们认为其施舍行为不具备积极的意义。因为出于类似“又一个乞丐”的讨厌心理,其意义应该是“消极的”。第二种情况,路人向乞丐施舍,是因为这一行为对于他们来说具有一种积极意义,即:“我应该为减轻这位可怜盲人的痛苦做点事情”。

当然,答案并不复杂:如果传通完成了,是因为行为实施者认为它有意义。但是,这一意义从何而来?要解释起来就复杂得多了。我们不能再给出很简单的因果解释,诸如:如果这个当事者做这件事,是因为他内心的这种意愿(或“表达”)使然。注意,人们每次专门生出一个意愿,使人沉浸在这种意愿的“现实”梦幻中。我们应该对为达到当事者的意义而最终构建的不同过程进行分解。

正如费曼(Feynman,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说的那样,科学的前瞻性在于其能够随时提出一些对“现象的全新理解”^[15]。

传通学的现状使我们能够对与交流相关的影响力现象提出一种新的理解。

让我们回到那个布鲁克林桥上盲人的事例。在那位天才的路人出现之前,最初的情境是怎样的呢?它包括以下可识别的客体:

———一位盲人乞丐,膝盖上放着一块牌子,说明他是先天失明。

———城市的某一场所,环境宜人,绿荫掩映。

———众多散步的路人,表情冷漠。

———一个春日的上午。

情境当中还包含以下隐藏的元素:

———某种文化规范:春回大地之时对自然万物的赞叹与怡然自得。

———某种大都市居民最习以为常的情景:遇见乞丐。

———某种文化规范:“在一个不同于城市的环境下,城里人需要放松”。

———某种文化规范:在自己无法帮助的残疾人面前,采取自卫性的冷漠态度。

———某种文化规范:个人主义(人各为己)以及在面对外来侵扰时采取防卫态度。

在这一场景下,行乞司空见惯。它在这样一个十分正常的“享乐”(享受春意)情境中显得那么杀风景,更何况人们面对这样一个他们无法帮助的残疾人根本不为所动。所有这些意义使得对乞丐施舍成为完全负面的行为。

既然这个盲人是天生失明,他对春日之美也就毫无概念,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杀风景的家伙,大家又何必施舍?因此,不向乞丐施舍的意义在于:“没有必要施舍一个平庸无奇的、令人讨厌的乞丐,而且对于他的失明残疾,大家也无能为力。”

我们可以假设一个路人由以下“客体”构成,且它们相互发生影响:

图2- 3　在告示牌内容更改之前的路人世界

那位天才的路人来到后,在牌子上写道:“春天已经来临,可我却看不到它”。这一新的“信息”可以制造出什么样的新情境呢?

我们看到,前述的自然界中的三个明确的组成部分仍然保留着,第四个被改变了———乞丐膝上的牌子设定了另一场景。这块牌子改变了对乞丐的定位:

———他不再是个讨厌鬼:通过说他“也想那样”(体会赏春的乐趣),而去除了他令人讨厌的条件,因为他也知道看见春日该有多美好。

———此外,他也不再跟其他乞丐一样平庸无奇,而是一个被剥夺了最平常的快乐的盲人,这一快乐可以被人类所有成员共同分享,而他也应该是其中的一员。

牌子上的信息及其变化还造成了一种规范:

———帮助一个希望与其他人一样的残疾人(人们赞赏这种勇气,这叫做“符合人道”)。

图2- 4　在告示牌内容更改之后的路人世界

在这个案例中,传通操控的不是路人,而是路人所处的情境。传通制造出新的元素来定义这一情境(尤其是乞讨钵,它出现并引导行为)。

这一传通行为为乞丐提供了另一个定位:乞丐变为“残疾人”。依托新的定位元素和关系元素“我也想那样”,传通使乞丐与路人建立一种新的关系,随之产生了一些新的行为参照规范。

总之,在这一新的情境里,施舍的行为最终带有积极的意义并且付诸实施。因此,传通并不只是信息传输,而是一种可以改变某个情境中某些语境的东西。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其中的三个语境:当事者立场语境、参照规范语境、当事者关系语境。

通过这些改变,整个情境也发生了变化。当事者受到了新元素的影响,而这些元素相互之间也在发生作用。他们对这些元素进行“思考”后做出的行为对于他们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这是因为其行为所处的已经不是以前的大语境了。在这个案例中,传通行为通过建立新的关系元素和规范元素而对情境进行操控,它为乞丐和路人制造了新型关系,并且创造了新的行为参照规范。总之,在这一新的情境里,施舍的行为最终带着积极的意义付诸实施。

由此,告示牌上的话语重新定义了情境:它不再是之前的那个情境,出现了一些新的“认知元素”。它们当然会让人重新思考,也赋予施舍行为另一重意义,因此,促使人们做出施舍行为。

于是,对盲人的施舍,也是对他不同于普通乞丐的一种谢意。其不同之处在于他希望拥有与其他人同样的快乐感受。即刻减轻他的痛苦,可以让他知道人们是理解他的。这远远超出了同情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