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的文化意蕴

《百年中国》的文化意蕴

■黄会林

一

近观中央电视台为迎接21世纪的到来而精心制作、隆重推出的大型长篇历史文献片《百年中国》,深感诚如其总编导陈晓卿所言,“这是迄今为止反映中国百年历史最为全面完整的文献纪录片。数万幅照片、数百分钟的录音、数万米的胶片和数百箱资料磁带,纷繁的画面和沧桑的声音,再现了我们风云变幻的百年历程。”其中,充溢着我们民族的文化与民族的精神。

就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历史而言,一百年仅是她的五十分之一;但是对于面临着新千年之际的中国,最近的一百年,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这一百年里,中国结束了延续两千年以上的封建帝制,开始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国家富强的艰难历程。“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中国人民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前仆后继,英勇搏击,体味了太多的忧患,付出了太多的牺牲,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新中国、新生活。应该说,此期间浩繁的历史事件、复杂的社会百态、丰富的生活积淀,客观上已有相当厚重的史料积累,却由于各种原因至今尚缺乏细致的清理与系统的整合,而散落于国内国外、四面八方。此刻时值百年之交,心头时常涌现古诗中的两句“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在中国广大民众的文化生活中,讲古说史是民间文艺的一大传统,它昭示着亿万百姓对民族历史发展的关注,对自身生存环境的关切。特别是不通文墨的人们,大多只能通过口头传播的各种方式,获得对于历史的认识与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电视台在新的千年、百年之始,及时播出长达1800分钟(每日5分钟,前后将历时一年)的大型历史文献片,通过“纷繁的画面和沧桑的声音,再现了我们风云变幻的百年历程”,实乃顺应民心、体贴民意的一件大好事;也是对我国电视文化的一个大贡献。

如此庞大而繁复的电视创作,从选题到完成,其间经历的困难是不言而喻、可以想见的。同业们都很明白,需要在限定的日期内实现的这项系统工程,以我们目前所占有的资料与素材,实在有太多必须勉力克服的贫弱之处,乃至空白之处。敢于面对这一巨大选题,已充分显示了创作者们的气魄与胆识,令人感佩;而将千方百计地收集到的大量照片、录音、胶片、磁带,加以巧妙地编组组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成功地完成了这部迄今为止中国最长的电视纪录片,更让人赞叹。这个创作集体,倾心竭力地寻找着“一种书写中国百年史的电视方式”,以“最高级的智慧体操”,对每个画面、每个声音字斟句酌地精心编辑、操作,因为,他们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在从事一项神圣的使命,是在为世界、为中国、为中国人留下一份弥足珍贵的“世纪中国”影像历史;他们真诚地表示:为此付出的一切代价,都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这个拥有29人的创作群体,其平均年龄只有29岁。所有这些,让我们深受感动,对这支年轻的创作队伍的敬意油然而生。

二

细细地体味这部长篇巨制,可以感受到它富有民族文化意蕴的鲜明特征。

首先,是内容设置的民族文化内涵。

其中最重要的,我以为是民族精神的体现与民族文化的渗透。中华民族几千年持续发展的文明传统,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从“有无相生”注重整体功能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和谐观等文化观念,到具体的审美方式,都有着大量可供汲取的民族智慧的精华。著名前辈学者张岱年先生在《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一文指出,中华文化传统孕育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乃是民族文化、民族智慧、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价值目标、共同理想、思维法则和文化规范的最高体现”。我们的电视创作应当表现的,正是这种民族精神和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发展创新,我们电视人的重任,正在于用最现代化的手段,弘扬我们民族的独特精神。

在《百年中国》里,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围绕着我们民族百年历程、凸现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宏观视野与微观视点的结合。比如大标题:从“风雨世纪初”到“迈向新中国”,包容着东方古国五十年的历史沧桑;从“共和之梦”到“救亡之路”,描述了华夏民族追求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的艰难征程,如此等等。又比如内容的选择,既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的方方面面;也书写了“《苏报》案”、“临城劫案”等具体事件的史实。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邪恶野心与残暴行径,到中国人民的同仇敌忾与奋勇抗争;从蒋介石的黯然下野到毛泽东的“进京赶考”;无不进入了创作者的视界之内,并得到真实、生动的展示。尤其要指出的是,在系列片中,特别关注了文化领域的大量信息,作者以细致入微的目光巡视并吸纳入围,如文坛巨匠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的发表、北大校长蔡元培关于小学教员的社会位置与责任重于大总统的演讲、中国的第一家幼稚园第一所现代学校第一张报纸第一份杂志的创办、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的开播、中国电影第一部长故事片的首映等等。它以丰富的影像与丰厚的声音告诉人们,在这一百年间,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历经过封建王朝的坍塌、抗日战争的胜利、三座大山的倾倒、人民中国的诞生,直到改革开放的巨变、香港澳门的回归……它带领人们回首往昔峥嵘岁月,重现当年激荡风云,从而使人们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翻天覆地的今朝。因此,它给予我们的启迪是十分深刻而巨大的。

在《百年中国》里,我们随时可以感受到,民族传统美学中独特的抒情与伦理的交融。在它的画面与声音中,充盈着伦理性的思想判断与情感诉求,并体现在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创造意识之中,如浓郁的宣教意识、忧患意识、苦难意识、团圆意识等等,不论大小标题,还是长短章节,无不包容其间。在状绘上半世纪的篇章里,呼唤民族的觉醒,宣扬国家的灾难,张扬民众的反抗,憧憬百姓的安康;在描述下半个世纪的篇章中,则放眼祖国河山,对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稳定,经济的腾飞,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繁荣,给予了理性的剖析与热情的讴歌;通篇以视听艺术的强大冲击力,感染与吸引着观众的身心投入。在我们民族古往今来的文化历史中,强烈的是与非评判,鲜明的真善美与假恶丑对照,“情”与“理”的二元对立,发生在一个巨大的抒情文化传统之内,造就了“主情”的民族文化精神。在整个电视片中,同样可以清晰地辨别出这一悠久民族传统美学的身影。这部作品里,既有多处客观、冷静的论述,以表达创作者深入的理性思考,如对于黑暗政局的描绘,从“大清王朝”的苟延残喘,到“蒋家王朝”的分崩离析等史实的铺衍;更有大量饱含真情实感的抒发,以显示作品浓厚的民族文化特征。我们不仅可以从各章的大标题如“暮鼓晨钟”、“山重水复”、“风云变幻”、“众志成城”……到众多小节标题如“山雨欲来”、“同仇敌忾”、“粉墨登场”、“众叛亲离”……的拟定,看到它的印迹;更可以在众多的画面与解说词如“瑞雪兆丰年,这场雪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呢?”、“鸦片战争教会了慈禧太后‘租界’这个词”、“战争与胜利、血泪与光明,1949年的画面构成了物换星移的历史篇章”里,感受到充满激情的民族文化精神。

在《百年中国》里,我们随意可以捕捉到,内中蕴涵着民族传统美学特质的形象与神韵的共生。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里,“形”与“神”是一对非常重要的范畴,我们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在许多文章里反复阐释过关于“形神交至”的绝妙文化意境,他指出:“一个民族的盛衰存亡,都系于那个民族有无‘自信力’”,而“这种民族‘自信力’——民族精神的表现与发扬,却端赖于文学的熏陶”,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有力的论断转换于艺术,特别是影视艺术领域。因为,影视艺术与宗老所论的“文学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有着本质性的相通。固然影视作品主要不是“留在纸上的影子”,但恰恰因其特有的活动影像与鲜活声音,而更具有把民族的表征和社会的事件,形象地呈现观者面前的优势;因此,它也就可以更有力地“左右民族的思想,激发民族的精神”。宗白华先生还深刻地论述过“描象的价值”,指出:“艺术的描摹不是机械的摄影”、“我们在艺术的描象中可以体验着‘人生的意义’‘人心的定律’,‘自然物象最后最深的结构’,就同科学家发现物理的构造与力的定理一样。艺术的里面不只是美,且包含着‘真’。”这些发人深思的过人见解,给予我们的启发是极其重要的。在这里仅就《百年中国》里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以佐证之。作品重笔浓墨描述了上半个世纪结束前,经过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忘我献身的奋斗,中国终于获得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并于1949年举行了震动世界的开国大典。作者们“走笔”至此,激情满怀地展示着那些珍贵的历史镜头;同时,深情地告诉观众:“通往天安门城楼的古砖道有整整100级。100个台阶并不长,然而为了登上这100级台阶,中国共产党经过了28年前仆后继的浴血奋斗。为了登上这100级台阶,中华民族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英勇斗争。”这段话说得多好啊!古砖道上的100级台阶,是非常具体形象的,但在它们的背后,却不动声色地隐藏着100年的历史;其中蕴涵着我们民族面对的灾难与浩劫,和中国民众为此付出的鲜血与生命!

三

《百年中国》内里厚重的民族文化特质,也必然表现于它的形式表述之中。正如宗老所言,“每个艺术家都要创造形式来表现他的思想。”他多次引用德国大文学家歌德的名言:文艺作品的题材是人人可以看见的。内容意义经过一番努力才能把握,至于形式对大多数人是一个秘密。他认为每一个艺术家必须创造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因为,艺术品要能感动人,不仅依靠新内容,也要依靠新形式。我认为,这部大型系列片的创作者们,在作品中突出地显示了他们在艺术形式方面的民族化追求。

其一,是“对比”手法的运用。“对比”,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常用的技巧。因为它便于反正相生,能够有力地概括现实生活的矛盾。中国方块字的特点,更使它甚至可以在诗文中营造巧夺天工、精美如绣的对仗,并用平仄交叉对称,达到声调铿锵的音乐效果。而电视艺术的视觉形象和蒙太奇结构,更可让创作者随心所欲地剪裁时空、调遣声色,使对比的艺术显得更为灵活、鲜明和有力。在《百年中国》里,无论是影像还是声音,无论是镜头组接还是解说词语,我们都时常可以发现“对比”手法的出色运用。例如作品起始于1900年,面对浩瀚纷繁的历史事件,作者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从何说起?”他们删繁就简,抓住当年新旧历的特殊巧合:中国历法的腊月初一,正是世纪公历的元旦;然后从紫禁城的“异常宁静”,转向地球的另一端:新世纪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并具体地对比了意大利正在上演风靡一时的新歌剧;法国如期举行展示工业革命最新成果的万国博览会;而美国的经济学家,则得意地用“繁荣的恐慌”形容经济的上升势头。在这里,通过电视艺术的特有手段,明白如话地展示了地球的两端完全不同的氛围与节奏,呈现了进步与落伍、革命与守旧的对立态势,强烈地渲染了:“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正越拉越远!”再如以“甲骨文之父”王懿荣之明亮清澈的眼睛,与出卖祖国珍宝的“敦煌道士”王圆录之呆滞浑浊的眼睛相对比,形象而又真切地对比了善与恶、美与丑泾渭分明的人性,给人以是非分明的教益。还有具象地展现了清末的一张外国明信片上,洋人把中国妇女的脚和手做了对比,并以此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象征;当我们看到和听到这里,怎能不为之扼腕顿足?紧接着,作品在表现上海刚刚建立女塾学校的同时,没有忘记告诉人们,此时欧洲的居里夫人已经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的桂冠。通过这些对比鲜明的情节,既挑明了当时中外女性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也引发人们深思社会革命的不可避免性。经过影像与语言、时间与空间艺术化的对比处理,既可将作品的内容点染得生动、感人;又可使作品凝练、简洁,笔墨经济,产生引人入胜、发人深思的艺术效果。这也体现了创作者的匠心追求。

其二,是“细节”情趣的传达。在我国成功的电视作品中,无不活跃着若干充满情趣的细节,电视艺术往往通过许多“举重若轻”的巧妙细节情趣的传达,达到震动观众心灵的强力艺术作用。在《百年中国》里,也同样可以发现这一体现中国传统美学特点的艺术手法。例如当作者以十分沉重的“笔墨”,描绘了100年前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展现“八国联军入侵”的纪录影片之后,又以十分凝重的“语言”告知观众:“今天,在天安门那对威武的石狮子胸前,还能看到100年前深深的弹痕。”此时此刻,不知是否有人能够做到无动于衷呢?又如作品叙述慈禧下令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得以重返京城时,创作者用心良苦地选用了一个细节:“她第一次上了当时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火车。乐队演奏着《马赛曲》,这首法国大革命时的战歌,成了欢迎慈禧的迎宾曲。”紧接着,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看来,许多事情都在变,也必须变了。”在这里,人们会想到“变则生,不变则亡”的真理;当然,这个“变”字的内涵,必须是根本性的“革命”。在作品里,我们还会不断地被各类生动的细节吸引,比如描绘20年代末期社会生活状况的事例:既有“电车公司调度平焕文,月收入40元,根据1928年国民政府上海普通居民生活统计,可成为小康之家”之例;又有“胡蝶和阮玲玉是当时最红的影星,月收入达2000元”之例。50倍的差距,给人提供了重要的社会经济信息;又让人感受到社会生活水平的巨大悬殊;平民百姓生活的艰难困苦尽在不言中。富有情趣的细节,既包含着电视艺术作品中借助媒介手段传达的人生况味;也蕴涵着受众在审美活动中被唤起的主观的美感享受。它有利于贴近观众的身心,使人从中获得一种人文的关怀与审美的愉悦。

艺术创作之中,一定包括形式的创造;而形式的创造之中,又表现着作者的人格与个性。在新千年、新世纪到来之际,多少媒体与作者为迎接新时代,热情地投入了艺术的创造;但是所有的作品,即使是同一题材、同一主题、同一体裁的作品,也必然因为不同的艺术个性,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与风采。以“百年中国”为题材,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作品,已纷纷面世,构成了百花争艳、异彩纷呈的美妙风景。在其中,《百年中国》无疑是一朵硕大、丰满的奇葩;是一份富有生命力、独创性的重量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