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闻无学”的回应

二、对“新闻无学”的回应

新闻学研究在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和为新闻学“立言请命”的情怀。在“新闻自觉”过程中一个触发因素是来自学术内部,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学科建设、学术研究蓬勃开展,各行各业专业职称评定工作也全面实施,等等。这一切需要有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学术文章做支撑,而检点新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学术文章,有相当数量属于工作经验和认识体会之类,缺乏体系周密、资料翔实、论述严谨的规范及经典之作,与家学渊源深厚的文学、历史、哲学、法学等学科成果相比较显得有点“小儿科”了。再加之新闻对政治的过度依赖,或者说是政治对新闻的特别关照,新闻成为政治宣传术的一个方面,其自身的概念体系及学理性等都相当孱弱,于是便有了“新闻无学”的质疑。它一方面似乎成了学术界的“共识”,另一方面也成了新闻学研究者的心头之“患”,于是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证明自己的价值,一批新闻学研究成果也由此产生。

考察新闻学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长期以来受媒介的宣传报道属性影响,新闻学研究也是紧跟着时代走,紧跟着报道走,紧跟着政策走,导致学科自身知识积累的贫乏,容易受到长官意志、行政命令的左右,新闻学研究容易受到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围绕“语录新闻学”转圈子,新闻学理论有所谓的“五性一论”之说,即：阶级性、思想性、指导性、群众性、战斗性和阶级斗争工具论(“两论五性”说法加“无产阶级专政工具论”)。新闻史的研究与党史、革命史不分；新闻业务的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写作技巧和操作性问题,强调的也是思想性、准确、鲜明、生动文风等问题。作为新闻学的核心基本概念、范畴、原理没有建立起来,甚至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连陆定一的新闻定义也被视为“客观上为资产阶级新闻学涂脂抹粉”。论证的逻辑性、学科的体系性等都显得非常欠缺。除却过于狭隘的政治因素外,新闻的学理底蕴不足客观上与新闻的活动方式也不无联系,“由于新闻事业具有实践性极强的特点,而且实际上它与政治、道德、意识形态等社会环境有着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因而它本身的学术内涵常常被大量日常的新闻采访、编辑以及经营管理的技术性操作或技能性训练所湮没。它的理论机理也常常被其他社会科学或文学理论所遮盖,被传统学术界轻视。”^[15]

总之,新闻学研究基础薄弱、层次较低,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比较,学术底蕴不足；与国外新闻学研究比较,我们所谓的新闻学非常强调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性,缺乏学科基础通约性内容的研究,如西方研究者从本体论的角度将报纸的作用概括为四个方面：“1.报道新闻；2.发表评论；3.提供娱乐；4.刊登广告”。^[16]而我们有的研究则从工作与宣传的角度就事论事,将报纸的作用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到表扬好人好事一下总结出十几条来。这些既是新闻学研究过程中在某一阶段的现状,同时,也是新闻学研究需要突破的“瓶颈”,“新闻自觉”是新闻学的科学性的自我觉醒,并成为提升新闻学研究的水准的要求和标志。

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对外开放与国外的学术交流的作用下,信息社会、信息概念为人们所耳熟能详,新闻媒介的基本功能就是传播信息,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信息观念的确立给新闻学研究带来了深刻变化。新闻学研究长期游离在几个“某某性”之间的状况得以改变,“信息”成为这门学科的逻辑起点,寻找到这一新闻学的“根”,为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为此宁树藩教授曾评价道：“信息观念给新闻学研究所带来的变动是深刻的、广泛的,影响深远。”^[17]从学科知识体系出发,这一阶段新闻学在新闻理论、新闻史和新闻业务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并有所突破,一批研究成果问世,同时,新闻学界将西方传播学引入并开始研究借鉴,这些都初步扭转了“新闻无学”的认识偏差。

(一)新闻理论研究

长期以来新闻学的理论研究都是一些单篇、零散的文章,不成体系,内容多为某一时期、某一方面对宣传工作的看法、主张,结合实际阐发经典著作中的有关论述。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教授撰写的《新闻理论基础》,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公开出版的新闻理论专著,书中的新闻和舆论原理,事业的性质、作用和工作原则框架体系,对一个时期的新闻理论研究产生了影响。

20世纪80年代,在新闻学研究领域生机勃勃,取得了一批在当时有广泛影响的研究成果。如1982年,北京广播学院康荫教授的《新闻广播学研究》出版,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张宗厚、陈祖声编写的《简明新闻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1983年,胡绩伟、李普、戴邦等撰写的《新闻干部培训讲座选》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戴邦、钱辛波、卢惠民合编的《新闻学基本知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1985年,复旦大学新闻系余家宏、宁树藩、叶春华三位教授合著的《新闻学基础》出版,1986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理论教研室的《新闻学概论》,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美、童兵的《新闻理论简明教程》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1987年,郑旷主编的由全国20个新闻院校教师联合编写的《当代新闻学》由长征出版社出版。1988年,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王益民教授的《系统理论新闻学》由该校出版社出版,1990年,郑保卫的《新闻学导论》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等等。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研究,在资料和学术上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一批成果问世,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编的《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论文集》,童兵、郑保卫的《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秦中河的《列宁报刊活动年表》,窦其文撰写的《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的编辑出版,童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夏鼎铭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报刊理论与实践》等。

新闻理论的研究呈现出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现象,如由长征出版社1987年出版,郑旷主编,由全国20个新闻院校教师联合编写的《当代新闻学》,其中有新闻伦理、大众传播学与新闻边缘科学等内容。舆论学的研究取得了突破,1986年中国第一本舆论学专著刘建明的《基础舆论学》出版。

(二)新闻史研究

新闻史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有方汉奇的《中国古代的报刊》、《中国近代报刊史》,黄卓明的《中国古代报纸探源》,方汉奇等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丁淦林等的《简明中国新闻史》,梁家禄、赵玉明等的《中国新闻业史》,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王洪祥等的《中国新闻史》,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等等。

新闻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除原有的报刊史和通史研究外,还出现了一批专门史及人物的研究成果。如韩辛茹的《新华日报史》,黄河、张之华的《人民军队报刊史》,赵玉明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姚福申的《中国编辑史》,胡太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等,顾行、成美的《邓拓传》,方蒙的《范长江传》,洪惟杰的《戈公振年谱》等。对新闻界人物的研究主要有1983年至1987年新华社出版的《新闻界人物》,共10辑,包括对黄远生、邵飘萍、梁启超、张季鸾、邓拓等一大批新闻界著名人物的介绍。

新闻史著作层出不穷,从方汉奇教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到由方汉奇主编、40多人参加撰写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内涵不断扩大,其中共有3卷本,多达240万字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七五”期间的国家重点研究课题,于1987年开始启动。

大型的新闻工具书从80年代初期也相继出版,其中代表性的有1982年起每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年鉴》、1987年起每年出版的《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和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等。

此外,由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于1986年出版,全书共收入5368词条,总计184万字。对新闻学研究的体系、概念术语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在新闻学研究中起到了填补空白和建立路标的双重作用。

(三)新闻实务研究

新闻实务研究是指新闻活动操作层面,实践性较强,以新闻的采、写、编、评等的研究为主。在出版的新闻学术书籍中,属于新闻实务研究的占有较大的比例。据不完全统计,仅1979年至1992 年,编辑出版的新闻实务研究的专著、编著、译著以及论文、作品集约1200种。^[18]其中较有影响的新闻实务研究著作有安岗的《新闻论集》,胡绩伟的《新闻工作论说集》,艾丰的《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郑兴东的《报纸编辑学》,蓝鸿文的《新闻采访学》,刘海贵、尹德刚等著的《新闻采访新编》,胡文龙、秦珪等著的《新闻评论学》,刘明华著的《西方新闻采访与写作》等。此外,还有大量身处新闻工作一线的记者和具有丰富工作经验、从一线岗位退下的老记者,在诸多新闻业务刊物上发表工作体会、经验谈之类的内容鲜活的研究文章。^[19]

(四)新闻边缘学科与传播学研究

这一时期新闻边缘学科的研究也开展起来,其特点表现为新闻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生成出新的研究。1988年10月,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在武汉举办全国首届新闻学新学科学术讨论会,涉及到的边缘学科多达20余门,诸如新闻法学、新闻伦理学、新闻心理学、新闻社会学、新闻媒介经营管理学等等。其中新闻心理学取得相对而言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有《新闻心理学》(张骏德、刘海贵著,1986年)、《采访心理学》(申凡著,1988年)等专著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的传播学引入在国内新闻界引起较大反响。20世纪80年代,一批传播学书籍相继面世(以译著和普及介绍为主),代表性的著作有：《报刊的四种理论》、《传播学(简介)》、《信息·沟通·传播》、《传播学引论》、《大众传播通论》等。传播学的介绍,加剧了不同新闻观念的交流与“冲突”,长期封闭之后的开放,一下接触、了解到外界研究的状况和特点,新闻界的反应是复杂的,或惶惑不安或莫名兴奋,有认为传播学是“超阶级的社会调和论”,^[20]有如获至宝,操持上阵,在短时期内,又没有从容的心态和必要的知识准备去了解体察来自西方的传播学内容,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正常反应。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对待西方学术内容表现出一种复杂的心态,有惯性的抵制,也有吸收的焦灼,双方存在着冲突,甚至也有动用权威力量介入的冲动,好在“文革”刚结束,官方和学界对政治运动都保持警觉,还是在学术的范围内进行探讨,这种“冲突”对于学术的进步具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与观念的沉淀和消化,传播学为人们所接受,影响迅速扩大,为新时期中国新闻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丰富了新闻学研究的内涵。

据《中国新闻年鉴》提供的名录统计,我国内地1949～1976年的27年间出版308种新闻学著作,1977～1990年的14年间出版1380种,后者为前者的4.48倍。^[21]“新闻无学”的偏见在这些凝聚新闻学研究者心血的众多的成果面前渐渐消退了。通过“新闻自觉”时代的努力,不仅使新闻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赢得一席之地,而且为90年代以后新闻传播学成为一门显学打下了基础。同时这一批研究成果具有拓荒价值,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在此基础上新闻学研究才有以后的进一步的深化。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其新闻学的研究水平参差不齐,新闻学研究的专著、教材数量上有一定规模,但内容及体系大同小异,有突破性的成果不多。发表的新闻学方面的文章更是多得无从统计,然而大部分内容或过于微观具体而普适性不强,趋时应景成过眼云烟,有理论创建和思想深度的不多。所以,新闻学虽然在这一阶段发展势头很好,但学渊尚浅,整体水平还有待提升。